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當前中國社會的基本矛盾：依然是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之間的矛盾。　　

現實中的各種矛盾沖突，讓越來越多的人無所適從，就有了許多人各立新說，包括現在很有爭議的張宏良先生。陳奎元認為，雖然改革以來，我國社會政治經濟層面，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但我國社會的基本矛盾依然是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之間的矛盾。我認為，這是務實主義的。我們需要回到基本。最基本的，就是最關鍵的，最綱領的，卻也是最被忽視的。標新立異，可以獲得喝彩，卻可能離真理遙遠。我們現在需要的是馬克思主義的最根本的原則：理論和實際的結合。實際是什么？上文里已經給出了答案。那么，何以至此？基本矛盾之使然。　　

1956年-1957年前后，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三大改造”基本基本完成之后，社會主義的生產關系基本建立，這是人的主觀能動性的結果，生產力沒有完全跟上，而隨著1955年的憲法的頒布，上層建筑也基本定型，這也是主觀能動性的結果，而經濟基礎與之不完全適應。這樣，就出現了毛澤東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說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又相適應又相矛盾”的局面。這個問題困擾了我國相當長的時間。通過全黨和全國人民共同的艱難實踐和科學探索，到70年代中期，“又相適應”的一面得到很大的加強，而“又相矛盾”的一面，得到了很好的克服（可參考已故重量級經濟學家薛暮橋的《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研究》1979年人民出版社）。可是，到改革開放的時候，體制內學者和政治家都有意無意的夸大了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又相矛盾”的一面，有意無意的不談它們“又相適應”的一面，選擇性的為改革開放尋找理論依據，很片面的喊出了“解放生產力”。但在實踐中，“解放生產力”，異變為砸爛已經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目標是改變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將最終的目標指向上層建筑。生產力的“解放”，不斷作用于生產關系，而生產關系的反作用，被人為的壓制，30年來一貫如此。結果，生產力“解放”的最終效果，通過改變生產關系進行傳遞，就從根本上動搖了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直逼上層建筑。顯現在社會方面，就是現在的社會亂象；政治方面就是對于意識形態多元化和政治改革的訴求，事涉“黨和國家的性質的改變”。　　

如何扭轉這個局面，陳奎元批評了兩種不切實際的想法：“關于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的關系，有一種意見認為：中國只要管好上層建筑，只要保持黨的領導地位和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經濟方面無論發生何種變化，出現什么偏差，只要下個決心就可以糾正。實踐證明這是辦不到的” 因為行政命令可以解決有限的問題，卻不能改變科學規律，這里起最終作用的質量互變規律：“量的積累達到一定的界限就會發生質的變化”。另一種意見是：“上層建筑要順其自然、被動地隨著經濟基礎的變化而變化”。這其實際就是現在急赤赤的要搞政改的一派人的觀點，“順其自然”，就是故意忽略上層建筑的能動的反作用，而達到改變上層建筑的主觀目的。兩種觀點，看似不同，但殊途同歸。這也是我在自己的文字里提出“一頸兩頭”的認識基礎。特別要一提的是，把張宏良先生的一些政治主張，放在陳奎元批評的視角里考察，他的局限性就顯示出來了。另外，我在《國企改革：從現象到本質》一文里，提出過“砍枝法”和“砍干法”，對照這里陳奎元批判的以上兩種錯誤觀點來看，是有點參考價值的，如下：　　

 “砍枝法”和“砍桿法”

眼前有棵樹，你要砍倒它，有兩種方法：第一種，從樹枝砍起，今天一枝，明天一枝，先砍小枝，后砍大枝。大小樹枝全砍完了，樹就離死不遠了。第二種方法，直截了當，就是不管三七二十一，直接砍樹干，砍倒了樹干，這樹就完了。不幸的是，今天，無論我們的維權人士也好，社會批判的學者如大名鼎鼎的郎咸平也好，還是對準各種表象的和現象的問題猛烈開火的一般網民也好，絕大部分所批判的，不過是“滿眼殘葉，一地亂枝”，對于砍樹本身，是并不反對的。甚至懷著僥幸的心理，面對似乎無法逆轉的態勢，試圖去接納一個美式資本主義的美好幻像。

　　

第五，黨的指導思想必須做出切合現實的調整　　

任何一個嚴謹的堅持社會主義的理論工作者，只要吃準了馬克思主義，把中國社會的現實問題，放在以上的基本矛盾下加以考察，就會發現，出現以上問題的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黨的指導思想出現了這樣那樣的偏差。這是綱。所以解決問題，就要從綱上下手，調整黨的指導思想。這應該是陳奎元這篇文章最核心的也是最突出的貢獻。　　

首先陳奎元引用了吳邦國不久前的講話強調：堅持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最重要的是堅持正確的政治方向。根本制度問題上，指導思想不能動搖，不搞指導思想多元化，不搞多黨制。否則國家就會陷入內亂的深淵。鑒于吳邦國的特殊地位，這種高層的高調強調，本身就意味著黨內指導思想上實際出現了多元化的思潮，調整變得緊迫。第二，陳奎元說：“黨章和憲法都明確規定，馬克思主義理論是我們黨和國家指導思想的理論基礎。”“我們學習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要同學習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結合起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與馬克思主義一脈相承，是建立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基礎之上的，而不是改弦更張，另起爐灶，這一點一定要搞清楚。” 這里，正如張宏良先生也注意到的，陳奎元沒有提鄧小平，也沒有提鄧小平之后的任何人（這一點張宏良則忽略了，這種忽略顯示出張宏良和陳奎元的根本不同）。最值的關注的還有“不能改弦更張，另起爐灶”。這實際上：1）暗示了鄧小平及其后人的理論，是另起爐灶，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提法還是可取的；2）提出了調整指導思想的具體方向和方法：方向是回歸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即毛澤東思想；方法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做出新的界定，使其脫離鄧小平的個人創造而成為在共產黨集體智慧的結晶。　　

關于毛澤東思想，在現在的大學教本里，有兩個強調：一是強調它是共產黨集體智慧的結晶；二是強調它是那些被實踐檢驗為正確的思想，不正確的思想即使是毛澤東本人提出的，也不能歸入毛澤東思想。那么，沿著這樣的思路和模式，對于“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可以做出這樣的界定：它是對中國化了的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繼承和發展，是共產黨集體智慧的結晶；它是被檢驗為正確的思想，凡是錯誤的，即使是改革設計師鄧小平提出的，也不能歸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之中。　　

陳奎元這個提法充滿了睿智和策略。對鄧小平做出適當的符合其歷史地位的評價，總有一天，要以某種方式完成，以便統一黨的指導思想，不讓某些政治冒險家，利用鄧小平的失誤和某些零碎的話語，做出符合其個人政治愿望的解釋，損害黨，損害國家。我寫過一篇《考驗當前中國左翼智慧的兩個現實困境》，其中提到的第一個困境，就是如何處理鄧小平留下的政治遺產，包括正面的和負面的，尤其是負面的。處理好了，中國可以輕裝前進，處理不好，中國血流成河，出現吳邦國警告的“內亂的深淵”也未可知。毫無疑問，陳奎元提出了一種處理鄧小平遺產的方法論：既然從毛澤東的社會主義可以“特色”到鄧小平的社會主義，也就可以從鄧小平的社會主義再“特色”回毛澤東的社會主義，或者停留在中間一個合適的位置。這里起關鍵作用的是“特色”二字，“特色”不能丟，否則就不能在現實的政治博弈中取得各方面政治力量的互相妥協。那樣的話，會加速內亂的到來，提早讓國家陷入“內亂的深淵”。一些人讀過張宏良的解讀，我這里我提供我的解讀供朋友們參考，也許我錯，他對。這不重要。重要的是，陳奎元的暗示，值得做出各種解讀。（不過，我個人明確不贊成張宏良“30年河東”，再“30年河西”的解讀）。　　

從陳奎元的文章中，還可以讀到一些其他內容。但是，以上幾個方面的內容，是比較主要的。這樣一篇文章，仔細讀來，文章的學術性，其是并不是很高。對于受過馬克思主義系統訓練的人來講，基本上是常識。當然，由于馬克思主義是一個體系，對這個體系的理解和運用，離不開馬克思主義的哲學的認識論(其中包含許多“哲學對子”——對立統一的哲學范疇，質量互變規律是其中的一對)，因此，對于欠缺這方面系統的訓練的網友，或許有一點難度，尤其是運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來觀察和分析中國社會的現實問題的時候。　　

文章的真正意義在于向公眾提供了一個視角，看到我們黨內高層指導思想的爭論，其實是暗流洶涌。這個暗流，是讓其無節制的發展，并自發的表面化，釀成社會禍亂（吳邦國所謂“內亂的深淵”）？還是讓它得到有效的導流，有理有節的進入公眾的視線，群策群力，加以解決？這是這篇文章真正關注的。陳奎元給出的答案，顯然是后一種選擇，就是在黨內主動開展一次馬克思主義的學習和教育運動（是否可以理解為實實在在的整風？）統一黨的指導思想，尤其要對“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做出凝聚集體智慧的適當的的界定，把國家引導上健康發展的軌道，造福子孫后代。文章還認為現在資本主義出現危機，使我們重拾馬克思主義具有合適的外部政治環境和難得的歷史機遇，這也是該文的一個亮點。

更多文章請見右而左新浪博客　　

右而左2011-0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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