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化的愛恨交織　　

20世紀以后的中國，在很長時間內經(jīng)歷著錯綜復雜的西方化過程，除開清滿遺老竭力抵抗新文化運動妄圖恢復帝制的復辟主義以外，西方資本主義和共產(chǎn)主義成為西方化過程中兩個關鍵力量，當時的新青年們在努力找尋西方模式優(yōu)越性的同時，也面臨著接近西方必須承受的感情代價，任何模式的制度輸入都毫不例外地伴隨著西方權力的介入，沒有哪種力量可以躲過。

百年前的西方與今天的西方，若單就國際影響力而言并非可以用物質來簡單對比，西方的大概念也已經(jīng)發(fā)生了較大變化，西方統(tǒng)治世界的方式也大不一樣，領土殖民已經(jīng)轉向為除領土以外的多元化殖民，文化、經(jīng)濟、科技、信仰皆可納入其中。對西方來說，內部困境相對較好的表現(xiàn)為無產(chǎn)階級概念的淡化提供了基礎，這也減少了其它國家對于西方的攻擊著力點，共產(chǎn)主義理論短期內找不到資本主義國家的致命痛處，即便是世界性經(jīng)濟危機也無法提供合適的說辭。

推翻帝制后的中國最革命一代當時面臨的國內環(huán)境是主權的不完整和民族情緒的壓抑，西方國家在中國治外法權的膨脹極大地刺傷了中華民族的自尊心，照搬資本主義似乎無法滿足廣大無產(chǎn)階級的革命熱情，這也注定了資本主義在中國推行的障礙是顯而易見的，共產(chǎn)主義思想受到追捧就不足為怪，加之俄國十月革命的成功，更點燃了中國共產(chǎn)主義信仰一代建設區(qū)別于西方國家新中國的激情。但是他們并沒有取得當時主流社會的廣泛承認，甚至遭受到象胡適這類名人的諷刺與打壓，因為從物質之于個人的天生誘惑來說，共產(chǎn)主義的設計的確不能讓擁有資產(chǎn)的上流社會滿意，物質欲的天性會讓很多人不顧一切地排斥精神烏托幫，勞工運動滿足不了除工農之外幾乎所有階級的私人占有欲，甚至在農民階級內部也不是統(tǒng)一立場。

非常有趣的100多年瞬間又過去了，令不意想不到的是，百年后的中國又開始重新回到原來那個怪圈，“主義之爭”和“西方化”之爭再度成為社會爭論的熱點和焦點，絲毫也不亞于前一次的激烈程度，甚至連社會面貌都展示出極大的相似性，到底是荒唐還是幸運，估計還得再等一到兩百年才能驗證這個愛折騰民族的正確與否。

20世紀80年代，中國展開的改革開放（西方化）經(jīng)過幾十年的驗證之后，大家發(fā)現(xiàn)其病態(tài)的一面已經(jīng)接近超越大眾的最大承受能力，改革主義者和開放主義者既沒有得到西方的接納，也沒有得到國內民眾的廣泛認可，“改良中國”還是“革命中國”成為一個大國國民的集體心病，贊賞共產(chǎn)主義者被認為是病態(tài)的群體，贊美資本主義者亦被定性為無知的一族，介入兩者之間的一大批中間派試圖用中和的力量調節(jié)中國走向混合主義道路，然而，這種努力看來也是兩邊不討好，機會主義和修正主義的帽子隨之而來，整個社會處于一種混亂的論戰(zhàn)狀態(tài)，不過，好在政治還算開明，混亂背后是官方釋放的言論自由，從這個意義上講，爭論的過程是利弊兼而有之。

21世紀的部分中國人因偏愛西方拼命移民歐美， 一部分人是歇斯底里地怨恨歐美，多數(shù)人則是愛恨交織，到底是何種因素使然？真的是制度原因還是情感原因？中華民族總有一些人習慣于把自己放在5000年文明古國的位置上自己崇拜自己，并不了解世界是否真的尊重自己，即便知道也詳裝視而不見；也總有另一部分人時刻不放棄自己作賤自己，當富人家的奴才似乎比做一個人獨立的人更具吸引力，奴才也不算最壞的選擇。十幾億人的大國很多時候大部分人把面子看得似乎比里子更加重要，虛偽和真實的選擇有時相當困難，儒教統(tǒng)治下的中國人虛偽性有時大大地超過了真實需要。今天的中國，一大批精英夢想歐美制度的同時，從來都不愿意承認其物質欲望的第一位，民主和人權的幌子永遠是他們手中的槍，只有當他們面對歐美接二連三地欺負中國時才短暫的表現(xiàn)為啞口無言，并不忘記在陣痛之后采取溫和的口氣為西方辯護，以期獲得西方世界給予其精神上的獎賞，然而，這種討賞式地接近西方無論如何都難以獲得民族感極強的多數(shù)人認同，他們視這部分精英為出賣靈魂式的賭博，靈魂不要了，自然不可能從物質中找到快樂。

物質和精神的“二元論”對立到底是否真的存在是個必須要面對的問題，從哲學角度看，所有國家和民族都不應存在物質和精神對立的問題，中國自然也不應當存在，人類對物質和精神的雙重追求是共性的，不存在任何對立。中國面對的其實本不是“二元論”的對立，而是之外的情結，這個情結又是什么呢？多半是西方試圖廢除中國傳統(tǒng)以完全接受西方文明的必要條件的嘗試。中國人并非按照西方的意圖走，中國人愿意接受科學，但絕對不愿意放棄精神力量的特色一面，中國人接受民主，但絕不會拋棄術、勢、儒，法的傳統(tǒng)思維，中國接受資本主義的部分要素，但又無法真正為其提供自由化和完全私有化的環(huán)境。大家也許還忘記了另外一個實事：中國人在接受現(xiàn)代科學文明帶來物質豐富的同時，均安主義的思維是根深蒂固的，并且會把均安與社會主義的優(yōu)越性掛鉤起來。

要走出對西方社會愛恨交織的陳舊思想觀，我看最好的方式莫過于增加中國人的自信，一個國家和民族只有完全充滿自信，在面對它國的時候便不致于出現(xiàn)非理性愛恨交織的復雜局面，人與人的交道正是國與國交道的個體反映，自信地交往會讓局面完全倒掛，西方其實哪里算得上完美世界，如果中國把強行向西方輸入自己的理念作為接受對方理念的必要條件之一，遇到抵抗又有什么關系？完全西方化過程如果用“雙向綜合主義”代替未嘗不是一種改變自卑心態(tài)的好方法，用資本主義價值體系包裝出來的世界規(guī)則如果能夠結合社會主義的合理成分將出現(xiàn)對中國極為有利的方向轉變，西方不能永遠輸出比他國更為落后的制度和精神，中國用不完美制度中的先進成分改造西方社會應當成為政府和精英的特殊義務，重申中西方文明的雙向作用并不是一條絕對走不通的道路。

西方社會如何走向對中國愛恨交織的軌道也是中國一個很值得探討的選題，中國人一直抱著慈善和普愛的精神關懷著整個世界，哪怕自身遍體鱗傷也在所不惜，這不是一個壞的民族性格，當然也算不上是最好的。中國應當試著想辦法讓自己被他人愛恨交織，如果中國收獲的全是仇恨當然要認真反省，如果中國收獲的全是蔑視更加應當引起全民反思，如果中國收獲的是愛恨交織，尤其是西方對于中國感情的愛恨交織，那就說明中國取得了某種程度的成功。面對西方，不必擔心其恨的一面，關鍵是要審視其恨的起源在哪里，如果西方是糾結于中國物質和精神的強大實力而產(chǎn)生恨意，則正好說明中國的道路方向是正確無疑的，如果西方是糾結于中國人莫明其妙的精神分裂和文明的落后而產(chǎn)生恨意，應當反思的則是中國自己。一個大的民族通常不愿意接受因弱小被人欺負以后的強烈抗議，如果中國能用自己的強大從西方口中收獲到他們對中國的抗議完全可視為某種精神決戰(zhàn)的勝利，國家經(jīng)年不斷地準備物質，如果沒有精神指向則毫無意義，西方必須有接受痛苦的過程和能力，否則，他們永遠也不會理解其它遭受痛苦國家人民的感受，西方人的感情不能只有優(yōu)越感，也應當有承受中國強大作用力的被撕裂感受。

未來數(shù)十年，西方到底是否會必須面對來自中國的社會主義沖擊波？到底會否用一種愛恨交織的心情部分接受中國制度的改造呢？要回答這些問題，還得要返回到最初始的設問，中國人到底能不能拋棄自卑決定中國的成敗，如果中國能堅守自己的信仰并不斷地完善自己的體制，未必不能為世界提供一套可供效仿的新型制度模式。科學與強權創(chuàng)造的西方物質文明并不能掩蓋西方國家的固有矛盾和缺陷，科學的停滯和強權的萎縮都將會大大削減東西方物質的差距，西方內部的隱性缺陷不可避免地將顯性化，如何修補或者徹底改革缺陷應當可以取經(jīng)于中國。貶低西方并非是什么妖言惑眾的行為，東西方轉換角色是一種歷史的選擇。貶低西方也不意味著中國的自大，挑戰(zhàn)強權、爭取強權也是實現(xiàn)民族走向復興的必要準備，否則，西方化的愛恨交織會在無數(shù)個百年以后反復重演。

愛恨交織的中國如果不能推動世界的歷史進程，就將被世界歷史的進程所淹沒，未來的世界歷史也許并不是所有各國的歷史，而只能是少數(shù)大國的歷史，存在與湮滅就在轉瞬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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