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道國學者夏商先生曰：所謂有無相生，高下相形，福禍相依，前后相隨。今天是昨天的繼續，明天是今天的結果。我們現實社會生活中的所遭遇到的一切挫敗和不如意，其實都是在過去就早已埋下了禍端。因此，鑒古往而知興替，讓歷史告訴未來，這便是中國人最基本的文化常識。自1840年的“鴉片戰爭”以來，中國人在“師夷長技以制夷”的屢學屢敗的痛苦中，也曾一再回望本民族上下五千年的悠悠歷史，以期找到破解時勢困局的答案。然而，時至今日，對于這本歷史大書，我們似乎還并未完全讀明白。否則，中國人也早該享受到又一個傲領世界風騷的漢唐盛世了。畢竟，時不我與，所謂風追秦漢夢回大唐，常常只是今世中國人回望來路時的喟然長嘆！

那么，我們的問題究竟出在哪呢？或者說，我們中國百年憂患的歷史岔路，是從哪開始的？這的確是一個很深很大又很嚴重的話題。我們不妨先來看一條眼前的時訊，然后再繼續討論。

【1】美國式的謊言還要繼續說下去嗎？

據新華網2011年04月13日報道，2011年4月8日，美國國務院發表《2010年國別人權報告》，再次對包括中國在內的眾多國家和地區的人權狀況進行歪曲指責。回顧近些年美國發表的國別人權報告，除了對他國的指責、歪曲、抹黑外，別無他物。隨著互聯網在中國的普及，美國又對這一新興事物起了興趣，不斷攻擊中國對互聯網的管理政策。

美國一面批評中國的互聯網不自由，一面卻在加強對本國互聯網的管制。比如，揭露美國政府隱私、黑幕的“維基解密”就遭到了美國的全球追殺，不僅其網站創始人遭通緝，美國政府還通過各種手段脅迫美國公司不為“維基解密”提供接入服務。此外，美國還在立法層面對互聯網自由進行限制，2010年6月24日，美國國會參議院國家安全與政府事務委員會通過對2002年國土安全法案的修正案——《將保護網絡作為國家資產法案》。修正案規定聯邦政府在緊急狀況下，擁有絕對的權力來關閉互聯網，再次擴大了聯邦政府在緊急狀況下的權利。美國《外交政策》網站的文章也承認，“美國政府對互聯網的態度依然充滿問題和矛盾”。

歷史上，美國經常以自由的名義發動戰爭或干涉別國內政。但美國的自由幌子，帶給他國人民的往往是支離破碎的國家和動蕩的社會。（任俊明）

【2】網聞博評：中國與西方的價值觀沖突是歷史的延續

在當今所謂的全球化網絡信息時代，中國與美國之間的人權、自由及民主價值觀沖突，也是自1840年來中國遭遇“西學東漸”強勢打壓的歷史延續。正如網聞博報小社員此前《“洋師爺”遭遇“師道尊嚴”的尷尬》、《金融地震：科學等于“專家觀點”嗎？》、《野史傳聞：當猴子學會使用武器以后》及《一篇博文何以會周點擊破百萬？》等《日出西邊/風動中國》系列文章所述，與其說這是一個經濟與科技實力的比拼，倒不如說是一個文化張力的博弈。因為即使是在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之際，中國的GDP總量依然高居世界首位，且是英國的數倍以上。如果說科技水平是決定因素，那么遠在英國的海盜先輩葡萄牙和西班牙及荷蘭之流開始遠洋搶掠時，他們最早主要依靠的先進科技，還是阿拉伯人轉手交給他們的源自中國人發明的火藥、指南針及遠洋航海技術。西方人用從中國學來的科技知識攻打中國人，并用從中國搶來的財富做資本再來剝削中國人，窮人以搶掠富人而暴富，富人因被窮人搶掠而赤貧，西方與中國經濟實力的此消彼長，就是這樣實現了乾坤大挪移！

后來，中國還曾遭遇西方“八國聯軍”的群毆，并被迫繼續割地賠款，那就更是慘不忍睹了。在此一百多年間，中國人必須向“洋大人”低頭，因為中國的科技與經濟實力遠遠落后于西方。這樣的現實認知，便成了中國人的百年慣性思維定勢。包括“洋務運動”、“戊戌變法”、“辛亥革命”、“五四運動”及抗日戰爭等，都是中國人追科技趕經濟探索接軌國際慣例改變落后局面的精神苦旅。再后來，唯一讓世界震撼的一次巨大意外，就是同樣還是在科技與經濟實力落差巨大的情況下，新中國的抗美援朝戰爭，竟然把打著聯合國旗號的“16國聯軍”，頂回到了“三八線”以南！

因此說，中國與西方的價值觀沖突，表面上看，是科技與經濟實力的比拼，實則是文化精神的博弈。能夠從道義制高點上以大無畏的英雄氣概在精神上壓倒敵人，則可以小搏大以弱勝強。反之，棄守道義，精神上怯懦繳械，即使是有強大的技術裝備實力，也照樣會不戰而敗。就像當年的中日“甲午戰爭”，便屬于這種未戰已敗且速戰速敗的情形。

【3】“漢奸”是中國文化的“惡之花”

有人把中國歷史上的多災多難，歸罪于“漢奸”賣國賊的引狼入室為虎作倀。譬如，解放戰爭期間的蔣介石集團，抗日戰爭期間的汪精衛集團，“辛亥革命”以后與日本簽訂“二十一條”的袁世凱集團，“五四運動”時期的北洋軍閥集團，“洋務運動”時期的李鴻章集團，明末清初時期的吳三桂及洪承疇集團，宋朝的秦檜集團等等。其實，“漢奸”并非天生就是“漢奸”，也并非一生都是在搞或明或暗或大或小的賣國勾當。所以，究竟是黑暗的中國歷史在不斷制造“漢奸”，還是“漢奸”在不斷制造著中國歷史的黑暗，這的確是一個中國特色的文化謎題。但有一點可以肯定，一個中國人，一輩子只要有一次的投敵或賣國的行為，這個“漢奸”的罪名就是永遠洗刷不掉的。

“漢奸”的本質，是極端的自私自利，而且是喪失人格國格的奴顏婢膝，并以出賣和損害國家民族集體利益來獲取個人榮華富貴的私利。不管是以任何借口和理由，如果一個民族能夠原諒哪怕一次的“漢奸”行為，那么這個民族便喪失了最起碼的道德是非標準，這也必然會給更多“漢奸”的產生創造出惡質的文化土壤。

如果說，中華民族歷史上的多災多難是“漢奸”產生的惡性循環，那么我們更應反思中國文化是否已經惡質化？進而言之，中國文化又是從何時且怎樣開始惡質化的？

【4】中國文化與“漢奸”制造，是一個惡性循環的怪圈

當我們試著對歷史上的著名“漢奸”進行文化梳理時，卻猛然發現，從汪精衛到袁世凱、李鴻章、吳三桂，一直上溯到秦檜，中國自宋元以來的歷史，竟是一個“漢奸”輩出的千年史！而但凡是“漢奸”，便自有做“漢奸”的緣由和道理。就像是殺人越貨的罪犯，也自有其殺人越貨的自辯理由。但“漢奸”和罪犯們的自辯開脫，以及同道與同情者替他們進行的任何辯解，都不能無限放大為“漢奸有理”和“搶劫無罪”。

我們誰也不否認，中華民族是一個多民族組成的大家庭，中國歷史上也曾屢屢出現過“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拉鋸。但同樣誰也不能否認，漢族作為主體民族在中國歷史文化傳承上的主體作用。所謂中國文化的主流價值觀，首先就是以漢族文化的主流價值觀為主要支撐的。中國歷史上的“漢奸”輩出，便首先是因為漢族主流文化對“漢奸”的寬容乃至縱容。可想而知，當漢族主流文化對“漢奸”都采取默許和縱容態度時，整過中華民族對“漢奸”的文化心理防線還能堅守住嗎？因此，要解開中國“漢奸”輩出的文化之謎，就必須先從漢族主流文化對“漢奸”的態度變化開始考察。

在最近的這個“漢奸”輩出的千年史里，漢族主流文化價值觀的變異和扭曲，也恰是從宋朝開始的。至宋朝時，以漢族為主體的中國主流文化，已經全然喪失了豪邁進取的“漢唐精神”，變得日漸陰柔內斂和腐敗奢靡。遼金西夏與大宋王朝的割據，內在的原因還是由于以漢族為主體的大宋王朝的文化精神暗弱。于是，自北而南，先臣服大遼和西夏，再臣服于大金，直至最后完全臣服于蒙元。作為中國主體民族的漢人，今天為宋民，明天為遼民，復而為金民，再復為元朝的末等賤民。在此幾百年間，若最初從宋民到遼民，還有“靖康之恥”的精神痛苦。那么，再從遼至金至元，雖然依舊會有經濟生活上的戰亂交割之苦，但民族文化身份認知上的痛苦大概已經麻木了。

更重要的是，率先完成這種文化精神轉變并先行飛黃騰達獲享高官厚祿的，正是漢族人群里面的文化精英分子，而且大多本身就是“前朝”的達官顯貴。而作為“新朝”的達官顯貴和文化主流精英，他們所引領的漢族乃至中華民族主流文化，難道會對“漢奸”進行歷史清算并窮追猛打嗎？只要是遵循尊卑貴賤的等級禮教“孔孟之說”，只要是文化精英自己能夠“學而優則仕”升官發財，至于是宋是遼是金或是元，對漢族的文化精英及達官顯貴們，會有多大本質差異呢？所以說，自從“漢奸”文化概念模糊化和寬松化以后，中國少數民族能夠實現對人口眾多的漢族的統治，實際上是漢族的一部分文化精英分子，憑借少數民族的蠻勇武力在征服和奴役本民族。從遼至金至元是如此，從明至清同樣如此。中國主流文化的奴性化與漢奸化變異，就是這樣發生的。

由此，尊卑貴賤的等級禮教不斷制造出社會腐敗黑暗，社會腐敗黑暗招致外強入侵，文化精英遇外強凌辱即漢奸化，漢奸化的主流文化又培養出尊卑貴賤的等級禮教新奴性。最近一千多年來，中國文化與“漢奸”制造，就形成了這樣一個惡性循環的怪圈。弱勢群體的非主流的人民大眾愛國，而社會強勢群體的文化主流精英“賣國”，這就是當年“東亞病夫”的病根所在。

【5】“漢奸鼻祖”原來產生于雄風蓋世的大漢王朝

鑒于中國“文化精英主流遇外強凌辱即漢奸化與奴性化”的歷史特性，而且事實也反復證明，欲借外力打破中國文化與“漢奸”制造的惡性循環怪圈，只能是一個美麗的幻想。而既然這個“漢奸”文化怪圈是從宋朝開始生成的，那么我們要想尋找“外病內治”的文化解藥，就只能跳出這個千年再溯源而上。

如前所述，對“漢奸”文化的探究，絕對不能脫離漢族的主流文化脈絡。而漢族的稱謂和漢文化的形成，應是起于秦漢之際。秦始皇統一文字、統一貨幣、統一度量衡及統一交通車距，創建了大一統的郡縣制中央集權國家體制。漢承秦制，“百代皆行秦政”而至清。因此，所謂漢文化的主體與內核，應是承繼自“大一統”的秦文化。只是名稱概念的明晰化，是始于秦朝的繼任者漢朝。從漢語的字面意思來理解，“漢奸”是指漢民族成員里面的奸人、敗類。而現在通常的含義，是指投靠侵略者、出賣國家利益和民族利益的中華民族敗類。

可見，“漢奸”的概念，應是與漢族及漢文化相伴而生的。也就是說，自從有了漢族，便就有了“漢奸”。而且，漢文化對“漢奸”的基本認知，就是奸細、奸人和內奸，就是損公肥私吃里扒外的叛徒和敗類。道德是非，標準清楚，態度堅決。那么，歷史上的第一個“漢奸”是誰？他對后世漢奸有什么標本意義？

“史圣”司馬遷在《史記》中，對一個名叫“中行說”的宦官，頗費了一番筆墨。這個小宦官的事跡能夠千古流芳，便是因為他正是中國的“漢奸鼻祖”。

據《史記》記載，由于秦朝末期十多年的戰亂內耗，至“漢承秦制”初年，中國的國力已經十分疲弱。而中國北方的宿敵匈奴，卻趁機屢屢南侵犯邊。漢高祖劉邦親率大軍北伐，也遭圍困且差點被俘。于是，為了“臥薪嘗膽”以待來時，自高祖劉邦到“文景之治”休養生息的幾十年間，包括直到漢武帝初年，漢朝對匈奴一直采取了隱忍無奈的“和親政策”。

在這長達兩三代的漢匈“和親”期間，漢朝內部的文化精英和達官顯貴，甚至包括部分皇族貴戚，都與匈奴之間有過“眉來眼去”。這些社會上層的主流風氣，多少也浸染到了下層百姓仆奴。恰巧的是，正是這個“和親政策”，改變了一個小宦官的命運，并使他成為歷史上最著名的“漢奸”。

這個小宦官，就是中行說。當時，匈奴的冒頓單于死了，他的兒子老上稽粥單于剛剛繼位。漢孝文皇帝又派遣皇族女公主去做單于的閼氏，讓宦官燕國人中行說作為陪嫁仆從隨行。中行說原本不愿去，怎奈君命不可違。于是，中行說暗暗發誓，一定要借匈奴之手報復和消滅漢朝。所謂“中國不愛我，我何必愛中國”，中行說也正是這個著名“漢奸”理論的最早踐行者。

在中國古代，進宮做宦官，也須先經過皇宮禮儀文化的嚴格綜合培訓與選拔。因此，宦官的文化素養，一般也與社會文化精英階層的水平相當。作為比較另類的文化精英分子，中行說對漢朝與匈奴之間的文化差異及優劣點是了如指掌。為了實現其報復漢朝的夙愿，他給匈奴做了不少文化科技的普及工作，但同時卻極力警示匈奴必須保持本民族的習性特點，嚴防匈奴人被漢朝的精美衣食和享樂方式所同化。用現在的話來講，就是只學先進科技，但社會經濟文化體制絕對不能接軌。他提醒匈奴人，跟漢朝人沒有什么道理可講，只需要記住三個字，一曰“偷”二曰“搶”三曰“打”。

中行說給匈奴所獻的一系列國策妙計，讓匈奴人獲益匪淺，并給漢朝造成了極大的危害。特別是他在距今兩千多年前，就發現了病死牲畜的瘟疫傳播規律，并唆使匈奴人在作戰時，將病死的牛馬扔進漢軍營地邊的水源里。這大概是世界上有文字記載的最早的“生物細菌戰”，而且是一位“漢奸”對自己的祖國同胞的“生物細菌戰”。以至于漢朝當時有位正義的文士激憤而歌：“系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說而笞其背。” 這里，將中行說與敵國匈奴單于齊名，可見中行說的賣國行為對漢朝的傷害之嚴重，也足見漢朝人對這個“漢奸”的民憤之大。

從史料記載來看，中行說也應該是一個命運不幸的男人。被閹割進宮當宦官，又被逼離鄉背井老死在荒蠻異邦。但他因此就報復整個社會，報復整個國家和民族，而且是助紂為虐地借侵略者之手加害自己的同胞，這個“漢奸鼻祖”的惡名，就不可挽回地永遠刻上歷史的恥辱樁了。試想，在任何時代任何地方，遭遇命運不公與不幸者都比比皆是。但誰能說，這都是可以報復社會和國家的理由呢？由此可見，“漢奸有理”是任何時代都不成立的歪理。漢朝當朝人對中行說的態度和評價，應當說也是比較清楚明朗的。同時我們也應該看到，正是因為文化上“知己知彼”的特性，“漢奸”對中國的危害往往更甚與外敵！

【6】中國文化奴性化的轉折點

再進一步看，秦人五百年間實現“大國崛起”一統天下的浩浩雄風，曾經給中國文化注入了凜凜陽剛之氣。而“漢承秦制”，也終得拿出比當年秦軍“卻匈奴七百余里”更強的威猛。于是，經過長達七十多年的“休養生息”，漢朝也已經堪稱是國富民強了。至漢武帝時，北伐匈奴而西開“絲綢之路”，“犯強漢者，雖遠必誅！”大漢雄風，真是威震寰宇。揚眉吐氣的漢朝人，自然對“漢奸”就更不會有絲毫的容忍了。

本來，“漢奸”最早給中國造成的不幸，至此便應該被徹底消除了。然而，在對外一展宏圖實現漢朝幾代人夙愿的同時，漢武帝對內卻施行了著名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天人國策”，從而徹底終結了中國“黃老之說”的文化道統。尊卑貴賤儒家等級禮教的強化，對中國究竟是禍是福？

遺憾的是，這種君臣上下尊卑貴賤的等級禮教，恰恰是馴化中國人奴性的“文化鴉片”。當這劑精神麻藥慢性生效時，大漢江山也便氣數散盡了。

接下來，魏晉南北朝割據對峙三百年間，北方少數民族對漢族的征服與統治，同樣是漢族文化精英分子憑借少數民族的蠻勇武力在征服和奴役本民族。只要是君君臣臣尊卑貴賤，只要是“學而優則仕”，“漢奸”不“漢奸”又算個神馬？這天下大亂的幾百年，最后統一于隋文帝楊堅。也猶如春秋戰國幾百年，最后歸并于秦始皇。唐承隋制，亦猶如當年漢承秦制。被中國后世儒家弟子痛罵不休的“暴秦”與“暴隋”，既給中國留下了長城與大運河，也先后孕育出了大漢雄風與大唐盛世。而儒家弟子在漢唐盛世的“學而優則仕”，卻又注定了漢唐盛世必然在尊卑貴賤的詩書禮儀中走向沒落。

旋至宋元，同樣是只要有等級禮教“學而優則仕”，“漢奸”不“漢奸”又算個浮云？故此，尊卑貴賤等級禮教，馴化出了中國人的奴性。“學而優則仕”的自私自利和上下等級奴性，又制造了一代又一代的“漢奸”。中國文化與“漢奸”生成的惡性循環，其實是尊卑貴賤等級禮教儒家文化與“漢奸”的惡性循環。而當今世界“資本叢林”弱肉強食導致的貧富貴賤等級制，卻又與孕育“漢奸”惡性循環的尊卑貴賤等級文化是心有戚戚焉！

回望歷史，中國的百年憂患與災難，根源于中國文化的漢奸化和奴性化。今天，我們要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和國家的文明強盛，就必須先打破尊卑貴賤等級禮教的文化怪圈。只有先完成民族歷史文化的梳理與“殺毒”，并以人人平等克己奉公的大眾文化改造等級貴賤自私自利的精英文化，徹底實現民族文化主流價值觀的撥亂反正，我們才能從容自信地面對西學文化的任何侵擾和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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