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一提到“辛亥革命”，就免不了讓人想起“投機革命”這個詞。按照《辛亥廣西百年祭》作者的說法，就是：“革命者懷著追求真理的理想，為民主、自由而戰，不惜拋頭顱灑熱血。然而，并不是所有參與這一偉大進程的人都有著同樣偉大的情懷。一些尋常民眾，也許只是為了有口飯吃，為了活命，才懵懂地拿起了槍。而有另外一種奸雄，則是看到了成功在望的大好前程，把革命當成了一支“潛力股”，他們的“投資”是為了更大的回報。”
《南國早報》“辛亥革命連載”就介紹了辛亥革命期間的一位《投機革命的梟雄》：“如此一名梟雄，革命黨當然要極力爭取。王冠三派莫顯成等去四十八弄游說沈鴻英，在一番苦勸下，沈鴻英決心受同盟會“招安”，還積極地向匪眾說：“不要做土匪了，土匪做得一輩子嗎？現在有機會替國家出力了，我勸大家都來參加革命。”
但是，沈鴻英對同盟會有疑慮，只帶了40多人槍出來，留副頭目李天民率100余人守住大本營。直到同盟會柳州支部率領民軍奪得柳州政權、宣布柳州獨立后，沈鴻英才通知李天民、韓彩鳳、何才杰、沈榮光率領大部隊出山，也因此封官獲賞。”
作者評論道：“由此看來，沈鴻英其實是“被革命”，并非真有革命覺悟，與其說他是想“替國家出力”，不如說是為自己打算。俗話說“亂世造英難”，說不定參加革命黨還能撈得一點好處，甚至能當官發財，生活更安穩呢。”
那么，沈鴻英這樣的“投機革命”行為，是否值得支持呢？
能夠具有革命覺悟，真心誠意為了勞苦大眾而參加革命，這當然是最好的。但是，“為自己打算”“看到了成功在望的大好前程，把革命當成了一支“潛力股””而“投機革命”的行為，也是應該得到支持和鼓勵的。
魯迅先生就曾在一篇雜文里就說過：在革命剛開始的時候，脫身革命軍的人只是在“對現實不滿、希望改變現狀”這一點上是一致的。至于投身革命的初衷和目的，可以說是五花八門的，真正具有革命覺悟的是很少的。其余的人，有的是為升官發財個人前途，有的是為了某個愛人，還有的人就是年輕氣盛喜歡冒險，甚至有的是已經存了尋死的念頭只是想尋求一個轟轟烈烈的死法。所有這些并無革命覺悟的人，都可以算是“投機革命”。但是，只要這些人還在革命軍里戰斗，還在向敵人發射子彈，那么對于敵人而言就是具有相同效果的，絕對不會出現敵人只有被具備革命覺悟的人發出的子彈擊中才會受傷和斃命。隨著革命斗爭的白熱化，投機革命的人們，要么經受住考驗而轉變為真正具有革命覺悟的革命者，要么就會離開革命甚至叛變革命。這樣，在反革命武裝的“幫助”下，革命隊伍自然而然就會變得越來越“純粹”起來。
因此，“投機革命”是值得支持鼓勵的，革命的過程自會清理到投機分子。
這里要特別注意一點：很多人把“投機”與“騎墻”混為一談。其實這兩者是有著重要區別的。這個重要區別就是：投機者是在勝負未分的時候決定“下注”的（哪怕他兩邊下注），而騎墻者一定是在勝負已經十分明顯的時候才會“下注”。
例如，在解放戰爭剛剛爆發的時候，共軍的實力是弱于國軍。此時，某個人或者某個家族認為共軍最終會獲勝而選擇參加共軍就屬于“投機”。或者，某個家族分別派出兩支人馬參加共軍和國軍，這也屬于“投機”。如果此時采取“兩不相幫”的態度，等到國軍迅速“轉進”、勝負已經相當明顯的時候，再來參加共軍，那就是屬于“騎墻”。
很顯然，投機者對于革命成功是有著貢獻的，盡管他可能兩邊下注，而騎墻者對于革命成功其實是并無貢獻的。因此，投機應該鼓勵，而騎墻是應該反對的。
當然，有人會問：革命即將勝利之時，一定會有大量騎墻派參加，這樣，革命勝利之后，革命隊伍里就會大量存在投機者和騎墻派，這該如何辦呢？這個問題，要說難回答，那也難回答；要說容易，也是容易的。孫中山的回答是：喚起民眾，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毛澤東的回答是：發動群眾，每隔七、八年，來一次“靈魂深處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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