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南”除了“指南針”外，用途只有“風水家”的羅盤；不源遠、不博大的國度，卻運用了磁力線。火藥的長期用途，主要是“歲歲報平安”，即使“八國聯軍”和日本人踏入國土，也依然在報。活字印刷，從“木活字”到“泥活字”，如果沒有西方的機器印刷，恐怕現在依然在使用“傳統工藝”。造紙從絲帛到樹皮等原料的進步，也被西方的機器造紙所淘汰。
“四大發明”確乎是古人的“勤勞智慧”，但也彰顯著“后人”的懶惰愚笨。諸子百家反映著文人相輕的淺薄，也反映著“文化泛濫”往往伴隨著社會動蕩。唐詩是從高蹈的文人嬉戲到社會沒落的無聊感嘆——君主梨園綻新枝，臣僚酒肆詩酒癡，家國風雨飄搖日，才是“忠臣”憂國時。宋詞則從出現開始，就意淫著社會，終于把一個令今人自豪的大宋帝國，詞成四夷入侵、民不聊生；元曲直接控訴著傳統文化主流即官文化的殘暴與冷酷；明清小說昭示著豪門的奢侈淫亂與官逼民反的社會現實。
傳統文化缺少什么？或者說，傳統文化的內核是什么？儒家說是“仁”，墨家說是“兼愛”，但這“仁和兼愛”卻從來沒有成為傳統文化的內核，更沒有成為文化的主流。因為“仁和兼愛”都是建立在等級制度的基礎上，也就是建立在“不仁、不兼愛”的基礎上。因此，魯迅先生說：翻開歷史一看，滿紙只有兩個子，吃人。
在“思想家、革命家”的魯迅眼里，中國傳統文化的“內核”，是“吃人”。當然，魯迅的話也并非“金科玉律”，而且，以當代的標準看，魯迅的思維屬于比“極左”還極左。但魯迅畢竟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被公認為思想文化的“先驅”，即“吃人”的傳統文化“內核”，是長期被多數人認同的。
中共的出現，開始祛除傳統文化的“吃人”本質。一個“為人民服務”，使得中共和毛澤東站在了人類文化永恒的道德頂點。當鄧小平扭轉方向、進入“新的春天”時，我們內心壓抑的某些因素開始沖動，也開始興奮。但當“亂幫”的東西充雜在其間時，這高興就變成了一種擔憂：鄧無法樹立新的道德標準來取代“為人民服務”這個道德制高點。
社會的發展不僅是生產工具的更新，也是社會道德的進步，而“社會道德”這種“形而上”的虛擬又實在的人性進步，則更能顯示社會真正的進步。“生產力”的發展水平，并不能代表社會的進步水平。我們說中華民族是最優秀的民族，也在于此——以生產力的發展水平為標準，中華民族只能是世界上第NN個“最優秀”的民族。
事實上，鄧小平也不可能建立起比“為人民服務”更好的道德標準。其原因不僅是毛澤東的雄才大略無人能望其項背，毛澤東的大德大勇，也是沒有人能望其項背的。因此，“人人為我、我為人人”的“列寧標準”，在被毛澤東淘汰了幾十年后，又回歸了。
“人人為我、我為人人”并不能算作一個社會道德標準，而是社會個體之間相互依存的生態鏈的客觀寫照：富人依靠窮人才富，窮人依靠富人才窮，彼此相互依靠，才能和諧共存。延續開來，政黨依靠“非黨”才成為政黨，“非黨”依靠政黨才成為“非黨”；“老一輩”依靠“新一輩”才成為“老一輩”，“新一輩”依靠“老一輩”才成為“新一輩”。
“老一輩”流傳給“新一輩”的文化“內核”是什么？不少人根據“老一輩”的“回憶錄”或者“口述歷史”，得出一個結論：攬功委過或者不攬功卻委過。
主管經濟的“老一輩”，在回憶“五風”制造的“三年困難”時期時，彰顯的是自己的“英明”和“功勞”，卻幾乎不承認自己存在很大的責任。主管軍事的“老一輩”，在回憶自己指揮的部隊全軍覆沒時，也是彰顯自己的“英明”和“功勞”，同樣也不承認自己很大的責任。主管文化的“老一輩”，有的連“匿名信”這種不光彩的行徑，也“回憶”成一種光榮……
我們的社會確乎富裕了起來，當然是在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等“老一輩”打下的堅固基礎上實現的富裕。而且，也正按照鄧小平設計的“讓少數人先富起來、先富帶后富”的“康莊大道”前進。主流文化告訴我們：新的指導思想不包括毛澤東思想。毛澤東思想的核心是“為人民服務”，不包括“為人民服務”的毛澤東思想，這已經缺失的道德內核用什么來填充？
因此，讓我們的美德也富裕起來，就成了當代社會一個不可或缺的主題。哪怕高舉“鄧小平理論旗幟”，在我們的美德上，“讓少數人先富，先富帶后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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