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太原市某區某村74人加入山西人民公訴漢奸、賣國賊

                                           茅于軾、辛子陵公訴團

解決“三農”問題要修改《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節選）

山西省聞喜縣河底鎮馮村原村委會主任  閆右斌

    要想構建和諧社會，處理好城鄉關系，解決好“三農”問題，首先要保持農村的穩定。但我不贊稱以“穩定是第一位的”這句話為由，采用壓制手段來保持“穩定”，正如一位網友所說“把穩定這塊大石頭壓在火山口上的做法，其實是很愚蠢的”！

    但是，保持農村穩定這個問題絕對不容樂觀！在我看來，絕大多數的村子里都存在著不穩定因素，而造成這種不穩定因素的“罪魁禍首”，正是三年一次的“海選”和現行的《村民委員會組織法》。
盡管基層政府盡職盡責地組織舉行各村的選舉活動，耗費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但勿庸置疑的是，選舉中出現的丑惡現象，如賄賂、脅迫，甚至不惜用暴力手段鏟除異已，幾乎成為普遍現象。但這個問題不在本文討論之列。

    有個網友在《看看農村都是些什么人在當權》的文章中說：“看看都是些什么人物能當村長呢？要么是做生意有了倆錢的，他們可以在農民中用錢和物去賄賂選票；要么就是村霸，在村里無惡不作沒有人敢惹，也沒有人敢不選他們的惡人；要么就是在村里的大姓中有威望的，小姓中的人再有水平在他們面前也只有望洋興嘆！每到換屆選舉的時候，哪個村不搞得烏煙瘴氣！選得老百姓都相互生了仇，結了怨！真不知道這樣的民主是好還是不好？”但這個問題也不在本文討論之列。

    我們要討論的問題是：經過一番激烈地較量甚至是暴力的較量，新一任的村民委員會和黨支部終于產生了。但是，從他們上任的第一天起，就已經有人盤算著“三年到期把他們趕下臺，讓我上或讓我們的人上！”這個問題了。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從新任班子上任那一刻起，在“我干不上，你們也別想干好！你們干不好，到時候就得下臺！”這種思想的支配下，使絆子，找麻煩，無中生有，造謠中傷，挑拔離間，拉幫結派，混水摸魚，冷槍暗箭，有意制造矛盾，故意激化矛盾、上訪、告狀、寫匿名信，遞黑紙條，各種手段無所不用其極！在這種氛圍里，要想保持農村的穩定和諧，幾乎是不可能的！

    而作為當選的新一任黨支部、村委會一班人來說，從上任的第一天起，他們就不得不疲于應付招架各種人為制造的麻煩，根本不能全身心地投入到為村民辦好事、辦實事的工作中去。同時他們也在不時掂量著“三年期滿還不知道能不能繼續干下去？”這個問題，便“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只看眼前，難顧長遠，不思進取，只求平安。甚至產生“有權不用，過期作廢”、“不撈白不撈，過期撈不著”的錯誤思想，想歪點子，動黑念頭，假公濟私，以權謀私，貪污挪用，胡支亂花，胡吃海喝，致使群情激憤，民怨沸騰，這又怎么能保持農村的穩定和諧呢？

    臺上臺下的雙方為了達到各自的目的，相互以其治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不惜動用一切非正當手段，同時極力在政府部門，公、檢、法部門尋找靠山，甚至不惜在黑惡勢力中尋求支持，有的竟然釀成刑事案件。這又怎么能保持農村的穩定和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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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難看出，正是由于三年一次的“海選”和所謂的“村民自治”,才是農村不能保持穩定和諧的罪魁禍首！《村民委員會組織法》實施后，使前多年農村中相對風平浪靜的生活節奏變河波濤洶涌起來。由此看來，這種使我們賴以自豪和驕傲的所謂“大民主”，并不是現代農村和農民們最需要的！所以，我建議立即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堅決果斷地取消三年一次的“海選”，取消所謂的村民自治組織──村民委員會，（當然還有村黨支部，但這個問題比較敏感，不在我們現在討論之列）用輪流坐莊式的村民代表會代之。原屬于村民委員會的所有權力，統統由鄉、鎮政府（如果以后鄉鎮政府撤消則由縣政府）直接接管。而對于取而代之的村民代表委員會，其職能則僅限于搜集反映群眾意見，經民主科學的程序作出決定后，交由鄉鎮政府指派到村的吃財政飯的干部們直接實施。應該肯定的是：村民代表委員會才是村民利益的代表者！而派下去的國家干部門則只是村民事物的具體執行者！這種做法與現代社會中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離的原則相符合，并與現代社會中先進的“三權分立”的政治體制理念相吻合。

    過去說“萬惡淫為首”，有人說“萬惡錢為首”，在我看來，在農村確實有些“萬惡權為首”的味道。如有些村里，集體經濟早已被折騰殆盡，村干部干了三年連工資都發不上一分，卻也爭得你死我活。如果我們修改了《村委委員會組織法》，取消了村民委員會，取消了“海選”，農村人就沒有了對權力的渴望，也就沒有了爭斗，沒有了爭斗，也就沒有了那些丑惡行為，沒有了那些丑惡行為，這才會有農村的穩定和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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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在三年一次的“海選”弄得村里連最起碼的穩定都無法做到的情況下，所謂村民自治的效果可想而知，肯定難以使人滿意！在這方面媒體披露的不少，相信接訪部門也了解很多。我敢說，在絕大多數的村子里，都有著那種“安好心的人干不好，有二心的人胡亂干”的現象，拉幫拉派，黨同伐異，貪污腐敗，胡吃海喝，所謂群眾監督形同虛設……。每屆班子下來，都要留下一個爛攤子，留下一堆爛賬目，留下一撥爛事情。問題矛盾越積越深，越積越亂，越來越難以解決，集體的那點底攤子越來越少，人心越來越散、民風越來越壞……。面對如此效果的“村民自治”，面對如此效果的“民主選舉”，面對如此效果的村民委員會，我們還要它干什么？政治路線確定之后，干部就是決定因素！組織就是勝利保障！然而靠這樣的基層組織形態，我們怎么能保障新農村建設運動的健康進行？怎么能保障農村“生產發展、生活富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五大愿望的實現？僅靠政治說教，絕對無濟于事，必須從組織手段上進行徹底改革！

    第二，從現實的農村社會環境、農業生產模式、農民生活方式來看，村民委員會這種組織形式的存在，已經沒有了必要的條件和基礎。土地承包到戶了，農業稅不繳了，工業反哺農業了，糧食有了直補了，農資即將補貼了，村辦企業已改制給私人了，集體經濟已經成為空殼了，不亂攤派了，不亂集資了，不亂罰款了，用不著為收各種稅費而牽耕牛、抱彩電、挖糧食，甚至拆房了。目前在農村，除了為農民們管理好水利和電，村委會已經基本上沒有用武之地了。反過來說，農民們也只不過把村委會當作“豆包”一個，根本不把你當作“干糧”了。除了選舉外，村里想開一個群眾大會根本召集不來人，一號文件重要吧，但除了在電視上了解一些外，真正給農民們貫徹學習過嗎？像這樣的村委會，我們還要它作甚？在美國，乳臭未干的正在就讀的高中學生可以當選市長，90多歲的老太太可以連任很多屆市長，可見權力之輕，微不足道。現在的中國農村，從農民本身的“權利”而言，農村“權力”機構也已經很沒有什么實際意義了！

    第三，中國的農民是最容感到滿足的！這話一點都不假，不是有調查機構經過調查而得出結論：農民的幸福感要高出城市人幾個百分點嘛！那么，是什么東西使中國農民們感到滿足呢？反過來我們再問，中國農民們最需要從那些方面來滿足他們呢？我認為是如下幾個方面：1、自由。農民們最渴望的是更加寬松的社會約束機制，最討厭的是有人總是要從各個方面管著他。2、平安。沒有人欺負他，沒有人傷害他的利益。3、幸福。但農民們所謂的幸福也只不過指的是有吃有喝，不餓肚子，有穿有戴，衣能遮體而已。即便是孩子念不起書，家人看不起病，農民們除了抱怨學費太高，看病太貴外，也絕不會有更高的奢求。4、平等。但絕對不是平均！農民們有這個自知之明，所謂“仇富”的壞帽子不能給農民戴！“不患寡，而患不均”是中國農民最大的特點和毛病，即不被壓迫、不被剝削、不被歧視。除此之外，那種我們賴以自豪的向全世界炫耀的所謂“大民主”，絕對不是中國農民們最希望得到的!刻意地要把所謂的“民主”強加給農民的做法，貽害無窮！只會破壞農村的穩定，引起權力爭斗，成為“共產黨的哲學就是斗爭哲學”的另版。說實話，在中國，最需要“民主”的地方應該在中南海、人民大會堂之類的地方，而不是在農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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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牧民”心理可以休矣！解放后，為了維護統治，鞏固政權，在舊社會完全處于一盤散沙狀況的中國農民被徹底動員起來，處于一個巨大的嚴密的網絡組織之中，沒有這樣的組織，生產呀、學習呀、革命呀、斗爭呀、批判呀，怎么進行？老百姓嘛，就是一群羊而已，而政府嘛，就是牧羊人，我得時時刻刻地管著你才行，甚至不惜“十羊九牧”。而中國社會發展到現階段，我們已經在全力打造“服務型”政府了，而不是過去的“牧民型”政府了；對農民、農村、農業的政策也已變成了多予、少取、放活、反哺了，我們完全沒有必要利用村委會“管”著農民了。取消“農村干部”，讓吃財政飯的“國家干部”們直接給農民服務，直接把國家“多予”農民的、“反哺”農民的錢財不打折扣地給了農民，不是更好嗎？要知道，中間環節越多，運行成本就越高，農民們所得到的反而越少，所享受到的服務反而越差，個中奧妙，大家應該心知肚明吧！過去我們是向農民“要”，有時甚至要強行挖糧食、抱彩電、牽耕牛、拉肥豬，沒了“農村干部”確實不行，總不能讓身份高貴的“國家干部”們親自去干吧？而現在我們向農民“給”，用不著再與刁民們淘氣費力了，“國家干部”們完全可以“親自”而為，況且看著農民們對自己感激涕零的樣子，“救世主”般的自豪感應該是感覺不錯的，就憑這點，還要村委會干啥？

    第五，說實話，在農村實行村民自治以來，“農村干部”的待遇是非常低的！與他們所付出的精力、所從事的工作、所受的氣、所挨的罵、所作的難，根本就不成比例，根本就是微不足道的！在“國家干部”們利用自身的權力打著“高薪養廉”的幌子，一次又一次地給自己增加的工資的情況下，這不能不說是“農村干部”們最覺得悲哀的事情！同時這也是“村官”們謀求灰色收入，產生“村官腐敗”的原因之一。這屆選舉前，就傳出了減少從職人員，提高工資待遇的傳言，據周天勇教授估計，全國大概有“村官”700萬人左右，每個村官平均下來每年工資按5000元計算，全國下來將要有300多億的行政成本支出。（如果按北京市目前招大學生村官月薪2000元算，那就更不得了了！不過我敢斷言這種做法純屬胡鬧瞎折騰，絕對不會有好果子吃！用北京人的話來形容絕對“傻比！”）300多億與30000多億的財稅收入再加上亂收費收入將近40000億的財政總收入相比，應該說這是一個不大的數字。但是，20多年來，我國的行政管理成本支出增加了87倍，所占比例高達20－30%，這就是說，我們的社會主義稅收，在相當程度上沒有做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而是取之于民，用之于“官”！為中外世人所詬病！我們為什么就不能取消“村官”，用吃國家飯，拿國家錢，卻無所事事的“國家干部”們取而代之，剩下這幾百億元，把它用在農民身上，譬如用在農村水利上：目前，全國8萬多座水庫中有1/4的大中型水庫、2/5的小型水庫屬病險工程。全國萬畝以上的灌區工程，已報廢的占10%，不同程度老化失修的占60%，基本完好的只占30%。大量的泵站、水庫、涵洞、灌渠破損，功能減弱。有錢用在刀刃上，將使農村水利條件發生多么大的變化呀！取消村官，剩下幾百億工資，既減少了行政管理成本，又為農民辦了好事，算政治帳，明白清楚，算經濟帳，經濟合算！我們何樂而不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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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國家干部”們的自身素質、工作能力、辦事效率絕對優于“農村干部”！不僅如此，“國家干部”們與村民們之間沒有錯綜復雜的社會關系和利害關系，使他們能夠較公平、公正、公開地處理好村中事務，化解矛盾糾紛，指引村民致富。而“農村干部”就不一樣了，由于各種錯綜復雜的社會關系的存在，即便是他們擁有一顆公平、公正的心，也難免受到各種利害關系的干擾和制約，很難把事情辦好。俗話說“能率一軍，不管一村”最主要的道理就在于此。明明我們知道“農村干部”們由于自身限制，很難把村事辦好，為什么我們就不可以用“國家干部”取而代之呢？為什么我們就不可以不再為難“農村干部”們以致于使他們不再“出了力，受了氣，卻不討好”呢？取消“村官”，等于“成人之美！”

    第七，“一杯茶、一包煙、一張報張看半天”，“早上跟著輪子轉，中午圍著盤子轉，下午圍著骰子轉，晚上抱著裙子轉”。這是“國家干部”們的形象在人民群眾眼中的幽默寫照！為什么會這樣？兩條：吃飽了撐得！沒事干閑得！吃國家飯，拿國家錢，無所事事，腐敗叢生，吏治之難，可見一斑。如果取消了村官，把農村工作直接交給“國家干部”們來干，便使他們有了用武之地，工作作風，干部形象為之大變，如此不好么？也許有人擔心中國農民那么多，農村那么大，僅靠“國家干部”恐怕顧不過來，杞人憂天！我們的官民比為1：26，除去人民教師，總有1：60吧，一個國家干部“服務”60個農民,又不是讓你一個人給60個人倒茶端飯。還能顧不過來？況且，與過去相比，交通發達了，通訊先進了，手段高明了，而現在的“服務”和過去的“管理”之難易已不可同日而語了，有什么困難不能解決么？過去的一個縣政府才多少人？一個區政府才幾個人？沒有車沒有摩托，甚至連自行車都沒有，沒有電話，僅憑兩條腿，工作干得比現在差嗎？每年4000億的公車消費，XX億的“公話”消費，讓“國家干部”們勤到農村看看走走，勤與農民說說聽聽，也算是盡可能的“錢有所值”吧！

    第八、現在我們來說敏感話題，關于農村黨支部。農村黨支部、村委會靠不同的產生機制形成，各發各令，爭權推事的“內耗”現象在絕大多數的村子里都不同程度地存在，關于兩者關系的定位，多年來一直有爭論。在農村地區，黨員的先鋒模范作用呈弱化趨勢，黨員在農村社會生活中的地位與一般村民群眾并無兩樣，作為一個執政黨的基本成員，對農村基層事務并不具備實際影響力。由他們選出的黨支部，由上級任命的黨支部書記在很大程度上并不被廣大村民認可！村民們認為：村委會是我們選出來的，黨支部是少數黨員選出來的，我就不認可你，你又能怎樣？加上愈演愈烈的腐敗現象敗壞了黨在群眾中的形象，黨支部在農村群眾中的神圣感已蕩然無存，面對這種情形，同樣身為村民的黨支部成員又怎樣來體現對村民的“領導”？既然我們主張村委會都可以取消，那么黨支部還有存在的理由嗎？讀到這里，估計會有相當多的人來質問我了：“你這不是主張取消黨的領導嗎？”請息怒，往下看，其實，在這里我想嚴肅而鄭重地聲明：當前，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比歷史上的任何時期都顯得更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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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今年“兩會”以來，“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成為媒體使用效率最高的詞語，有關理論文章連篇累牘。但總而言之，就農言農的居多。地方政府躍躍欲試，樹典型、搞試點、準備重走過去種種運動的“老路”；有關部門蠢蠢欲動，尋門子。跑項目，準備分得一杯鮮羹；農民們則在迷蒙中企盼，不知這天大的好事將以何種方式降臨到自己頭上。讓人感到擔心的是：“新農村建設”最終會不會成為農民們的免費午餐，最終會給農村農業帶來什么，現在下結論還為時尚早！體制不端，弊病叢生，腐敗橫行，私欲膨脹，弄不好，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將成為有錢人和有權人的餐餐大宴；弄不好，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將成為使農民們勒緊褲帶，竭盡錢財，甚至餓得頭昏眼花，才能夠享用到的一頓家常便飯——只剩下了湯湯水水，稠的早已被人撈光了！這絕對不是危言聳聽！過去的這種教訓如扶貧款被當作了“唐僧肉”的事情還少嗎？搞幾個典型，然后采用“一級一級往上騙，一直騙到國務院”的辦法讓領導放心高興，這也不是沒有可能。秦暉教授指出：“即是在公益范圍內，國家財政對于農民的“多予”也應當是法治狀態下的公共服務，而不應當變成人治狀態下的“首長恩典”，其實施對象的確定應當根據普通性的政策規定，而不應當與這是什么人的“點”，什么人的“幫扶對象”有關。運用公共權力向某領導“親自”關心的特定“典型”提供稀缺資源，尤其在這些資源因稀缺，而已經成為激烈競爭對象的情況下，“多予”的初衷就可能被扭曲。”要知道，農民的天生特性是“寧患寡，而患不均”，這似乎是中國農民的“毛病”，但是農民們追求社會的“公開、公正、公平”是建設現代法治社會的應有之義！況且多少年來，政府在“錦上添花”上往往有拿手好戲出臺，而在“雪中送碳”時卻往往缺乏積極態度。如果把新農村建設搞成一個嫌貧愛福的面子工程，形像工程，政績工程，農民們能滿意嗎？這是黨和政府的初衷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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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我們需要堅決徹底地毫無保留地解放思想。幾十年來，中國人民一直在沒完沒了的政治教化中生活，在種種“主義”、“思想”、“理論”、“代表”的指引下前進。然而，我們的前進道路并不順暢，我們的日子過得并不舒坦。不該發生的錯誤發生了，不該出現的曲折出現了，不該遭受的損失遭受了，應該取得成功卻最后失敗了，教訓非常深刻！按理說，就憑十幾億人民的聰明才智，我們完全可以看清方向，認準道路，找好辦法，在陽光大道上暢快前進！然而令人痛心的是，我們卻重復在一管就死——一死就放——一放就亂——一亂就收——一收就死的怪圈里不能自撥。改革開放的二十幾年中，雖然GDP增長了，國力增強了，生活水平提高了，但衛生改革使得人民看不起病了，教育改革使得孩子們上不起學了，國企改革使得本應屬于全國人民的國有資產流失慘了，地區差別拉大了，城鄉差別拉大了，貧富差別拉大了，開始兩極分化了，內需更加不足了，拉動經濟的三駕馬車更加不平衡了，外貿依存度高達70%了，在內需不足——依靠出口——低價競爭——壓低工資——內需不足——依靠進口的怪圈里不能自撥了！可憐的農民工們被外國資本壓迫、剝削、榨干了！一個芭比娃娃在國際市場賣20美元，中國人卻只能得到其中的35美分！農民工工資之低，工時之長，干活之累，條件之苦，可想而知！要知道，這是外國列強們當年用飛機大炮都沒有達到的目的，現在僅用幾個臭錢在中國投資辦廠，就輕而易舉地把中國人民給壓迫了！剝削了！榨干了！這是怎么慘痛的教訓呀！試想為中華民族的解放而英勇獻身的幾千萬革命烈士們如泉下有知，將作何感想？他們還不痛心疾首，悔青了腸子？早知仍如此，何必有當初？作為先烈們用頭顱和鮮血拯救出來的后人，我們又作何感想？我們對得起先烈們嗎？對得起先人們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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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國人民翹首企盼的是；；：共產黨人的膽識、氣魄和勇氣！一個小小的村委副主任，就“三農”問題發表一點看法，倒也無可非議，不想卻扯到“中國到底向何處去”這么一個只有政治家、經濟學家、政府官員、社會精英們才有資格討論的大題目上去了。足見一介村夫，土包子一個，且實、直、憨、傻、犟、狂、癡，只知地厚，不知天高，胡說八道，胡侃海扁，這叫做“赤裸身子追賊，膽大不知羞恥”吧！讓大家見笑了。作為國家“主人”，我們已經把國家交給“仆人”們打理了，所謂“國家大事”原本也用不著像我這樣的既不是“國家人”又不吃“國家飯”，又不領“國家錢”，不應管“國家事”的人嘮叨，無奈本人就是這個德性，位卑未敢忘國憂，身賤更應記憐民！不知哪些吃著國家飯，拿著國家錢，干著國家事的“仆人”們又作何感想？！

 村民簽名名單：

陳小文 李青霞  田梅軍  張變又  李變云 靳小林  田計村  薛月連 田志剛  程虎林 程四貨　　

程曉飛 程福杰 李三小  李太文   田金全 郝四娃  田曉峰  田福鄉 田玉川  程任虎 田秀梅　　

程國華 李潤華 程國柱 記民栓 張變福 趙錄榮  張志強  王蘭榮  魏 峰 張志勇 田金所　　

張栓柱  田玉生 李英霞  李五娜  李廷柱 張蘭萍 師愛英 李福生 劉賢平 李清保 田福勝　　

程海生  田福亮 田 偉  楊愛虎  楊德有 劉玉美  楊小保  柳建華 張福有 姜桃花 張虎子　　

王潤虎 張秀梅 王愛國  李永貴  劉原生  李廷祥  李勇和  李全福 陳玉風 李軍峰   張 峰　　

李秀花 劉四只  李永紅 任衛東 陳林喜 袁五兒 宋建軍  呂二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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