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什么是幸福？
我的童年，那是一個艱苦奮斗的年月，勤勞是每一個人、每一個家庭應有的本色。勤勞中洋溢著充實，奮斗中孕育著希望。
可以說，在70年代，人們生活雖然還很清苦，但已經明顯感到了希望。有的“雙職工”（就是夫妻都有工作）的家庭已經過的很好了，特別是家里有一個孩子參加工作的，日子就相當美滿。我時常想，那個時候，每個家庭基本都是五六口之家，還有的是七八口的大家庭。單職工的每月只有六七十元的收入，不僅要養活一家人，還要承擔贍養父母的義務，是怎樣過來的呢？
家庭是社會的細胞，家庭生活也是一個社會的縮影。那時候，我們家里六口人，父親、母親還有兩個姐姐，一個哥哥，我最小。我們家有一個鄰居，也是六口人，男人是木匠，工余時間給鄰居做點木匠活，老婆是家屬，會裁縫，白天去家屬隊干活，晚上攬點針線活，兩個大孩子已經畢業工作了，小日子過的紅紅火火。我羨慕極了。時常對母親說：“唉，什么時候能叫我天天吃煎餅就好了。”惹得母親大笑，說：“吃煎餅算啥好生活呀，等你姐姐、哥哥畢業就好了，我們家就算熬出頭了。”母親說的是真話，那時候每個家庭都是這個想法，都在艱苦生活中期待著，而且這個目標真的并不遙遠。母親在期待著，也在勤奮中煎熬著，她的勤勞令我沒齒難忘。
母親個子不高，身體很虛弱，可在家屬隊里干活是人人公認的好手。為了多掙錢，她專門挑重活、累活干。那時的家屬隊是經濟建設的重要補充，她們種地、建磚廠、辦粉條廠、修路，為支援當地的經濟建設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這些活母親都干過，特別是磚廠，活更累、更辛苦，起早貪黑兩班倒，母親干的是婦女崗位上最累的活脫坯，手腳麻利，質量又好，舍不得歇班。到了年底，總是在家屬隊里拿最高的公分，有最多的收入。去了一些開銷，能凈剩下四五百元，大概相當于現在的一兩萬吧。我清楚的記得，在80年代中期，飯店里的鍋包肉（一種東北人喜歡的菜肴名稱）不到一元一盤，現在是近30元一盤。1985年，我拿了二百元錢，從家鄉出發，大連、青島玩了一圈，現在呢？恐怕連門都不敢出。
那時候，鄰里關系很和睦，誰家有個大事小情都主動去幫忙。我們那棟房里有一戶寡婦領著一個孩子，生活困難，都是靠著鄰居們幫忙維持著，過年過節的這家給送米送面，那家給送肉，也支撐下來了。特別是每到年底，家家戶戶要殺豬，那才是最熱鬧的。先是請來鄰居會殺豬的，再請來好鄰居大吃一頓豬肉燉酸菜粉條，臨走還要每家分點，沒吃到的也送點，最后辛辛苦苦養的大肥豬也就能剩下一半了，冷凍起來，裝進木箱子用雪培起來，能吃到春節以后呢。那時，我們每家年底吃的蔬菜，有的是母親家屬隊里分的，不要錢；大部分是父親單位挨家挨戶送的，只收取成本。
我們還有一戶特殊的鄰居，五六個上海的女知情，個個穿著瘦腿短褲，留著短發，很洋氣，很白凈，很漂亮，說話也好聽，鄰居都很喜歡，經常給她們送好吃的。她們和父親在一個單位。工人們也很關照她們，不讓干累活。后來陸陸續續的走了，只有一位結婚的沒走，是我們的音樂老師，不知過了多少年也回去了。
母親是家屬委員，相當于一個小片長。我記得，我們這片有一戶老地主，好像有六十多歲，是個戴帽的“四類分子”，母親負責他的改造工作。母親經常去他家里了解他的思想情況，過年過節也去看看，慰問一下。母親積極的為他奔走、游說，最后幫他“摘帽兒”了。可是，改開后，一次我和老地主的孫子喝酒，他還提起這件事，言外之意是我母親整了他們家。我笑著說：“是我媽幫你們家摘了帽兒”他點點頭認賬了。1990年，這個老地主孫子的妹夫當了廠長，就是我和父親曾經工作過的單位。剛開始干的不錯，工人們都長了工資，很歡迎他，老地主孫子也因此抖起來了，當了鍋爐班長，很活躍，很好使，不少人都圍著他轉。再后來，聽說那個廠長抓起來了，跟大連的一家公司合作，不給定金就發貨，留下兩千多萬的大窟窿堵不上了。老地主孫子也蔫了，沒人理他了。那個廠長出來后，又去朝鮮做生意，據說也是跟大連的人干，還回來帶走了不少原單位的生產骨干，干了幾年又故伎重演，沒影了，工人們又跑回來了。看看吧，這就是精英們的嘴臉。國企咋跨的？大概人人心知肚明吧？
我對那時候的“工作組”也有一些粗淺的印象。當時階級斗爭這根弦繃得很近，有一個林場干群關系緊張，群眾對林場的干部有反映，局里派了一個工作組下去解決問題，父親是專案小組的成員。我那時候上小學，有一年放暑假我隨著父親去過一次那里。記得，工作組的人每天都找當地的群眾了解情況，和老百姓關系搞的很好。有一個姓修的人，好像是知識分子，是被整的對象之一，父親很早就認識他。我聽父親和母親說，這個姓修的沒啥大問題，就是嘴沒有把門的，有人要整他。父親辦他的案子，就在文字上為他幫忙，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本來就沒啥問題整人干嘛？這個林場的書記是被“整”的主要對象，到底是啥問題我至今不清楚。改開后，這個書記到了組織部工作，干的風風火火，被樹為先進典型，說是工作認真，清正廉潔，大公無私等等。對此我不太清楚，不過，這個組工干部有一個虛頭吧腦的兒子我認識，進了法院工作，這恐怕也是他“公而忘私”的結果吧？我還記得，在工作組的辦公室里見過幾只半自動步槍，就立在墻角上，門也不鎖，沒人偷，我還沒事拿著玩玩，不敢裝子彈。我想，那個工作組的辦法很不錯，如果現在用在解決反腐敗的問題上，效果應該很好，因為工作組走的是群眾路線。
這些年，我一直在思考一個問題。那個時代條件那么艱苦，全國人民不僅沒有趴下，而且人人精神抖擻，個個干勁沖天，為什么？從小的方面說，有一個人人平等的和睦的干群關系和勞資關系，沒有貧富差距，每個人都能從中看到希望，有明確的奮斗目標，而且把自己的命運與黨和國家的命運緊緊連在了一起，有較強的政治覺悟；從大的方面來講，應該說這得助于國家的高福利政策。如果沒有國家在住房、醫療、教育、就業、水電等方面的福利投入，那恐怕真的要回到賣兒賣女的舊社會了。試想，如果現在每個家庭不是獨生子女，還是過去那種大家庭，誰能扛得起住房、醫療、教育這“三座大山”的壓迫？要想維持生存，要么就得當丐幫幫主，要么就真的得組織黑社會了。所以，我敢說，現在所謂的生活水平的提高，是依靠強制性計劃生育這個國策帶來的。除去市場繁榮、商品豐富、交通發達、樓市狂飆、股市跌幅這些看得見的變化外，相對計劃經濟時代，人民生活水平是大大降低了。所謂改開30年的巨大成果，在極大程度上得益于毛澤東時代千辛萬苦建立起來的龐大、完備、堅實的工業基礎設施，得益于“兩彈一星”和強大的軍工做國防的保障，得益于毛澤東時代由“乒乓外交”打破的外交封鎖這個有利的國際環境。那么，所謂的巨大成果哪去了呢？一方面為國家積累了大量財富，使得有能力投資高速、高鐵、摩天大廈等重大拉動內需的項目，有能力購買“兩房”債券，支援友邦的房產事業；一方面是被極少數利益集團、腐敗分子分享了，而普通民眾則成了改開的巨大犧牲品。這恐怕就是目前維穩形式嚴峻的癥結所在吧？
有人說，目前許多人有懷舊心理。是的，我們都在懷舊，因為我們無法忍受腐敗分子的瘋狂與肆虐，我們無法面對貧富懸殊的現實，我們不忍看到國有資產被無端賤賣、國有企業被任意踐踏宰割的亂象，還有那強征強拆、暴力毆民、拘押上訪民眾、豆腐渣工程等等駭人聽聞的事端更是令人目不忍睹、義憤填膺！是的，我們就是要懷舊。就是要懷毛澤東時代“民主選舉”的舊；就是要懷毛澤東時代“干群平等”這個舊；就是要懷毛澤東時代“貧富均衡”這個舊；就是要懷毛澤東時代“沒有貪官、沒有妓女、沒有黑社會”這個舊；就是要懷毛澤東時代“為人民服務”這個舊。。。一句話，就是要懷毛澤東這個舊！道理很簡單，誰和人民大眾站在一起，誰為人民大眾說話，誰為人民大眾撐腰，我們就堅決和誰在一起，就堅決用鮮血和生命捍衛他，這是天理之道，不容質疑！
二、什么是民主
民主，這是當下很熱門、很敏感的話題。30年來，有人一直把毛澤東時代污蔑為封建專制時代，這真是居心叵測、顛倒黑白。我雖然經歷了毛澤東時代的一個尾聲，但是，切身感受過一個民主社會帶來的正義、公道、平等的良好氛圍。毋庸說，那時候的勞模、先進生產者都是民主評議、選舉出來的，就連小學生都有選舉權，班級里的班干部是選出來的，而不是老師“點”出來的，這是任何人也涂抹不掉的。
我是1973年秋天入學的。當時，我們住在一個小山溝里，教室緊張，六七十個同學擠在一間教室里，而且書桌也不夠用，幾個人用一張桌子。一年級下半學期，有教室了，分成兩個班。當時，我學習成績很好，但沒有引起老師的重視，班級干部沒有我的份。到了三年級的時候，換了一個班主任，提拔我作了勞動委員。這是我最初的記憶。后來，開始選舉了，每次我都能被選上，而選上班級干部的基本都是班級里學習成績最好的。學習成績不好，就別想做班級干部，老師也說了不算。被選上的由老師指定擔任什么職務，最后征求班委的意見，然后在班級里宣布。到了年底，評選“三好學生”同樣也要舉手，按照票數的多少來通過，選上的也都是品學兼優的學生。有一次選舉時，我生病了，老師讓我回家休息，還讓我放心，說同學會選你的。回到家我不放心，又回去了，這時候已經選舉結束了。老師見了我笑了，說：“你不放心吧？你已經選上了，祝賀你啊”。上初一后，小學的班主任向我的中學班主任建議，叫我做學習委員。初三又做了班長，不是選舉的，老師任命的，怕那個干部家的女孩壓不住同學，開始我不做，不過推脫不掉。
如果說，那時候的風氣絕對好，也不盡然。“走后門”也是常有的，不過這在當時已經是老百姓深惡痛絕的了，這和現在的腐敗恐怕是不能相提并論的，那時候好像還沒有聽到“腐敗”這個詞呢。我們班級有一個女生，是干部家的孩子，她平日寡言寡語，不喜歡幫助別人，連同學問一道難題也不愿意告訴，用現在的話說很自私。可是老師很喜歡她。我們倆個學習成績平時難分上下，但每次期末考試我總是攆不上她。其實，我心里明白，這里有老師的因素。去年同學聚會她還說：“那時你總是攆不上我，還嫉妒我。”呵呵，我告訴她：“我這個人從來不嫉妒人，老師偏向你，你不知道？”她臉紅了，還不承認。我沒好意思“揭發”她，剛上中學的時候，有一次，我去老師家里查過卷子，發現她的卷子根本就沒有我想象的那么好，而且錯了的地方老師也沒扣分，我當場指了出來，弄得老師好不高興，那位老師姓劉。還有一次，她在一次數學競賽中得了第一名，我當時好佩服她啊。可是不久，有一位對我不錯的老師借給我一本課外書，讓我學習。我竟然在這本書里看見了和競賽完全一樣的題，而且她手里就有這本書，這恐怕不是巧合吧？改革開放后，她父親做了某公司經理，家里富了起來。她老公也被提拔了，現在是林場的處級場長，牛得很，吃喝嫖賭樣樣俱全。我說這些，就是想說明，不正之風、腐敗之風哪來的？就是那些隱藏在干部隊伍里的“走資派”和那些慣于“走后門”的壞分子搞出來的，包括他們的子女在內，沒有好東西，難怪毛主席堅決反對“走后門”，要發動文革整“走資派”，原來是老人家早就洞悉了他們的心機和危害，要讓全國人民看清他們的面目，不是么？
說到老師，我最感激小學時三年級的班主任，她姓高，一直帶到我們小學畢業。他父親當時是一位科長，口碑很好，不搞特殊化，上下班和工人們一起在指定的停車點做通勤車，而有一位科長非要通勤車在他家門前停車，影響很壞。改革開放以后，一直到退休，高老師的父親也沒有什么不好的說法，不愧是毛澤東時代的好干部。高老師雖然是干部子女，但很樸實，對我們也很負責、很嚴厲。我記得每到期末，她每天在黑板上寫的滿滿的成語，叫我們背詞義，這對我以后的寫作受益匪淺，我至今對她充滿感激。她很勤苦，親自帶領我們在學校責任田里種地、秋收。每到冬天的周日，就帶領我們男生去山上砍柴，以備取暖。那時，我家里離學校近，又是班級干部，基本每天早早到校生爐子。她有時不放心，有時候也起早到校，幫著點爐子，而那位干部家里的女孩還是班長，從來沒見過她點過一次爐子，連打掃衛生都懶得做，對此我記憶猶新。有一次，高老師對我說：“你家菜園子的大蔥長的真好啊！”我和母親說了。母親見到她，非要拔蔥給她，她說啥也不要。我經常拿這件小事跟現在的老師相比。現在的老師有啥不敢要？學生學習好壞無所謂，只要你家有錢，就讓你當班干部，讓你入團，甚至連手機費也向家長伸手。難道這就是改革開放給這些靈魂工程師帶來的優越便利？
去年同學會上，我有意對那位干部家的女同學說：“高老師對你最好，其次是我”她卻說：“嗯，是。我們現在沒聯系。現在還是親戚呢。”接著說了高老師一堆壞話，意思是高老師作風不好。說句心理話，小時候，我對這位女同學還有那么點朦朦朧朧的感覺，可現在真是看不起她，別看她有錢，有地位，呸，什么東西。結賬時她很大方說：“我現在比你們過的好，比你們有錢，我老公很優秀。你們就別跟我爭了。”有的同學露出了鄙視的目光。好像在問：“你家錢哪來的？”我想，你有錢也不必聲張，你一個處長的太太如此大方，那么局長太太、廳長太太恐怕比你更闊綽吧？現在的官太太們都會有如此優越感吧？有人說，現在不少人仇富，呵呵，面對如此富婆，我到沒感到有什么“仇”的情緒，卻也實在不能為這位同學而驕傲，倒是感到有幾分悲哀，甚至為她捏把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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