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導正“實事求是”觀的縮影——再揭杜氏《炎黃春秋》創刊20周年感言畫皮背后的真相

    

    我們在前一評中責問杜導正先生自詡的所謂20年來守住了“實事求是”原則。那么這個“實事求是”究竟有多少，是我們黨倡導的實事求是嗎？人們認為，20年來，《炎黃春秋》不懈地翻歷史的案、顛覆重大歷史事件、歷史人物結論，以及非毛化、丑毛化、反毛化的惡行劣跡累累，堪稱罄竹難書。第八期《炎黃春秋》的內容是杜氏“實事求是”觀的縮影。它的許多文章再一次為廣大讀者做出了杜氏“實事求是”觀的最新詮釋。人們越來越看清楚杜氏“實事求是”觀同我們黨倡導的實事求是光榮傳統風馬牛不相及，完全是兩回事。
    一曰把普世價值奉若圭臬。由王占陽寫的“新中國：百年來的現實與實踐”一文硬說：中共七大提出的“建立獨立、自由、民主、統一和富強的新中國”建國思想是“普世價值”。這種強加和篡改實在令人啼笑皆非。黨提出的獨立、自由、民主是針對國民黨反動政府的獨裁、專制、強權、反民主而來。中國人民有自己的價值觀，同國民黨反動政府的完全不同。用所謂“普世價值”來硬套到我們黨頭上，豈不是我們和國民黨反動政府合用一個價值觀了，天下有這樣滑稽的事嗎？還說：這個作為普世價值范疇的建國思想，“也是使中國融入現代文明主流的根本指南”。這是什么現代文明？作者心目中不就是西方的現代文明嗎？要說融入，又怎么融入？那種截然不同的價值觀怎能成為我國建國思想的根本指南呢？在“獨立”問題上，作者說什么“國內政治體制和經濟體制改革不合理、思想文化的陳舊落后等等，實際也都是導致我國的政治、經濟獨立仍然嚴重不足，國家也仍然未能享有應有的國際地位和國際尊嚴的深層原因”。按照作者的邏輯，種種落后和嚴重不足的深層原因，蓋也是出于沒有遵照普世價值觀作為根本指南吧。
    二曰刻意貶損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偉大意義。此文作者為丑聞遐邇的反毛急先鋒茅于軾。他在題為“中國人民是什么時候站起來的”一文中說什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是中國人民第二次站起來，而把抗戰勝利后，新中國成立前中國人民在國民黨反動政府統治下，受盡三座大山壓迫的痛苦日子稱作中國人民已經第一次站立起來了。大家知道，新中國的成立表明中國人民站立起來了，自從毛澤東主席在開國大典上說過以后，六十多年來，這是全國人民的共識。最近，胡錦濤在建黨90周年大會的講話中又明明白白宣布，新中國的成立，是“中國人民從此站立起來了，中華民族發展進步從此開啟了新的歷史紀元”。茅于軾就是這樣明明白白地唱著反調。茅于軾還說，抗戰勝利后，“中國雖然得到大片土地和財產，但是自己不爭氣。到1978年改革之前中國列入世界上最窮國家的行列，人均GDP幾乎排在最末位。群眾生活極端困難。”這個急先鋒蓄意把國民黨反動政府統治的舊中國和新中國成立之后的前30年捆在一起詛咒，完全無視從1949年到1978年新中國取得的偉大成就，從根本上抹煞中國人民“新舊社會兩重天”的切身感受。
    三曰攻擊社會主義改造。“華東財委的由來與影響”一文中說：“如果1953年后，中國不急于從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窮過渡，不強制推行社會主義改造，消滅非公有制，取消市場經濟，全面實行以公有制為主體的計劃經濟”。這段“如果”論，完全無視《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正確結論。歷史已經證明，黨在1953年提出的“一化三改”（即實現工業化以及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實行社會主義改造）的過渡時期總路線是完全正確的。正如決議所說：“在一個幾億人口的大國中比較順利地實現了如此復雜、困難和深刻的社會變革，促進了工農業和整個國民發展，這的確是偉大的歷史性的勝利”。我們現在回溯當初，這個“三改”的時間急了一點，還可以放長一點，但“三改”對我國社會主義工業化建設取得如此輝煌成就的迫切和至關重要的意義是客觀存在，豈是《炎黃春秋》所能貶損得了的。
    四曰肆意喧囂改革已走偏方向。由北京大學張千帆寫的“謹防改革走偏”一文，說什么改革已進行了30多年，改革走偏已有跡象。文章宣稱：“中國法制改革的規律是良法難落實，惡法則落實起來尤其快……個別法律的修改甚至不進反退，連漂亮的文本表面都維持不住”，“司法人員的外觀得到改善，看上去更像一個法官了，脫了軍裝大蓋帽，穿上了法袍……但是法院和法官還是和以前一樣不獨立，……十年之后，我們走到了一個方向不明的十字路口”，等等。不僅如此，按照作者觀點，當下改革已經“越改越糟”，“倒退的伏筆早已在20年前就已經埋下了。”20年前，1991年，這是什么年頭？那時，正值1989年政治風波平息不久，驅散了中國上空要顛覆社會主義制度、打倒共產黨的妖霧不久的時刻。而在作者看來，則是埋下了改革越來越糟的伏筆。作者在文內舉了不少所謂改革走偏方向、越來越糟以至倒退的事例，盡管某些事例在表象上是存在的，但作者對這些表象的認知、判斷和這些表象成因的分析同黨的觀點和主張是完全相悖的。作者說：“如果說經歷了‘大躍進’和‘文革’的一連串折騰，我們還‘家國破碎山河在’，幾十年不受控制的非理智發展，卻可能摧毀我們每個人賴以生存的‘大好河山’。如果到那個時候，空氣不能呼吸，水不能喝或不夠喝，食品里都是三聚氰胺、瘦肉精、有害添加劑……我們如何在這個地球上生存呢？”作者們不是一直在詛咒“大躍進”和“文革”給中國人民帶來的禍害嗎？而現在改革給中國人民帶來的禍害則更大，將在自己的土地上無法生存下去。并稱這些話“絕非危言聳聽”。作者完全無視我們近許多年來在貫徹執行科學發展觀方面的實踐和成就，無視我們近許多年來在治理環境、保護資源和維護生態平衡等方面所付出的努力。盡管人們不能滿足于已取得的成就，也不能過高估計我們所做的努力，但是這方面的努力是不容易一筆抹煞的。為了治療“改革走偏”的“惡疾”，作者開出的處方是，按照2003年孫志剛事件為范式，開辟“一條民間憲政途徑”，在攻擊目前“人大制度不工作，基本上是一種擺設”之后，提出“必須完善大選舉”，說什么“需要老百姓不做專制社會的臣民，而要做民主社會的公民”，“知識分子要為民請命”，“一個重要使命就是保護中國的言論環境，和負責任的媒體一起堅守言論自由的底線”，云云。《炎黃春秋》聲嘶力竭地發出此類叫嚷，無非是鼓吹民間修憲、西方式的民主憲政，其目的就是否定和取消黨的領導，改變人民民主專制國家政權的性質，取消人大制度，照搬西方的議會制度，等等。這同吳邦國在今年全國人大會議上鄭重聲明的：“中國不搞多黨輪流執政，不搞指導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權鼎立和兩院制，不搞聯邦制，不搞私有化”，完全唱的是對臺戲。
    五曰在中共建黨問題上，恣意歪曲列寧對我黨的政策，歪曲我黨創建人的形象。在“蘇俄對華政策與中共建黨”一文中，攻擊中共成立完全是列寧遠東政策的產物，稱列寧和他組建的第三國際的遠東總政策是“為蘇俄遠東利益服務的，這個政策是沙俄擴張政策的延續”。二戰以后，“雖然遠東區域沖突有其深刻的歷史原因和現實原因，但蘇俄遠東總政策確實起到了加劇這種沖突的催化作用。”這等于說，美國侵我臺灣，發動旨在覬覦新中國的侵朝戰爭也是蘇聯遠東總政策催化出來的。按照作者中共成立完全是蘇俄遠東政策的產物的觀點，中共的成立以及成立后的活動都悉聽命于共產國際，受共產國際的擺布。而李大釗、陳獨秀等黨的創始人似乎都是沒有頭腦的、任人操縱的傀儡。在作者看來，中共只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是完全喪失了獨立性的，無從來沒有抵制過共產國際在和中共交往、發展關系中的任何錯誤。這些，都是嚴重不符合歷史真實的。《炎黃春秋》之所以作如此宣揚，無非是要說明中共的創立只是仰人之鼻息，只是別人手里的玩偶，這樣一種政黨的成立、存在還有什么偉大意義？這種傀儡還為何成為領導中國革命的偉大力量？這種謬言和國民黨反動政府當年以及西方敵對勢力對中共的誣蔑完全如出一轍。《炎黃春秋》竟然墮落到這個地步，實在令人吃驚。
    《炎黃春秋》是“異質思維”時下當今的典型版本。對這樣的“異質思維”是不能包容的。它不同于人民群眾對黨和政府在處理民生問題上的某些不滿而引起的某些激烈批評和過激言辭。那樣一種激烈批評和過激言辭，也呈現為一種異質思維的狀態，但畢竟是人民內部矛盾的狀態，自應采取包容態度。而《炎黃春秋》展示在公眾面前的那種“異質思維”，人們很難與之交流，如與之交融，則不啻自殺，唯有與之進行針鋒相對的斗爭和交鋒，庶幾揚正氣，壓邪氣。20年來，《炎黃春秋》在中國社會內已成為一個和人民群眾以及黨和政府相敵對的“品牌”。杜導正卻不慚地吹之擂之為“擔負著推動實事求是風氣形成的歷史重任。”《炎黃春秋》的編輯思路構思出并持續宣揚普世價值、顛覆社會主義制度、詆毀黨和毛澤東……等杜氏“實事求是”觀發酵而來的種種垃圾和污穢。與其說是推動、形成實事求是的風氣，毋寧說是力圖掃平、摧毀實事求是的傳統。褫其華袞，示人本相。杜導正先生擔當著這樣一個“歷史重任”，是無愧的。（2011年8月22日）
    （《環球視野globalview.cn》第39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