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的“名份”觀　　

按照中國的傳統，不管做什么事，入什么行，都得講究名份，沒有名份，你就會非常被動，因為名不正言不順則致事不成。春秋時期，子路問孔子：“　衛　君想請你幫他理政，您將先做什么？”孔子曰：“先正名份。”子路曰：“老師，您太迂腐了，名份有什么好正的？”孔子曰：“你真魯莽，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教化不興，教化不興則刑罰不當，刑罰不當則老百姓不知所措，所以要先正名”。　　

這一點在西方國家似乎要輕松自由很多，當然，從階級地位來分析，歐洲國家也并沒有完全脫俗，查爾斯和卡米拉結婚時，據說有超過七成的英國人反對，他們執意要結婚時，又規定就算查爾斯登上了王位，她也不能封后，這就是“階級名份”的問題。拋開“階級名份”不說，西方國家在其它各方面則很少有清規戒律，結果的重要性遠遠高于名份的正統性，自由競爭基本上打破了所有的人際限制。　　

都說統治者的出身經歷對一個社會的影響力是巨大的，甚至是決定性的，然而實際也并非如此，中國的歷代帝王中就有很多是造反出身的平民，這一現象還是沒有讓其他更多的平民進入士大夫階層變得更為易于接受，相反，“平民”的符號還是會長期影響其一生的生活遭遇。大哉蕭何，不拘門戶，看中韓信，認為是個棟梁之材，推薦給劉邦，劉邦思想陳舊，注重名份，認為韓信“出身微賤“，少時又受過淮陰弟子的胯下之辱，連見也不愿見。其實劉邦自己過去也是個編草席的“草根人員”，但他到了一個新的等級以后，他的“名份”觀念會身不由己地油然而生，不是劉邦的錯，完全是傳統文化的錯。　　

1949年，本可以成為5000年中國與傳統儒家文化脫鉤的分水嶺，本可以剝去約束中國人自由突破自己的重要轉機，實際上仍然未如國人所愿，只有一個毛澤東敢用陳永貴這樣的農民當官，陳交出來的答卷也的確配得上毛澤東的信用。不過，中國就是中國，任何過快地突破都難敵傳統的束縛，恪守本份似乎是顛覆不破的真理，看起來很容易理解的教條其實隱藏了幾千年不變的等級觀念和山頭主義，這種文化不僅僅存于上層社會，而且廣泛地存在于所有國人的內質思維中，恐怕再過1000年也未必能夠洗滌干凈。

從古到今，名份對于一個女人來說，莫過于珍惜自己的生命，維護自己所有的權利。名正言順，是女人心底最深的要求。追求名份，以期得到社會的公認，得到法律的許可，最后得到心安理得的結果。哪怕它是一種形式上的束縛。那些說不在乎形式的女人不過是在自欺欺人。就象婚姻需要用法律這種形式來定位才感覺名正言順一樣，給不了名份的愛是脆弱的，沒有名份，說話都有點底氣不足，就算愛得再深，都難逃“二奶”的地位。　　

名份，就象一塊“貞潔牌坊”，女人總愛夾著它高高在上，仿佛她就是眾多女人中的“驕驕者”。女人背后的女人們都在努力地讓枕邊的男人們淘汰自己的原配，然后取而代之，混個“名份”。好像這就是她們的幸福保證，因為在另一個女人背后呆著的感覺實在是不爽，委屈得連自己都有一些無地自容了。　　

名份之于人，系于前程得失。難怪老祖宗一代接一代，叩頭、納糧、頌圣，雷打不動。“餓死事小，失節事大”，“寧可殺身，也要全名”，無非是，做一個安穩的奴才，比“上山為匪”的名份要好。所以，無論做官、任職、論人、座次、級別……都得先看名份，再區別對待，絲毫不茍，森嚴至極。　　

魯迅筆下的孔乙己，因為窮，沒錢買書，偷了人家的書來讀，被人抓住，打斷了腿，盡管后來已經洗手不干，但“偷”名還背著，洗不掉，和斷腿一起受用終生。他用“讀書人偷書不算偷”為自己辯護，逢人就說，有什么用呢，雖是“錯案”，已經百口莫辯。魯迅筆下的形象雖然時代已久，然而，可能魯迅自己都不會想到，21世紀的中國，“名份”的重要性竟遠遠高于封建時代，如果他生活在這個時代，他絕對難以在文學園地里成名，因為這塊地盤不屬于他，只屬于那些名正言順的科班仕人，如果魯迅不服，最終可能只會落得個祥林嫂式的結局，怨也無門。　　

名份在金錢至上的社會里就更加具有含金量，做科研，你沒有名份拿不到項目，哪怕你有牛頓和愛因斯坦的天才資質；寫文章，你沒有名份，主流媒體上不會給你哪怕一個豆腐塊大的角落任你成名；評時事，你沒有名份，就只能淪為眾人眼中不務正業的好事之輩；論政策，你沒有名份，人家就認定你的眼光是井底之蛙，即便實事一千次驗證了你的正確性也無濟于事。中國幾十年的資本化過程造就了一批血統純正的“經濟學家、科學家、教授、專家、時政名人、媒體名人和政治明星”，這些人的理論和行動到底有多正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們是否愿意說話，一旦說話就是名言，一旦說話就代表中國的“主流”，即便13.4億中國人中有13億人表示反對，仍然改變不了他們的“正確性”，即便實事反復驗證了他們的錯誤，仍然改變不了他們尊貴的形象，中央“智囊”和“參事”的東西并不比民間更高，甚至更低，然而官方會毫不猶豫地的選擇他們，因為官方的感覺高于一切。對比讓我們頭痛、心痛、愛恨交織的西方社會，感覺中國仍處在那遙遠、封閉而又玩固不化的古代世界，用“身穿長袍、跪拜主子、懷揣手機”的怪誕形象來描述國人并無任何不妥之處，過著用資源和土地換回來的現代生活，堅守幾千年不朽的奴仆思想，竟然還做著若干年后統治世界的黃粱美夢！　　

我無意成為挑戰傳統的先鋒人物，因為我缺少那樣的能力和勇氣，當然也不具備那樣的“名份”，更不會有現代資本的包裝過程。一直以來，我對于社會學領域的關注和理解，總體上都是缺少主流承認的私人活動，這種活動不應當看作是對傳統的挑戰，最多只能視為個人的一點情緒抒發，在抒發的過程中享受一種認識社會的樂趣，這種認識有錯的成分，也有被公眾承認的部分，不管主觀意識會向何種方向發展，實現個人思想與社會的交流肯定是一種有益的行為過程，當一些講究“名份”的人公開嘲諷和打擊我的時候，我會從中感覺到傳統思想之于中國的歷史罪孽，當有人旁敲側擊地提醒我退出自己的愛好時，我會為他們內心的自私而感到可笑。一個人，當他的行為出自于自身的努力和真實地內心表達，那么他在任何情形之下都沒有必要為自己的“名份”而感到自卑，也用不著為此放棄自己的理想，改變僵化的傳統意識一定需要千百萬普通思想者長期的不懈努力，不乎別人的“名份”，才不會感覺到“名份”對于自身的壓力。

一個社會真正擁有主流名份的人總是占極少數，絕大多數只能處于無法找到社會合適地位和無法擁有利益表達權的資格，如果按照人權平等的理念來看，多數人最應當記住的是如何想盡辦法找到自己的位置從而維護自身的權益，而不是當一個權威的附和者。實事上，中國人缺少這種主人意識，那些不擁有任何名份的人莫明其妙的下意識的維護著有“名份”精英的尊嚴和權威，哪怕這些人的主張完全與自己的利益背道而馳也無所謂。極少有人會懷疑到精英之所以成為主流精英的原因何在。儒家文化是一種崇拜偶像的文化，即便偶像令他大失所望，仍然不惜用自己毫無意義的呼號去挽回點什么，這種努力既不會獲得偶像的回應，更不會給自己帶來幸福和快樂。

悠久的封建歷史似乎仍然是中國人的巨大包袱，對傳統文化的淺層改造不會給多數人輕裝上陣的機會，以一種庸俗化的心態去吸收西方的糟粕更加深了中國人的誤斷能力，如果不加舍棄地繼承傳統缺少現代創新文化的同步跟進，500年之內，恐怕大多數國人都不可能成為有尊嚴的公民，真正的公民社會自然也就路途遙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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