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著憂黨心興黨責的旗號行顛覆黨之實——評《炎黃春秋》建黨90周年筆談

    

    《炎黃春秋》也來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0周年了。不要把它簡單地看作是咄咄怪事。它的慶祝另懷一副鬼胎。同全黨全民全軍熱情地由衷地慶祝黨的生日，共同認真總結黨的90周年基本經驗教訓不同，它通過拋出一組筆談，既盡情地吐露了它對黨的滿腹怒氣，歪曲黨、抹黑黨，又從幾年一貫秉持的敵視黨的立場出發，忙不迭地推銷它一整套改造黨、異化黨的種種“諫言”。但是令人遺憾的是竟了無新意。就像舊社會集市上賣大力丸的那個漢子，身手架式就老是那么幾套，讓人再沒有胃口看下去。參加“筆談”的也都是“熟人”——其中不乏《炎黃春秋》麾下的那幾位知名打手。靠他們那幾段蹩腳的拳腳，能指望會使人們的神經興奮起來嗎？但是《炎黃春秋》偏偏給這組筆談出了一個大而無擋的題目：“適應時代，與時俱進”。且看它是怎樣緊跟時代、適應時代，總結我們黨的經驗教訓的。
    一曰中國共產黨最大的教訓是沒有解決好黨的民主化問題，其根源是沒有遵循馬克思主義的建黨學說。什么是他們嘴里的馬克思主義的建黨學說呢？從作者何方的武器垃圾庫里拋出來的貨色是兩條：一是什么馬克思說他自己“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二是“恩格斯的解釋是后期的馬克思主義不再堅持共產主義理論與目標，主張和平過渡和實行社會民主主義”，拋出這兩條的意思很明白，馬克思都不說自己是馬克思主義者了，都不再堅持共產主義了，中國共產黨一再堅持的馬克思主義建黨學說不就成了無源之水，無根之木，成為空中樓閣了嗎？其實，何方拋出的這兩票貨色并非什么新鮮貨色。《炎黃春秋》營壘里的人們近年來一直反復地、重復著販賣這兩票貨色。例如其營壘中的一員驍將辛子陵就在多次講話中不斷兜售過。這里，首先要明白地毫不含糊地指出，對馬克思的這句話和恩格斯的這一解釋純粹是何方、辛子陵們編造的謠言。馬克思這句話全然不是馬克思否認自己是馬克思主義者，而是馬克思針對某些披著馬克思主義外衣的“冒牌馬克思主義者”說的一句諷刺那些冒牌貨的話。當時在法國有一個叫馬隆的機會主義者，以攻擊馬克思主義為能事，馬克思針對馬隆的陳詞濫調，充滿諷刺意味地說：我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何方、辛子陵等人拋棄馬克思這句話的具體時間、地點、當事人等背景，竟引用成馬克思說自己不是馬克思主義者！用“斷章取義”這個比喻很難描述何、辛等人對馬克思這句話是如何解讀的。只能說他們為了達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心理是何等陰暗，所采取的手段是何等卑劣！至于說什么恩格斯宣布不再堅持共產主義理論，也完全是何、辛等人對恩格斯曾經說過的一個整段講話的蓄意肢解后編造出來的謠言。恩格斯在那段話里原意是要用《共產黨宣言》所闡述的科學共產主義觀點糾正自己早年未成為成熟的馬克思主義者時的一個“非科學共產主義”的觀點（指的是“共產主義不是一種單純的黨派性學說”的觀點，換言之，即把“共產主義”理解成為各個階級各個黨派都適用的“學說”的一個“論點”，這個觀點顯然是錯誤的）。恩格斯明明是對自己曾經有過的“非科學的共產主義”的“論點”做出誠意的自我批評，而絕非“放棄共產主義理論”。看看，何方、辛子陵真是鉆空子、耍陰謀的能手，把受到恩格斯批判的一個觀點，生生地歪曲、誣蔑成恩格斯不再堅持以至“放棄共產主義理論”。這樣的無恥和造謠惑眾也真是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了。恩格斯在緊接著他那段話后，尖銳地、嚴厲地批判那種“企圖把兩個互相斗爭的階級的利益調和于更高的人道之中的社會主義，這些人如果不是還需要更多學習的新手，就是工人的最兇惡的敵人，披著羊皮的豺狼”。能說何、辛這些人是需要更多學習的新手嗎？他們是擅長歪曲、造謠的老手。而恩格斯最后的兩句對這些人的批判，如果說是兩頂帽子的話，倒像是量身定做的那么合適。在當著何、辛等人造罷了針對馬、恩的謠言，他們立即一口咬定恩格斯主張實行的是社會民主主義。什么是社會民主主義？也就是當年歐洲社會民主黨和第二國際所持的理論。今天歐洲的一些國家如瑞典秉持的民主社會主義（戈爾巴喬夫是這種民主社會主義的狂熱鼓吹者），究其淵源，蓋是與社會民主主義同出一宗。而何、辛等人近年來對民主社會主義崇拜得五體投地，并且公然冊封民主社會主義是科學社會主義，教唆我們黨也應該實施民主社會主義。而我們黨堅持的科學社會主義在他們眼里卻成了或稱之為虛妄的烏有的東西，或稱之為是什么傳統社會主義、蘇聯式社會主義，應該拋棄，應該讓路。其偷梁換柱，恣意顛倒歷史、顛倒事實，真是莫此為甚了。何、辛等人用謠言直接攻擊馬克思、恩格斯這兩位無產階級革命家、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大師本人，從而從根本上攻擊了我黨的馬克思主義建黨學說。這也就是何方、辛子陵這些人為我們黨成立90周年總結的“最大的教訓”所在。
    再曰中國共產黨奪權后必須解決和迄未解決的一個重要問題是以黨治國還是依法治國。我們歷史上確實有過沒有完全根據憲法和法律治國的教訓，以“文革”時期為最嚴重。“文革”以后，我們黨依靠自己，力糾“文革”亂局，所取得的進步是全國全黨共見，也為國際共睹。郭道暉在他題為“執政黨必須在憲法和法律的范圍內活動”的筆談中竭力散布對這種努力和取得進步的懷疑。他用一種怪樣的腔調說什么“人們常說，我們黨成為執政黨是‘歷史的選擇’”，接著，就引用鄧小平對于作為國民黨遺毒的“以黨治國”的尖銳批評，稱這種遺毒仍在我黨遺留至今。
    人們明白，中國共產黨的執政，作為一種歷史的選擇，人民的選擇與作為國民黨的遺毒的所謂“以黨治國”是截然不同的兩個概念。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從1840年后的近代史發展來看，多少仁人志士為了救亡圖存，進行種種試驗，付出慘重代價，都告失敗，唯有中國共產黨作為一支無可替代的政治力量，艱辛奮斗，改變了中國的命運，“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這就是歷史的選擇。這是一。再，新中國成立后前30年初步建立了完整的工業和國民經濟體系，后30年經濟總量已成世界第二位，如此輝煌的成就在黨的領導下出現，人們不選擇黨執政，選擇誰？再次，黨領導新中國取得輝煌成就后，沒有卻步不前，而是繼續肩負著復興中國的偉大使命，要在建黨100周年之際，使全國人民達到較富裕的小康，在建國100周年之際，初步建成現代化強國。對于有這樣偉大抱負的黨，人們不選擇它，選擇誰？又次，我們黨充滿活力，銳意創新，盡管我們黨在歷史上也犯過錯誤，甚至是嚴重的錯誤，但是每次錯誤都是依靠自力，而不是外力，總結教訓，“擦干凈身上的血跡”，繼續奮勇前進。正是社會主義救了中國，正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要把中國引向富裕繁榮，信任這樣的黨是民意所向，民心所歸，不選擇這樣的黨，選擇誰？中國共產黨登上歷史舞臺，合理合法，非我莫屬，天經地義。現在有一種謬論，說什么中國共產黨領導是非法的，還有比這種攻擊更荒謬的嗎？當然黨有缺點、錯誤，改正了舊的錯誤，也可能犯新的錯誤，而且今天先進，也不等于永遠先進。但是前面說過，黨有缺點錯誤，自己有能力糾正。黨有活力，拜人民為師，作為一名黨員，永遠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唯人民之命是從，除去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別無他求，在人民群眾的監督下，將永葆先進。歷史選擇黨，人民選擇黨和黨要改正自己的不足和失誤怎么能扯到一起？黨領導中國人民從勝利走向勝利，舉世公認，黨又一再宣示黨在憲法和法律內行事，卻又一定要把黨“打”成所謂“以黨治國”，欲加之罪，何患無詞，郭道暉先生以及《炎黃春秋》的諸位先生們不是別有用心，又是什么呢？
作者聲聲宣稱，“黨與法的關系，也是迄今尚未完全擺正的老問題”。為了支持他的觀點，他引用了近年來出現的一些違反法治的個案以及一些蔑視法律的‘雷人’言詞作為整體和一般，完全不顧這些“雷人”的言詞一冒頭，就一直受到黨組織的抵制，也一直受到網上和大眾傳媒的屢屢批評；而一些亂法的個案也大體上均已得到匡正，全社會上上下下，包括一些當事人也都從中汲取了必要的教訓（當然，程度各異）。但是，郭道暉等人硬是扭住某些已經處理的個案不放，下死力氣把種種罪名加到黨和政府頭上，不依不饒，不罷不休。他們無非是想把這些個案的面世，作為缺口，一路打下云，直搗“黃龍”，一直打到把共產黨推翻為止。他們想達到的這個目的，難道人們心里就那么懵里懵懂嗎？
    三曰要把言論自由提到人的基本權利的首位，限制言論自由是對歷史進步的反動。講到人權問題，具有起碼人權常識的人都知道，生存權是人的最基本的權利。如果一個人連吃飯的生存權利都沒有，何談什么其他權利？新中國成立后，中國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終于取得了最基本的生存權利，能夠吃飽飯了。當然，由于政策和工作中的失誤，也發生過一些暫時、局部的吃不飽飯以至餓死人的事件。但是一經發現都得到改善和糾正。人民的生存權利事關人民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權利和利益正在不斷得到保障和完善，這是有目共睹的。所以要講占首位的人的基本權利，首推這一條，這是常識。言論自由，自然是人的基本權利。這在新中國頒布的第一個憲法和以后頒布的經過修改的憲法內都有明確規定。盡管如此，還是不時發生過人們的言論自由受到損害的不如人意的狀況。盡管是個別的或者是局部的、暫時的，一旦發現，必予糾正。有些人成天囔囔新中國沒有言論自由，新聞自由，說什么全社會只有一種聲音，即當權者的聲音，說什么這是對歷史的反動，已經走到了盡頭。這里，我們不妨講一個故事。一個西方記者到中國來采訪，得到了一個深刻印象：總聽人說中國沒有新聞自由，到中國看一看，情況完全不是這樣。在中國土地上可以聽到罵共產黨、罵社會主義制度以及罵領袖的聲音，不是很自由嗎？在世界上恐怕找不到像中國這樣有充分新聞自由的地方了。這位西方記者說這段話是從他自己的固有立場出發的，但多多少少反映了中國思想宣傳領域當下的實際狀況。只要看看《炎黃春秋》這樣的刊物，它什么不敢寫？它詛咒作為中國社會主義事業指導思想的馬克思主義，詛咒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已經到了違反憲法的程度，至于他恣意詛咒我們的開國領袖毛澤東，更是像喝水、吃飯那樣隨便，幾乎到了“遇毛必罵”的地步，還有比他們更加享有言論和新聞的自由嗎？這樣的一種自由，即便在這些先生們至為崇拜的西方國家那里都是不可想象的，而這些先生們在中國則盡情享受著。自由不允許突破法律、憲法的界限，個人自由不允許觸犯他人的自由。他們視這些常識為糞土，什么憲法，什么法律底線，什么禁區，統統都不在他們眼里。他們如同一匹野馬闖進了一塊擺滿瓷器的場地，為所欲為，肆意踐踏。而正是這些先生們成天價還在奢談著中國的言論自由受到了如何如何的限制。這是在總結對誰有利的經驗和教訓呢？更有甚者，在網絡言論自由的問題上，從這些先生那里，更加暴露了他們的齷齪心態。我們知道，網絡為全社會每個成員都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言論自由，這在短短幾年以前簡直是無法想象的事。網絡言論中有許多積極的理性的聲音：歌頌先進，鞭撻落后，實施令人嘆為觀止的輿論監督，細微到某些無良公務員某些十分隱蔽的“不起眼”的不法、腐敗行為都無法遁其形，而且屢屢奏效，使人心大快、社會振奮。但是誰都承認，網絡是一把雙刃劍，一些不法分子利用網絡，制造事端，擾亂人心，某些網絡水軍的無行、劣行，簡直到了使人齒寒的地步。加強網絡管理，弘揚正氣，壓制邪氣，是國人共識，社會共識。《炎黃春秋》的先生們在網絡的消極作用和加強網絡管理的問題上，從未置一詞，他們只是一味地慫恿、慫恿……要“保護”這方面的自由，他們按的是好心嗎？
    這組筆談中還“總結”了一些別的“教訓”，什么要“還權于民”啦，等于說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成了人民的對立面，把人民的權利攫到了自己手里，而完全不顧中國共產黨是完全徹底代表人民根本利益、完全徹底為人民服務的先進政黨這個如同天地日月一般不可變易的本質。如此挑唆、離間黨和人民之間的血肉、魚水關系是多么荒唐，當然也是完全徒勞的，等等，諸如此類，限于篇幅，不能一一盡訴。再，諸篇筆談的論述中大抵都采用一個手法：以個案代替全般，以偶發代替必然，以一時一事代替整個歷史階段。當然任何個案或偶發事件都不能予以忽視。但個別畢竟不能代替整體，這是常識。更重要的是，即便是個別，是不予置理，視若無睹，還是見微知著，認真處理，舉一反三，兩者是截然不同的。總的說來，前者是存在的，而后者則是工作中的主流，這也是不能否認的。
    縱覽整個筆談，所論所言，脫離黨的方針、路線和政策，背離全黨全軍全民隆重熱烈地慶祝建黨90周年的基調，白紙黑字，已成鐵案，斧不能鑿，刀不能砍。《炎黃春秋》裝出一副裝不像的憂黨心、興黨責的哀兵姿態，卻提出了一系列“禍黨禍國”（借用周瑞金筆談中語）、蓄意唱衰黨的輝煌的種種主張。《炎黃春秋》的先生們也許十分得意于在我黨成立90周年之際施出的這一招數，以為可以蠱惑人心，蔽人良知，卻還是無可避免地露出了與黨站在對立面的真實面目，露出了不僅是折騰，實際上是力圖顛覆黨、顛覆黨的事業的大大的馬腳來！（2011年7月15日）
    （《環球視野globalview.cn》第39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