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薪養廉能否阻止官員腐敗
——評孫志勇《高薪養廉的矛與盾》
2000年11月1日 《中國青年報》刊載了孫志勇的《高薪養廉的矛與盾》一文，耐人尋味的是在黨和國家領導人一再強調共產黨人要吃苦在前、享樂在后、甘守清貧、廉潔從政的時候，該文的作者孫志勇卻含糊其辭地通過拋出了兩種針鋒相對的觀點：一是“養廉靠高薪”，一是“高薪未必養廉”，而很隱秘地論證出了一種旨在為官員增薪的意向。通讀全文，有三點很值得爭論爭論，一是官員腐敗成因的研判，二是增薪能否養廉，三是阻止官員腐敗究竟要靠什么。
一、 官員腐敗的成因與兩種論調的研判
關于官員腐敗的誘因，“養廉必靠高薪”論者剖析到當前官員腐敗洶洶難遏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官員的薪水太低、入不敷出，難以維持基本的體面生活。因而作出一些貪、占、收行為是不可避免的。”作出這種研判，不知是受了芬蘭經驗的迷惑，還是在有意羞羞答答地替腐敗官員的沉淪腐化辯護？總之，在這些“養廉必靠高薪”論者看來，官員們的貪、占、收等行徑似乎都是其維持基本生活正常需要從中驅動的結果，貪占一些、也是情有可原的。按照他們的論證邏輯，似乎只要給我們的官員們大幅增薪，就可一舉解決困擾我們多年的官員腐敗問題。
如果官員腐敗的解決真是如此簡單的話，這些“養廉必靠高薪”論者開出的藥方倒也不妨試驗試驗。問題是這種論調很容易被證偽。在他們看到北歐小國芬蘭的政府廉潔是靠“高薪”養起來的時候，他們卻把西方國家反腐倡廉制度架構中最值得我們“洋為中用”的東西給遺忘了。芬蘭政府的廉潔絕不僅僅依靠高薪的圈養和支撐，這里經常起著決定性作用的因素當推它們對政府權力濫用的各種遏制性架構。在《總統是靠不住的》一書中， 林達 女士通過自己的近距離觀察而披露出了不少這樣的架構，其中最主要的架構就是美國憲政中各種權力的分立與制衡。她認為在美國官員的權力腐敗之所以不能延續下去，其根本原因在于美國憲政體制的“收銀機”作用。在《總統是靠不住的》的觀察札記中， 林達 女士傾力介紹了美國憲法最杰出的設計——“一切權力的分立與制衡的原則。”作者將這種安排比之于美國店鋪里的收銀機——一種憑借機器的安排防止店員貪心的發明。作者認為：“只要權力存在，總會有人禁不住誘惑，干些以權謀私、禍國殃民的勾當。美國憲政的解決辦法就是用機制去刪除不可靠的人，用機制去限制和規范人的不可靠行為。美國人民寧可把權力切割得支離破碎、自相矛盾，也不要權力的全面統一和高度集中。在水門事件中，美國政治體制的收銀機作用體現得極其鮮明。身為美國總統，其權力腐化的過程卻無法進行下去，在他面前擋路的有桀驁不馴的獨立檢察官、忠于職守的法官、窮追不舍的新聞界、人人喊打的國會，其結果是尼克松本人也不能不屈服于這種頑強而又有效的收銀機，只能以辭職了事。”（參見張曉輝《總統是靠不住的——收銀機式的美國政治體制》，1998年6月第13期《萬圣閱讀空間》第9頁）
不僅如此，如果我們認可了這種養廉辦法，這只會引導我們黨日漸背離馬克思關于人民公仆的原則要求（參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巴黎公社問題的若干論述），而蛻變成一個不能與自己的人民同甘苦、共患難的官僚特權階層。作出這種蛻變，這與我們共產黨人的黨性要求都是格格不入的。斯大林之后的蘇共向官僚特權階層的蛻變及其引發自身的很快衰亡，就是一個慘痛的教訓，更是一面歷史的鏡子。
“高薪未必養廉”論者雖然正確地指出了“官員的薪水低、待遇差不是腐敗的主要原因，實行高薪解決不了腐敗問題，不符合中國國情，會遭到群眾的反對”，然而它卻把腐敗現象僅僅歸結為“剝削制度、剝削階級的產物”，這也根本就沒有抓住整個問題的要害所在。如果說我們的腐敗現象從根本上說都是剝削階級腐朽思想侵蝕黨的結果，那么至今尚存著剝削階級的西方國家，其腐敗問題應該比我們這里嚴重才是。可是，新加坡、歐美等國政府官員的腐敗現象卻比我們這里少得多。這樣的事實無情地否定了這些論者的誘致看法。歐美等國的反腐經驗告訴我們，官員腐敗的真正根源不是別的，而是權力的沒有制約和監督。絕對權的力往往產生絕對的腐敗。西方的憲政架構為什么要把一個國家的完整權力肢解為三，讓其互相制衡、自相矛盾，其根本目的就是運用一部分權力制約和監督另一部分權力的濫用，阻止權力的尋租和腐敗。正因為如此，這才被 林達 女士稱之為西方憲政架構最杰出的設計。如果我們這里的腐敗現象真的是其剝削階級腐朽思想從中侵蝕的結果，那么我們這個一直重視馬克思主義思想教育的政黨，通過“三講”、“三個代表”、“黨的先進性”之類的思想整風運動，為什么一直都沒怎么起作用呢！毛澤東的這個注重從思想上建黨的傳統，并未能阻止住一些官員的繼續腐敗，這難道不是在證明“高薪未必養廉”論者關于腐敗成因研判的無比荒謬嗎？
二、 孫志勇的增薪意向與人民公仆的本色
為了不至于被人扣上一頂“養廉必靠高薪”論者的帽子，孫志勇也毫不容情地批評了第一種論調的偏頗性，主要之辭就是指責這種論調片面強調高薪。但他卻時時不忘自己旨在為公務員增薪加餉的隱秘意向。為了論證給公務員增薪加餉的合理性，孫志勇抬出了三個主要論據，一是與“五行一保”（中國銀行、工商銀行、建設銀行、交通銀行、農業銀行、保險公司）、“三電一草”（電力部門、電信部門、郵電部門、煙草局）的企事業職工相比，公務員的收入已黯然失色，其“低薪已越來越難以應對必要的生活支出，勞動報酬嚴重背離了按勞分配的原則。二是在“入不敷出、節衣縮食的低薪制下，再期望整個公務員隊伍見利思賢、樂在其中，恐怕是蜀道之難、難于上青天”。三是“陳獨秀在建黨初期提出黨員為黨工作不能索取任何報酬，應義務忘我地工作。事實上這種想法一天也沒有行得通。”既然如此，唯有給我們的公務員們大幅加薪，使其能夠過上比較體面的生活，似乎也才可能阻止住他們的那些貪占公款、搜刮民財等丑惡行徑，而真正廉潔從政起來。這恐怕就是孫志勇在《高薪養廉的矛與盾》一文中真正想說，但又不能明說的一句話吧。
在孫志勇為公務員的低薪伸冤訴苦的時候，不知他是否還記得我們的官兒們大都是人民的公仆呀，在馬克思主義的熏陶下，大都應有著一種“吃苦在前、享樂在后，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高尚情操。如果我們通過大幅加薪而使這些人民的公仆們先富先貴起來，而卻把廣大下崗工人及其社會底層的生活疾苦與艱難處境晾在一邊，熟視無睹，這難道不是我們對馬克思主義的一種背叛嗎？這難道不是我們人民公仆本色的一種蛻變與變色嗎？馬克思在在《巴黎公社》中為社會的公仆們設定的薪酬標準，即社會公仆的薪資大體相當于一個熟練工人的工資水平，難道被我們忘之腦后了嗎？
三、我們的官兒們真的很窮嗎？真的過不上體面生活嗎？
在孫志勇為官兒們增薪拼命吶喊的時候，如果他能夠深入社會底層體驗一下下崗失業工人的“體面生活”，也許就不會再如此賣命地喊叫了。當今，我們的官兒們是否真的連所謂的體面生活都維持不下去了，否也。論吃的、穿的、住的、玩的，他們哪一方面不強老百姓萬萬倍。泡小妞、找三陪、養情婦、玩婚外戀、搞精神出軌，又有幾個不是當官人？社會底層的老百姓有這么多“閑錢”折騰這些閑事嗎？試問這個一再為官兒們增薪吶喊的孫志勇，官兒們的薪水到底低不低？難道他們嫖妓、泡妞上的花銷也屬于必要的生活支出嗎？夠了，我們的官兒們就是再窮，也比他們的子民富裕萬萬倍。他們就是再窮，也遠遠沒有窮到需要大幅加薪進行救濟的地步。真正需要加薪救濟的是社會底層的困難群眾，而決不是吃著皇糧、過著三妻六妾生活的的官兒們。
為官兒們增薪吶喊造勢是貫穿于孫志勇《高薪養廉的矛與盾》一文中的中心指向。如果我們無視廣大社會底層群眾的生活疾苦，而采納孫志勇為官兒們增薪的建議，以便讓他們先富先貴起來，這不僅無助于重塑我們共產黨人的廉潔公仆形象；同時，也還會因為這種收入差距的拉大而進一步加劇黨群、干群緊張關系，招致出更多、更激憤的民怨來。
四、阻止官員腐敗的根本對策
阻止官員腐敗的根本之策不可能是孫志勇的大幅增薪，而在于形成對權力濫用和瘋狂尋租的有效制約和監督。即使我們的政改不可能全盤照搬西方的民主模式和三權分立的憲政架構，但它們的以權力制衡權力、以權力阻止權力腐敗的理念也還是值得我們吸收借鑒的。在對資產階級國家機器的批判中，馬克思雖然也對它們議會民主的效率頗有微詞，但卻依然沒有影響他通過辨證的揚棄，而把資產階級政治文明成果中的合理內核，也即權力的分立制衡原則內化到自己體系的架構之中。這種架構就是馬克思在《巴黎公社》中設計出的“選舉、撤換、監督三位一體的公式”。如果能夠把這種公式運用到我們的人民民主之中，官兒們就很難在濫用自己的權力進行貪腐了，就很難在朗朗乾坤之下在包養這么多的情婦、二奶頤養自己的淫色生活了。因為運用這個公式，人民有權隨時隨地撤換和罷免自己那些已經腐爛變質的公仆們。所以，阻止官員的腐敗，能夠長久發揮作用的不是孫志勇的增薪，而只能是馬克思的那個三位一體的公式。
2000年11月4日 初稿于論道書齋 胡顯達
后記：文中引文均摘自《2000年11月1日《中國青年報》孫志勇《“高薪養廉”的矛與盾》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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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漢書記“問責治庸”，作秀還是嘩寵 4月6日 武漢市委召開十一屆十一次全體會議。根據《武漢市開展責任風暴、治庸計劃的暫行辦法（討論稿）》，武漢市的責任風暴、治庸計劃立足于武漢市干部隊伍實際，重點解決十個方面的問題：得過且過；工作推進不力；創新能力不強；有令不行，有禁不止；不作為、慢作為、亂作為；業績平庸；謀人不謀事；紀律渙散；貪圖享受；走讀現象嚴重。凡有上述十種行為之一者，視情節輕重、影響程度，分別給予誡勉談話、通報批評、不予提拔、崗位調整、降職或免職處理。被誡勉談話或受到通報批評的，當年不得參加評優評先，一年內不得提拔使用；是后備干部的，取消后備干部資格。對落后單位將亮黃牌，連續兩年“黃牌”，主要負責人將被免職。責任風暴和治庸計劃將席卷全市上上下下的每一個層次、每一個崗位、每一個干部。（ 2011年4月9日 人民網《武漢市委書記阮成發：我已準備遍體鱗傷，只要武漢能好》） 這次的武漢問責治庸風暴緊盯干部的“庸、懶、散”，真可謂把準了脈、抓對了路。 說實在的，現在的干部隊伍如果不用這樣的鐵腕抓一抓，也真的快混不下去了。一則黨的那些強國富民的路線、方針、政策，經過它們的“慢待”或某種“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式的內部處理，已多半被架空起來；二則社會民怨也越來越難以繼續忍受它們的吃拿卡要、貪圖享受等腐敗蛻變行徑了；三則很多群體事件及其干群矛盾都是因為它們的貪腐和辦事上的庸懶散等積習招致出來的。如果任其發展下去，民怨就可能更多，維穩就可能更難，黨的事業就可能夭折。所以，嚴抓干部隊伍的“問責治庸”，這是形勢之急需，萬民之急待，救黨之急務。 現在，武漢市委書記阮成發以此整肅全市上上下下的干部隊伍，因順其民心而必將受到萬眾的矚目。 問題是面對當今官場各種盤根錯節的關系網和人情墻，這個雄心猶在的阮成發僅憑組織的一己之力，能否把這些牛毛般的庸官懶官都整肅得勤勤懇懇、規規矩矩呢？這的確都很難說。 從阮成發的這個問責治庸計劃中可以看出，他秉持的依舊是一種人治化的思維，即依靠好官整治庸官。因為對這十種庸官行為的評判和問責，其主體依然是官，根本就沒有民的參與和監督。怎么問責、怎么懲戒，這都是官家自己的家務事。如果官官相護起來，紛紛拿起“不看僧面看佛面，打狗還須看主人”之類的行話說事，到頭來一切不還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如果非得懲戒懲戒，也還不是作作秀給老百姓看看，然后再經過一番教育培訓，或避過風頭或安排異地，重新出來干自己原先的官差。因為在這個武漢市委書記的問責治庸計劃中，根本就沒有“罷免犯事官員終身官籍”這一最具震懾力的家法。因而，即使這些庸懶散慣的官員被問責掉的官位，仍可通過公門中人的說情和活動而重新把它跑要買賣回來。同時，這些問責治庸懲戒辦法看似很嚴厲、很絕情，比如連續兩年黃牌，主要負責人將被免職；其實，這都不過是一種糊弄人的假面具、紙老虎。因為這些官官相護者完全可以通過自己的暗箱操作而規避掉這樣的懲戒，比如它們可以把這個用以懲戒庸官的黃牌在幾個落后的單位輪流坐莊式的配發下去。這樣，誰都碰不著這個懲戒紅線。以官治官，其問責治庸的邏輯大體上就是如此。 不僅如此，在這個阮成發的問責治庸風暴中，也還暗含著一種個人英雄主義的色彩和沖動。針對這種問責治庸“會不會導致人人自危”的疑慮，阮成發表示：“在責任制面前干部人人自危有什么不好？大家都不自危，那么事業任何保證？”如果真的有庸官頂風違紀、屢教不改，怎么辦？這個武漢市委書記表白道：“我是全市總責任體系的第一責任人，我沒有退路，也不想給自己找退路。當市委書記不能做老好人，怕得罪人，我已準備遍體鱗傷，只要武漢能好。”這真是當官為民的錚錚鐵骨啊！看吧，只要武漢能好，就是把人得罪完，把自己碰得遍體鱗傷，也在所不惜！這種赤誠為民之心，這種鐵腕治官之拳，真是唯天可鑒、唯民所盼！ 問題是現在的官場庸官如牛毛、積習成沉荷。如果僅僅憑借個人的英雄主義沖動，能行嗎？在這些牛毛般的庸官中，單憑一己之力能對付了住它們的消極怠工嗎？沖動是魔鬼。看來，個人式的英雄主義也還是不行的，也還須尋求體制外的更多力量，即人民群眾的問責和監督。 在《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的結束語中，斯大林講述了一個古希臘英雄安泰的寓言故事。其基本意思是說“布爾什維克也同安泰一樣，其所以強大，就是因為他們同自己的母親，即生育、撫養和教導他們成人的群眾保持聯系。只要他們同自己的母親，同人民保持聯系，他們就有一切把握，始終是不可戰勝的。這就是布爾什維克領導不可戰勝的關鍵。”（《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第399頁）由此可見，只有把群眾發動起來了它的力量才可能是無窮的，才可能是不可戰勝的。 阮成發的這個問責治庸風暴，也同樣離不開體制外對那些庸官作為更多知情群眾的參與和監督。如果我們的這個武漢市委書記也還依舊迷戀于自己組織的一己之力和個人英雄主義，那么到頭來被碰得遍體鱗傷的也還真可能是他自己。如果阮成發真的是想鐵心、鐵腕問責治庸，那么把更多經常與這些庸官打交道的知情群眾發動到這種風暴之中，才是他的真正救主。如果連這個發動更多群眾力量參與問責治庸的事兒想都沒想，只是想仿效一下地雷陣、棺材論之類的豪言壯語，提振民心，那么他的這種創舉就只能是一種作秀而已，為的是吸引公眾的眼球、培植自己的人氣。 2011年4月9日 初稿于論道書齋 胡顯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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