賣國賊反黨反人民已屠刀出鞘！

呂永巖

慶祝中國共產黨建黨九十周年，愛國愛民的共產黨人“唱紅打黑”，意氣風發，斗志昂揚。被“轉基利”集團（轉基因利益集團）裝扮成沒有陰謀的美國，一時間也不甘寂寞，特別是紐約時報網站，接連發表文章，內容當然除了所謂對共產黨的“揭露”，再就是以影射的方式詛咒中國共產黨“延長壽命”“終歸失敗”。這個“終歸失敗”又一次給了“轉基利”集團美國“無陰謀”論一記清脆的耳光。

不僅如此，與美國穿一條褲子并且在中國大受媒體追捧的方舟子團伙，此時也拍馬上陣，在方舟子主持的境外“新語絲”網站上發表文章，與美國網站遙相呼應，對維護中華和中國人民利益，也是漢奸集團賣國最大阻礙的中國共產黨，明火執仗地進行攻擊。他們這次攻擊的著力點瞄準了建黨之初，污蔑中國共產黨“從黨的一大，就開始有了腐敗”，也就是要從“根”上否定中國共產黨。

方舟子團伙所謂黨“一大”的“腐敗”，主要依據有兩條：一條是黨召開一大會議時，給每位與會代表發了去時的一百元路費和返回時的五十元路費，方舟子團伙認為這個數字太高了。第二點是有三位黨代表“帶老婆”，方舟子團伙惡毒攻擊說這“純屬是公款旅游”。

現在我們就來看看方舟子團伙挖空心思找出的這兩條黨的一大“就開始有了腐敗”到底有沒有根據，看看到底是誰該受到八千萬共產黨黨員和十三億中國人民的譴責。

先說第一條的路費。方舟子團伙依據的文章是鄭瑞峰所寫的《陳獨秀拒絕共產國際經費援助內情》。其實，這篇文章前面寫得非常清楚，當時共產國際要給中國共產黨提供經費，“1921年1月，中共上海發起組遇到了‘經費無著’的境況，許多黨的宣傳刊物被迫停辦，對工人的啟蒙教育工作也不得不中止，經費短缺問題日益嚴重。但是即便如此，陳獨秀仍然主張堅持獨立自主的方針，尤其反對接受共產國際的經費援助。”就是說，建黨初期，黨的經費問題很突出，很困難。但就是在這樣的情形下，陳獨秀還是不主張接受共產國際的援助，還是要“獨立自主”地解決黨的經費問題。并且陳獨秀的這個主張不是說了一次兩次，而是多次。

還有就是黨的代表是經過推選產生的，推選過程中一些人還曾互相推讓。這說明當時的黨員們看重的根本就不是那些路費，而是一種崇高的榮譽。方舟子團伙在這方面與推銷轉基因一樣，是拿不出任何一大代表“見錢眼開”的證據的。

更重要是，當時共產黨并非是執政黨，相反是處于地下的反對黨，是被當時的政權視為“共匪”，要給予鏟除的。就是說，那時黨的一大代表是隨時要準備坐牢，準備被殺頭的。區區一百五十元錢，難道能比生命重要？方舟子團伙連這個賬也不會算嗎？

其實，方舟子團伙如果不是別有用心，如果不是眼瞎，他們應該看到，《陳獨秀拒絕共產國際經費援助內情》一文中專門說了，當時對黨員的要求是：“所有黨員都應無報酬的為黨服務”，反對規定薪金的“雇傭革命”。即使后來有了“生活費”的規定，也“只給予一部分非此即不能維持生活的工作同志。黨員要更接近勞苦大眾的生活，個人生活消耗少些，直接用于工作的費用就會增加?！本褪钦f，給生活費的是生活上很困難的黨員，是維持這些人的生計，而且當時有要求，這些生活費，在“個人生活上消耗”要“少些”，要盡量節省出錢來用于革命。當時的黨員們也都是這樣做的。那時的共產黨員根本就沒有看重金錢，絕不像方舟子團伙所影射的“見錢眼開”。在這里，方舟子團伙不僅是雞蛋里面挑骨頭，更是以自己獻媚美國轉基因生物集團的小人之心，度中國共產黨人救人民于水火的君子之量。

再看看方舟子團伙惡意攻擊的所謂“帶老婆”“公款旅游”。確實，參加黨的一大的代表中有三個人帶了老婆。其中李達的夫人王會悟，雖然不是“一大”的正式代表，但方舟子團伙也不得不承認，她是負責“望風傳遞消息”的黨的“交通員”，并且為一大因最初的開會地址暴露，后來重新選址作出了重要貢獻。還有一位“帶老婆”的是陳公博。陳公博是辦報的。“作為報人，陳公博擔心自己多日無法在廣州出頭露面會引起別人猜忌，為掩蓋此行的真正目的，他要求帶上新婚的妻子李勵莊同行”，為的是掩人耳目。還有一個帶老婆的是張國燾，盡管沒有文字佐證其帶老婆的目的，但也絕不可能是“公款旅游”。因為其一，所有“帶老婆”的人，“老婆”并沒有得到額外的“路費”補貼，開銷都是自己付的；其二，這三位老婆陪同丈夫去干的事，一旦暴露，就要坐牢或殺頭。天底下有冒著坐牢和殺頭危險的“旅游”嗎？如果有這樣的旅游，有人愿意參加嗎？并且事實上，一大開會的第一個會址曾暴露，如果不是當機立斷，斷然轉移，與會人員就都會被逮捕，“老婆”也會被一網打盡。如此這般的“公費旅游”難道不是毫無根據的惡意攻擊又會是啥？

反過來想想，是不是方舟子團伙也有過這種不怕坐牢帶老婆“旅游”的經歷啊？是不是他們為美國推銷轉基因，轉彎抹角攻擊中國共產黨，也做好了一旦陰謀敗露，準備在中國坐牢的準備??？

紐約時報網站選擇建黨九十周年攻擊中國共產黨毫不奇怪，“新語絲”的方舟子們敢如此放肆攻擊，這卻是耐人尋味的。因為方舟子不是在美國，它是在中國。他還不是一個普通人，據他自己的吹鼓手說，他是個“圣人”，還是被中國媒體捧紅了的所謂“打假斗士”。這次他這個“斗士”竟然以主持的“新語絲”網站，把“打假”矛頭直接對準了中國共產黨，把中國共產黨解放全中國人民的偉大事業從根上“揭”出了所謂“腐敗”。這樣一來，中國共產黨就不能不回應了。究竟方舟子們說的有根據，還是沒有根據；方舟子們這次究竟是誣陷，還是又一次成功地打了假？有哪位賣國的政改派敢站出來“挺一下”方舟子們嗎？方舟子們要是還有哪怕一點點直面真理的勇氣的話，那就請回答本文對他們無端誣陷的批駁吧？

很明顯，方舟子們的誣陷和放肆并不是沒有來由的，他們才沒有中國共產黨人當初不怕坐牢，不怕殺頭那樣的崇高和膽略。他們的放肆是因為他們自以為有倚仗，這個依仗的力量就是美國和美國在中國扶持的漢奸帶路黨。正是這些人，在使中國股民血淋淋割肉的同時，卻使美國高盛在中國大賺特賺了百分之九百的超額利潤；正是這些人，跟著國際資本一塊兒把中國國有銀行說得一錢不值，以白菜價把中國幾大銀行股權賤賣給外資百分之二十五，讓外資在不到三年的時間里，轉手一賣就賺得上萬億！這上萬億的錢可以把全中國老百姓的社會保障和養老、醫療、教育問題全部解決！正是這些人，在我國各大銀行四分之一股權已落入外資之手后，仍不滿足，仍要將外資控股比例擴大到百分之四十五至百分之六十。如果沒有愛國人士的堅決抵抗，這樣險惡的情形幾乎要成行；就是這些人，使得中國二十八個主要產業被外資控制的已超過二十一個，而且這種現象還在進一步加劇；就是這些人，明明知道美國在高科技領域對中國一貫嚴防死守，偏偏在轉基因產業化上唯恐中國不走到他們前面去，卻依然拼命地幫助美國在中國推銷足以亡國滅種的轉基因產業化；就是這些人，讓高盛等外國財團大轉特賺的幾萬億還嫌不夠，還要開設所謂的“國際板”，讓外資直接到中國百姓并不富裕的兜里來掏錢，讓中國的未來受制于美國政府和美國財團。凡此種種，都說明方舟子們的放肆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必然性的，是有其靠山的，是早有預謀的。他們對中國共產黨的這次“出擊”，是美中反對中國共產黨的力量陰謀搞垮中國的一個信號，一個步驟。

胡錦濤總書記在紀念建黨九十周年講話中提出的“四個考驗”和“四個危險”，絕不是危言聳聽，而是切切實實應引起我們高度警覺、高度關注、高度戒備的振聾發聵的警鐘。中國共產黨從執政開始，還沒有出現過像今天這樣有人膽敢公開誣陷和咒罵共產黨的情形，還沒有出現過有人膽敢明目張膽與美國金融和生物集團力量相勾結的情形，還沒有出現過膽敢把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通通作為小白鼠搞實驗的情形，還沒有出現過出賣國家金融利益竟然理直氣壯、暢通無阻的情形，還沒有出現過賣國力量竟然公開叫出“愛國賊”的情形，還沒有出現過“賣國是賣國者的通行證，愛國是愛國者的墓志銘”的情形！中國的確到了一個很關鍵的時刻，的確到了一個生死攸關的時刻。中國共產黨人再不警醒，再這樣被“無陰謀論”麻痹下去，說不定美國“帶路黨”一夜之間就會搞得黑云驟起，昏天黑地，日月無光。

陰謀的邪火已經在地下運行，陰謀的陷阱已經悄然密布，陰謀的屠刀已經高高舉起。我親愛的同志哥，你是否還有火眼金睛？你做好歡呼孫大圣反擊的準備了嗎？

附：

陳獨秀拒絕共產國際經費援助始末

<<黨史縱橫OVER THE PARTY HISTORY>>2008年第4期

作者: 鄭瑞峰

事情起因

　　早期參加籌建中國共產黨的人員大多是青年，一般沒有固定的職業和收入來源，要在短時間內建立一個全國性的黨，宣傳、組織等費用光靠陳獨秀、李大釗等少數知識分子教書、寫文章掙來的錢是遠遠不夠的，因此，經費問題成為中國共產黨建黨之初的一個大問題。

　　1920年5月初，共產國際代表維金斯基在上海會見了陳獨秀。除了向陳獨秀提出組織中國共產黨以及中共加入共產國際問題外，還提出向上海共產黨人提供經費資助，加快在上海以及南方各省的建黨步伐。8月上旬，中國共產黨上海支部發起組成立會議召開，陳獨秀被推選為書記。12月，陳獨秀又利用應陳炯明邀請赴廣州擔任廣東省教育委員會委員長的機會，在1921年春重建了中共廣東支部。1921年1月，中共上海發起組遇到了“經費無著”的境況，許多黨的宣傳刊物被迫停辦，對工人的啟蒙教育工作也不得不中止，經費短缺問題日益嚴重。但是即便如此，陳獨秀仍然主張堅持獨立自主的方針，尤其反對接受共產國際的經費援助。他曾在支部會上說：“黨員應該一面工作，一面搞革命，我們黨現在還沒有什么工作，要錢也沒用，革命要靠自己的力量盡力而為，我們不能要第三國際的錢?！彼€風趣詼諧地說：“你們看廣州的無政府主義者區聲白、朱謙之，不是常在報上寫文章罵我陳某崇拜盧布，是盧布主義嗎？然而，他們恰恰又給我上了一堂課，人家的錢不能要，拿了人家的錢就要跟人家走，我們一定要獨立自主干，不能受制于人?？傊沂遣辉副粍e人牽著走的?！?/p>

　　陳獨秀在共產國際經費援助問題上打的“預防針”非常及時。1921年6月3日，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到達上海，在會見了代理書記李達、李漢俊后，馬林提出中國共產黨應加入共產國際、并接受共產國際經濟援助以開展黨的工作的問題。他還毫不客氣地向李達要工作報告和經費預算。受陳獨秀影響的李達和李漢俊明確表示：中國共產黨是否加入共產國際還沒有決定……至于經費方面，只能在我們感到不足時才接受補助，我們并不期望靠共產國際的津貼來發展工作，從而拒絕了馬林提供經費的要求。在馬林的催促下，上海黨支部向全國發出通知，要求各地派兩名代表到上海參加中國共產黨“一大”。為使各地代表不致于因旅費問題而耽誤參加會議，馬林拿出自己的活動經費，在發邀請函同時向每位代表寄路費100元，他還多次發函電，要陳獨秀回滬參加“一大”會議，甚至派包惠僧到廣東接陳獨秀到會。但陳獨秀因兼任大學預科校長，正爭取一筆款子修校舍抽不出身，于是指派包惠僧代表他本人出席“一大”。1921年7月23日中共“一大”在上海召開，陳獨秀雖未參加會議，但由于他在建黨中的威望以及共產國際代表馬林的認可，仍被選為中共中央局書記。

　　“一大”閉幕后，馬林雖未與陳獨秀謀面，但他對陳獨秀作為共產黨領導人在資產階級政府中做官的作法是不滿的。尤其是他作為共產國際代表來中國這么長時間，陳獨秀居然不來見他，簡直不把共產國際和自己放在眼里，至于其他在上海的中共黨員如李達等人，每當馬林提出自己有關工作計劃設想時，則托詞等陳獨秀返滬后再作決定而予以抵制。在共產國際經費援助問題上，由于中共一開始就沒有接受共產國際的經費援助，所以在“一大”后經費短缺再次成為中共面臨的首要問題，每月雖只用二三百元，卻是無法籌措，李達等人只好函告陳獨秀請他為中央設法籌集經費。鑒于這種情況，馬林在與張國燾商談成立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時，再次表示要向中共提供活動經費。他說：“站在國際主義的立場，共產國際有幫助各國共產黨的義務，而中共也應坦然接受?！瘪R林還要求張國燾立即編制工作計劃和經費預算，按張國燾的預算：“總共預計有30人按月領取生活津貼，每人約需20元至35元。這個機構全部開支及出版費用每月約需1000多元?！瘪R林見所需經費如此少，大笑著表示同意。當即決定全部經費都由共產國際補貼，中共自己所籌集的經費可作別的用途。但此后中共中央討論此事時，決定把這“視為一個試行的草案，等陳獨秀先生返滬后再作最后決定”。

　　馬林碰了釘子后，急切盼望能早日與陳獨秀會面。為此馬林曾專門召集張國燾、李達、包惠僧等開會，討論陳獨秀回上海的問題。會上馬林不滿地說：“陳獨秀先生當選為中國共產黨中央局書記，應當回到上海，盡到責任，不能由別人代替，國際上沒有這樣的先例。”于是，會議決定派包惠僧去廣東接陳獨秀迅速回上海主持黨中央工作。馬林對包惠僧說：“包先生，你要對陳獨秀先生講清楚，要他回上海，不僅是中國黨的意思，也是我的意思?！彪S后不久，包惠僧就去廣州接陳獨秀回上海。

摩擦和沖突

　　包惠僧一到廣州就向陳獨秀詳細匯報了黨的“一大”情況，并說：“上海方面及馬林，要先生盡早回上海主持工作?！标惇毿阏f：“當初是為了推進廣東革命而南下，現在共產黨成立，當然不能久留廣州，是該回上海了?！卑萆€向陳獨秀談到上海黨員與馬林的關系，陳獨秀明顯站在國內同志一邊，對馬林不太滿意。當年9月，陳獨秀辭職后與包惠僧乘船離粵回滬，在船舷上陳獨秀就對包惠僧談起共產國際，“我們沒有必要靠它，現在我們還沒有陣地，以后工作展開了再找第三國際聯系”。包惠僧接著說：“陳先生，馬林說過中國共產黨從成立起，就編入第三國際，是國際的一個支部?！标惇毿懵牶笫址锤校f道：“他們承認與否沒有用！要靠中國人自己組織黨，中國革命要靠中國人自己干，要一面工作，一面革命。”

　　回到上海后，陳獨秀就任中共中央局書記。剛一上任，陳獨秀就從李達那里得知馬林不尊重中國同志、態度傲慢、擅自處理一些問題的情況。還聽說馬林曾公開表示“一年以來，第三國際在中國用了二十余萬，而成績如此，中國同志未免太不努力”。生性倔強的陳獨秀立即與馬林發生沖突，他駁斥說：“我們哪里用了這樣多，半數是第三國際代表自己拿去住洋房、吃面包，如何誣賴別人?！迸c此同時，陳獨秀也責問張國燾：“你為何向馬林提出勞動組合書記部計劃和預算，而且對于工作人員還規定了薪金，等于雇傭革命，中國革命一切要我們自己負責的，所有黨員都應無報酬的為黨服務，這是我們所要堅持的立場?！彼€多次在黨的會議上說：“我們沒有必要事事都要依靠第三國際，聽馬林的。馬林以共產國際自居，他馬林就是共產國際？他要我們聽他的，牽著我們鼻子走。否則，不聽他的，就是不聽共產國際。”

　　在分歧尚未解決之時，馬林還自行主張，進一步加劇了與陳獨秀之間的矛盾。當接到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指示，在中國、朝鮮、日本選派代表參加遠東人民代表大會時，馬林不征求中共中央同意，事前也未同陳獨秀商量，就擅自派遣擔任其翻譯的中共黨員張太雷赴日工作，并要張太雷不告訴黨內其他同志。陳獨秀對此事極為不滿，認為馬林簡直是胡作非為，藐視中共中央，他表示不與馬林見面，并擬要求共產國際撤換馬林的代表職務，這樣一來二人的關系搞得很僵。

　　在張國燾的一再勸說下，陳獨秀還是勉強見了馬林。在馬林下榻之處，張國燾向馬林介紹說：“馬林先生，這位是中國共產黨中央局書記陳獨秀先生。”

　　“歡迎，歡迎，陳先生，你終于回上海來了?！彪p方寒暄幾句后，馬林就用帶有命令的口氣說：“第三國際是全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總部，各國共產黨是第三國際的支部。所以，中國共產黨應在共產國際統一領導下。陳獨秀同志，你如果是真的共產黨員，就應該聽共產國際的。”陳獨秀一聽猛地站起來對馬林說：“中國革命有中國的國情，目前也不需要國際的經濟援助，中共的工作，也無需樣樣依靠國際，我們有我們的獨立性?！瘪R林一聽氣得無言以對，雙方第一次會面就不歡而散。就在雙方圍繞共產國際經費援助等問題爭執不下時，陳獨秀的突然被捕，使他與馬林的關系出現了轉機。

諒解和合作

　　1921年10月4日下午4時，法租界巡捕因陳獨秀與馬林接觸而闖進陳獨秀的住處，發現屋中有大量禁售刊物--《新青年》，將陳獨秀逮捕。同時被捕的還有陳獨秀的妻子高君曼、黨的干部楊明齋、包惠僧、柯慶施。但巡捕們都不認識陳獨秀。

　　在巡捕房登記時，陳獨秀化名“王坦甫”，其他人也都用了假名。但不久，褚輔成和邵力子到陳獨秀家中拜訪也先后被捕。在巡捕房褚輔成一見陳獨秀就說：“仲甫，怎么回事，一到你家就把我帶到這兒來了！”結果，陳獨秀的身份就暴露了。褚輔成、邵力子在被弄清身份后釋放。在牢中，陳獨秀囑咐大家不可說出共產黨的真情，一切都推在他身上好了，以爭取其余人先行獲釋。陳獨秀說：“我家里有馬林的信件，如果被搜出來可能要判七八年刑。我打算坐牢，你們出去繼續為黨工作?！标惇毿氵€感慨地說：“現在的統治者們既這樣無情的壓迫我們，我們只有和共產國際建立更密切的關系，不必再有疑慮。”

　　陳獨秀被捕引起社會各界的強烈反應并紛紛組織營救。在強大的社會輿論壓力下，10月26日，法庭判決陳獨秀明知故犯私藏《新青年》雜志，罰白銀500兩結案。陳獨秀當天獲釋。后來陳獨秀才知道，他能如此迅速順利地出獄，除了社會各界的營救之外，馬林也出了很多力，還花了許多錢打通會審公堂的各個關節，并請著名的法國律師巴和出庭辯護。陳獨秀出獄當天，張太雷來到陳獨秀住宅，轉達了馬林懇切的慰問：“如果不是不方便，馬林是要親自來慰問的。”見此情景，包惠僧對陳獨秀說：“這一次，馬林和陳先生及中國共產黨算是共了一次患難，你要當面好好謝謝馬林?！标惇毿阍揪褪莻€很重感情的人，這件事讓他心里十分感動，自然也就消除了對馬林的誤解。陳獨秀對包惠僧說：“惠僧說的對，要不是他的營救，這個案子不會很快順利了結。過幾天，我一定去當面向馬林表示謝意。”這樣，陳獨秀與馬林二人之間的爭執，都因這一意外而煙消云散。

　　不久，陳獨秀以中國共產黨書記的身份召開中央會議，除決定《共產黨》月刊繼續出版、將《新青年》復刊外，還通過了原來張國燾提出的組建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的計劃和預算草案，但做了個別修正。主要是工作人員的待遇不再稱薪金或工資，而稱之為生活費，其標準也由原來的每月20元至35元減低到以25元為最高額。會議關于黨員生活費問題還特別指出，原則上共產黨員應無報酬地為黨工作，現在所規定的生活費只給與一部分非此即不能維持生活的工作同志。黨員要更接近勞苦大眾的生活，個人生活消耗少些，直接用于工作的費用就會增加，領取最低生活費是一個共產主義者最寶貴的精神品質。有關黨員最低生活費的精神在會后以中央通告的形式傳達給全黨同志，并獲得了黨員的一致贊成。

　　會后兩天，陳獨秀在張國燾、張太雷的陪同下特地拜訪了馬林。馬林一改盛氣凌人的架勢，高姿態地表示“中國黨的一切工作完全由中共中央負責領導，作為共產國際代表的我，只與中共最高負責人保持經常接觸，商談一般政策而已?！标惇毿銊t誠懇地表示：“中共擁護共產國際，對其代表在政策上的建議自應尊重?！贝撕?，陳獨秀與馬林經常見面，毫無隔閡地商討各項問題，中共中央計劃也按時送交馬林一份，馬林從未提出過異議，陳獨秀也經常將馬林的意見向中共中央會議報告。

陳獨秀與馬林還具體規定了中國共產黨接受共產國際補助經費的辦法，從此中共接受共產國際的領導和經費援助便成為經常性了。從1925年至1927年，共產國際給中國共產黨的經費援助不斷增加，中共經費短缺問題也有所緩解，中國革命得以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迅速發展。

一部熱血和青春的頌歌，揭示輝煌９０年背后的密碼

作者：張珊珍

１３名代表，５０余名黨員，星星之火；６０余年國運昌盛，９０年苦難輝煌，氣壯山河！

    “荷荷諾夫金叫我放心，他有耐心等待我們的答復，我就立即去信給獨秀，起初，獨秀的反應也是慎重的，表示要好好考慮一下，然后才決定是否‘下水’。不久，他的猶疑漸漸地消散了，我們一致認為對于共產國際的建議再也沒有什么嚴肅的理由加以推卻了。我一收到他肯定的答復，立即告知荷荷諾夫金，他欣喜極了，急忙趕回伊爾庫斯克，成為陳獨秀和我兩人接受共產國際建議這個佳訊的傳遞者。不多日，我在京見到另一位第三國際代表伍廷康（即維經斯基）同志，我催促他即速啟程去上海……”

    彭述之的回憶從另一個側面記敘了“南陳北李，相約建黨”的過程。人們可以清晰地看到，正是在１９２０年２月，陳獨秀離開北京到上海；３月，李大釗在北大會晤了荷荷諾夫金，向他推薦陳獨秀；４月，維經斯基也來到北京，后經李大釗介紹到上海幫助陳獨秀完成建黨大業。

                           群英結黨  日出東方

    １９２０－１９２１年，短短的一年間，中國各地早期共產黨組織新蕾茁壯，使建立全國統一的中國共產黨瓜熟蒂落、呼之欲出。與此同時，密切關注中國國內革命形勢發展的共產國際和列寧，派出了使者來幫助中國年輕的共產黨員們。１９２１年７月，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召開，標志著中國共產黨的正式成立。猶如一輪紅日在東方噴薄而出，從此照亮了中國革命的前程。

                              有朋自遠方來

    １９２１年１月，中國共產黨的各項籌備工作業已就緒，維經斯基離開上海，返回蘇聯向共產國際匯報情況，至此，他在中國已經前后整整呆了１０個月。維經斯基在華期間的先期工作，使共產國際確定在中國創建一個統一的共產黨組織，時機已經成熟。

    １９２０年８月，馬林被任命為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負責考察遠東各國的建黨情況，并調查是否有可能在上海設立共產國際遠東局。

    馬林，原名亨德里克斯·斯尼弗萊特，１８８３年出生于荷蘭鹿特丹。１９００年開始參加工人運動。１９２０年５月，“馬林”受邀從荷蘭前往蘇俄參加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此后，他以馬林的名字投身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馬林精通英語、德語，略通俄語。他的嗓門很高，聲如洪鐘，發表起自己的意見來，經常是滔滔不絕、口若懸河。一位外國學者這樣描寫馬林：“馬林與他的帶有某種鄉土氣、比較隨和的前任維經斯基相比，后者謙遜、贏得人心，馬林則盛氣凌人、指手畫腳、固執己見。具有西方人咄咄逼人的性格。”張國燾在《我的回憶》中寫道，馬林是這樣一個人：“這個洋鬼子很驕傲，很難說話，作風與維經斯基迥然不同。”

    １９２１年３月，馬林從莫斯科動身，取道歐洲前往上海。

    在荷蘭外交部的檔案中，清晰地留下了馬林這次遠行的行跡：１９２１年６月３日，斯尼夫列特乘意大利勞爾·特利斯提諾公司的阿切拉輪到達上海，住南京路東方大旅社，自稱安德雷森。６月１４日離開東方大旅社，到麥根路３２號一家公寓住宿。①

    與馬林同期到達上海的，還有一位神秘來客，他就是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代表兼有赤色職工國際使命的尼科爾斯基。長期以來，尼科爾斯基是謎一般的人物。在２０世紀８０年代之前，世人包括中國、蘇聯及其他國家的學者對這位參加了中共一大的俄國人的研究資料甚少，各種書刊也是語焉不詳。尼科爾斯基的來歷、身份、去向，是由哪個國際組織派遣的，始終是含糊不清的。但是，作為中共一大這樣重大歷史事件的參與者，中國學者始終對尼科爾斯基懷著強烈的好奇。直到１９８６年，在荷蘭發現了極為珍貴的“斯內夫利特檔案”（斯內夫利特是馬林的原名），根據這份檔案，人們才搞清楚了尼科爾斯基在１９２１年來華的身份。手稿中寫道：“１９２１年６月，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派尼科爾斯基到上海工作，我（指馬林）也同時到達那里?！?/p>

    １９８９年，根據蘇共中央馬列主義研究院中央黨務檔案館檔案中發現的一些新資料，蘇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的女研究員?。枅D諾娃在蘇聯《遠東問題》雜志上公開發表了《尼科爾斯基：一個被遺忘的參加過中共一大的人》一文后，尼科爾斯基的生平才露出冰山一角。

    尼科爾斯基，原名涅伊曼－尼科爾斯基·弗拉基米爾·阿勃拉莫維奇，即貝爾格·維克多·亞歷山大羅維奇，生于１８９８年，卒于１９４３年。１９２１年加入俄共（布），曾在遠東赤塔商學院讀完三年級的大學課程。１９１９－１９２０年在遠東共和國人民革命軍中服役。１９２１年轉入共產國際機關行政處工作，當時取名瓦西里或瓦西里耶夫。１９２１－１９２５年在中國東北工作。１９２６年從哈巴羅夫斯克轉到赤塔。１９３８年，因托派嫌疑而被捕入獄，１９４３年被錯殺，終年４５歲，后被平反。

    尼科爾斯基在當年不僅是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派來中國的代表，而且還是赤色職工國際的代表，出席一大會議的包惠僧，曾數次提到尼科爾斯基是赤色職工國際的代表。他在《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會議前后的回憶》一文中說：“１９２１年６月間，第三國際派馬林為代表，赤色職工國際派李克諾斯基（即尼科爾斯基）為代表，先到北京。”后來，包惠僧在《中國共產黨成立前后的見聞》一文中說：“……第一天的會各地代表及馬林和李克諾斯基都出席了，主席是張國燾。第一項議程就是馬林的報告?！又羁酥Z斯基報告赤色職工國際的工作與任務?！币淮蟠韯⑷熟o在《回憶黨的“一大”》中也說：“當時，共產國際派了兩個代表出席了‘一大’，一個是馬林，荷蘭人……另一個是尼科爾斯基，是俄國人，搞職工運動的……”卡爾圖諾娃博士也說：“從蘇共中央馬克思列寧主義研究院中央黨務檔案館保存的資料和文件中也已發現委托尼科爾斯基到中國去的任務，他應當同馬林一起幫助中國馬克思主義者籌備并召開中共‘一大’會議。他還承擔著赤色職工國際主席委托給他的義務，更確切地說，就是承擔著其機關設在赤塔的職工國際理事會委托給他的義務。”

    從以上史料我們可以看出，尼科爾斯基同時肩負著兩項使命。不僅如此，中共一大結束后，尼科爾斯基仍在繼續為赤色職工國際做工作，他積極參與組織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就是一例。據包惠僧在１９５８年８月１４日回憶說：“約在８月初（指１９２１年８月）組織工作方面召集我們開會，張國燾傳達馬林和李克諾斯基的意見：要設立一個領導工人運動的專管機構，定名為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并擬定了一個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的綱要……”

    接著，尼科爾斯基還參與了派遣一批代表出席１９２２年１月召開的莫斯科會議的工作。曾被尼科爾斯基派到莫斯科開會的張國燾在《我的回憶》中說：“當我向他（指尼科爾斯基）說，我已做好了充分準備，可以馬上動身時，他就從自己的寫字臺的抽屜里取出一張某個商行的公文表格，表面看，這張紙很平常。讓我看過后，他說：‘這張表就是您的身份證，上面被大頭針壓有印痕，這是暗號。’他向我詳細地講述了如何秘密地把這張卡片交給所規定好的滿洲里的一個理發館的老板，這個人把我送過邊境。”由于有了尼科爾斯基給的這個證件，張國燾才順利抵達伊爾庫茨克，然后到莫斯科出席會議。張國燾回憶說：尼科爾斯基是一位“言簡意賅，相貌一般的人……我應該說，他是一位有才能，辦事認真，有豐富經驗的工作人員”① 。

    馬林和尼科爾斯基幾乎同時到達上海，他們共同工作到１９２１年的１２月，這期間，他們兩人幾乎天天都在一起。據中共一大參與者的回憶，都認為尼科爾斯基是馬林的助手，因為參加中共一大時，尼科爾斯基才２３歲，馬林已經３８歲了，年齡較尼科爾斯基大得多。而且，馬林精通英語，在中共一大代表中，李達和李漢俊都操一口流利的英語，與馬林可以自由交流。相反，尼科爾斯基只會俄語，僅懂一點英語，與中國代表交流困難。由于語言障礙，他在會上很少發言。但事實情況卻大大出乎人們的意料，馬林才是尼科爾斯基的助手。在荷蘭發現的“斯內夫利特檔案”中記載：“……和尼科爾斯基同在上海期間，我只局限于幫助他執行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交給他的任務，我從來不獨立工作，以避免發生組織上的混亂?！瘪R林頗受列寧器重，是列寧親自推薦來華的，身份是共產國際執委，但為什么卻成為只有２３歲的尼科爾斯基的助手？尼科爾斯基在當時當地有何來頭？其中原因至今不得而知?？磥?，要認識尼科爾斯基的“廬山真面目”，還有待史學家們進一步考證。

                             博文女校的臨時寓客

    馬林、尼科爾斯基這兩名國際代表到達上海后，馬上與李達、李漢俊取得了聯系。在得知上海、北京、長沙、武漢和廣州、濟南等地，都已經先后建立、或正在建立黨的早期組織這一情況后，他們認為在中國成立全國統一的共產黨組織的條件已經成熟，建議及早召開黨的全國代表大會來促成這個偉大的事業。

    國際代表的建議讓正在醞釀建黨的李達、李漢俊等人興奮不已，當即，李達就與當時正在廣州的陳獨秀、北京的李大釗聯系商議，確定在上海召開中國共產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后來，李達在他的《中國共產黨的發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會經過的回憶》中回憶這段經歷，他寫到：“六月初旬，馬林（荷蘭人）和尼可洛夫（俄人）由第三國際派到上海來，和我們接談了以后，他們建議我們應當及早召開全國代表大會，宣告黨的成立。于是由我發信給各地黨小組，各派代表二人到上海開會，大會決定于七月一日開幕。”據說，馬林還帶來了開會經費，每一位參會代表寄發給路費１００元，會議結束回去時再每人發給５０元。每個地區派兩名代表，不考慮每個地區黨員人數的多寡，即上海、北京、長沙、武漢、濟南、廣州、日本共７個共產主義小組。因為法國路途遙遠，信件往返及代表趕來已經來不及了，所以就沒有給法國共產主義小組寄發邀請信。信及匯款由“二李”（李達、李漢?。┓謩e寄出。

    一石擊起千層浪，來自上海的邀請引起各地黨組織的熱烈響應，各地紛紛召集成員開會，討論選派代表的大事。

    北京的黨組織接到上海的通知時，幾個骨干成員正在北京西城為考大學的青年辦一個文化補習學校。他們就在這個學校開了一個選舉代表的會。當時，李大釗任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１９２１年的暑假，他正忙于主持北大教師索薪工作（原索薪會主席為馬敘倫，馬因病改由李大釗代理，這次索薪罷教長達十個月之久），無法分身南來。于是，北京黨組織就推選張國燾和劉仁靜為代表，出席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劉后來在《一大瑣憶》中回憶了當時北京黨組織產生代表的經過。他說：“１９２１年夏天，我們在北京西城為考大學的青年辦一個文化補習學校，由鄧中夏教國文，張國燾教數理，我教英文。有一天，我們接到上海通知，要我們派兩個代表赴滬參加建黨會議，于是我們就在這個學校開了一個選舉代表的會。”選舉時，“我依稀記得，那天李大釗沒有出席。當時出席的人都同意派代表赴上海開會，但并沒有誰想到是去出席一個重大歷史意義的會議，也沒有誰想爭當這個代表”?！坝捎趯σ淮蟮囊饬x認識不足 一般習慣于在組織活動中不驚動李大釗，因而沒有選舉他是并不奇怪的?！薄皩嶋H情況是：首先大家一致選張國燾當代表。在選第二個代表時曾經提出過鄧中夏和羅章龍，然而他們十分謙讓，以工作忙不克分身為由謝辭，這樣最后才確定我當代表”?！翱傊x代表的那次會是認真的，氣氛也是好的。”張國燾因受命參與“一大”的籌備工作，在代表產生后，即刻動身去了上海；劉仁靜則在７月７日左右才達到上海的。

    長沙的黨組織代表毛澤東和何叔衡在接到上海的邀請后，也是即刻準備前往。當時長沙正在反動軍閥的高壓統治之下，共產黨組織的活動不得不處于極其隱蔽之中，因而，代表的產生以及毛、何兩人的出行都無人知曉。何叔衡時任湖南通俗教育館館長兼《湖南通俗日報》經理，謝覺哉擔任《湖南通俗日報》的主編。謝對何的行蹤有一些了解。１９８４年４月出版的《謝覺哉日記》（上冊）中，記載了毛澤東和何叔衡一同離開長沙赴上海一事。他在１９２１年６月２９日的日記中寫到：“午后６時叔衡往上海，偕行者潤之，赴全國誘誘誘誘誘之招。”這個日記無疑可以證明毛澤東和何叔衡是在１９２１年６月２９日離開長沙到上海去參加全國代表大會的。至于為何在日記中畫上一串圓圈，據謝的夫人王定國解釋，那時因為當時反動勢力猖獗，謝不敢寫明事實，又擔心忘記此事，就用圓圈來代替。１９５２年，謝覺哉曾回憶這件事，他說：“一個夜晚，黑云蔽天作欲雨狀，忽聞毛澤東同志和何叔衡同志即要動身去赴上海，我頗感到他倆的行動‘突然’，他倆又拒絕我們送上輪船。后來知道：這就是他倆去參加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偉大的中國共產黨誕生的大會?！雹?nbsp;當年，從長沙出發沒有直達的船只到上海，只能先到武漢，再從武漢轉乘去上海的航船。經過這樣的輾轉，毛澤東和何叔衡到上海時，已經是７月４日以后了。

    廣州的共產黨組織接到上海的通知后，馬上在黨員譚植棠家開會決定代表人選。當時陳獨秀正在廣州，他主持了這次會議。會上，大家一致推舉陳公博為廣州的代表。此外，陳獨秀又委派受李達、李漢俊的派遣，正在廣州與他商談黨務工作的包惠僧代表他出席上海的會議。這樣，雖然是武漢黨組織負責人的包惠僧卻成了來自廣州的代表。包惠僧后來回憶說，“有一天，陳獨秀召集他們在譚植棠家開會，說接到上海李漢俊來信，信上說第三國際和赤色職工國際派了兩個代表到上海，要召開中國共產黨的發起會，要陳獨秀回上海，請廣州支部派兩個人出席會議，還寄來二百元路費。陳獨秀說第一他不能去，至少現在不能去，因為他兼大學預科校長，正在爭取一筆款子修建校舍，他一走款子就不好辦了。第二可以派陳公博和包惠僧兩個人去出席會議，陳公博是辦報的，又是宣傳員養成所所長，知道的事情多，報紙編輯工作可由譚植棠代理。包惠僧是湖北黨組織的人，開完會就可以回去（會前陳獨秀與我談過，還讓我回湖北工作，大概他已經接到上海的信了）。其他幾個人都忙，離不開。陳獨秀年長，我們又都是他的學生，他說以后大家就沒有什么好講的了，同意了他的意見。就這樣，陳公博和包惠僧兩人就代表廣州黨組織分頭趕赴上海。作為報人，陳公博擔心自己多日無法在廣州出頭露面會引起別人猜忌，為掩蓋此行的真正目的，他要求帶上新婚的妻子李勵莊同行，一是掩人耳目，為了安全；另一個目的，也是借機到上海等地一游。夫婦倆在７月１４日由廣州出發先到香港，經由香港轉赴上海，已經是７月２１日了。值得一提的是，后來從上海回到廣州，陳公博怕人知曉自己的行跡，趕緊又公開發表了《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一文，在文章一開頭就說：“暑假期前我感了點暑，心里很想轉地療養，去年我在上海結合了一個學社，也想趁這個時期結束我未完的手續，而且我去年結婚正在戎馬倥傯之時，沒有度蜜月的機會，正想在暑期中補度蜜月。因這三層原因，我于是在七月十四日啟程赴滬。”① 從中可以看出，陳公博對自己的上海之行是極端小心的。包惠僧則在７月１５日從廣州乘海輪直接到上海，到達時間是７月２０日。

    中國留日學生黨組織也如期接到來自上海的通知。當時，在東京的施存統和在鹿兒島的周佛海都是黨組織中的活躍分子，但由于施存統來日不久，正忙于功課，而周佛海卻早有趁暑期回上海之念。于是，周佛海便順理成章地成了留日學生黨組織的代表。

此外，武漢的黨組織派出了董必武、陳潭秋，濟南的黨組織派出了王盡美和鄧恩銘，都在六七月間來到上海。

 附：
       方舟子“新語絲”文：“建黨偉業”開“一大”花了多少錢誰買單？
  http://www.xys.org/xys/ebooks/others/history/modern/jiandang.txt
                             　作者：秦全耀
    　拍《建黨大業》，中影牽頭，投資商出錢，共同受益把錢賺。同樣，黨開一大花了多少錢，又是誰買單？
 　　鬧革命是要花錢的，黨的建黨大業，需要多少錢？早期參加籌建中國共產黨的人員大多是青年，一般沒有固定的職業和收入來源，要在短時間內建立一個全國性的黨，宣傳、組織等費用光靠陳獨秀、李大釗等少數知識分子教書、寫文章掙來的錢是遠遠不夠的，因此，經費問題成為中國共產黨建黨之初的一個大問題。
 　　毛澤東當時在北大圖書館的工資只有8元，沒人出錢，你讓他自費去上海開一大，連火車票也買不起呀！
 　　據《內蒙古黨史》授權中國共產黨新聞網發布的鄭瑞峰文章《陳獨秀拒絕共產國際經費援助內情》資料記載，一大的費用統由馬林代表的共產國際買單。由上海共產主義小組發起人李達和李漢俊經辦。當時中國國內的北京、上海、長沙、武漢、廣州、濟南等地建有共產主義小組，國外的日本留學生和旅法的青年學生中，也建有類似的共產主義小組。
 　　除了旅法的共產主義小組之外，“二李”分別給每個小組都寫了信，而且還匯去了路費，每位代表的路費都是一百元，無論遠近。會議結束后，每位代表還將再領到五十元的路費。
 　　這筆錢在當時來說，絕對不是個小數目。當時上海普通警察月工資不過十至十三元，警長也不過拿十六至十八元；上海黃金價格是每兩二十一元，一輛進口小轎車的價格一千元左右。十二位代表僅來的路費就可以買一輛進口小轎車還有富裕。
 　　盡管從上海匯給每個代表的路費富富有裕，但大家花起這些錢來仍然精打細算。外地來的代表絕大多數被安排在上海法租界的博文女子學校學生宿舍，此時學生已經放暑假，組織者提前租下樓上靠西側的 三間前樓，這里安全又經濟實惠，每個鋪位一天租金不到一角錢，而上海普通客棧則至少需要三角錢。因為不知道會議要開多長時間，組織者預付給學校兩個月的租金。
 　　代表們吃飯的問題也是就地解決，由女校的廚役給做，花費也不大。當時有一塊錢就可以在上海的普通飯館請六七個人吃一頓不錯的飯，有生煎饅頭、蟹殼黃及各種小吃?？紤]到上海夏天的悶熱，組織者還特地買了幾張新的蘆席，給代表們打地鋪用。
 　　由于會議遇到特務跟蹤，不得不換個地方了。有人建議去杭州開，杭州有西湖，景色很美，既能避暑又能開會，確實是個好地方。但去杭州的最大問題是找不到杭州本地人接應，安全沒有保障。已經有一次涉險經歷的大多數代表都不同意去杭州。
 　　正在大家犯難的時候，一位年輕俊秀的女子輕啟朱唇，說出一番話來。
 　　這位少婦就是李達的新婚夫人王會悟。 她不是“一大”的正式代表，而是負責望風傳遞消息的交通員。王會悟建議，會議完全可以轉移到離上海更近的浙江嘉興繼續開，嘉興是她的家鄉，雖然是農村但環境優美，有著名的旅游景點南湖，上海市民消暑的時候，多喜歡到浙江嘉興游賞荷花，不容易被人注意，還能節省下一大筆路費。
 　　王會悟的意見馬上得到大家的一致認可。
 　　7月31日上午10時許，代表們分別從上海乘火車直達浙江的嘉興。
 　　王會悟先到一步，她在嘉興南湖附近的鴛湖旅館定下兩間客房，為代表們安排下住處，并委托旅館的賬房先生代租一艘在南湖上的游船。
 　　這是一個非常有創意的安排。在煙波浩淼的南湖游船上，不僅可以看到秀麗的湖光水色，而且安全系數比較高，水天茫茫不用擔心隔墻有耳。
 　　王會悟租下的這條船并不是一條普通的游船，而是一艘高級的畫舫，屬于豪華游艇。租金雖然貴了些，但畫舫上裝飾華麗，陳設考究，雕梁畫柱，船上寬平的船頭搭有涼棚，便于遮陽擋雨，也便于了望周圍的情況。船艙里舒適考究的桌椅讓代表坐著很長時間也不至于太疲勞，后艙有供代表們休息和船工住宿的地方。
 　　王會悟很會討價還價，她用4元5角錢租了這只船,又花了3元錢訂了一桌酒菜，將化裝成游客的代表們引領到船上在南湖的紅船上，中共一大完成了全部議程。
 　　不得不說，在一大的建黨大業時，帶老婆的代表有三位。除王會悟幫李達干了不少事情，張國燾的老婆楊子烈和陳公博的老婆李勵莊純屬是公款旅游。老秦歸納道：從黨的一大，就開始有了腐敗。
 　　另有一種說法，一大的費用大部分是用 《共產黨宣言》翻譯者陳望道與李達、李漢俊等人的稿費支付的。《共產黨宣言》中譯本的面世，從理論上武裝了“一大”；《共產黨宣言》的稿費，從物質上資助 了“一大”。后由于陳望道對陳獨秀家長制作風的不滿，在“一大”前提出脫離組織，未能參加“一大”。不可能，陳望道又不是活雷鋒，光出錢，不偉業，傻呀！
 　　顯然，陳獨秀和李大釗是由于錢而不去開會的。本博秦全耀認為有個性的陳獨秀拒會的真實原因很可能是老毛子出錢的會我不去。因為從和共產國際接觸的第一天起，陳獨秀從心里就不是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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