精英們當聯系毛澤東起點審視一下自己的實踐　　

我說過，歷史是公正的，她不可能讓真理和偉大產生在玩世不恭、不學無術（略知稍識也不行）的人那里。歷史永遠偏愛那些忠于人民、克私為人、終身孜孜奮斗者，不斷賜予真知卓見。為了讓偉大奮斗者的真理最終具有征服人心的心力量，讓真理最終實現（摻假的真理，一定要被淘汰），歷史有時還會將人民“麻醉”一下，然后再將人民喚醒，從而加深、提高人民對真理的“透切度”。　　

毛澤東忠于人民、為民奮斗，克己清廉，鉆研探索，終身如未怠……大凡正直的中國人，對此是充分肯定的，——甚至他的敵人，有時也不得不承認這一點。　　

從以上表達的“智明生于‘無私’、聰慧來自‘勤勉’”的邏輯出發，毛澤東的社會主義追求、實踐和苦苦探索，理應得到后人尊重和重視，并不斷作回溯性研究的。這樣，是對我們后人改革極其有益的。　　

那么，今天的人們，應當不斷重溫毛澤東的哪些實踐和探索，而為自己的改革開放定標呢？愚以為，最重要的是如下幾點（精英們當聯系毛澤東起點審視一下自己的實踐）。　　

第一，法律化地確立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　　

中國人不會忘記，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從此，中國革命才逐步結束在黑暗中徘徊的窘境，才逐步走上正確的道路。現代歷史證明，沒有正確的理論，就不會有堅強的無產階級政黨, 就不會有方向正確的革命運動,也就不會有立場科學的一大批革命戰士，也無法提出新的改造世界的任務和建樹新人的道路。鑒于革命的復雜性和歷史進步的艱巨性和曲折性，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人是把堅持馬列主義作為象“保護法寶”、“不能丟刀子”一樣的重要而提出來的。　　

歷史將證明──如上所說，這是堅持了歷史運動和理論的邏輯一致性。毛澤東固然十分反對機械化地照搬照抄馬列的句章，死守其條文或片言只語，反對不聯系自身情況而一切套用馬列的做法。他始終認為，世界上任何事物、事情和工作，凡屬正確認識和工作方法，應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統一；不考慮自身情況的個性特征，一切把馬列全搬過來，就不得了。但也不能否定，毛澤東在批評這一錯誤傾向時，卻又更多地警惕有人放棄馬列，“丟刀子”的情況。　　

在其晚年，他甚至提出了“我們黨真懂馬列的不多”的問題，認為一些人片面性和形而上學猖獗；還有些人──當然仍是好人──錯誤路線一下來, 總是跟著走。破。毛澤東這樣地提問題, 也和列寧的基本認識有關（或基本一致）。列寧認為，在經濟落后，社會文化相對落后的民族，其革命階級、政黨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不可能一下子或短期內就很成熟全面，他們可能接受馬克思主義的某些方面，而將其片面化，偏面化，這也就更需要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為我們的理論基礎。　　

第二，堅持“中國共產黨為領導中國革命事業核心力量”的根本原則。　　

政黨現象在一定意義上說，是伴隨階級的產生而產生的。因為社會人們在階級社會里是劃歸各自階級的，而階級通常是由本階級最具本階級特性，最能代表并體現本階級利益的積極中堅分子的群體去控制、領導的。這些群體通常組織起來，比如團、會、組、黨等。在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無產階級的先進分子為了實現全人類解放的任務，無一例外地會組織成無產階級政黨。這是社會學、政治學和組織學早以揭示的必然規律。毛澤東堅持這一規律，把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當成重大的政治原則。在建國后，我黨作為執政黨，對國家及一切行政部門實行集中統一的領導。在黨內，也建立一整套相對健全的領導和工作機構，以及一整套上級對下級的檢查、督促和巡察制度。這種上級對下級的領導, 不但直接體現在黨政系統,而且在業務、企業單位也組建黨組織，實行在黨委領導下的首長負責制。這就是毛澤東本人稱謂的“黨的一元化領導”。　　

不可否認，現在，少數向往還多少帶點迷信西方民主的人，總是對我們實行相對集權的“黨領導一切”的政治體制，存在疑義。殊不知，在開始消滅階級到完全消滅階級的大的歷史過程中，用民眾精英的政治領導來取代剝削階級政治寡頭的統治，這是一個不可或缺的歷史過渡。歷史將由此再發展向全民共主的“真正的人的徹底解放”。當然，這里有一個關鍵性的問題：社會主義社會要另營造一個機制，確保真正的民眾精英組成黨，并在精英中選擇更為優秀者，成為黨的領導。　　

毛澤東堅持黨領導一切的觀點，是一個貫徹一生的觀點。在本世紀的二、三十年代，他就在一系列著作中，分析強調了中國共產黨在中國革命中領導地位和核心作用。到了40年代，他進一步認為：“沒有中國共產黨的努力，沒有中國共產黨人做中國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國的獨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中國的工業化和農業現代化也是不可能的。”(1)建國后,毛澤東仍反復強調：“中國共產黨是全中國人民的領導核心。沒有這樣一個核心，社會主義事業就不可能勝利。”(2)在這里，毛澤東最值得人們研究的是其晚年的關于黨自身建設的思想（這是一個頗具探索性，也極具爭議的思想）。50年代末，毛澤東便開始注意到黨的自身問題，看到了黨和一切事物一樣, 都不是永恒不變的。只有不斷加強自身建設,才能代表人民。毛澤東公然申明：黨的領導就應是正確思想的領導。　　

第三，實行社會主義公有制和計劃調節，并讓公有制上憲進法。　　

建國后，逐步實現生產資料公有制，固然是馬列理論原則的要求，同時也是毛澤東及人民大眾對以往的社會生活、革命活動和認識研究的必然要求。有些研究毛澤東的人們注意到這樣一個事件：毛澤東的少年時代，其父毛順生為了發家致富，擴大田產，居然不以族親為念,更不以仁愛之心憐人,在其一個族家兄弟家境窘困之時，不但不伸出援手，反而投井下石，以極低的價格，訛詐性收買了他的十幾畝好地，逼得這位兄弟后來流離失所，終至窮死他鄉。這件事極大地震憾了當時毛澤東的心靈。使毛澤東少年時代就看到了私有制是廣大群眾受苦受難之根，從而推動了毛澤東走向人民，走向革命，立志為消滅私有制而奮斗。所以，實現公有制，是毛澤東的久有愿望。中國的社會主義公有制有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兩種。　　

在建國初期，鑒于蘇聯的經濟模式，毛澤東基本上一直認為公有制是“我國國家和社會的唯一的經濟基礎”，是社會主義的“通靈寶玉”。故而讓公有制上憲進法。毛澤東的這一認識，在毛澤東去世后，一直至今，還在被少數知識精英批評為：把復雜的社會經濟結構有點簡單化了，把社會經濟制度變革的速度理想化了，也對廣大群眾的社會主義積極性估計過于樂觀化了。而這些知識精英的批評——除開學術討論——都是在沖擊我們國家的根本大法。　　

而現實正在為毛澤東做出新的證明：任何對公有制的動搖，那怕是部分改變，都會使社會主義、共產黨、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失去存在的基礎。　　

與公有制相適應，毛澤東在經濟調節手段方法上，提倡實行有計劃按比例發展，這一點不能只理解為是對蘇聯模式的學習，因為，即使中國在封閉獨立的情況下，只要實行公有制，計劃調節肯定是其首選的方法手段，這是社會經濟事物自身要求的邏輯。眾所周知，在毛澤東的晚年，社會經濟生活出現了許多矛盾、困難，究其根源，也是多方面的。一方面是新社會發展過程中的客觀必然性困難；另一方面是一些本不同意社會主義改造的“共產黨人”對毛澤東怠工、故意左傾造成的（大躍進中不聽毛澤東反復批評而浮夸、冒進，社教中故意打擊一大片，文革中假冒“十分革命”而挑動群眾等）。　　

在這個問題上，值得人們進一步研究的是另一情況：在我們前幾年實行大膽改革，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中，有部分研究者認為，毛澤東實行的計劃經濟造成了中國的新一輪的落后，并且認為計劃經濟在任何地方的任何時候，都不可取。其實這一觀點忘記了這樣兩個事實，一是公有制條件下的計劃經濟曾幫助過所有社會主義國家，在十分落后和貧困的情況下，共建了工農業的發展基礎；二是解體前的蘇聯，就軍事經濟的綜合力量而論，已是當時世界公認的第二個超級大國。這一地位的形成，恰恰是在公有制和計劃經濟的條件下形成的。這里可以猜想，在社會主義道路上苦苦探索的毛澤東，一直到生命的最后，還把公有制和計劃經濟作為社會主義的本質和重要特征，是否與此有關呢？　　

而今為毛澤東提供的新的“事實”是：自由主義市埸化，讓我們無法在資本主義的必然的（有時是周期性）經濟危機中，巋然不動，——而有同資本主義同“進退”的尷尬。　　

第四，建立以“克己奉公”為核心的全社會性的思想道德模式。　　

與實行黨的集中統一領導和經濟上實行社會主義公有制相一致，──也是和社會主義的文化目標相一致，毛澤東和我黨大力提倡進行以“去私奉公”為核心的社會主義倫理道德和文化的建構。隨著社會主義探索活動的展開，因涉及到社會深層文化層次而遭到舊傳統文化的反抗，社會改造一時顯得艱難時，毛澤東不無慨嘆，認為“嚴重的問題是教育農民”，克服人的利己主義和其它舊觀點，是一個十分不容易的事。這時毛澤東肯定已開始在深層次上體味列寧和馬恩所說的這樣一些精彩而入木三分的話：　　

“千百萬人的習慣勢力是最可怕的勢力”。(3)　　

“……。而這些小業主用他們日常的、瑣碎的、看不見摸不著的腐化活動制造著為資產階級所需要的，使資產階級得以復辟的惡果。”(4)　　

“一切已死的先輩們的傳統，象夢魔一樣糾纏著活人的頭腦。當人們好象只是在忙于改造自己和周圍的事物并創造前所未聞的事物時,恰好在這種危機時代，他們戰戰兢兢地請出亡靈來給他們以幫助，借用它們的名字、戰斗口號和衣服，以便穿著這種久受崇敬的服裝，用這種借來的語言，演出世界歷史的新場面。”(5)　　

為了改變千百年來人們舊思想習慣，毛澤東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提倡學習馬列主義，開展各種教育運動，倡揚積極的思想斗爭，號召人民解放思想，讓人們投身到三大革命中去鍛煉、改造，樹立各種英雄模范人物……。　　

第五，社會主義民主。　　

關于毛澤東建國早期的社會主義模式的重要內容中，另有一個不可忽視的民主問題。民主問題在當代世界上是一個“宇宙級”的最高等的難題，它同國家制度、群體組織活動原則和人際協調內容、規則等一系列極復雜的問題相聯系。這也是今天的人們評價毛澤東的重點問題之一。　　

關于這一點，我們在其它地方已有過詳細地展開性論述。這里要說的是：毛澤東作為封建專制制度的極為典型的叛逆者，爭取民主，以此保證社會主義的存在和發展，是他的不懈追求。他認為民主是社會發展的根本問題之一。還在中國革命剛剛露出勝利曙光之際，他針對友好的民主人士黃炎培對中國共產黨能否跳出中國歷史運動周期率──歷史改朝換代中“其興也勃、其亡也忽”──的憂慮，明確回答說：　　

“我們已經找到了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6)　　

毛澤東的這一思想，一直貫徹在他的建國立制的具體實踐中。首先，建立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以代表人民掌握國家權力；其次, 在社會各級黨政組織中法律化地規定了必須貫徹民主集中制的原則；再者，通過群眾運動，最大限度地讓群眾參與社會的三大實踐，讓人民監督黨，監督政府，監督社會，提高自己，體現自主精神，培養健康的自主意識等。這一點盡管也頗有爭議，但就實際情況來說，這是一個極有意義的創造，起碼有“負面問題的反作用”的作用，因為社會政治、文化變革的辯證法，常在這方面有生花妙筆。　　

如今，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那些口口聲聲提倡民主、對權力實行監督的資改精英，他們一往情深地向往西方那個普選、議會、游行、監督，卻恣意撻伐毛澤東的民主創意。他們的剝削階級的金權嘴臉是十分清楚的。　　

是的！今現“桀犬吠堯”——自“堪笑止”，明日總有“泥牛入海”——必“無消息”！不斷回顧毛澤東，將大大有益于我們的改革。　　

注：　　

(1)《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1098-1099頁

(2)《新華半月刊》1957年第12號第57頁　　

(3)《列寧全集》第31卷第26頁　　

(4) 同上　　

(5)《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121頁　　

(6)《毛澤東的語文藝術》第5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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