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前卒 　

《炎黃春秋》2010年第八期首篇重頭文章是該刊編委會成員杜光寫的“我看中國改革的目標模式”。這篇文章公然和我國改革開放唱對臺戲，將民主社會主義視為我國改革的目標模式，放肆地利用其所占有的社會思想多元中特殊一元的地位，對黨和黨領導的改革開放事業展開了一場新的攻勢。
    文章認為我國改革中不容忽視的缺陷是“沒有找準改革的目標模式”。這就是：為市場經濟加上了社會主義的定語，“模糊了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在政治領域，雖然“官方和民間對改革政治體制，建立民主政治都有殷切的期待”，但由于這方面改革的實施“觸及了四項基本原則”，當然也就“談不上什么目標模式了”。問題十分清楚，在作者的意下，只要改革一碰觸到社會主義，無論是經濟的還是政治的，改革的目標模式就“模糊了”，“再也談不上了”。杜光先生把改革和社會主義看成冰炭不同器、水火不相容的對立物，這一點他是毫不含糊的。他還不同意把改革說成是“社會主義的自我完善”，他認為這樣說是由于“受斯大林主義影響”。
    杜光先生自己設定的我國改革的目標模式是十分清楚明白的。這就是：經濟市場化，政治民主化、文化自由化、社會平等化。杜光先生很坦率，他一下點到了要害，這就是這四句話的內容恰恰是民主社會主義的本質所在，而這也正是杜光先生心目中的改革的目標模式，這是他的底牌。在杜光先生看來，這也是我國改革的“歷史任務”。而要完成這個任務，只要“不去爭論改革究竟是‘姓社’還是‘姓資’就行。”由于“極左派攻擊改革是走資本主義道路，只要走不出斯大林主義的陰影，爭論起來，改革必敗無疑”。因此，“只要離開斯大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改革的目標就不難確定了，如此這般，杜光先生手中的底牌就亮出來了。
    接著，杜光先生逐節闡述了他的“四化”。關于經濟市場化，作者認為，市場經濟最主要的特征是自由競爭，這是市場經濟的活力源泉，而我國的國有經濟“從一開始就同市場經濟若即若離”。事實上，我國的國有經濟早已進入了市場經濟體系，但是杜光先生對國有經濟現狀不合胃口，他認為，中國當前的經濟形態沒有做到使市場經濟“統御整個經濟領域”，這就不是杜光先生心儀的經濟市場化。杜光先生繼而為民營經濟大聲叫屈。盡管民營經濟已經超過了中國經濟的半壁天下，而且有2005年公布的發展民營經濟的36條撐著腰，杜光先生認為仍有“玻璃門”和“彈簧”門擋著民營經濟的發展，雖然不久前又出臺了一個發展民營經濟的新30條，杜光先生仍認為“前景未可樂觀”。杜光先生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個提法最恨不過，其中尤其使他生氣的為二條：公有制和黨的領導。他認為這是“來自斯大林的社會主義特征”，并且硬責之為“不但違背馬克思主義，而且是同市場經濟相互牴牾，格格不入的”。作者不定期故意歪曲馬克思關于“聯合起來的社會個人的所有制”這一名言的含義。他故意回避馬克思說這句話的本意和實質是什么。一段時間以來，這些反共非毛的勇士們常常拿這句話任意開涮，指責別人。其實他們這樣做是一點也幫不了他們什么忙的。馬克思說這句話有他自己對共產主義前景的深刻描述，絲毫也不意味著要排除作為社會主義根本特征的公有制的黨的領導這兩條。杜光先生所以欣賞馬克思的這句話，是里面提到了“個人的所有制”，他從自己的立場出發，想當然地自以為是地認為這個提法暗含于他們心目中無限崇拜的私有制的心理底線。而恰恰是馬克思對私有制的不共戴天以及要消滅私有制的種種強烈的真理意識和極大的理論勇氣，杜光先生則是完全顧不及的，也是格格不入的。杜光先生內心至高無上的愿望在于千百倍地提高民營經濟。他認為市場經濟的主體是民營經濟。“以市場化作為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模式”，就是要大力發展民營經濟，以使民營經濟為主體的市場經濟成為整個社會經濟形態，在自由經濟的環境中實現優勝劣汰，有效地促進生產力的發展。”這就是作者先生在經濟市場化這個葫蘆里賣的真藥。
    關于政治民主化。杜光認為，人們“強烈吁求改革政治體制，建立民主政治，但迄今看不到啟動改革的明顯跡象，執政黨的文件里雖然不斷有改革政治體制的說法，但也是‘只聽樓梯響，不見人下來’”。杜光先生承認我們的憲法里明白地寫著公民享有的言論、出版等各種基本權利以及制約和監督政府權力的明確規定，但是他認為這些規定“在于恢復”，在他看來，這些規定只是空文，因此需要“恢復”。作者在文內大事吹噓憲政民主。但他的憲政民主指的是“所有民主國家的朝野有識之士共同認識和追求”的那種憲政民主。顯然，他指的是資本主義國家的憲政民主，這同我們的主張是格格不入的，這是常識。但是，杜先生一而再再而三，千百次地要否定和排除這個常識，總是無休止地要把西方這一套貨色搬到中國來，一再抱怨他們心目中的那種憲政“仍遙遙無期”。但歷史注定他們是必然要失敗的，雖然他們總是不停地撞著南墻。
    關于文化自由化。作者認為，文化和自由相互影響，自由對于文化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60年來，除去1989年前的10年外，對文化的壓制以及文化專制主義的干擾，文化領域‘乏善可陳’”，“造成了文化凋零，知識斷代的嚴重后果”。這是對我國黨領導下的文化工作的惡毒攻擊和詆毀。盡管60年來在文化工作上有不少失誤，但作者這種一棍子打殺的判斷，是完全不從實際情況出發的。杜光歡呼：“互聯網的出現和復印技術的普及……出現了日益繁榮的山寨文化和山寨出版物”，“成為延續中華文化的重要渠道”。人們共知，山寨文化和山寨出版物良莠并存，需要用正確思想進行整合和引導，這是客觀現實和需要。作者對“山寨”現象如此歡呼雀躍，顯然是別有用心的。
    關于社會平等化。杜光認為，平等是資產階級反封建反專制的強大思想武器，平等已成為社會文明程度的重要標志，而中國的文化傳統里，從無“平等的遺傳因子”，而“建國60年來，平等的歷程更令人唏噓不已。”中國社會被“人為地”制造兩個被壓迫、被剝削階級：賤民階級由地富反壞右及其家屬構成和農民階級，“只是名義上的國家主人，實際上被剝奪很多公民權利”，并被“當作要割掉的資本主義尾巴”。粉碎四人幫后，又出現了“權貴階級”以及“由民間不肖之徒演變而成的豪強”這兩部分人在這幾年來“勾結在一起成為現階段不平等、不穩定的重要根源”。作者對于治理這種“不平等”的招數是：既鏟除其根源，又發育公民社會，調動民間維權自覺性，使民眾成為“足以同侵權者抗衡的力量”。這一招教我們這幾年真是聽得多了，說到底，無非是要把西方公民社會的那種模式移植到中國社會來而已。
    為使改革達到實現民主社會主義的目標模式，杜光按照他亮出的“四化”要求，開出了四個方子，在關于經濟體制改革方面，提出要打破給民企設置的玻璃門和彈簧門；嚴懲權貴集團，制定反壟斷法，打破國企的壟斷，逐步推行按生產要素進行分配；實行職工持股，實行工人階級有產化；把土地還給農民，實行耕者有其田。在關于政治體制改革方面，提出要制定《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和建立有效監督機制遏制權力的橫行霸道。在關于文化體制改革方面，提出要限制有關文化主管部門的權力，制定出版法、新聞法。關于社會體制改革方面，提出要培育健康公民社會，在各級學校里建立公民教育體系，并制定《公民權利義務法》。所有這些方子，有的是不切中國實際，不合中國國情，有的是故意丑化黨和政府的形象，有的是故意放空炮、開黃腔，更有的是裹著糖衣的砒霜毒藥……而且大體不脫民主社會主義的窠臼，說來說去都是民主社會主義的空話套話，了無新意，使人生厭生膩，一股子惡心。作為現代資本主義一種實現形式的民主社會主義的衛道士和吹鼓手，杜光先生也已到了詞屈技窮的地步。當然，他們還會繼續搖唇鼓舌，繼續表演下去，這一點是無疑的。
    《炎黃春秋》第七期曾經給人們比較低調的錯覺，而第八期的內容除去杜光先生這首篇文章外，還刊登了其他許多奇文、惡文。這表明，這本被杜導正先生標為“國內權威刊物”的出版物（引自《杜導正日記：趙紫陽還說過什么》一書），沿著自己的反中共反社會主義和非毛化的道路繼續越走越遠，而且是變本加厲地潛程疾行……
    （《環球視野globalview.cn》第36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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