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名工人代表加入《湖北省人民公訴團——公訴茅于軾和辛子陵》

     工人階級在偉大的毛澤東時代，為中華民族的工業化進程做出了永不磨滅的歷史貢獻，并且作為國家和社會的主人，領導一切。那些污蔑那個偉大時代的漢奸分子們面對工人階級創造的歷史功績，總是不敢承認。為了改造這些漢奸分子，讓他們接受工人階級的教育很有必要。不完成改造知識分子的任務，社會主義就不能穩固地建立起來。資產階級世界觀是知識分子滑向漢奸的思想基礎。

以下是新加入湖北省人民公訴團的名錄：

孟凡超、李根保、袁永言、孫漢民、熊如蘭、李 文、陳 凱、李士誠、陳 浩、余少華、李 毅、江 浩、歐志梅、嚴曉璐、肖 軍、劉永霞、李麗萍、楊厚啟、程壯麗、戴舫、葉 丹、沈 漢、何志宏、楊其佩、白 云、哀愛華、李 靜、鐵春華、董盛芳、李 莎、周小玲、李 松、李 樂、劉安娜、王 謹、李 霞、錢光華、李 云、倪彩紅、李曉媛、戚慶春、劉芳、劉 霞、孫俊麗、徐景霞、洪 丹、涂 潔?！　?/p>

附錄：文革時期的經濟建設成就

 （一）三線建設的成就

　　1963年制定“三五”計劃時，原本設想解決“吃穿用”問題。1964年8月，美國轟炸北越，使毛澤東和中央不得不把劃的重點轉到戰備問題上來，提出搞三線建設。同時，三線建設也是做兩手準備的，即戰備和改變內地落后工業交通布局。

　　從１９６５年到１９８０年，我國在１３個省、自治區開展的三線建設，歷經三個五年計劃，共投入２０５０余億元資金，幾百萬人力，安排幾千個建設項目。規模之大，時間之長，動員之廣，行動之快，在我國建設史上是空前的。

三線建設取得了重大成就。初步改變了我國內地基礎工業薄弱，交通落后，資源開發水平低下的工業布局不合理狀況。初步建成了以能源交通為基礎、國防科技為重點、原材料工業與加工工業相配套、科研與生產相結合的戰略后方基地。到７０年代末，三線地區的工業固定資產由２９２億元增加到１５４３億元，增長４．２８倍，約占當時全國的1/3。職工人數由３２５．６５萬增加到１１２９．５萬，增長２．４６倍。工業總產值由２５８億元增加到１２７０億元，增長３．９２倍。

在國防科技工業方面，建立了雄厚的生產基礎和一大批尖端科研試驗基地。以重慶為中心的常規兵器工業基地體系，不僅能夠大批量生產輕武器，而且能夠生產相當數量的先進重武器，到１９７５年兵器生產能力已占全國的近一半。分布在四川、貴州、陜西的電子工業基地，形成了生產門類齊全、元器件與整機配套、軍民用兼有的體系。四川、陜西等地的戰略武器科研生產基地，擁有從鈾礦開采提取、元件制造到核動力、核武器研制的核工業系統。貴州、陜西、四川、鄂西北等地的航空工業基地建成的１２５個項目，到１９７５年占全國生產能力的2/3。四川等地的航天工業基地建有９６個項目，形成了比較完整的戰術導彈和中遠程運載工具的研制基地，包括中國第一個自行設計建設的衛星地面實驗站、在我國航天事業中發揮巨大作用的西昌衛星發射基地等。其他還有沿長江中上游地區的船舶工業科研基地等，也都填補了我國國防科研和工業的空白。到１９７５年，三線地區國防工業的固定資產原值、凈值，主要產品生產能力，技術力量和設備水平都已超過一二線地區，大大改變了國防工業的布局狀況，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

在交通運輸方面，先后建成了一批重要的鐵路、公路干線和支線。從１９６５年起相繼建成的川黔、貴昆、成昆、湘黔、襄渝、陽安、太焦、焦枝和青藏鐵路西寧至格爾木段等１０條干線，加上支線和專線，共新增鐵路８０４６公里，占全國同期新增里數的５５％，使三線地區的鐵路占全國的比重，由１９６４年的１９.２％提高到３４.７％，貨物周轉量增長４倍多，占全國的1/3。這一時期，公路建設也得到很快發展，新增里數２２.７８萬公里，占全國同期的５５％。這些鐵路公路的建設，較大地改變了西南地區交通閉塞的狀況，不僅在當時適應戰備的需要，而且對以后內地的四個現代化建設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基礎工業方面，建成了一大批機械工業、能源工業、原材料工業重點企業和基地。１９６５年至１９７５年，三線地區建成的機械工業大中項目共１２４個。湖北第二汽車制造廠、陜西汽車制造廠、四川汽車制造廠等骨干企業的汽車年產量已占當時全國的三分之一。東方電機廠、東方汽輪機廠、東方鍋爐廠等重點企業，形成了內地電機工業的主要體系。１２個重型機器、礦山、起重、壓延機械廠使三線地區具有了較強的重型機器設備制造能力。三線地區初步形成了重慶、成都、貴陽、漢中、西寧等新的機械工業基地，到１９７９年，機械產品生產能力已相當于１９６５年的全國水平。能源工業是三線建設的重點部門。主要有貴州六枝、盤縣、水城地區和陜西渭北地區的煤炭基地，湖北的葛洲壩水電站、甘肅的劉家峽、八盤峽水電站，貴州的烏江渡水電站，四川石油天然氣開發、陜西秦嶺火電站等。到１９７５年，三線地區的煤炭產量已從１９６４年的８３６７萬噸增加到２１２００萬噸，占全國同期增長總額的４７.９％； 年發電量已從１９６４年的１４９億度增加到６３５億度。到１９８４年，貴州六盤水煤炭還可以支援外?。常埃叭f噸，初步改變了江南無煤炭調出省的狀況。原材料工業方面，鋼鐵工業是三線工業投資最多的。四川除建成攀枝花鋼鐵基地外，還有重慶鋼鐵公司、重慶特殊鋼廠、長城鋼鐵廠、成都無縫鋼管廠為骨干的重慶、成都鋼鐵基地；銅、鋁工業基地分布在四川西昌、蘭州等地，其中西南鋁加工廠是當時全國唯一可以生產大型軍用鋁鍛件的企業。這一時期共建成鋼鐵企業９８４個，工業總產值比１９６４年增長４.５倍；建成有色金屬企業９４５個，占全國總數的４１％，１０種有色金屬產量占全國的５０％。

　　三線建設還促進了內地省區的經濟繁榮和科技文化進步，給內地以后的建設帶來了發展機遇。攀枝花、六盤水、十堰、金昌等過去是人煙稀少的荒山僻野，現在成為著名的新興工業城市。鐵路的開通，礦產資源的開發，科研機構和大專院校的內遷，使長期不發達的內地和少數民族地區涌現了幾十個中小工業城市，社會經濟、文化水平得到顯著提高，縮小了內地與沿海地區的各種差距，人民生活水平有一定的增長。

　　由于對戰爭形勢估計過于嚴重的影響和“文革”錯誤路線的干擾，三線建設中也存在著不少問題。第一，在片面強調戰備的要求下，建設規模鋪得過大，戰線拉得過長，超過了國家的承受能力。特別是１９６９年至１９７１年，新建和內遷的大中項目達１０００多個，資金、設備、原料難以到位，一部分工程只好中途下馬，還有些則長期不能投產，帶來了經濟損失。第二，進程過快、過急，有些項目未進行資源環境的調查和論證，就匆忙動工，造成了嚴重后果。第三，過分強調戰備需要，忽視經濟效益和長期生產要求。一些現代化工業企業遠離城市，按“靠山、分散、進洞”的原則建設在山溝里，造成生產管理、協作十分不便。各個企業為了解決生活需要，都必須拿出資金建設“小而全”的商店、醫院、學校等封閉社會設施，造成重復浪費。第四，在“文革”的干擾下，不惜代價地片面追求政治目標，打亂了正常的經濟管理制度，造成了一些不應有的損失。

盡管存在著這些問題，三線建設仍然是我國經濟建設史上空前的壯舉。

首先，它為中國抵御帝國主義、霸權主義的戰爭威脅奠定了堅實的基礎?，F在有的同志認為：三線建設是“在一切情況下都要求以打仗的觀點規劃各項建設”，“違反了經濟建設的特定規律，造成了人力、物力、財力的巨大浪費”。(徐焰：《“革命加戰爭”還是和平與發展》，《百年潮》，1999年3期。)當時，在對戰爭估計的指導思想上確實存在著過于嚴重的偏差，但在美蘇激烈爭奪世界霸權，美國在越南的戰爭不斷擴大，蘇聯又發動對捷克斯洛伐克武裝入侵的60年代國際環境下，我們無法肯定地預料戰爭是否爆發和爆發的時間規模，有準備比無準備要好，準備多一些比少一些好。在這個問題上，不能把國家的安危寄托在對敵人的估計不足上，也不能完全用今天的國際形勢和來認識昨天。有材料證明，毛澤東作出三線建設決策時，正在研究蘇聯衛國戰爭的教訓。即使在當今世界，鄧小平1990年就指出：“國際形勢的變化怎么看？”“看起來，我們過去對國際問題的許多提法，還是站得住的”，“和平與發展兩大問題，和平問題沒有得到解決，發展問題更加嚴重”。1992年他更加明確地說：“世界和平與發展這兩大問題，至今一個也沒有解決。社會主義中國應該用實踐向世界表明：中國反對霸權主義、強權政治，永不稱霸。”(《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353，383頁。)事實正是如此，90年代初期的海灣戰爭和末期的北約轟炸南聯盟，說明戰爭的危險性依然尖銳存在。1991年1月26日，劉華清在國務院三線辦第八次成員會上就特別指出：建設三線是一個偉大的戰略措施。這個問題，過去就很清楚。當前看來，特別是從海灣戰爭爆發后來看，都證明我們過去建設三線是對的，不能后悔。

其次，三線建設雖然是以戰備為中心，但客觀上初步改變了我國工業東西部布局的不合理狀況，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和長期的經濟意義（詳見前述）。

第三，在當時困難的政治、經濟、自然條件下，廣大干部、工人、知識分子、解放軍官兵表現的艱苦奮斗精神，也是永遠值得發揚的寶貴精神財富。

所以，江澤民１９９１年４月視察攀枝花鋼鐵基地、西昌衛星發射中心、西南物理研究院等當年三線重點工程時總結性地說：從當前國際形勢來看，特別是海灣戰爭之后，我們對三線建設的重要性應當有進一步的認識。總的講，當年黨中央和毛主席作出的這個戰略決策是完全正確的，是很有戰略眼光的。

（二）國防科技尖端技術的突破

１９６４年１０月中國第一顆原子彈裝置爆炸成功后，中共中央、中央軍委根據當時的國際形勢，做出了加速發展國防尖端技術的戰略部署。在以周恩來為首、十幾位副總理和部長參加的中央專門委員會指導下，有關各部門制訂了一系列計劃。二機部計劃首先完成空投原子彈、導彈核武器的試驗，爭取在１９６８年進行中國第一顆氫彈爆炸試驗，到７０年代中期研制成功供地地戰略導彈使用的核彈頭；七機部擬定了在１９６５至１９７２年研制出４種地地導彈，同時發展衛星運載火箭的計劃；六機部計劃在１９７２年研制成功第一艘中國核潛艇，下水試航；中國科學院提出，爭?。保梗罚澳昵昂蟀l射中國第一顆人造衛星。１９６５年，中央批準了上述計劃，將其納入國防科技“三五”計劃。

　　然而，“文革”的爆發，使大好形勢急轉直下，遠離城市的各個試驗基地也遭到了嚴重沖擊。

　　在嚴峻的形勢面前，周恩來、聶榮臻等利用一切機會采取可能的措施，維持生產和試驗的正常進行。１９６６年下半年，周恩來以中央和國務院的名義，多次發出通知，要求維護科研、生產秩序。８月，聶榮臻在中央軍委會議上提出，試驗基地不要搞“四大”，隨即中央軍委發出了試驗基地進行正面教育的通知。當動亂進一步蔓延時，周恩來、聶榮臻先后建議并請毛澤東直接簽發了許多重要文件和電報，僅１９６７年３月至１１月發給二機部的就有２３件。１９６６年底，中央軍委根據葉劍英的建議，發布“特別公函”，嚴令研制氫彈的任務必須保證完成。１９６７年８月中央軍委根據聶榮臻、劉華清的建議，又一次發出“特別公函”，推動核潛艇的研制。在這些措施的保護下，加上廣大國防科研人員在困難條件中的堅持和努力，主要科研任務仍然在艱難之中得到了進展。

　　１９６6年10月27日，中國第一枚導彈核武器發射成功，實現了原子彈、導彈“兩彈結合”。12月26日，第一枚中程地地導彈發射成功。１２月２８日，氫彈原理爆炸試驗取得完全成功，標志著中國氫彈技術的突破。中國從原子彈試驗成功到突破氫彈技術，只用了兩年零兩個月，比美國、蘇聯都快得多。１９６７年６月１７日，中國進行了首次全當量氫彈空爆試驗，采用轟６型飛機投擲方式，爆炸威力為３３０萬噸ＴＮＴ當量，取得了圓滿成功，使中國成為世界上第四個掌握氫彈制造技術的國家，標志著中國核武器發展進程有了一個質的飛躍。

　　研制人造地球衛星，從５０年代末期起中國科學院已經做了許多理論探索工作。到１９６５年，進行衛星研制的技術基礎基本具備，國防科委提出了開展衛星研制工作的報告，獲得中央批準。１９６８年２月，中國空間技術研究院正式成立，錢學森任院長。但由于運載火箭的研制受到“文革”的影響，未能按期完成，本來可以在１９６８年底進行的發射人造衛星計劃被迫拖延。１９７０年１月，一、二兩級火箭飛行試驗成功，３月，中央批準衛星及運載火箭運往酒泉發射中心。４月２４日，中國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東方紅一號”發射成功，衛星運行軌道距地球最近點439公里，最遠點2384公里，軌道平面與地球赤道平面的夾角68.5度，繞地球一周為114分鐘，用20.009兆周的頻率播送“東方紅”樂曲。衛星重173公斤，在重量和一些技術上超過了美國、蘇聯的第一顆衛星。這是中國航天空間技術的一個重要里程碑。

　　導彈核潛艇的研制，從１９５８年開始列入計劃。由于三年經濟困難，１９６３年中央專委決定暫時停止，到１９６５年重新列入國家計劃，開始研制，分為研制魚雷核潛艇和導彈核潛艇兩步走。１９６７年魚雷核潛艇工程總體方案被國防科委審定通過，先后成立了領導小組和各部門、省市、軍區領導機構，建成了魚雷、水聲、潛地導彈三個試驗場。１９７０年４月，研制核動力裝置的關鍵設備－－陸上模式反應堆建成，７月進行提升功率試驗成功，證明核動力裝置可以裝艇。１９７１年８月和１９７４年４月，中國第一艘魚雷核潛艇的泊系試驗和航行試驗相繼完成，結構證明性能良好，可以交付海軍使用。

１９７１年至１９７５年，國防科技工業經歷了兩次整頓。1971年9月起，周恩來主持中央工作，毛澤東指定葉劍英、李先念、余秋里協助他領導國防科技工業。他們圍繞恢復科研、生產秩序，重點抓了加強組織領導、調整計劃、整頓質量管理、建立武器定型、調整管理體制等５個方面的工作，撤消了林彪一伙控制權力時成立的中央軍委國防工業領導小組和其下的各組，成立國務院國防工業辦公室，領導二至七機部的工作。經過兩年多的整頓，國防科研和生產的形勢有了好轉。

但是，江青一伙利用１９７４年的“批林批孔”運動，又試圖沖擊國防科技工業。１９７５年，鄧小平在全面整頓中，對國防科技工業進行了第二次整頓。劉西堯、李成芳等人分別出任二、五、六、七機部部長，張愛萍任國防科委主任，他們堅決貫徹了鄧小平的整頓指示，帶領工作組下到科研、生產基層，批判派性，落實政策，組織攻關力量。５月和６月，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先后批發了關于導彈核武器研制規劃和解決七機部問題的報告，促使國防科技工業的形勢進一步好轉。１９７５年下半年，連續發射成功了３顆人造衛星，被人們稱之為“三星高照”。

中國第一顆人造衛星發射成功后，新的目標是發射返回式衛星。當時世界上只有蘇聯和美國掌握了這項高難度回收技術。經過整頓，科技人員集中力量，先后攻克了5大技術難關。1975年8月，第一顆返回式衛星和“長征二號”運載火箭裝配、測試完成，運往發射基地。11月26日，第一顆返回式衛星在甘肅酒泉發射場成功發射，準確入軌。繞地球運行47圈后，于28日11時安全降落在四川預定地區。中國衛星發射技術實現了第二個飛躍。

６０年代中期至７０年代，是我國國防科技尖端技術取得多方面重大突破的一個里程碑階段，先后制成和試驗成功了第一顆原子彈、第一枚導彈核武器、第一顆氫彈、第一艘核潛艇、第一顆人造衛星和第一顆返回式人造衛星。這些成就是從５０年代起中國領導人和廣大科研技術人員經過不懈的開創和連續科學技術攻關才取得的，也反映了他們在“文革”困難政治環境下的可貴努力，為以后改革開放時期的科學技術趕超世界先進水平，實現現代化目標，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和提供了寶貴的經驗。正如鄧小平所說：“如果六十年代以來中國沒有原子彈、氫彈，沒有發射衛星，中國就不能叫有重要影響的大國，就沒有現在這樣的國際地位?！?《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279頁。)

（三）石油、電子工業的發展

“文革”時期，石油工業獲得了較快的發展。從60年代起，我國已陸續勘探和開發出大慶、勝利、大港等油田，準備投入全面生產?！拔母铩背跗诘膭觼y嚴重干擾了繼續建設的進程，使工交企業一度出現了供油緊張狀況。進入70年代，由于戰備，國家急迫地需要增加石油生產，在周恩來、李先念、余秋里、康世恩等領導人的堅持和支持下，石油工業進行了整頓，很快得到恢復和發展。1970年，大慶油田進行了開發調整，重新進入軌道，到1973年，原油產量比1970年增長50%以上。同時，又開始加強對勝利、大港等油田的開發。勝利油田原油產量從1966年投入開發的134萬噸，增長到1978年的1946萬噸，成為全國第二大油田。大港油田新開發了8個油田，原油產量從1966年的11.4萬噸，提高到1978年的300萬噸，增長25倍以上?？死斠烙吞飶?970年到1976年先后開發了15個新區塊，原油產量從1966年的114.7萬噸增長到1978年的353萬噸，提高近兩倍。吉林扶余油田1972年建設工程完工后，原油產量達到126.3萬噸。同時開發了三個新的小油田。到1978年，吉林油田產量達到185.07萬噸。從1966年到1978年，勝利、大港、克拉瑪依、吉林四個油田的年產量從276.1萬噸提高到2783.67萬噸，增長了9倍多。

這一時期，在周恩來的重視下，石油工業部先后在四川、江漢、陜甘寧組織了三個大石油勘探會戰，此后，又開展了遼河和任丘油田的會戰，取得了較好的成果。四川石油會戰是1965年開始的，“文革”初期中斷，1971年起恢復勘探，同時進行大規模的氣田和輸氣管道建設。從1966年到1978年，共獲得氣田30個、油田2個，天然氣產量由1965年的8.9億立方米增長到1978年的60.8億立方米。1969年，周恩來確定康世恩負責籌劃湖北江漢石油會戰，到1972年，共發現6個油田、1個氣田和一批含油構造，建成了100萬噸的原油年產能力和配套的荊門煉油廠。到1978年，已建成8個油田、原油產量達到105.6萬噸，天然氣年產量1611萬立方米。1970年，國務院批準由蘭州軍區組成指揮部，開展陜甘寧石油勘探會戰，到1975年形成長慶油田，轉入開發建設，到1978年年產原油能力達到122萬噸。同年，石油工業部抽調隊伍進行遼河油田勘探，到1978年共探明11個油田，其中9個投入開發，原油年產量達355萬噸，天然氣年產量16.5億立方米。1975年，河北任丘油田開始石油會戰，到1978年原油產量達到1224萬噸，成為70年代中國石油勘探的重大成果。

從1966年到1978年，石油工業得到了較大的發展，原油產量以每年遞增18.6%的速度增長，1978年突破一億噸，使中國由“貧油國”成為世界第8位產油大國。這一時期國外化工成套設備的大規模引進，使原油加工量比1965年增加了5倍多。由于“文革”中“左”傾思潮、長官意志的影響，石油工業建設中也產生了一些不應有的損失。如四川天然氣出川工程沒有經過充分論證，提出過早，造成了浪費和損失，到1976年被迫停止。(《當代中國的石油工業》，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年版。)

“文革”時期，電子工業也得到了較快的增長?！拔母铩背蹰g，電子工業和其他工業一樣受到嚴重挫折，１９６７和１９６８年產值連續下降，片面強調戰備打亂了協作體系。促進電子工業發展的因素，是其戰略和高科技地位越來越在世界上顯現出巨大的生命力，引起了中央領導層的注目。在1970年制定“四五”計劃總體方針時，寫進了“加快發展電子工業”的內容。由于廣大干部群眾的努力，電子工業取得了較快的發展：衛星通信設備和技術的研制開發獲得進展，建立了多個衛星通信地面站；收音機、錄音機等基本實現半導體化，中國電子產品已基本過渡到半導體化的技術階段；７０年代初，隨著三線建設的恢復，地方電子工業得到第二次大發展，全國地方企業由１９６９年的１６００多個增加到１９７０年的５２００多個，２９個省、市、自治區都有了電子工業，建成貴州、四川、陜西、甘肅、安徽、江西、山西、湖南、湖北等一批內地后方基地。

（四）地方“五小”工業的崛起

在“文革”前，隨著三線建設的開展，地方“五小”工業（主要指地、縣辦的小鋼鐵、小機械、小化肥、小煤窯、小水泥工業）已經有了興起的趨勢。但由于動亂而未能發展。中共九大召開以后，為了實現毛澤東于１９６６年２月重新提出的到１９８０年“基本上實現農業機械化”的目標，也為了適應戰備需要，國家對地方“五小”工業進行了新的部署。１９７０年２月的全國計劃會議強調各地都要建立自己的“五小”工業，形成為農業服務的小而全工業體系。從１９７０年起的五年中，中央安排了８０億元扶植地方“五小”工業，并制訂了一系列優惠政策。中央財政預算之外的投資也迅速增加，由１９７０年的１００萬元增加到１９７３年的１.４８億元。正在進行的大規模企業管理權下放運動，使地方獲得了較多的自主權，提高了地方建設的積極性。下放到地方的機關干部、科研人員及上山下鄉知識青年也給農村地區帶來了科技文化知識和經濟信息。于是，地方“五小”工業蓬勃發展起來。僅１９７０年全國就有近３００個縣、市興建了小鋼鐵廠，９０％的縣建立了農機修造廠，２０多個省、市、區建起手扶拖拉機廠、動力機械廠和農機具制造廠。與上年相比，地方小鋼鐵工業的煉鋼能力增長１.５倍，生鐵產量增長１.８倍，小化肥廠生產的氮肥、合成氨增長６０－７０％，小水泥廠、小化肥廠的產量占全國總產量的４０％，以小煤窯為主的南方各省煤炭產量增長７０％。

這些地方“五小”工業，在國民經濟建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大大促進了農業機械化和農業技術改造的進程。到１９７５年底，地方“五小”工業的鋼、原煤、水泥、化肥年產量分別占全國的６.８％，３７.１％，５８.８％，６９％。 全國小化肥廠有１３００多個，合成氨產量比１９６４年增長１８倍，使農業化肥施用量增長４倍多。全國農業機械總動力達１億馬力以上，比１９６４年增長了近１０倍。其中，手扶拖拉機、機動脫粒機分別增長了４５倍和２３倍，過去農村沒有的機動水稻插秧機、收割機、飼料粉碎機分別擁有３.２萬部、１７萬部、９４萬部，電動碾米機、軋花機、榨油機比１９６４年分別增長１０.４倍、１.８倍、１１.８倍。

但是，“五小”工業上得過猛、過多，也帶來了不少問題。其一，確定項目和選址沒有進行論證，缺乏規劃，一哄而起。片面追求本地自力更生，許多小工業原料沒有來源，產品沒有銷路。其二，片面強調土法上馬，因陋就簡，又用“大批判”開路，結果是消耗大、成本高，質量差。其三，新增職工過多，采取“人海”戰術。１９７０年、１９７１年僅縣辦工業就新增職工２４００萬人，占全國新增數的４０.７％。１９７３年２月，周恩來指出了這些問題，要求進行整頓。他說：“搞五小工業也要有原料、材料和設備的保證。沒有原料也搞，同大廠爭原料，變成自由發展了。整頓的方針要寫清楚。發展五小工業要有個范圍，要對農業有利，破壞計劃的無論如何不能搞?！?《周恩來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64頁。)

　　(五)“四三方案”和對外經濟工作的新開拓

60年代初期，中蘇關系兩國關系緊張后，毛澤東曾考慮擴大同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交往，引進先進技術設備。1964年和1965 年他提出：有的不會制造，要向別國學。甚至說：在一定時候，可以讓日本人來中國辦工廠、開礦，向他們學技術。(毛澤東聽取工交會議情況匯報時的講話，1964年1月7日。)但是，由于以美國為首的國際敵對勢力的持續封鎖及“文化大革命”的發動，這個設想一直未能實施。

60年代后期至70年代初，世界經濟形勢發生了較大變化。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面臨著新的一輪經濟危機，蘇聯、美國爭奪世界霸權的活動遭到越來越多國家的抵制，原有的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陣營兩大經濟體系逐漸趨向解體，代之而起的是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日益增多的經濟往來。１９７３年，長達２８年的以美元為中心國際貨幣體系崩潰。另一方面，隨著中美關系緩和，中國重返聯合國，大批西方國家紛紛與中國建交，打破了國際敵對勢力長期以來對中國的政治封鎖。中國國內在林彪事件以后，開始批判和糾正部分的“文革”“左”傾錯誤。這些都為中國擴大對外經濟交流創造了有利條件。１９７２年２月，毛澤東邀請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準備抓住這個契機，開拓對外經濟工作的新局面。他對尼克松說：“你們要搞人員往來這些事，要搞點小生意。我們就死也不肯?！薄昂髞戆l現還是你們對，所以就打乒乓球?！?《毛澤東外交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世界知識出版社1994年，第595頁。)從而批判了“文革”中對外貿易領域的錯誤做法。在中美上海公報中，雙方同意為逐步發展兩國間的貿易提供便利。

　　１９７１年林彪事件以后，周恩來主持中央工作，與李先念、余秋里及相繼復出的陳云、鄧小平等人，積極推行了毛澤東打開對外經濟工作局面的決策。１９７２年１月，根據周恩來指示，李先念聽取了余秋里召集國家計委及有關部委負責人研究后的匯報，決定抓住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在經濟危機中急于出口的有利時機，針對國內需要，進口成套化纖、化肥技術設備。１月２２日，李先念向周恩來報送國家計委《關于進口成套化纖、化肥技術設備的報告》，建議引進我國急需的化纖新技術成套設備４套、化肥設備２套，以及部分關鍵設備和材料， 約需４億美元。２月５日，經周恩來批示呈報，毛澤東立即圈閱批準了這個報告。

　隨后，周恩來等人以此為突破口，將對外引進交流規模進一步擴大。５月５日，冶金部建議從國外進口一米七大型鋼板軋機，這是國內鋼鐵工業長期以來急需的設備，因“文革”的沖擊使試制工作停止，而江青集團又借口“自力更生”阻撓進口，嚴重影響了鋼鐵工業的發展。這時，國家計委根據李先念批示，正式提出了《關于進口一米七連續式軋板機問題的報告》。８月２１日，毛澤東、周恩來予以批準。１１月７日，國家計委再次提出《關于進口成套化工設備的請示報告》，建議進口６億美元的２３套化工設備。周恩來在批準這個報告的同時，又要求將總額３３億美元的另一進口方案送他合并考慮，準備采取一個更大規模的引進計劃。

　　在１９７２年引進一系列項目工作順利進行的基礎上，１９７３年１月５日，國家計委向國務院提交《關于增加設備進口、擴大經濟交流的請示報告》，對前一階段和今后的對外引進項目做出總結和統一規劃。報告建議，利用西方處于經濟危機，引進設備對我有利的時機，在今后三五年內引進４３億美元的成套設備。其中包括：１３套大化肥、４套大化纖、３套石油化工、１０個烷基苯工廠、４３套綜合采煤機組、三個大電站、武鋼一米七軋機，及透平壓縮機、燃氣輪機、工業氣輪機工廠等項目。這個方案被通稱為“四三方案”，是繼50年代的１５６項引進項目后的第二次大規模引進計劃，也是打破“文革”時期經濟貿易領域被封鎖局面的一個重大步驟。以后，在此方案基礎上，又陸續追加了一批項目，計劃進口總額達到５１.４億美元。利用這些設備，通過國內自力更生的生產和設備改造，興建了２６個大型工業項目，總投資額約２００億元。到１９８２年，２６個項目全部投產。其中投資額在１０億元以上的有：武鋼一米七軋機、北京石油化工總廠、上海石油化工總廠一期工程、遼陽石油化纖廠、黑龍江石油化工總廠等。這些項目取得了較好的經濟效益，對我國經濟建設的發展起到了重要的促進作用。

“四三方案”的批準實施，帶動了對外引進工作的全面開展。毛澤東、周恩來審時度勢，在國務院領導人的積極努力下，又果斷地進行了開拓整個對外經濟工作新局面的部署。從１９７２年起，我國的外貿、金融及與之有關的其他經濟領域，出現了一個建國以來對外引進技術設備、開展經濟交流的第二次高潮。

在引進國外先進技術設備方面，除“四三方案”的主要項目外，重要的引進項目還有：從美國引進彩色顯像管成套生產技術項目；利用外匯貸款購買新舊船舶，組建遠洋船隊；購買英國三叉戟飛機，增強民航運輸力量等。１９７２年９月，國家計委成立了進口技術設備領導小組，負責審查進口設備和綜合平衡及長期計劃銜接工作，還組織有關部委派出多個考察小組，到國外考察檢查進口設備。同時，在國內恢復舉辦先進科技國家的技術貿易展覽會，學習吸取國外先進技術。

60年代后期，為了適應外貿和遠洋運輸的需要，周恩來等國務院領導人頂住“四人幫”的攻擊，利用造船、買船、租船等多種方式，建立了一批遠洋船隊，同時，建設了一批萬噸級船臺和船塢。70年代累計建造萬噸以上的船舶86艘，共151.6萬噸，最大為5萬噸級油船，從此基本建成了中國船舶工業的使用和建造體系。

　　在制定研究利用外資的戰略指導思想方面，周恩來等人頂住江青集團的壓力，進行了艱苦的工作。１９７３年和１９７４年協助周恩來研究指導外貿工作的陳云發揮了重要作用。１９７３年６月，陳云在與中國人民銀行負責人的談話中，提出了“對資本主義要很好地研究”的重要思想。他指出：現在我們外貿主要面向資本主義國家這個趨勢“我看是定了”，因此，“不研究資本主義，我們就要吃虧。不研究資本主義，就不要想在世界市場中占領我們應占的位置”。針對林彪、江青集團的破壞，他提出要恢復外貿金融研究機構，認真研究西方資本主義經濟資料，并親自擬定了了解世界經濟狀況的１０個重要問題。根據他的這一思想和周恩來的多次指示，中國人民銀行進行了許多調查研究，積極開展籌措外匯和利用外資工作，１９７３年籌措到外匯資金１０億多元，支持了對外引進的需要。１９７３年至１９７４年，利用國際貨幣動蕩時機，陳云又向李先念建議，適時地購進６００噸黃金，增加

了我國的黃金儲備。

　　在利用和借鑒外國現代金融和管理手段方面，陳云大膽地指出，要利用資本主義國家的商品交易所和期貨市場。他說：“對于商品交易所，我們應該研究它、利用它，而不能只是消極回避。”根據這一思想，外貿部門在購買國內需要物資時，靈活運用期貨手段，積極參與國外交易市場活動，在完成購買任務的同時，為國家賺取了外匯。

　　在恢復建立國內出口生產基地、擴大出口貿易方面，按照周恩來制定的“外貿要立足于國內，要把生產、使用和科研結合起來，推動國內生產的發展”的方針，李先念等人積極恢復了“文革”初期遭到嚴重破壞的出口生產工作。李先念在多次有關會議上指出：把出口工藝美術品說成是“為資產階級服務”，不生產，不采購，使出口額顯著下降，這種狀況必須迅速加以改變。針對有人攻擊外貿工作“崇洋媚外”，認為出口商品提價是“幫助外國商人剝削各國人民”的謬論，他按捺不住內心的憤慨，嚴厲批評說：這么說的人，硬是想要我們吃大虧，外國資本家賺大錢。在他和周恩來部署下，工藝美術品、農產品等出口生產基地得到了較快恢復。１９７２年９月，建國以來規模最大的全國工藝美術展覽會在北京開幕，歷時４個多月。為了擴大加工出口，外貿部門利用國際市場上棉布價格較高、棉花價格較低，而國內棉花欠收、加工能力較強的時機，進口一批棉花，加工成棉布后出口，既解決了國內的棉布緊缺，又賺取了外匯，同時還使國內人民增加了收入。但是，有人卻認為，這樣做是依靠外國，不是“自力更生”。陳云經過調查研究后，堅決地指出：“我們是要自力更生的”，但是要做到完全用自己的棉花需要很長時間，“我們要利用這段時間，進口棉花加工棉布出口。不這樣做就是傻瓜”。同時，他還考慮到在整個外貿進出口安排上，都應利用國內豐富勞動力，加工成品出口，如進口化肥和設備，增產糧食，再出口大米、肉類，“要長期搞，這樣搞是合理的。我們有勞動力，可以為國家創造外匯收入”。(《陳云文選》第三卷第224頁。)

這一時期，周恩來開始注意臺灣設立經濟特區、引進外資的做法。１９７２年４月他接見廣交會代表時，詢問了臺灣產品加工出口情況，說：為什么臺灣能搞，我們搞不了？我們這樣偉大的人民，出口才比臺灣多十億，值不得驕傲。

　?。保梗罚衬辏对?9日他接見美國銀行家洛克菲勒時說：通過兩國銀行來推動兩國貿易的發展，這是一個有效的渠道。我們過去不會運用銀行?！液苤甭实卣f，這一點我們還趕不上臺灣的嚴家淦。他引進美國、日本和其他國家的外資。進口原材料，然后加工，專門供出口。他還在臺灣高雄劃了一個像香港一樣的自由港，不收稅。這樣，臺灣的貿易額就大了。(《周恩來經濟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645—646頁。)１０月31日至11月3日他和澳大利亞總理惠特拉姆會談時，再次表示贊許臺灣省吸引外資帶著原料去建廠，利用臺灣的廉價勞動力、勞務費，然后把商品回銷外國的做法。(《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版，第630頁。)

　　由于“文革”，周恩來建立經濟特區、引進外資和來料加工的設想不可能付諸實踐。但是，他的這一思想對后來的中國經濟開放產生了重要的探索作用。

　　在周恩來、李先念、陳云等人的領導和斗爭下，經過兩年多的努力，１９７３年到１９７４年，我國對外經濟工作取得了開拓性的進展，出現了一個新的局面。１９７３年我國對外貿易總額達到１０９.７６億美元，是１９７０年４５.８億的２.４倍；１９７４年更達到１４５.７億，是１９７０年的３.２倍。 １９７３年全國出口總額達到５８.２億美元，是１９７０年２２.６億的２.５８倍；１９７４年更達到６９.５億美元，是１９７０年的３.０７倍。一方面，成套設備和先進技術的引進，促進了國內基礎工業，尤其是冶金、化肥、石油化學工業的發展，為我國80年代經濟建設的騰飛提供了必要的物質條件；另一方面，外貿出口創匯也得到迅速發展，有力地支持了國外成套設備的引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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