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贏他們幫誰！”　　

——與摩羅先生討論底層人文化及成因　　

今天不經意看到一篇關于摩羅先生的專訪。“曾被譽為與權力絕不妥協精神戰士”的摩羅先生，在接受《南方人物周刊》專訪時說——　　

“我在受教育的過程中，一直按照書中的說教在批判我父母的信仰，一直把祖祖輩輩的信仰，視為迷信。……這件事引發了我對五四一些精英群的懷疑，按照他們說法，中國的底層人文化是愚昧的、落后的、保守沒落的、迷信的等等。甚至是導致中國落后的根本原因。”　　

“老子拼到快50歲，終于把自己混成了一個精英，也被洗腦了大半輩子，把我洗得拿精英話語來批判我的父老鄉親。我念這么多年書，沒為我們的村民鞠躬服務，反而批他們的文化愚昧。我為什么對五四精英的說法有意見？按他們的說法，中國落后的責任都推給像我父母這幫人，實際上我父母他們什么社會資源都不掌握。我是我父母的兒子，我不能忘本。我要站在我父母的文化立場來維護他們。”　　

“五四”精英是否把“中國落后的責任都推給像我父母這幫人”——底層人，姑且不論，單看覺醒了的摩羅先生“我要站在我父母的文化立場來維護他們”所采取的“底層人”文化立場，忘性不好的人都知道，不過是“回歸康梁”。我們也終于明白，摩羅先生在新中國所接受的課本教育尤其是魯迅的文章，原來都是批評“底層人”的“精英文化”教育——“我在受教育的過程中，一直按照書中的說教在批判我父母的信仰。”　　

以魯迅為代表的新中國教科文化是“精英文化”，以康梁為代表的封建文化是“底層文化”。這就是文化名人摩羅先生在實現“中國站起來”的偉大夢想之前，首先要澄清的一個文化歷史謬誤。　　

本人是比底層的摩羅先生還要底層得多的一介草民，——“十足的小角色”（某左派的精準鑒定），沒有資格與研究魯迅的著名學者專家們學術探討，但畢竟還讀過兩遍《魯迅全集》，知道魯迅說過些什么話，知道魯迅是如何揭穿“國聯”、“友邦人士”、“西歐的所謂文明國人”的帝國主義嘴臉的；知道魯迅是如何反對帝國主義進攻蘇聯的，——“帝國主義和我們，除了它的奴才之外，那一樣利害不和我們正相反？我們的癰疽，是它們的寶貝，那么，它們的敵人，當然是我們的朋友了。它們自身正在崩潰下去，無法支持，為挽救自己的末運，便憎惡蘇聯的向上。”所以就魯迅的文化觀向“底層文化”代表摩羅先生討教一二。　　

摩羅先生批判的“按照他們（五四精英）說法，中國的底層人文化是愚昧的、落后的、保守沒落的、迷信的等等。甚至是導致中國落后的根本原因”，“按他們的說法，中國落后的責任都推給像我父母這幫人”，其重點是在批評魯迅。然而事實恰恰相反，確實有“五四”精英說過這樣的話，但不是魯迅，而是胡適；而且，魯迅還因此批評過胡適——　　

“幾年前，胡適博士曾經玩過一套‘五鬼鬧中華’的把戲，那是說：這世界上并無所謂帝國主義之類在侵略中國，倒是中國自己該著‘貧窮’，‘愚昧’……等五個鬼，鬧得大家不安寧。現在，　胡適　博士又發見了第六個鬼，叫做仇恨。這個鬼不但鬧中華，而且禍延友邦，鬧到東京去了。因此，　胡適　博士對癥發藥，預備向‘日本朋友’上條陳。”　　

“……胡適博士不愧為日本帝國主義的軍師。但是，從中國小百姓方面說來，這卻是出賣靈魂的唯一秘訣。中國小百姓實在‘愚昧’，原不懂得自己的‘民族性’，所以他們一向會仇恨。如果日本陛下大發慈悲，居然采用　胡　博士的條陳，那么，所謂‘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的中國固有文化，就可以恢復：——因為日本不用暴力而用軟功的王道，中國民族就不至于再生仇恨，因為沒有仇恨，自然更不抵抗，因為更不抵抗，自然就更和平，更忠孝……中國的肉體固然買到了，中國的靈魂也被征服了。”　　

我們也似乎可以據此管窺到，摩羅先生劍指是魯迅而不是胡適，莫非在于其與　胡適　先生有共同的主張？——回歸“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的中國固有文化。　　

摩羅先生長在紅旗下，接受紅色教育，然而去美國之前竟然不知道西方殖民者的殘忍行徑，還要等到近年“不經意”讀了外國書才頓悟，——“這個過程中，我閱讀西方人類學著作，又不經意讀到了一部慘絕人寰的西方殖民史。我的情感世界和內在的精神秩序所受到的震撼、崩潰、顛覆簡直是無以言表。……他媽的，老子還容忍這個……”，真不知道摩羅先生的中共課本和魯迅文章都讀到哪里去了？　　

個人以為，要想做“底層”的代表，“終于把自己混成了一個精英”的摩羅先生，顯然還要多讀一讀毛澤東和魯迅（我善意的斷定摩　羅　先生還沒有讀過），而不是什么“康梁”。毛澤東主張知識分子和工農階級相合，同吃、同住、同勞動，否則寫不出勞動人民的東西來；魯迅更認為“但現存的左翼作家，能寫出好的無產階級文學來么？我想，也很難。這是因為現在的左翼作家還都是讀書人——智識階級，他們要寫出革命的實際來，是很不容易的緣故。……對于和他向來沒有關系的無產階級的情形和人物，他就會無能，或者弄成錯誤的描寫了。所以革命文學家，至少是必須和革命共同著生命，或深切地感受著革命的脈搏的。（最近左聯的提出了‘作家的無產階級化’的口號，就是對于這一點的很正確的理解。）”　　

“同工農群眾相結合”（毛澤東），“作家的無產階級化”（魯迅），代表“底層文化”的摩羅先生，已經做到了哪一條啊？　　

反過來，摩羅先生所力主的“回歸康梁”，到底又是代表哪家的“底層文化”呢？　　

康圣人主張跪拜，“否則要此膝何用”；反對婦女解放天足；吹捧清朝統治者實行的是“中國數千年所無，亦為地球萬國古今所未有”之“仁政”，編造“革命瓜分”的謬論；胡說中國不是“政府惡劣”而是“國民惡劣”、“民智未開”，“未有共和民主國民之資格”，只能“請愿”——懇請政府實行君主立憲（梁啟超甚至認為中　國連　君主立憲都不能立刻做到，只能先實行十年“開明專制”）；否認中國有貧富懸殊的社會現象，攻擊“平均地權”是危害“國本”……　　

若說，康圣人們前期的行為是由于認定光緒是一位“圣明的皇上”所致，情有可原，那么，他后來勾結“辮帥”張勛“勸進”溥儀的原因，恐怕完全就是“一日無君，便惶惶然”了，后來的“偽滿州國”就證明著溥儀的不“圣明”。　　

摩羅先生反對“五四”先賢但主要——“尤其”反對魯迅，顯然也是目標精確。個中原因恐怕是因為魯迅后來投降無產階級，成了資產階級的“逆子貳臣”。其實魯迅一直都被知識階級“千夫指”，直到現在。　　

早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時期，魯迅就表現得很被動、應付和消極：出來“吶喊”是聽將令，在《藥》的結尾加點亮色——“白花”，也是聽將令；據說在日本留學時，革命者因為魯迅的猶豫而取消了他的行刺任務，至今仍被反對魯迅的文人詬病為“怯懦”、“非革命者”。這實際是因為：魯迅從一開始就對脫離工農大眾的資產階級精英的民主革命和暗殺持懷疑態度。與其他資產階級革命者不同的是，他的目光不是投向上層精英，而是始終投在閏土、老栓、七斤、阿Q這些下層民眾身上，關注他們對革命的態度以及在革命前后的命運（魯迅后期從資產階級背叛到無產階級，與新文化運動時的戰友大多分道揚鑣，并非偶然）。魯迅這時的文章盡管有對當前的猛烈抨擊，也有對未來的懷疑和迷茫，諸如“可惜我不知道這權柄如何取得，單知道仍然要戰斗”、“我自己走路都走不清楚，如何能引導諸君？”之類的話，常常充斥筆端。于是就有精英文人指摘魯迅只有批判和不平，從未指明過“建設性”出路，——“魯迅除了揭露就是揭露”。　　

這，當然也是胡說。　　

1927年的反革命大屠殺，擊碎了魯迅的進化論信仰，——“我一向是相信進化論的，總以為將來必勝于過去，青年必勝于老人，……然而后來我明白我倒是錯了。這并非唯物史觀的理論或革命文藝的作品蠱惑我的，我在廣東，就目睹了同是青年，而分成兩大陣營，或則投書告密，或則助官捕人的事實！我的思路因此轟毀，后來便時常用了懷疑的眼光去看青年，不再無條件的敬畏了”。然而，當魯迅由進化論者轉向階級論者后不久，雖然也因國民黨的審察而談風月、講古人，但可還能看到魯迅筆下有一丁點的“彷徨”？　　

——“這一類的人們，就是現在也何嘗少呢？他們有確信，不自欺；他們在前仆后繼的戰斗，不過一面總在被摧殘，被抹殺，消滅于黑暗中，不能為大家所知道罷了。”　　

——“只是原先是憎惡這熟識的本階級，毫不可惜它的潰滅，后來又由于事實的教訓，以為惟新興的無產者才有將來，卻是的確的。”　　

——“但無產階級專政，不是為了將來的無階級社會么？只要你不去謀害它，自然成功就早，階級的消滅也就早，那時就誰也不會“餓死”了。不消說，排長串是一時難免的，但到底會快起來。”　　

——“我們倒要打倒進攻蘇聯的惡鬼，無論它說著怎樣甜膩的話頭，裝著怎樣公正的面孔。這才也是我們自己的生路！”　　

蘇聯“無產階級專政”道路，“這才也是我們自己的生路！”　魯迅　先生給我們指出的道路，難道還不夠明確么？　　

那些讀了魯迅的書，卻轉身投靠美帝國主義，人老珠黃遭到主子冷遇后，便又“幡然醒悟”變臉偉大的愛國者（不當胡子不作官，不鉆窯子難成姨太？），并號準了時代脈搏鼓吹“回歸康梁”，還以“底層人”的代表血口噴人，把自己的“失足”歸罪于魯迅的“教唆”的文人精英，我找不到一個文明的詞兒來形容。　　

對這些小資產階級知識精英的精彩表演，魯迅也早有論述：“弄文藝的人們大抵敏感，時時也感到，而且防著自己的沒落，如漂浮在大海里一般，拚命向各處抓攫。二十世紀以來的表現主義，踏踏主義，什么什么主義的此興彼衰，便是這透露的消息。現在則已是大時代，動搖的時代，轉換的時代，中國以外，階級的對立大抵已經十分銳利化，農工大眾日日顯得著重，倘要將自己從沒落救出，當然應該向他們去了。何況‘嗚呼！小資產階級原有兩個靈魂。……’雖然也可以向資產階級去，但也能夠向無產階級去的呢。”——哈哈，好一個“底層人”文化代表！　　

這樣的翻著跟頭的文人精英，也正是推動黃炎培“歷史周期律”的主力。魯迅也早就看透了這一切：“這一種循環，也就是‘先儒’之所謂‘一治一亂’；那些作亂人物，從后日的‘臣民’看來，是給‘主子’清道辟路的。”“無論是何等樣人，一成為猛人，則不問其‘猛’之大小，我覺得他的身邊便總有幾個包圍的人們，圍得水泄不透。”“我曾經想做過一篇《包圍新論》，先述包圍之方法，次論中國之所以永是走老路，原因即在包圍，因為猛人雖有起仆興亡，而包圍者永是這一伙。”　　

電影《讓子彈飛》里，張麻子那句對底層大眾的評價——“誰贏他們幫誰”，可比魯迅對阿Q、華老栓們的評價有力多了。然而，誰該為這個“劣根”負責，只要不是植物人就能感覺到，魯迅的劍鋒所指，正是摩羅先生所鼓吹的“封建文化”。而底層大眾“誰贏他們幫誰”的“劣根”實際是歷史傳下的“經驗”。魯迅這樣解釋說——　　

“古人所傳授下來的經驗，有些實在是極可寶貴的，因為它曾經費去許多犧牲，而留給后人很大的益處。”　　

“然而也有經過許多人經驗之后，倒給了后人壞影響的，如俗語說‘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家瓦上霜’的便是其一。救急扶傷，一不小心，向來就很容易被人所誣陷，而還有一種壞經驗的結果的歌訣，是‘衙門八字開，有理無錢莫進來’，于是人們就只要事不干己，還是遠遠的站開干凈。我想，人們在社會里，當初是并不這樣彼此漠不相關的，但因豺狼當道，事實上因此出過許多犧牲，后來就自然的都走到這條道路上去了。所以，在中國，尤其是在都市里，倘使路上有暴病倒地，或翻車摔傷的人，路人圍觀或甚至于高興的人盡有，肯伸手來扶助一下的人卻是極少的。這便是犧牲所換來的壞處。”　　

“總之，經驗的所得的結果無論好壞，都要很大的犧牲，雖是小事情，也免不掉要付驚人的代價。例如近來有些看報的人，對于什么宣言，通電，講演，談話之類，無論它怎樣駢四儷六，崇論宏議，也不去注意了，甚而還至于不但不注意，看了倒不過做做嘻笑的資料。”　　

可見，鵝城百姓“誰贏他們幫誰”的立場,正是他們親見了曾經的革命者黃四郎是如何變成如今害人的“黃鼠狼”；而且他們還要接著目睹現在的革命者張麻子的伙伴們如何變成下一個“黃四郎”，并且目睹了猛人張麻子如何被那些“棄暗投明”，首克黃四郎碉樓大門，有“九種死法”懲罰黃四郎的武智沖們再次緊緊包圍起來，還有那位最后關頭毅然宣布起義的大管家，在底層群眾創造歷史的時刻，他也如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那樣，要“人民創造歷史，英雄把握方向”了——“跟我來！”　　

“興，百姓苦；亡，百姓苦。”有文化的說。　　

“哪個朝代受苦的都是咱們老百姓。”沒文化的說。　　

這就是底層人民的歷史經驗，這就是他們選擇“誰贏他們幫誰”的原因。　　

最后順便說一說那位拿縣長張麻子座椅——“這椅子歸我了”——的那位愚民。很多人看到這兒都對那哥們“忘恩負義”的“劣根”而不齒。然而，張麻子臉上卻沒有絲毫的慍色。因為張麻子清楚：“去碉樓拿回屬于你們自己的東西。”——不錯，他們拿的正是他們自己的東西。而且，當黃四郎最后質問張麻子“（銀子）你拿走就算了，為什么分給他們？”時，張麻子回答“沒有你更重要。”正是，沒有底層人民的參戰，“沒有”的不會是黃四郎而是張麻子。　　

革命不是“放債”。馬克思鼓吹無產階級革命不是出于對無產階級的同情；魯迅的《復仇》有這樣一段對話——　　

“哈哈！我一向認識你。”那人的聲音說。“我知道你背著雄劍，要給你的父親報仇，我也知道你報不成。豈但報不成；今天已經有人告密，你的仇人早從東門還宮，下令捕拿你了。”　　

眉間尺不覺傷心起來。　　

“唉唉，母親的嘆息是無怪的。”他低聲說。　　

“但她只知道一半。她不知道我要給你報仇。”　　

“你么？你肯給我報仇么，義士？”　　

“阿，你不要用這稱呼來冤枉我。”　　

“那么，你同情于我們孤兒寡婦？……”　　

“唉，孩子，你再不要提這些受了污辱的名稱。”他嚴冷地說，“仗義，同情，那些東西，先前曾經干凈過，現在卻都成了放鬼債的資本。我的心里全沒有你所謂的那些。我只不過要給你報仇！”　　

再看看下面的話，就更可以理　解魯迅先生和毛澤東主席為什么“心是相通的”，就更可以理解他們為什么會遭到那些認為“革命就是奪回屬于我們的地位、女人和銀兩”的知識精英的“千夫所指”了——　　

“但以為詩人或文學家，現在為勞動大眾革命，將來革命成功，勞動階級一定從豐報酬，特別優待，請他坐特等車，吃特等飯，或者勞動者捧著牛油面包來獻他，說：‘我們的詩人，請用吧！’這也是不正確的；因為實際上決不會有這種事，恐怕那時比現在還要苦，不但沒有牛油面包，連黑面包都沒有也說不定，俄國革命后一二年的情形便是例子。如果不明白這情形，也容易變成‘右翼’。事實上，勞動者大眾，只要不是梁實秋所說‘有出息’者，也決不會特別看重知識階級者的，如我所譯的《潰滅》中的美諦克（知識階級出身），反而常被礦工等所嘲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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