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花們是帶路黨們的又一戲稱，因為這些二到家的患者自以為頭上頂一個花環就可以變成天使,他們的無知總是為中國青年帶來強烈的喜劇感。別的不說，僅僅他們的標志與他們那種民族自虐心態高度一致的聯系就充滿了喜感：一位網友感嘆說，花兒的英文譯音“扶老二”多么生動形象的展示了這些帶路黨那種軟弱無能不爭氣的狀態啊。（在洪幫主赴王府井打醬油那天，一個花花特意以一個二得不能再二的姿態伸出倆手指以表明自己是正宗的二。）　　

確實如此，這些花花們的確是軟弱無能不爭氣的，以至于幕后主子都被連累得灰頭灰臉的。花花們的軟弱是來自于經濟實力的不足嗎？不是，單是專項活動經費就有38萬美元；是來自于缺乏聲音傳遞渠道嗎？也不是，外有CNN、VOA、BBC這些據說是最NB的媒體，中有輪子的BX、大妓院、民豬吱春等等反華反共網站，內有南方、野雞、TX等等主流，別的不說，僅僅伴隨著洪博培就有一百多長槍大炮的攝影記者；是缺乏精英主導嗎？還不是，有那么多以參與政治來提高自身聲望的“文學家”、“經濟學家”、“藝術家”、“意見領袖”、“異見人士”，甚至能評個球的大眼都變成了他們的大嘴炮，陣營不可謂不大，火力不可謂不猛，唯一可惜的是這些jy都是那種躲在地下室迎接“革命”的理性經濟人。　　

有資金、有媒體、有骨干，甚至還有洋大爺親自到場打醬油，為何還是落得徒惹笑柄的下場？無他，皆因其理論完全就是那種與最廣大底層人民群眾利益水火不容的。　　

我們在現實生活中可以看到一種規律，那些理不直的自然氣不壯，也就只剩下扮弱者用煽情手段的份。花花們所謂的“最卑微的請求”更是十足的體現了這一規律。　　

問題在于，花花們真的想要解決他們“最卑微的請求”嗎？他們是無法真正提出解決辦法的，因為正是他們私有化、市場化、司法獨立等等主張造成了他們“最卑微的請求”的成因。倘若是真心的，要解決他們“最卑微的請求”，毛澤東和他們口中的毛左早就給出了解決方法，而這個解決方法恰恰是他們最為極力反對的。　　

他們裝腔作勢的說，他是一個農民，能不能讓他的孩子不再做農民。我們都知道，中國的工業化起于毛澤東時代，在那個時代，有世界上最快的工業化進程，同時也就有了世界上最快的農民向工人平穩過渡的進程。至于所謂的能不能自由決定在責任田里種什么，更是體現了這些花花們對中國農業驚人地無知。中國早就不存在行政力量控制農民自主決定種什么的問題了，曾經一度遍及農村的撂荒現象充分說明了這一點。那么，中國農民無法決定自己種什么的罪魁禍首是誰？是資本，是那些控制著糧棉油市場的資本家們，是那些控制著種子市場的資本家們。他們敢向資本家們提出這個“最卑微的請求”嗎？在農業集體化時代，集體的土地上種什么根據國家計劃，可以確保農民的收入穩定增長，而自留地上，則是充分的給予農民種什么的自由，這些都是有明確的文件以政策的形式固定下來。至于所謂的征地、補償問題，更是花花們崇拜的明晰產權、市場經濟實施之后的事情，在毛澤東時代，土地被征更是當地農民夢寐以求的好事，因為征收了土地，國家會相應的把一大批村民轉為在建廠礦企業的職工，而一個工人養活一家五口人是毫無問題的。　　

花花們作出楚楚可憐的樣子提出孩子學費的問題，這更是令人笑掉大牙。因為，在他們口中“萬惡的毛澤東時代”，學費對很多人來說是非常陌生的詞兒，小學和中學的學生每學期的全部學雜費大約是一個普通剛上班的工人月收入的十分之一，農村學校則只有書本費。如果上了大學、中專、技校，非但不收費，還有補貼。高中也有一定數額的生活補貼，即使是那個以造謠為討好洋大爺之大禮的楊繼繩也在其穢文《墓碑》中不小心提到他在浠水縣一中讀書時候國家有口糧補貼，他還是把自己的口糧省下帶回家。而造成孩子們上不起學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恰恰是花花們熱捧的市場經濟原則，所以有了教育產業化，所以有了花花們膜拜的磚家稱“窮人孩子上不起學是因為學費太低”。至于所謂畢業即失業問題，這在毛澤東時代簡直是天方夜譚。在現階段要想就業，花花們“最卑微的請求”恐怕對資本家們說才能找對人。關于復退、專業軍人的就業問題，也是同理。　　

花花們其他的“最卑微的請求”對比毛澤東時代都是可笑至極的事情，如什么住房、強制墮胎、通貨膨脹、黑磚窯、暴力截訪、粗暴執法等等等，這一切，哪一樣不是當局信了花花們信奉的精英理論、“先進文明成果”的改開時代出現的？其中最嚴重的問題，哪一樣不是和花花們稱為“開明”的“改革家”力推的政策有關？　　

應該說，上述問題的嚴重性和私有化程度成正比。在一些尚未徹底私有化的領域，群眾意見最少，花花們也很難提出“最卑微的請求”。那么在徹底的私有化了的領域，花花們“最卑微的請求”就更加的悲情了，因為是要死人的。　　

比如，花花們“最卑微的請求”說“能不能讓商家不要在我吃的東西里頭加地溝油、加吊白塊、加蘇丹紅、加甲醇、加毛發醬油？大人也就罷了，能不能讓商家不在我孩子奶粉里加三聚氰胺，能不能不在我孩子的奶粉里面加皮革蛋白粉？”，這些事兒在毛澤東時代存在嗎？有出現的可能性嗎？花花們口中的商家為什么沒有“道德的血液”？無他，皆因是理性經濟人也。而這些商家為何受不到懲罰，這又恰恰是蒙花花們熱衷的司法獨立、程序正義所賜！　　

特別有意思的是，王立軍的議案提出要對那些食品藥品安全犯罪行為實行嚴刑峻法，要對不法資本家以故意殺人者故意傷害罪論處殺無赦，要讓不法企業不法商家傾家蕩產一場空。這應該是解決花花們“最卑微的請求”最有力的措施吧！不過，如大家所想一樣，花花們所推崇的精英們對王立軍這個“毛左”提出的議案仇恨萬分，紛紛指責這是“違背現代法治精神”的“邪惡議案”。　　

事實上，倘若把花花們的主張徹底貫徹下去，花花們“最卑微的請求”遠非現在這么一點點。　　

花花們強調，要徹底的市場化，要徹底的私有化。在中國的搶鹽風波出現之后，花花們興奮不已，齊聲贊頌日本國民的“淡定”，怒批中國體制問題，猛轟中華民族劣等。令他們可惜的是，正是由于鹽業是難得地保留下來了的毛澤東時代的國家專營，所以，一日鹽慌迅速被平息。倘若鹽業也是如花花們所主張的那樣私有化了，理性經濟人的鹽商們會平價調撥食鹽平息市場恐慌嗎？他們只會是按照“市場規律”囤積居奇牟取暴利，甚至還會為了促成花花們的“革命”而刻意制造恐慌。到那個時候，花花們是不是還要來一個“最卑微的請求”：能不能讓我們耗盡積蓄才能買上一點點鹽？能不能讓我們嘗嘗咸是什么味道？讓我們的孩子吃上一點點鹽，哪怕是工業鹽也好？　　

在劉志軍貪腐案發后，花花們興奮的鼓噪“國營體制是貪腐的根源”，鐵道部要私有化，并且把春運一票難求等等全部歸結于鐵道部沒有“市場化”。倘若鐵道部私有化了，花花們恐怕又會有很多“最卑微的請求”：“我是一個外地打工仔，能不能讓不因春節回家的一張火車票用去了一個月的薪水？”，因為在鐵道部國營的情況下，30年來，普客票價基本就沒有漲過，而市場化了的汽車客運想必大家都是很清楚的；“能不能不要坐在火車頂上？能不能讓我在火車里享有坐椅子的尊嚴？能不能不讓我在火車行進途中不會因沒有抓緊把手而掉下來摔死？”，按照花花們私有化的理論，也許火車票很容易買到，但是只會是用花花們眼中的“民主”方式解決，比如花花們不敢提的“民主國家”印度，要知道，“民主”的印度普客里面都是不設座椅的，而火車頂上坐滿了衣衫襤褸的平民也是一道靚麗的“民主”風景。

在藥家鑫案熱議中，熱衷于“基督的寬恕精神”、“罪犯也有人權”、“程序正義”的花花們在央視采訪播出之前，硬著嘴嘟囔了幾句被民意淹沒了的“寬恕”“人權”“司法獨立于民意”“喊殺的是暴民心態”“現代法治精神”“不殺藥家鑫可以使受害人家屬得到更多賠償”“因受害人抵擋的兩刀不能算數”等等，直到央視播出了稍微有點傾向性的采訪，那個評個球的大嘴才終于找到了位置--嘴炮開火的的位置，全然忘記了南方為殺人者的辯護、韓寒為70碼的辯護。花花們方才恍然大悟的開始停止了普世價值的喧囂。那么，倘若如叫囂撲屎價值、基督精神的那幫花花們所愿，如此惡毒的殺人者免死了，花花們是不是又要“最卑微的請求”：“能不能不讓我的電動車被小轎車撞到？即使你撞倒了我能不能送我上醫院？即使不送我上醫院能不能不說我記車牌是不要臉？即使我是不要臉的能不能讓我自己去醫院？能不能不拿出專業兇器的長刀刺向我？即使刺向我能不能刺那么多刀？”。事實已經很快的回答了對“基督寬恕精神”膜拜不已的花花們，據稱為藥家鑫的師妹李穎已經公開宣布“我要是他的話我也捅”。而毛澤東時代的司法制度和“毛左們”的主張恰恰能解決花花們“最卑微的請求”，“毛左們”主張司法不能獨立，司法必須尊重民意，法律不能成為精英們玩弄的器物，對影響極其惡劣的要“平民憤”，還有人民陪審員制度作為制度性的保障等等，在這種情況下，犯罪分子會受到公平的懲罰，受害者會得到公平的撫慰，有犯罪傾向的人會受到震懾，還用得著花花們去“最卑微的請求”嗎？　　

花花們最最“最卑微的請求”要是用到那些被美軍“王師”打死打傷的利比亞反對派頭上是最合適的，“能不能讓我帶完路后留下腿”，雖然這件事情在我們看來確實是充滿了喜劇感--“路帶了，腿沒有了”。但是倘若按照花花們的主張，同樣的喜劇和悲劇必定在中國反復上演，一如抗戰時期，并且對除了花花們之外的所有中國人來說絕對是悲劇。　　

正因為花花們的主張無一不是造成中國人民悲劇的腳本，所以花花們發出的“最卑微的請求”才形成強烈的喜劇感。而所有能解決他們“最卑微的請求”的方法--毛澤東思想、“毛左”們的主張又是如此的為之所不容且切齒仇恨。因此，花花們從來就不是想要解決他們“最卑微的請求”，這些最卑微的請求根本就不是他們所能代表發出的。他們不但不想解決，而且非常害怕并一直在努力阻止中國政府解決他們“最卑微的請求”。重慶實施了一系列的社會主義原則的政策后，那些“最卑微的請求”逐步成為虛構故事，而花花們對重慶的瘋狂撕咬，足以將其卑鄙的心態暴露于陽光之下。

　 花花們明明想推翻共產黨，卻又矯情地作祈求共產黨“能不能不把我送進監獄”，和那個自稱的花花的組織者的徐某一個德性--人家在法拉盛街頭碰見他逛街問他為何不回國“推翻暴政”，他回答說要共產黨“給我言論自由”。你都公開要顛覆人家又裝作可憐兮兮地要人家保證不抓你，這就是花花們的“革命”，也是花花們的“安全革命”心態。撇開政見之相左，其人品的下作也讓人感覺花花確實是一群扶不起的老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