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退民進”的罪惡

時下，社會上頗流行一個詞——“國退民進”，一有經濟政策的波動，就會有各種身份的精英跳出來振臂高呼“是要國退民進呢，還是要國進民退？”一副為民請命的慷慨激昂狀。

果真如此嗎？讓我們看看“國退民進”究竟是個什么玩意兒。

“國退民進”是改革開放后中國經濟學界逐步創造出來的一個詞匯，按照精英們的解釋，“國”就是國有經濟，“民”就為民營經濟，整個詞合起來即是說“國有經濟退縮，民營經濟前進”，繼而又解釋為“國家讓利于民” （參見張卓元、黃范章、利廣安主編《20年經濟改革回顧與展望》）。

一如魯迅說蚊子吸血了，卻還要嗡嗡地叫上一陣以證明它吸血有理一樣，精英們又在放屁造謠了。

先從理論上分析。新中國的國家性質是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從這個意義上說，國家是人民的，國即是民、民即是國，國民一體。因此，國有經濟就是民有經濟。也正因為此，新中國前三十年，國家竭盡全力地搞出那么多國有、集體企業，并且無不效益良好——為民服務；同樣因為此，工人們熱火朝天乃至像王進喜那樣舍生忘死地參加企業勞動——報效國家。然而精英們創造出“國退民進”后，不僅硬生生把國民一體血淋淋地撕裂開來，而且把“國”——國家推向了“民”——人民的對立面，極為罪惡地營造了國家與人民相矛盾的問題。而且從中國人的思維習慣上說，國家又可以理解為政府，如此，則又等于把政府與人民對立起來，進而又可以理解為共產黨與人民對立。這是“國退民進”一詞的惡毒性所在。

再從實踐上剖析。三十年——一方面，千百萬工人被強行下崗失業，億萬農民被迫淪為背井離鄉的“農民工”，工人農民一起背負起上學難、看病難、住房難新的三座大山，甚至生不起孩子、死不起人；另一方面0.4%的極少數人攫取了國家70%以上的財富，甚至擁有了上億元、數十億元、數百億元的私有財產，當知“國退民進”的“民”，其實不過是資本家，甚而官僚資本家而已。精英們用張、王、李、趙不同姓氏的資本家冒名頂替“人民”，竟然通過對詞性概念的偷梁換柱，掩蓋了發展資本家經濟——資本主義這一深刻的社會變革問題。

“國退民進”對中國的影響是深遠的，也是危害巨大的，它讓中國悄然由人民當家做主變成了資本家當家做主，助推共產黨內部衍生出新的資產階級，讓毛澤東晚年最為擔憂的問題變成了社會現實，使中國重新進入了“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悲慘社會。一個詞竟然能改變國家性質，實在是幾千年漢語言發展史上絕無僅有的。

不僅如此，如同中蛇毒一樣，這個詞的毒性遠沒有打住，還在繼續蔓延。大約是在2009年的時候，又蹦出了一個與之相呼應的“國進民退”——山西私營煤窯主——資本家只顧賺錢不管安全生產，導致許多工人因各種事故死亡，終于引發社會眾怒，迫使山西地方政府將個別私營煤窯收歸國營煤礦經營。然而，此舉卻仿佛捅破了天，經濟界、法學界、新聞界等各行各業的精英們紛紛跳出來吶喊說：“這是典型的國進民退”，“是對改革開放路線的大破壞”，嚇得當地政府了不得，只好又將其重新放給民營企業——資本家企業經營，讓我們的工人老大哥繼續冒著隨時殘廢、死亡的危險在資本家的“黑煤窯”里出賣苦力。精英們拿“國進民退”牛刀小試，卻大獲成功，立馬如同嗜血的蒼蠅一般亢奮起來，握著“國退民進”和“國進民退”兩面旗幟到處出擊——資本家需要向鐵路、通訊、銀行這些國家命脈行業進軍了，則祭出“國退民進”搖旗吶喊，而一旦有人要求限制特別是政府有限制資本家發展意向時，則又祭出“國進民退”來蒙蔽視聽、恐嚇大眾。

我們經常感嘆漢語言的豐富多彩，一詞多意，一語雙關，甚至因為說話者的語氣不同也會產生不同的效果甚至截然相反的意思，以致有“聽鑼聽聲，聽話聽音”的說法，今觀“國退民進”、“國進民退”竟然又是如此矣。只可惜這等精妙的語言創造權掌握在流氓精英們手里，讓他們據以禍害整個國家和人民，驗證著“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的光輝正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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