節選自《一篇需要在全國進行大批判的奇文--批判“黑六論”之一的“西化政改救國論”》

全文見東方紅網：http://www.dfhsk.org/_d271329734.htm

衛東民

著名經濟學家張宏良教授揭露：“僅秦曉他們聯手外資操作的中國平安保險公司改制這一個案例，就造成了中國成千上萬億資產的損失。雖然它還叫中國平安保險公司，但實際上早已成為英國匯豐銀行控股的公司”。隨后他們“又以平安保險公司作為資本平臺，通過銀行、保險、證券、信托等領域，年年從中國不斷榨取更多財富，特別是又通過重組、兼并、換股、控股等手段，完全是空手套白狼，分文不花地攫取了包括中國三家銀行在內的上百家大型企業，資產規模不亞于許多中小國家，深圳發展銀行就是其中之一”[烏有之鄉網，2011年2月3日]。光天化日之下，如此赤裸裸地吞噬巨額國有資產的行為，秦曉竟然沒有被懲以極刑，甚至沒有被追究，可見其背后靠山之硬。他是在去年8月剛從招商局這個特大型國有企業董事長位置上退休的。在職時，便跳出來公開支持搞西化式政改。他胡說當前的斗爭是“普世價值”與“中國模式”之爭，并且認為中國模式的核心內容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而他是站在普世價值一邊的，所以這實質上是砍旗；他胡說什么按照普世價值，中國共產黨就沒有合法性，這實質上是反黨；他提出“當代中國的命題應該是秉承普世價值，開創中國道路，這正是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的使命”，這是在鼓動“顏色革命”；他提出“將龐大的國有資產分散到民眾手中”，這是公開要學搞垮了蘇聯的葉利欽；他承認自己是體制內以普世價值為指導的改革派，并因此被稱作“中國新右翼”，這顯然使人懷疑他是不是在籌組政黨，并以此為核心組織搞“顏色革命”的隊伍。[見秦曉2010年7月19日在清華大學的演講等文] 這一方面證明西化賣國派猖狂到了什么程度，一方面證明各級黨組織的許多負責人身在右中不知右所導致的軟弱渙散等問題惡化到了什么程度。這兩個方面共同證明的是，顏色革命的危險已經等種嚴重。

有哪些根據能證明實行西化式政改會導致亡黨亡國？

要弄清西化式政改是什么樣子，首先必須看一看西化賣國集團所要照搬的美國“普世價值”的特點。

其一，它的多黨制實質上是資產階級政黨一黨執政制。美國憲法授權政府，隨時準備“糾正由于民主而引起的困擾這個國家的罪惡”，并“設法保護少數階層的既得財產免受多數大眾的干涉和危害”。正是根據憲法制定的《史密斯法案》，美國政府曾以“講授、宣傳用暴力推翻、摧毀美國政府”為罪名，對丹尼斯等11位美國共產黨領導人提起訴訟，罪證就是學習和宣傳《共產黨宣言》等馬列著作。由于長期進行殘酷鎮壓、重金收買、灌輸洗腦等等，逐步形成了確保民主黨和共和黨牢牢掌握政權的格局。用美國人自己的話說，兩黨“一致之處極多”，“幾乎找不出什么重大的爭論問題”[轉引自司馬南《民主胡同40條，285頁》]。連美國前總統杜魯門都承認，“美國的兩黨制就是兩黨合作制”，“實質就是一黨制”[大眾民主，烏有之鄉網，2010年8月9日]可見，二者同屬資產階級，只是在策略上稍有不同，因此它實質上是一個黨即民主黨和共和黨聯合組成的民主共和黨。美國作為資本主義國家，主要有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這兩個階級，要真實行多黨制就應允許真正代表無產階級的政黨即馬克思主義政黨存在。可它一面殘酷鎮壓真正的馬克思主義政黨并千方百計確保“民主共和黨”的執政地位；一面大肆宣揚美國實行的是允許任何政黨參選總統的多黨制，這就充分暴露了它的虛偽性。

其二，它的直選制實質上是掩蓋資產階級專政性質的資本決定制。從表面上看，在美國不僅人人可以做總統侯選人，而且人人可以投出自己的一票去直接選舉總統。實際上，事情要復雜得多。就拿上一次總統選舉來說，僅僅為了獲得民主黨總統候選人的資格，希拉里就花了4200多萬美元，奧巴馬花的更多。沒有大財團的支持，誰能玩得起？再說，總統的選舉過程，類似于股份公司選總經理。先是由控制董事會的控股股東們圈定民主黨和共和黨的黨內初選候選人名單，而能列入名單的只能是大財團控制的組織“共濟會”及其附屬機構的成員，如奧巴馬便是共濟會控制的三邊委員會培養的。接下來是進行黨內選舉，即從大財團最后圈定的兩人中確定一人為這個黨的總統候選人。最后，才讓每個散戶投一票即讓大家從圈定的兩黨候選人中選其中的一位為總統。并且，萬一當選的人不符合大財團的要求，他們還會采取其他手段換人。如肯尼迪便因為要把大財團控制的貨幣發行權奪回來，而被打碎了腦袋，并且死了連調查檔案都不公布，至今封存。可見，直選制只不過是資本決定制的遮羞布，或者說，美國實質上是壟斷資產階級專政的國家。

其三，它的選舉史實質上是制度性腐敗的惡性發展史。美國200多年的歷史，共選出40多位總統，其中有24位起碼和另一位總統有親戚關系，30位有明顯的政治背景[這當中有交叉]。就此來說，美國的民主政治就是家族統治和門閥政治。近年美國最高法院裁定，“公司可以在競選期間打政治廣告，而且不會給它們為此花費的資金設定上限”。美國眾議員艾倫說：“這將使人們所能想象的最大規模的賄賂行為合法化、制度化”[轉引自司馬南《民主胡同40條》，第307頁]。連總統奧巴馬在《希望的勇氣》一書中也不得不承認：“是的，競選需要媒體和廣告，需要錢，弄錢過程產生腐敗，拿了錢就必須照顧金錢提供者的利益。”[同上，第316頁] 這種制度性腐敗的另一表現形式，是通過選舉當上總統、副總統的布什、切尼，驅使軍隊和媒體等國家機器通過戰爭在伊拉克為自己的石油、軍工企業謀取成千億美元的利益。并且，在美國這些腐敗是根本不算作腐敗現象的。但即使這么算，它的腐敗也非常嚴重，例如涉及500多億美元的世界上最大貪腐詐騙案即麥道夫案，就發生在美國。就是說，真正實事求是地進行評定，實行多黨競選制的美國恰恰是腐敗最嚴重的國家之一。相反，被他們稱為“獨裁最嚴重的時期之一”的毛澤東時代，卻是世界公認中國歷史上最廉潔的時期；被他們稱為“極權主義”的古巴、朝鮮，卻也在廉潔方面名列世界前茅。這證明，他們宣傳只有實行多黨制才能防止腐敗，是個用心陰險的大騙局。

其四，它在多國推行“普世價值”實質上是在策動“顏色革命”。英國前首相撒切爾夫人曾在美國發表過一篇以“我們是怎樣瓦解蘇聯的”為核心內容的演講，認為在蘇聯瓦解過程中，美國及英國情報部門“觀念上斬首”的行動起了關鍵性的作用。“觀念上斬首”，就是指用西方的民主、人權等“普世價值”取代社會主義的民主、人權觀。并且，在策動“顏色革命”中，美國往往更露骨地在民主、自由等問題上使用雙重標準。例如，塞爾維亞的米洛舍維奇明明是民選總統，但因為不按美國意志辦事，就被扣上“獨裁專制”的帽子。

由于西化賣國集團搞的政改是要照搬美國這一套，如果圖謀得逞，以上四點自然便成為導致推翻共產黨、顛覆社會主義制度的四個原因。而這方面更直接的根據，則是西化賣國派的所作所為。這主要包括：

----他們在“新西山會議”上公然大講“共產黨非法”，應當推翻，并主張“效法臺灣模式”，走附庸資本主義的道路[毛澤東旗幟網，2006年4月10日]。

----他們公開提出要顛覆社會主義制度，說什么“以公有制、計劃經濟和無產階級專政為旗幟的科學社會主義必須顛覆”[辛子陵，《炎黃春秋》，2008年第3期]。

----他們在《零八憲章》中提出，1949年建立的新中國造成了“普遍貧窮和絕對集權”，因而要在“民主憲政的架構下建立中華聯邦共和國”，使中華人民共和國分裂和解體。[2008年12月3日]

----他們在香港聯名出書，公開呼吁“為趙某某評反”，以后逐漸平反“liusi”[多維新聞網，2009年4月10日]

 ----他們公開煽動反革命暴亂和軍事政變，“以暴力克服暴力”，認為“軍隊里面也有明白人，如他們認為不能通過民主的方法求得社會的進步實現，就可能發生軍事政變”[謝韜在成都座談會上的講話，2007年4月27日]。

----他們積極策動對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真共產黨和革命人民進行大屠殺，叫嚷“先狙殺毛左，后走上正路，這是對人民負責！棋局無解，唯有奇峰突兀”[見凱迪網開設的屠殺左派討論專欄，2009年5月9日]。

由此看來，由于敵對勢力相當猖狂和強大，如果不對他們實行專政，人民當家做主的地位就一天也維持不住，因此自然都把鎮壓反革命破壞活動看作自己的民主權力。這就是說，民主的實質是由占人口絕大多數的人民群眾還是由占人口極少數的剝削階級當家做主；是由代表極少數剝削者的政黨還是由代表絕大多數勞動人民的政黨執政。 因此，按照“西化政改救國論”搞政治體制改革，用西方的多黨制、三權分立等等那一套否定共產黨的領導、人民民主專政，不但解決不了反而肯定會加重貪污腐敗、分配不公、治安惡化等等，直至導致蘇聯黨垮臺、國解體的大災難在中國重演。并且由于國情特殊，中國內亂、內戰的局面要比蘇聯嚴重得多，造成上千萬甚至上億人的傷亡都有可能。到那時列強甚至一些小鄰國都會乘虛而入來瓜分一塊領土，我們美麗可愛的神州大地，都將成為新型殖民地或者敵占區；那時的人民大眾，將成為“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牌子所標示的那種被殖民者或者亡國奴。請稍有愛國之心的炎黃子孫都應當認真想一想，這是一種多么慘痛的情境啊！

第三，為什么說只有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改革才能救中國？

毛主席1945年在延安和黃炎培談到如何避免陷入政權興亡周期率時說：“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人民監督政府、人人起來負責，實質上就是人民群眾按照真正當家做主的制度，適當直接行使民主權力的大眾民主。這種民主，在社會主義國家是防止黨變質國變色的出路；在基本復辟了附庸資本主義的社會，則是打倒西方賣國集團和修正主義集團、復興社會主義的出路。這是因為：

大眾民主具有廣泛性。在新中國的前30年，人民大眾不僅在政治、文化上翻身做了主人，而且在經濟上翻身做了主人即實行了保障經濟民主的生產資料公有制。正因為這樣，職工能按照鞍鋼憲法參與對國營和集體企業的民主管理。在資本主義國家，資本家顯然是不會讓雇傭工人在企業里當家做主的。占人口絕大多數的人民大眾具有政治、文化、經濟的全面民主權力，這種廣泛性，無疑是資本主義民主無法相比的。

大眾民主具有真實性。既然平民百姓是人民的主體，那么是不是讓他們直接參與對國家的管理，便成為在民主問題上區分真實性和虛偽性的基本標準。在毛澤東時代的新中國，普通工人、農民、戰士代表占全國人大代表的60％以上，而西方國家的議會里卻根本沒有一個平民百姓，全都是大富翁和被他們收買的官僚政客。在這些鐵的事實面前硬說社會主義國家獨裁,硬說資本主義國家民主，這就暴露了資產階級的虛偽性。

大眾民主具有徹底性。近代以來，階級統治通常都是由其政黨直接行使的，這種政黨便被稱為執政黨。由于無產階級是最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階級，因此實行社會主義民主的根本一條，是確保無產階級政黨不腐敗變修。而要真正保證這一點，最有效的辦法是用社會主義大眾民主來使人民群眾直接監督和評判黨員干部是否全心全意人民服務。我們黨肯于使用這種辦法[當然應防止無政府主義和“打倒一切、全面內戰”之類極左思潮的干擾破壞]，便證明了社會主義民主的徹底性。這一點，更是資本主義民主望塵莫及的。

這就告訴我們，推進以大眾民主為核心內容的政治體制改革，是以打垮西化賣國集團為突破口打倒修正主義集團從而挽救我們黨的唯一出路。蘇聯劇變中特別令人震撼的一個教訓，是8 2 %以上的人民群眾擁護社會主義，卻由于高級干部中7 6 %的人主張走資本主義道路而導致了復辟倒退。因此，我們一定要站在新的歷史高度，更深刻地認識毛主席關于人民民主是我們避免陷入政權興亡周期率的新路；為人民服務是黨的宗旨；合乎人民利益得到群眾擁護是衡量我們工作的最高標準；人民才是創造歷史的動力；兵民是勝利之本的論斷，實質上是提出了革命民本主義觀。這指的是以科學社會主義為基礎的民本主義。這里所說的科學社會主義，指的是馬克思主義明確告訴我們的經濟上堅持公有制、按勞分配、計劃經濟；政治上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和共產黨的領導；思想文化上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建設精神文明。正因為這樣，按照革命民本主義的要求推進大眾民主改革，才最有利于戰勝附庸資本主義。

我們主張的社會主義政治體制改革，在現階段包括以下內容：

[一]在各級人大特別是全國人大中，本身是普通工農兵學商及知識分子的人大代表，恢復到60％以上；

[二]在憲法中恢復關于職工有罷工和人民群眾有運用“四大自由”[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它們實質上是憲法所規定的言論、出版自由的具體化]權力的規定，以使他們更好地進行反帝反修及反對官僚主義的斗爭。

[三]建立彈劾制與直免制相結合的保障機制。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最大、最慘痛的教訓之一，是一旦戈爾巴喬夫、葉利欽式的人物掌握了大權，便很難把他搞下臺。因此，在全國人大應建立多數代表贊成便可彈劾國家領導人和全國人民多數贊成便可直接罷免國家領導人的制度，使之成為人民政權不被推翻的一項根本保證。

[四]全面加強對各級領導者尤其是中央領導人的問責制。比如對大量進口美國的轉基因大豆及其他食品、物價上漲幅度大大超過許諾、大量購買美國“兩房”債券使全國每個人平均損失幾千元，就應當追究國務院領導人的責任。

[五]發動人民群眾強烈要求全國人大制定懲治漢奸法，并通過多種途徑促進對漢奸賣國賊的大揭發、大清查、大批判，嚴懲一批罪大惡極者，挖掉西化賣國集團的社會基礎。

[六] 在教育群眾增強民主意識，關心國家大亊的基礎上，用適當的方式聯系和組織人民群眾，遇到西化賣國集團搞街頭政治時，便帶領群眾把他們沖垮，使其消滅在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之中。

[七]汲取建國前30年整黨建黨經驗的精華，開展一次新式的整黨建黨運動，堅決清除包括西化賣國集團和修正主義集團成員及其頑固追隨者、各種腐敗變質分子在內的假共產黨員，使真共產黨員掌握領導權，從組織上保證馬克思主義路線的貫徹執行。

實踐已經證明并且絕大多數群眾都會相信，搞這樣的社會主義政改，才能真正救中國。

第四，應不應當把“反帝除奸，救黨保國”作為現階段的一個口號？

拋出“西化政改救國論”，既證明在這之前提出“反帝除奸，救黨保國”，就是說在黨的十八大召開之前的“三年決戰”這個階段中，要把打垮西化賣國集團作為打倒修正主義集團的突破口 是必要的；又證明真正堅持“反帝除奸，救黨保國”，就應當批倒批臭“西化政改救國論”。

由張勤德執筆起草的《09建言》提出 “反帝除奸，救黨保國”[反對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并以鏟除漢奸賣國集團為突破口打倒現代修正主義來挽救黨，從而在毛澤東思想指引下建設和保衛祖國，實現社會主義的偉大復興]的口號后，被黨內的右傾機會主義者視之為“左”，極力加以打壓。同時也被左派內部的一些同志視之為右即在搞改良主義，進行了批判。并且，他們對幾年來在轉基因、金融、物價、網絡、重慶模式等等一系列問題上為反帝反修，實現社會主義復興偉大事業做出突出貢獻的張宏良教授，進行了猛烈批判，說他是只反貪官不反皇帝的“穿西服的宋江”。這從一個方面說明，在我們黨內右傾機會主義依然是主要危險，必須重點反對，但在革命左派內部，左傾機會主義思潮的危險性則相比較大。

從當前的實際情況看，認為在現階段不應當提出這一口號的有左傾機會主義傾向的人員中，只有極少數是別有用心的頑固不化者，絕大多數同志是受了教條主義的一些影響或有點左傾幼稚病，就是說屬于思想認識問題。要解決這種問題，必須弄清以下基本事實：

 其一，當前中國社會的性質和主要矛盾是什么。現在中國3萬億美元左右的外匯儲備，大多買了西方國家主要是美國的債券，起著支援他們進行國家建設的作用；西方國家及其附庸在中國的資產也達3萬億美元左右，控制著中國28個主要產業中的21個；中國的經濟增長74％依賴出口，西方國家通過進口廉價商品已攫取中國數十萬億元的老百姓血汗錢。中國在海外上市的幾乎所有網絡集團公司，都被西方國家控制。“幾乎中國所有的國內或國外政策都深受美國影響，基本上所有的政策都要考慮美國的反應，這是我國決策的一條隱形線索”[中國人民解放軍少將喬良，烏有之鄉網，2009年7月18日]。在省部級以上干部中有相當多以老子官僚、兒子老板、孫子海外的形式存在的隱性官僚買辦。“從1995到2005年，我們有118萬官員配偶和子女在國外定居”（云南信息報，2010年3月11日）。毛主席1965年就說過“我們這樣的條件搞資本主義，只能做別人的附庸。”[《前奏》，第16頁] 從上述情況中不難看出，中國確實已成為毛主席所說的附庸資本主義，或者說正在成為美國等西方國家的新型殖民地。可以說，全世界大多數人都是這么看的。連美國人都承認，已出現的“中美國”，就是“依附于美國的中國經濟體”[華盛頓郵報，2008年9月21日]。中國特色附庸資本主義，當然具備一般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特征，其中包括主要矛盾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這一點。但是在一定時期內和特殊情況下，它的附庸特色也會表現得比較明顯。在“三年決戰”時期，這種特色自然特別突出。正因為這樣，中國人民和帝國主義及其代理人官僚買辦資產階級的矛盾，正逐步成為當前的主要矛盾。忽視或不承認這種附庸特色，把革命導師關于社會主義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是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矛盾的論斷當作教條照搬照抄，表面上很革命，實際上對革命事業并不真正有利。

其二，西化派和補課派誰是當前的主要危險。這里所說的補課派，指的是把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當作補資本主義課的階段的那些人。由于他們主張搞一段資本主義，自然屬于右傾機會主義即現代修正主義者。他們和西化派的區別，當前突出地表現在對待西化式政改的不同態度上。正因為這樣，補課派在《人民日報》等主流媒體上，對“西化政改救國論”進行了一定程度的批判。而西化派則對補課派進行了相當激烈的反擊。例如，杜導正在《炎黃春秋》2010年第6期上公開說：“中南海不可能是鐵板一塊，……在意識形態上各種各樣的禁令，多是保守的、倒退的聲音”。在北京召開的學習貫徹關于政改講話的座談會，則給黨的一把手扣上了“中左”的帽子。辛子陵2010年春節在上海的談話中提出，他主張允許同樣主張推翻權貴資本主義即執政的中國共產黨和現行的社會主義政治制度基本框架的“左派，作為多黨制下的一個黨派參與競選”。不難看出，這些西化賣國派最怕左派根據毛主席的策略原則把打垮西化賣國集團作為突破口，最希望“左派”和他們聯合起來推翻中國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基本政治制度，以便他們混水摸魚，搞亂社會，分裂祖國。所以，他們確實是當前的主要危險。

其三，黨內高層到底有沒有社改派。資改派和社改派的根本區別，是堅持還是反對以公有制為主體。因為，這是現階段區分社會主義制度和資本主義制度的根本標準，自然應當用來區分這兩派。用這個標準來衡量，便可看出一些同志把陳云、王震、宋平、鄧力群、鄭天翔、魏巍、馬賓、李成瑞、劉實、韓西雅、劉日新、王子愷、譚乃彰等同志說成“資產階級左派”即資產階級成員，顯然是不符合事實的。盡管他們不同程度的有這樣那樣的錯誤甚至嚴重錯誤，但他們都主張堅持以公有制為主體，就應當被劃入社改派。再說，形勢是不斷發展變化的。由于30多年來腐敗增多、分配不公、治安惡化等問題從總體上不但解決不了反而越來越嚴重，特別是買辦資產階級在黨內代理人的賣國行徑和美國等西方國家的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已使不少同志有所警醒。全國政協副主席兼中國社科院長陳奎元在人民日報上發表文章公開指出右已成為主要危險，并在中國社科院組織力量批判新自由主義、普世價值，提出要防止有人篡黨奪權；一大批開國元勛的后代如毛主席的秘書胡喬木的女兒胡木英、炮兵副司令員蘇進的兒子蘇鐵山等，都站在了反帝除奸、救黨保國的第一線。山西省將多數私有中小煤礦收歸國有，在恢復公有制主體地位上邁出第一步；福建在全省查禁轉基因大米；黑龍江省提出要反對大量進口西方國家的轉基因大豆，保護和促進我國的非轉基因大豆產業，特別是重慶模式的產生和發展，就是明顯的例證。重慶的“唱讀講傳”召喚向紅色經典的回歸；打黑反腐劍指西化賣國集團和修正主義集團的社會基礎；采取把公租房交由國企承建等辦法使國有資產在近幾年增長6倍以便盡快恢復公有制的主體地位；采取向豪華住宅征收房產稅以補貼公租房等辦法計劃在近幾年大大縮小貧富差距[使基尼系數由4.2降至3.5]；采取大量辦實事好事等辦法堅持“民生為本”；采取實行“三項制度”、“三進三同”等辦法繼承和發揚黨的優良傳統；采取逐步擴大人民群眾民主管理、民主監督權力等辦法推進大眾民主的建設和改革，實質上是在恢復和根據新實踐發展“革命民本主義”。盡管這是很初步的，不少方面僅僅是露出一點跡象，但它的發展趨勢無疑應當得到我們適當的支持。以重慶模式為代表的這類現象，今后會越來越多。在這種情況仍斷言黨內高層沒有社改派，恐怕有點武斷和為時過早。當然，我們也不能對黨內高層出現社改派抱不切實際的幻想，我們的根本希望、根本力量都在人民大眾。因此，用適當的方式方法宣傳、動員、組織群眾，是我們工作的重中之重。

其四，當前矛盾斗爭情況的復雜性。這種復雜性表現在許多方面，其中之一是西化賣國集團和修正主義集團極力推進的產權私有化、完全市場化、政府職能最小化所造成的腐敗嚴重、兩極分化和附庸資本主義復辟等等，整個地都扣在共產黨頭上，而把自己打扮成反貪腐、反權貴的英雄，以便徹底推翻社會主義制度，使中國進一步殖民地化。例如辛子陵就到處宣揚：“今天的中國共產黨，在執政掌權60年之后，已經墮落成為一個反對民主是普世價值的黨，一個貪官前赴后繼的黨，一個為維護權貴利益堅持專制獨裁的黨”，因此，“當前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是全黨全國人民和權貴資本主義的矛盾”[2010年春節在上海的談話，烏有之鄉網，2010年3月3日]。我們知道，貪腐嚴重、貧富分化等等，引起了人民群眾的極端不滿，加上在民主問題上有不少人被搞亂了思想，使黨群關系、干群關系相當緊張。在這種情況下，西化賣國集團打出反貪腐、反權貴、反專制的旗號，顯然用心極其險惡，就是要借此推翻共產黨。秦曉們公開宣布要砍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旗幟、推翻共產黨，則更清楚地說明他們連修正主義集團也要除掉。如果在這種復雜的情況下反對以打垮西化賣國集團為突破口進而“打倒資改派，實現大轉折”，卻也主張打倒整個共產黨，甚至提出“聯合極右派，推翻共產黨”的口號，顯然有利于他們亂中奪權。并且，賣國求榮實質上是最大的貪污腐敗；殖民地化是最殘酷的私有化；受國內外資本的雙重剝削是分配不公、兩極分化的最大根源，買辦資產階級是最兇惡的權貴。由此可見，培植和導致以帝國主義為后臺的買辦資產階級座大，是修正主義帶來的最大惡果，狠狠揭露和打擊這個階級在共產黨內的代理人西化派或者叫走殖派（打著改革旗號走新型殖民地道路的反動派），才能更充分地暴露修正主義路線的危害性，擊中走資派的要害，更好地完成毛主席交給我們的反對資本主義復辟這一偉大歷史任務。所以說，真正反腐敗、反私有化、反分配不公、反修正主義，就不應當全盤否定把打垮西化賣國集團作為打倒修正主義的突破口的主張稱之為改良主義。

其五，在當前西化賣國集團和修正主義集團的沖突中，應重點打擊誰。據香港《蘋果日報》報道，“2.20事件”即本月20日發生在北京王府井和全國十多個城市的“茉莉花革命”，核心口號是“啟動政治改革，結束一黨專政”；他們的基本方式，是“海外指揮、網絡聯動”。趙某某的秘書鮑彤馬上表態，認為這“說明民眾有（爭民主的）正氣，很可嘉”。一位“黨內人士”立即發表談話，鼓勵這些“顏色革命”的斗士“要持續進行有關的行動并且建立發布信息的渠道等”；還說“我希望其它黨內人士要認識到大局，給自己留條后路”；“連我這個老黨員都對一黨專政失去了信心，誰能保證共產黨哪一天不會翻船呢？”美國一些媒體更是欣喜若狂，給予最堅決的支持。這種內外聯動、搞亂中國的架勢，最顯著地表現在，美國駐華大使洪博培，竟然親自趕到王府井現場助威打氣，赤裸裸地呼應中國漢奸“帶路黨”[烏有之鄉網，2011年2月23日]。不難看出，這場“顏色革命”的直接目標之一，正像格魯吉亞通過“顏色革命”用西化派的代表人物取代修正主義者、時任總統的謝瓦爾德納澤一樣，是西化賣國集團的首領要奪取修正主義集團掌握的最高領導權。可見，這次“茉莉花革命”，實質上是西化賣國的反革命運動。在西化賣國集團和修正主義集團的這種斗爭中我們應當重點打擊誰？顯然應當是前者。正像趕走了日本鬼子再“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那樣，在首先打垮西化賣國集團之后，我們接著就要集中力量進行打倒修正主義集團的斗爭。這已成為大多數人的共識，許多老前輩例如李成瑞同志就贊成這樣做。

由于這場“決戰”直接決定人民政權的生死存亡，并且在一年之內甚至幾個月內便可能發生，為了確保必勝，我們一定要迅速發動多方面的戰略進攻。這包括以下幾點

[一]利用多種形式和手段，講清腐敗嚴重、分配不公、治安惡化和就業難、看病難、住房難、子女上學難等一系列問題，西化賣國集團都負有重大責任，并讓人民群眾都知道這一點。現在他們搖身一變，把自己打扮成人民救星，把屎盆子全扣在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制度頭上，作為實行西化式政改即徹底推翻人民政權的借口，這證明他們是披著羊皮的狼。

[二]以無產階級革命膽略和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采取適當措施收回所購美日等國的債券，主要用來改善人民群眾的生活。這樣，全國平均每人將從這20多萬億老百姓血汗錢中，得到1萬5千多元。

[三]擒賊先擒王。先把謬論和賣國行徑及親屬的腐敗行為揭透、批臭，使之成為過街老鼠，西化派就會陷入被動挨打的困境。

[四]毛派共產黨人要亮出自己的旗幟，這就是毛澤東思想紅旗；提出現階段的綱領，這就是逐步回歸科學社會主義[見“09建言”主張的三步走戰略]；闡明所主張的革命民本主義發展觀。

[五]要使當權者認識到，單純依靠軍警是非常危險的，教育、動員、組織群眾保衛紅色江山才是制勝之道。在這關鍵時刻，對那些仍然頑固堅持反人民立場者，應堅決采取適當措施把他們清理出去。

這樣，我們才能適應形勢發展，得到人民支持，穩操勝券。

毫無疑問，在街頭政治的沖突中發生反革命暴亂時，我們必須進行武力鎮壓；在各地的反修造反革命行動受到修正主義集團鎮壓時，我們當然要進行武裝反抗；在出現俄國1917年那類形勢時，我們當然要進行新型的中國“十月革命”。毛主席當年通過反對左傾機會主義在遵義會議上挽救了黨，挽救了中國革命；今天我們則要通過反對賣國主義、修正主義來挽救黨、挽救中國革命，保衛人民共和國。我們把“反帝除奸，救黨保國”作為現階段的一個口號，本意就在這里。水陸洲等戰友在《必須在思想上劃清革命派與改良派的界限》一文中把這個口號簡化成“保黨救國”，是有一點誤解的，故此詳加說明。我們深知，水陸洲、馬門列夫等戰友多年來冒著極大的風險進行艱苦卓絕的反修斗爭，為革命事業做出了重大貢獻，實在可歌可泣！他們現在繼續進行反修斗爭，也完全必要，只是不應在這場“決戰”的關鍵時刻反對重點打擊西化賣國集團。因此，我們是多么渴望能和這些戰友消除誤會和分歧，共同戰斗，給敵人以致命打擊，奪取社會主義革命的新勝利啊！

根據大量事實和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我們可以大膽做出三個預言：一是從現在至十八大的1年多時間里，西化賣國集團將和包括真共產黨、黨外馬克思主義者、左派、人民群眾、一切愛國者甚至補課派，發生一次決戰。盡管形式會或明或暗、或文或武，但斗爭不可避免。在這次決戰中，西化賣國集團將遭到失敗。二是在這個時期，會有越來越多的黨員、干部、知識分子和普通群眾，站到真共產黨和左派一邊。三是重慶將會在實現社會主義偉大復興的事業中繼續起帶頭作用，重慶模式的影響會越來越大，更多的省、市、自治區將走重慶之路，重慶的今天將是中國的明天。在這種形勢下，絕大多數受到教條主義影響和有點左派幼稚病的同志，就會積極主動地投入到以打垮西化賣國集團為突破口進而打倒現代修正主義的斗爭當中。由于這些戰友階級立場特別堅定，勇于獻身的革命精神特別強,因而特別能戰斗，一定會為黨和人民做出特別大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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