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的趣事與遺憾-----大哥講述的兩件文革舊事

年前就與幾個哥哥約好，要在正月初四的這一天帶著老婆孩子一同去給老舅和老舅媽拜年。兩個姐姐知道之后，也要和姐夫帶著孩子與我們結伴前去，而且大姐還在正月初一那天給老舅和老舅媽打電話拜年的時候，還把我們將在初四這天到老舅家拜年的這件事告訴了老舅和老舅媽，并且還要求說由于假期只有短短的七天，幾個侄子和外甥還要在初四這天到侄媳婦和外甥媳婦的娘家親屬那里拜年，為了給孩子們騰出去拜年的時間，今年就不在老舅家吃飯了。

老舅家住在離我們這里城市六十里遠的農村，這個距離現在看起來根本不算遠，但在我小的時候，到老舅家去一次可真不容易。下了汽車之后，還得走三十里的山路，因此要幾年才能去老舅家一趟。后來通了長途汽車，到老舅家去也就容易了許多。特別是最近幾年，由于幾個侄子和外甥都買了自用的轎車或是面包車，所以，去老舅家的次數也就多了起來。

初四那天的一早，當我兒子開車拉著我和他媽趕到我父母家那里集合時。幾個侄子和外甥也陸續開著車來了，十幾輛小車在門口排成了一排，顯得很有氣勢。尤其是大哥家二侄子的陸虎吉普和二侄媳婦的寶馬兩輛高檔車，更是給車隊增加了不少的光彩。

二侄子和二侄媳婦是我市一家大型國有企業的干部，二侄子是處級，二侄媳婦是副處級，不僅每人的年薪就有十幾萬元，而且由于他們那家企業還有個內部規定，處級干部每人每月的車補給兩千八百元，副處級每人每月給兩千四百元，所以二侄子和二侄媳婦才各自買了一輛車。其實二媳婦的單位離家也就只有幾百米的距離，上下班根本無需用車，而且二侄媳婦也不怎么會開車，買車完全是為了便于得到車補，因此這輛車基本上是處于閑置的狀態。于是我那在外地上大學的兒子每當放假回來，都要從他二嫂那把這輛車借出來開著玩。這輛車玩夠了，再去換他二哥的陸虎。

父親常說舊社會有句話叫做： “有三門窮親戚不算富，有三門富親戚不算窮。”意思是如果你有三家窮親戚，就算你有點錢，也得被他們給刮斂窮了。而如果你有三家富親戚，即使你沒錢，那么在幾門富親戚的周濟下，你的日子也能過得去。舊社會是這樣，而到了“一人得道，雞犬升天”的改革開放的年代里，那就更是如此了。由于二侄子和二侄媳婦在單位里都掌握著一定的權力，因此其余的那些侄子和外甥也都跟著借光倒買倒賣點物資和產品，所以也都發了一些小財，于是也就都買了車。大侄子和大侄媳婦雙雙失業，吃著政府的低保救濟，本應算是徹底的無產階級了。可是由于借了他弟弟的光，所以不僅日子過得相當不錯，而且還都成了少數先富起來的人，躍層的樓房住著，奧迪牌的轎車開著。這種情況，就如張宏良所說的那樣，不僅使今天中國的階級界限很不清晰，而且也更難劃分今后的階級成分。可能也只有在特色的年代里，才會出現像這種擁有私家車卻吃著政府的低保救濟，一邊從那些真正的窮人嘴里搶飯吃，一邊卻花著大價錢養高價寵物狗的的特殊現象。

在去老舅家的路上，我想起了前年年底到老舅家吃年豬肉的事。從吃年豬肉的事，我又想起了前年曾經滿懷希望地到農村去宣傳抵制種植轉基因主糧卻鎩羽而歸的事。一想到轉基因主糧的事，我還真有點怕遇上親家和那幾位幾位屯親，擔心他們告訴我種植轉基因主糧而發財的喜訊。

路況好車速快，孩子們的駕車技術又高。只用了大約半個小時的時間，我們就趕到了老舅家。還未走進院子，就能看到和聞到屋子里冒出來的騰騰熱氣與烀肉的香氣。表哥表嫂表弟表弟妹看見我們到來，遠遠地迎了出來，我們互相拜過了年，然后相互簇擁著走進屋子。

老舅和老舅媽正雙雙地坐在炕上。又是幾個月沒有看到老舅和老舅媽了，可老舅和老舅媽卻沒有什么改變。不僅身體好，而且精神頭更好。

進屋后，我們分撥給老舅和老舅媽拜了年。老舅和老舅媽笑得合不攏了嘴，趕忙從被垛底下摸出了一大堆紅包，分給了孫輩和重孫輩的那些孩子。

剛給孫輩和重孫輩分完壓歲錢，老舅媽就著急地吩咐表嫂和表弟妹快去弄菜弄飯。表嫂笑著告訴我們，老舅媽怕我們因為時間緊而不在這吃飯，昨天晚上就讓表嫂她們把飯菜弄得差不多了。

時間不長，飯菜就端上了飯桌。幾十口人在幾張大圓桌子邊團團圍坐，在紛紛向老舅和老舅媽敬過酒之后，大家也就毫無拘束地吃喝起來，只有幾個侄子和外甥由于回去時既要開車，另外也要留著酒量到侄媳婦和外甥媳婦的娘家親屬那里拜年時再喝，所以不僅每人都只喝了一點啤酒，而且還都不時地看表。吃喝了一陣，我借著站起來再次給表哥和表嫂等人敬酒的機會，提出要告辭回去，我一提出告辭，哥哥嫂子、姐姐姐夫、侄男外女都趕緊喝完自己杯中的酒，然后也都跟著站了起來。老舅和老舅媽及表哥表嫂等人由于事前已經知道侄子和外甥等還要去拜年，所以也沒有再執意挽留，老舅媽又吩咐表嫂趕緊去取白肉酸菜血腸、小雞燉蘑菇、粘豆包等農家飯菜，讓我們帶給父母。表嫂取來飯菜之后遞給我們，然后才往外送我們。拎著表嫂給父母裝好的幾方便袋農家飯菜，在向老舅和老舅媽辭行之后，告別了表哥表嫂表弟表弟妹，我們就上車往回趕。

回來時，大姐夫非要我和三哥同他乘一輛車，并且還一再張羅著到家之后大伙再喝一頓。在老舅家的這場酒，由于侄子和外甥們著急走，大姐夫顯然沒有喝得盡興，所以就以今年過年還沒有與三哥及我好好喝一頓為借口，非要大家一同再回到父母家喝一頓不可。初二的那天，大姐和大姐夫回娘家給父母拜年，而我和三哥也各自去了自己的岳父家拜年，因此才錯過了與大姐夫在一起喝酒機會。

把我們送到家之后，幾個要去串門的侄子和外甥連車都沒有下，把車停在路邊等我們下車之后，直接就開車拉著媳婦和孩子走了。

到底是比哥哥姐姐們年輕腿快，從路邊到家門的十幾米距離，我幾步就到了家門口。剛推開大門，就聽到父母高聲地在與什么人說著話。近幾年來，由于耳朵隨著年紀的增長而越來越背，所以父母說話的聲音也隨之不斷地提高。大姐常說從父母說話的底氣上就能感覺到，二老再活幾年不成問題。

把從老舅家帶回來的農家飯菜放在廚房，然后我走進了里屋。父親同一個老頭坐在茶幾兩邊的沙發上正在嘮嗑，而母親和一個老太太臉對臉距離很近地坐在床上，也正手拉著手嘮得很起勁。

來串門的老頭滿頭白發，雖然臉上堆滿了皺紋，但面色非常地紅潤。我一進屋，老頭就發現了我，在老頭扭臉看我時，我一下子就認出了老頭是我家原來的鄰居李叔，而那個老太太就是李嬸，于是我便趕緊給李叔和李嬸拜年，隨即陸續進屋的哥哥嫂子和姐姐姐夫們也都給李叔和李嬸拜了年。

李叔原是我家的老鄰居，搬離這里已經有二十多年了。李叔不僅是我家的老鄰居，還更是與我父親在同一家工廠里工作的工友。我家所居住的這一片居民小區，是建于滿洲國時期、專供日本人和偽滿的官吏以及當時供職于日本人開辦的企業里的那些高級職員居住的磚木結構的二層小樓，至今已經有約七十年的歷史了。小樓白墻綠沿灰瓦，顯得十分素雅。雖然是磚木結構，而且又經歷了七十多年的風雨，但至今仍能供人居住。可見當年日本人蓋這些小樓的時候，確實是把“百年大計，質量第一”放在了首位。因此，房梁、房檁、房柱、門窗、樓梯和地板，使用的都是上等的紅松，所以才能歷經七十多年的風雨而很少腐爛，反正那時東北的紅松有的是。解放之后，這些住宅由我父親所在的那家工廠進行了接管并分給了工人居住，我家就是在那時搬到這里的，而李叔家搬來的時間比我家稍晚。在解放之后五十年的上個世紀初，由于改革開放之后國家實行了住房制度改革，不僅毛澤東時代建的那些住房被政府強行地賣給了居民，而且就連解放后接受的七十多年前日本侵占中國時期蓋的房子，原先住在這里的居民也得將其買下，否則就要接受令人難以承受的高房租。真是，如果不經過這樣的前后對比，還真的無法體會什么才是前人栽樹而后人乘涼。

父母目前仍在居住的這個小區里的所有房子，盡管目前都已經七十多年了，但仍然還能居住，只是功能離現代化是越來越遠了。所以，凡屬有條件搬離這里的那些老鄰居，都早已搬離了這里，從而使這里的房子空閑了不少。前些年，幾個年齡大些的侄子，尤其是大哥的三個兒子早就想在那些功能現代化的小區里買房子把爺爺奶奶接走，可是由于兩位老人在這里住習慣了，說什么也不肯離開，說別處找不到能夠嘮嗑的熟人。父母執意不肯離開這里，可就苦了大哥大嫂，于是只得繼續住在這里伺候著兩位老人。不然的話，大哥和大嫂早就跟著自己的兒子們住功能現代化的好房子去了。既然爺爺奶奶執意不肯離開這里，而其他的叔叔姑姑、包括侄子們自己也要常回來伺候，原有的房子不夠住，于是幾個侄子就將緊鄰的幾間空房子買了下來并與原有的房子打通。這樣一來，盡管房子的功能仍然還無法實現現代化，但居住面積卻有了大大地增加。

由于李叔在我出生之前就與我家住鄰居，所以我從小就視他為是老鄰居，可父親卻從未將李叔當成是老工友。在父親的心目中，只有他們那些一同受過日本人和偽滿的封建把頭欺壓的工友，才能算是老工友，而李叔卻是在解放之后才入廠的。特別是父親對李叔的為人也很反感，因此以前在一起住鄰居的時候，父親與李叔之間的走動不是很多。父親的這種想法，童年的我當然是不會有的，而且由于李叔家有與我同齡的孩子，我經常到他家去玩，所以和李叔接觸的也多，因而李叔在日常生活中留給我的印象也很深刻。

李叔這個人非常喜歡吹牛，不僅與大人在一起的時候他吹牛，而且就是聽眾只有我們幾個小孩子的時候，他也會吹得唾液星子橫濺。特別是當聽眾是我們這些男孩子的時候，他就總向我們吹噓他如何如何會擺弄槍，說他年輕的時候曾經擺弄過歪把子、三八大蓋、王八盒子、二十響、水連珠、大眼擼子等許多種槍。可他雖然經常向我們吹噓他如何會擺弄槍，但卻從來沒有向我們提過他是否打過仗的事。有一次吃晚飯的時候，三哥向父親問起了這其中的原因，父親說李叔當年當的是國民黨兵，所以才從來不向別人講他打過仗的事。

李叔這個人不僅非常喜歡吹牛，而且更非常喜歡開玩笑，特別是喜歡和鄰居中的那些大姑娘與小媳婦們開玩笑，尤其是開起玩笑來有時還沒個分寸，因此大多數的鄰居普遍認為李叔有點輕浮和下流。我至今仍然還記得當時的鄰居們就經常用“夜里摘茄子-----不分老嫩”這句話，來貶斥愛開玩笑的李叔。

嘮了一陣閑嗑之后，當四嫂和五嫂抬著飯桌進屋時，李叔和李嬸站起來就要走。父母和我們兄弟姊妹趕緊誠心誠意地挽留李叔和李嬸與我們一同吃點飯。可李叔和李嬸卻說什么也不肯，在向父母告過別之后，李叔笑著對我說：“老小子，常言道“七十不留宿，八十不留飯”，李叔都八十多了。人一老，也就越是戀舊，身體舒服天氣好的時候，我就會和你嬸常來看看你爸你媽，坐在一起嘮嘮。今天我先走了，等那天天氣好時，我和你嬸會再來的。”說完，李叔就伸手去拿外衣。我趕緊拿過李叔的外衣并幫他穿上，在幫李叔穿外衣的時候，我又仔細看了看李叔的臉。雖然李叔滿臉的皺紋顯示出了幾分的衰老，但比年輕時滿是輕佻的臉上，也還是多出了幾分的莊重。

送走李叔李嬸回來，二哥一直面帶微笑地看著大哥，大哥開始被二哥的舉動搞得感到有些奇怪，也一個勁地看著二哥，老哥倆對視了一會之后，仿佛是忽然明白了什么，竟同時放聲大笑了起來。

性格沉穩，不茍言笑的二哥今天這種反常的舉動，令我感到很是莫名其妙。待他倆笑過之后，我便一個勁地追問他倆為什么發笑。大哥看我追得急，就說你問你二哥吧。二哥強忍住又要開始的大笑，對我說，你還是問大哥吧，大哥知道的比我詳細。

看大哥和二哥要往父母住的房間走，我一邊往大哥和大嫂住的房間里拽大哥，一邊說大嫂她們做好菜還得等一會，你先說一說你和二哥今天為什么要這樣笑。

大哥隨我走進他的房間，隨后大姐夫和二哥三哥也跟了進來，二姐夫和四哥五哥沒有跟來，而是徑直回到了父母的房間。進屋之后坐下，還沒等我開口問大哥，大哥卻先開口問我：“老六，你問我和你二哥為什么笑，那你還記得董大爺嗎？”

“董大爺？記得呀！”董大爺也是我家的老鄰居，而且在光復之后就與父親在一起工作。大哥突然提起董大爺，更使我感到不解。

“你知道董大爺是怎么死的嗎？”大哥繼續問。

“不是在家里上吊死的嗎？”董大爺的死不僅我家的所有人，而且就連當時我們這個小區里的所有人也都知道，我不知大哥為什么要問我這些。

“你知道董大爺因為什么死嗎？”大哥又問。

“是因為在文革期間受迫害而死的吧？大哥，我問你和二哥為什么笑，你怎么卻提起了董大爺死的這件事？”董大爺的死絕不會是大哥和二哥大笑的原因，他倆絕不是那種能因為董大爺的死而開懷大笑的人。因而我不僅更想知道他倆大笑的原因，而且也想知道大哥為什么要提起董大爺的死。

“董大爺雖然是在文革期間死的，但算不上是由于受文革的迫害才死的。”點上一支煙之后，大哥才又繼續說。

“你問我和你二哥為什么笑，是因為想起了董大爺為什么會死，通過想起董大爺的死又想起了李叔為什么能活下來。”說到這里，不僅大哥和二哥又笑了起來，而且連大姐夫和三哥也跟著笑了起來。

“董大爺的死和李叔有什么聯系嗎？”由于董大爺死的時候我還小，所以不知道董大爺的死與李叔是否有什么聯系。

“董大爺的死與李叔雖然沒有聯系，可董大爺卻是在比李叔好得多的處境下自殺了，而李叔卻在比董大爺差得多的處境下活了下來的。就是由于想起了李叔在文革時的那些事、也就是李叔為什么能夠活下來的原因，所以我和你二哥才笑。”說到這里，大哥把頭轉向了二哥，“二弟，什么時候想起李叔的那些事，我都會笑上一陣子。”

“是呀大哥，一想起李叔的那些陳年舊事，我也是一直笑到肚子疼的。”二哥一邊回答大哥，一邊又想要笑。

“到底是什么事，這么值得好笑。”對二哥和三哥，大哥從來都很尊重地稱他倆為二弟和三弟，而對我和四哥五哥，大哥則直呼我們的排行了。看大哥和二哥的樣子，我也想笑，只不過我是想笑他倆。

 “文化大革命的時候，我和李叔都參加了群眾造反的組織。”直到這時，大哥才把話轉到了正題上。

“那時除了“地富反壞”等階級敵人外，隨便的幾個人就可以成立一個群眾組織。也不用向誰請示，也用不著需要什么人批準，只要公開宣布出來并起一個名稱，一個群眾組織就算是成立了。不公開宣布可不行，不公開宣布那就成了地下組織了。我和李叔由于不在一個單位，開始時也就不在一個群眾組織。但是由于觀點的一致，后來就出現了跨單位的群眾組織的聯合，從而形成了大的群眾組織，這樣我和李叔就都到了一個群眾組織中了。實際上在文革時期就兩種觀點，一種是認為原來的各級領導中有一些是走資派，要打倒。而另一種觀點是認為原來的領導干部是好的，要保。當時在咱們市，就是由于這兩種觀點，所以幾乎所有的群眾組織到最后就都匯集到這兩大群眾組織中了。這兩個群眾組織，一個叫工人聯合會，當時簡稱為“工聯”。這一派認為原來的領導干部中有些人是走資派，要打倒，所以群眾將這一派稱為是造反派。另一個是紅色工人聯合會，當時簡稱為“紅聯”，這一派認為文革前的領導干部絕大多數是好的，要保，因此當時的群眾稱“紅聯”是保皇派。開始的時候，李叔和我隨著原來所參加的群眾組織都并入到“工聯”里去了。可后來李叔由于看“紅聯”在原來那些領導干部的支持下，把礦里的辦公樓、俱樂部、食堂、宿舍等都占據了，因此“紅聯”的人每天都有免費的吃喝。而“工聯”則因為不僅沒有領導的支持，而且還受到領導的暗中反對，只能占據礦外的幾所學校，所以沒吃沒喝，因此李叔就退出了“工聯”轉而參加“紅聯”去了，并且還自告奮勇要求去干后勤工作。那時人們每天都忙著去參加辯論或是寫大字報，而李叔卻每天不僅都忙著自己的吃喝，而且還只要一有機會，就把能撈的東西都往家里撈。那時的人們把象李叔這樣乘機往家里撈東西的行為，稱為是“撈稻草”。”

“咱們市的兩大群眾組織匯集成了之后，由于觀點不同，也就產生了必然的爭執。開始是文斗，也就是大辯論，互相貼大字報，都自稱是造反派而指責對方是保皇派。由于“工聯”的觀點符合毛主席的指示，所以“紅聯”辯論不過“工聯”。因為辯論不過，于是“紅聯”就挑起了武斗。咱們市幾次大規模的武斗，都是“紅聯”挑起的。這幾場大規模的武斗，李叔不僅都參加了，而且由于李叔當過兵，會打槍，所以還發揮了一定的作用。“工聯”雖然人多，可卻沒有槍，“紅聯”的人數雖少，可卻有槍。因此在武斗中，“工聯”和紅衛兵被打得太慘了。于是就有些紅衛兵到當地駐軍的一座軍火庫去搶槍。可結果卻是槍不僅沒有搶來，而且還被當場打死了好幾個人。后來這起事件的幾個主要策劃人和組織者在武斗結束之后的“清隊”中，還都被判了刑，這件事你二哥知道得比我清楚，當年他還差點就跟著去了。”

“二哥，你們紅衛兵為什么要去搶解放軍的槍？，你們可真有膽子！”紅衛兵為什么要去搶解放軍的槍的這種做法使我感到不解，而紅衛兵有敢去搶解放軍的槍的這個膽子更使我感到驚訝。

“那哪是去搶解放軍的槍呀！誰又有那么大的膽子啊！”端起酒杯和大哥大姐夫碰了一下杯又一口喝干了杯中的酒之后，二哥才回答我。

“保皇派挑起了武斗之后，由于他們有原來的那些領導干部的支持，所以，原來各單位保衛科和武裝部的槍支就大多都落入到了他們手中。不僅是這樣，由于文革前的那些省委書記、市委書記都兼任著省軍區、市軍分區第一政委的職務，這樣就構成了地方與軍隊的緊密聯系，而且當時的許多地方干部原本就是從軍隊里走出來的。因此，許多地方部隊盡管在表面上聲稱對兩派都不支持，但暗中卻大多都在支持保皇派，因此也就造成了武斗的加劇。所以后來為了平息武斗而實行軍管時，毛主席才要派出野戰軍來執行。

由于地方部隊對保皇派的支持，因此保皇派也就越發地大膽起來，為了制造更大規模的武斗，他們嫌從保衛科和武裝部弄來的槍不夠，就到地方部隊去搞槍。部隊把槍給了保皇派之后，當然又不敢說是主動地把槍給他們的，于是就只能制造是保皇派到部隊把槍搶走了的假象。

保皇派在有了大量的槍支之后，可把造反派給打慘了。造反派被打之后，就打探保皇派手里的槍支來路，也想學著去弄槍。這個信息極好打探，當時許多的家庭里都分成兩派，哥哥是一派，弟弟是另一派，丈夫是一派，妻子是另一派。盡管一個家庭由于政治觀點不同而分成了兩派，可總得還要在一個家庭里生活，所以造反派很快就打探到了保皇派手里的槍支是從部隊弄來的這個消息。打探到了這個消息之后，造反派里的那些紅衛兵就天真地想，既然保皇派能從兩派都不支持的部隊那里假搶真領地弄到槍，那么自己也應該能。于是就也像保皇派那樣到部隊去“搶槍”。可哪曾想，由于這些地方部隊只是口頭上說是兩派都不支持，可實際上卻是在暗中支持保皇派，所以，當保皇派來“搶槍”時，部隊就假裝著抵抗幾下，然后就把槍交給保皇派，而且連子彈也不忘一同交出去。可當造反派來“搶槍”的時候，部隊不僅堅決不給，而且還進行了嚴厲鎮壓。“搶槍”的那天由于我擠不上上汽車而沒有去成，否則的話，今天可能你就看不到你二哥了。”

二哥講完了當年他們到部隊去“搶槍”，而實際上是幻想著領槍的經過之后，大哥又接著講李叔的事。

“武斗在軍管開始后不久就結束了，然后就開始了清理階級隊伍。由于“工聯”被中央文革定性為是革命組織，而“紅聯”被定性為了保守組織，所以，當時咱們市的清理階級隊伍的權力就被“工聯”掌握了，我也就參加了群眾專政組織。而專政對象除了那些“地富反壞”和歷史不清的人之外，還有就是一些“紅聯”的骨干分子。”

“清理階級隊伍時，繼續沿用了文革的大民主的做法，除了原有的那些“地富反壞”之外，其余的專政對象大多數都是群眾選出來的，李叔就是被群眾選為了專政對象的。李叔被選為專政對象的表面原因是因為李叔曾經當過國民黨兵，是為了查清他的歷史問題。其實李叔的歷史問題他們單位許多人都是知道的，而且也不是很嚴重。李叔被選為專政對象，主要的原因還是他在文革時的叛變和個人的生活作風不正派。因而李叔被選為專政對象，其中也有一些人為了泄憤的因素。因為武斗結束后，對參加武斗的人不管是哪一派的，除了那些積極策劃者和骨干分子之外，都一概不追究其責任。李叔雖然積極參加了多次武斗，但他既不屬于策劃者，也不屬于骨干分子，所以造反派群眾不能以他參加武斗和曾經叛變以及生活作風不正派為理由報復他，于是就只好抓住他的歷史問題不放了。”

剛說到這里，五嫂過來招呼大伙過去喝酒。

父母房間的地上擺放著一張大圓桌，桌上已經擺好了飯菜和白酒啤酒，二姐夫和四哥五哥由于等著我們還沒有上桌，而父母卻已經坐在桌邊吃上了。入座的時候，為了聽大哥繼續講下去，我沒有象往常那樣按照我們兄弟的年齒入座，而是搶先入座并特意緊挨著大哥坐下，這樣一來，我不僅搶了二哥的座位，而且也打亂了我們兄弟平常吃飯喝酒時的座次。對我的這個反常舉動，兩位姐夫和其他的哥哥都沒有什么反應，只有三哥在落座時，瞟了我一眼，并自覺地串動了一下座位。

“在審查李叔的歷史、也就是李叔在國民黨軍隊的那段歷史的時候，李叔交待說他當年在國民黨的軍隊里曾與同在一起當兵的幾個人攜槍開了小差。當追問李叔槍的下落時，李叔說槍被一個北京人帶到北京去了。私藏槍支這可是個很重大的問題，專政隊在請示了軍代表之后，馬上就派人押解著李叔就到北京去調查去了。到了北京之后，在當地群眾組織的配合下，找到了與李叔一同開小差的那個原國民黨兵。可是不論怎樣審查，那個人就是不承認當年開小差時攜帶了槍支的事。再審問李叔，李叔說由于年頭太多記錯了，開小差時沒有這個北京人，槍支是被一個南京人帶走的。押解李叔到北京去的專政隊員打電話回來請示怎么辦？領導研究了之后回復他們不要回來，直接押解李叔到南京去繼續追查。到南京去的結果，與北京一樣，李叔又說是記錯了，開小差時也沒有這個南京人，槍是被一個上海人拿走的。專政隊員再打回電話請示，領導再指示到上海進行追查。可到上海的結果還是與北京南京相同。就是這樣，折騰了好幾個月，跑遍了全國的十幾個城市，花了好幾千塊錢，槍也沒有追查出來。直到回來之后，李叔才交代說原先是說了謊，他們幾個當年開小差時，根本就沒帶槍。李叔的這種做法可把大伙氣壞了，專政隊員也真的對他開始了刑訊逼供。可只要是誰打他，李叔就大聲說要自殺。而且只要一有機會，李叔就一邊就拽住打過他的人的手，一邊去觸電器開關。幾次下來，也就弄得沒有人敢再打他了。當年李叔的問題由于被定性嚴重，加上他又一再說謊，所以專政期間不許他回家，與其他性質嚴重的那些人一同被關押在我們礦里的一處庫房內。有一天夜里，與李叔住在同一間屋子的人都被鐵桶的滾動聲驚醒了，黑暗中有人發現屋梁上吊著一個人，打開電燈一看，吊著的是李叔，大伙趕緊七手八腳地把李叔解下來，并報告了專政隊領導。直到專政隊的領導趕到之后，李叔才慢慢地醒來。李叔自殺的事影響很大。當時逼死人命、尤其是在專政隊里逼死人命同樣也是件非常嚴重的事，是要追究責任的。專政隊的領導在商量了之后，又經過了報請軍代表批準，決定結束對李叔的審查，放他回家，繼續上班，交由群眾監督。直到幾年之后，李叔才對當年押解他外出追查槍支的那幾個專政隊員說“如果當初不是我說謊，能領著你們全國各地溜達一趟嗎？不僅到處都玩遍了，而且更有好吃好喝。”而李叔當年的自殺，更純屬是他自編自導的一出好戲。當大伙睡著之后，李叔把尿桶扣過來，蹬著尿桶把腰帶在屋梁上系成一個套，然后用雙手使勁拽住腰帶，把頭鉆進腰帶系成的套里，然后踢翻尿桶把同屋住的人驚醒。在大伙醒來救他的時候，李叔才把手松開，然后裝死。直到專政隊的人來到之后，才裝作醒來的樣子。李叔就是這樣憑著他那機智、甚至是詭詐的手段，憑著他那油滑、甚至是無賴的性格，憑著他的厚臉皮、甚至是不要臉的做法，不僅逃過了群眾組織對他的審查，躲過了一些人為泄憤而他實施的報復，而且還能在文革那樣的形勢下，到全國的許多大城市溜達了一趟，好吃好喝地享受好幾個月。”

當大哥講到李叔要自殺卻抓住別人的手去觸電器開關，想上吊卻又用手拽住繩子套時，全家人都笑了。盡管二哥、三哥、大姐夫、大姐他們早就知道這些事，可也照樣笑個不停，就連父母也都跟著笑了起來。特別是我，由于一邊聽大哥講，一邊在心里頭想象著李叔那滑稽和無賴的動作，所以笑得更加厲害。

“盡管李叔真正被專政的時間不是很長，而且也沒有受到嚴厲的處理，可自從被專政之后，李叔的生活作風就正派多了。”大家笑過之后，大哥又這樣補充了一句。

講完了李叔的事，大哥又開始了講董大爺的死。盡管大哥在很投入地講，可只有我和二哥是在很投入地聽，大姐夫和三哥在喝酒嘮嗑之余還能偶爾地聽上幾句，而二姐夫和四哥五哥卻只顧著嘮他們的嗑，根本就沒有聽大哥講，只有在剛才大伙笑的時候，他們三人才跟著稀里糊涂地笑了幾聲。

“董大爺上吊自殺，也是因為他的個人歷史問題。董大爺在滿洲國的時候曾經在沈陽當過偽滿的警察，解放后，董大爺自己也主動交代了這段歷史。但是，董大爺卻沒有如實交代，而是隱瞞了一個在他看來將會給他個人及家庭的命運都會帶來嚴重影響的情節。”

“解放之后，對當過偽滿國兵，警察的那些人，都只當做是一般的歷史問題看待。而對在偽滿軍隊中當過連長以上級別軍官的，在偽滿警察系統當過警長以上官吏的，一般都定為歷史反革命進行了處理。董大爺從當偽滿警察開始直到光復前夕，確實當的只是一般的警察，在一九四五年的八月初，一些頭腦靈活的人、尤其是那些消息靈通的當官的眼看日本就要戰敗了，于是就紛紛請長假或是干脆就不辭而別了，而象董大爺這樣老實巴交的人卻還傻乎乎的每天都“忠于職守”呢。當官的跑了，可留下的職責還得有人擔當呀，于是，董大爺就被提升為了派出所所長。如果說要具體分析董大爺的死因，其中也有滿洲國做事效率“高”的因素。董大爺一被任命為了派出所所長，不僅立刻就走馬上任了，而且委任狀、咔嘰布和呢子的警官制服以及警尉的警銜也隨即都發下來了。由于當時自動離職的官多，所以“突擊”提拔的官也很多。與董大爺當差的那個派出所相鄰的派出所由于所長也跑了，所以在那個派出所也有一個人與董大爺同期被突擊提拔為了所長。可惜董大爺的官運還沒有日本的武運那么長久，在當了十幾天的所長之后，日本就戰敗投降了。日本一投降，董大爺這才回過味來。于是和那個與他一同被提拔的同僚訂立了攻守同盟，然后就分頭逃離了沈陽。董大爺的那個同僚逃到了阜新，董大爺則逃到了咱們這里。”

父母已經吃完了飯，要出去活動活動。往日里的這個時候，我們幾個兒子都會爭著搶著去攙扶父母出去，而今天由于大哥的談性和我的聽性以及大姐夫等人的酒性正濃，于是就由嫂子和姐姐們代勞了。

“解放后，在每個人都要交清楚自己的歷史問題而且還要找出證明人的時候，董大爺只是交待了自己在歷史上曾經當過偽滿的警察，而且還找出了一個在他被提拔為所長之前就請了長假離開而不知道他后來被提升為所長這件事的偽滿警察來為他做證明。”直到父母出去之后，大哥才又繼續講。

“這個偽警察由于不知道董大爺被提拔為所長的這件事，于是就做了董大爺只是個偽警察的證明，這個偽警察的證明確也符合客觀實際啊。董大爺就是利用了這樣一個時間差，蒙混了過去。清理階級隊伍開始不久，董大爺逃到阜新的那個同僚暴露了真實身份。這個人在被專政時，為了立功贖罪，就供出了董大爺。咱們這的群眾專政組織在接到阜新轉來的檢舉材料之后，找董大爺核實此事，董大爺見事情敗露，也就如實地招認了。當時的群眾專政組織經過仔細研究之后，認為董大爺隱瞞個人歷史的問題雖然很嚴重的，但是由于董大爺解放后二十年來的表現非常好，歷史上也沒有多大的罪惡，于是決定把董大爺列為一般的專政對象，停止了他的正常工作，但又象正常工作一樣，每天白天到群眾專政組織那里報到，接受審查，下班正常回家，星期天也照常休息，而不象李叔那樣要集中住在專政隊里，也不許回家。誰能想到，群眾專政組織的這一做法，反倒害了董大爺。可能是迫于一種來自想象中的巨大壓力，在一個星期天，董大爺在把家里的倉房收拾得一干二凈之后，就在倉房里上吊自殺了。從董大爺被列為專政對象直到他自殺的過程來看，董大爺的死，完全是由于他的心胸太狹隘而想不開和性格太脆弱才造成的。而心胸狹隘和性格脆弱這種現象，在以前的中國人的身上是普遍存在的。因此文革中才要大力提倡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廣闊天地煉紅心，要做暴風雨中青松、不做溫室中的弱苗。毛主席發動文革的最深層目的，其實就是為了解放中國人的思想，改造中國人的性格，強化中國人的精神。不論是在國家的政治生活中，還是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心胸狹隘的人往往愛鉆牛角尖，也往往會選擇極端的做法，而性格脆弱的人，那就更是什么事也干不了的，所以在民間才會流傳‘寧養賊子，不養癡兒’這種說法。現在不是都相信‘性格決定命運’嗎？的確，性格確實是能夠決定人的命運。李叔該死而沒死，董大爺該活而沒活，這就是由于他倆人的性格所決定的。老六，你不是經常在學習歷史，在探究文革，在探究毛主席為什么要發動文革？在探究文革中為什么會出現那么多的負面東西？總想為文革辯護嗎？探究文革，探究毛主席為什么要發動文革？探究文革中為什么會出現那么多的負面東西，不能僅從宏觀上去探究，而是也要從微觀、從人的性格上去探究。如果從中國人的性格上去探究文革，李叔和董大爺這倆人就是很好的探究素材。假如沒有當初李叔的叛變，那么他在文革中制造的那些負面的東西，也就要落到造反派的頭上了。”說到這里，大哥又開懷大笑了起來，笑過之后，大哥拿起酒杯向大伙舉了舉，然后把杯里的酒一飲而盡。　　

“這是毛澤東給中華民族造成的災難，怎么成了個人性格的問題了。”耐著性子在一旁只聽不說喝悶酒的三哥實在忍不住了，趁大哥停止說話的機會開始反駁大哥。

只要是一提起文革，三哥就會氣不打一處來。三哥對文革的看法與當今主流的看法還高度地一致，認為文革不僅給某些個人，而且更給整個中華民族也造成了巨大的災難，特別是文革還打碎了他的大學夢，讓他到廣闊天地“修了四年的地球”所以三哥對文革簡直到了深惡痛絕的程度。剛才礙于對大哥的尊重，他只是聽而沒有說話，現在借了酒勁，三哥開始直截了當地反駁大哥了。

“三弟，認識文革，只有跳出個人利害得失的范疇，站在國家和民族的立場上，在整個世界的范圍內，用歷史和發展的眼光去認識文革，才會得出客觀的結論。今天的社會現實難道還不能證明當年毛主席的走資派就在黨內、中國一定會產生修正主義、中國存在著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這些判斷嗎？”由于三哥始終是以他個人的利害得失來認識文革的，所以大哥才再一次這樣對三哥說。

“如果不是毛澤東發動文革，文革中所表現出來的那些負面東西能夠出現嗎？如果不是毛澤東大力提倡與天斗、與地斗、與人斗、沒事專搞窩里斗，董大爺能死嗎？只搞政治運動，不進行經濟建設，中華民族能向前發展嗎？”三哥對大哥的反駁越來越深入，看來三哥今天是想與大哥展開一場辯論了。

“文革中所表現出來的那些負面的東西，是中國人人性中陰暗意識的真情流露。這種陰暗意識是潛藏在人的思想深處里的，在受到外部約束的條件下只會有所收斂，而不能徹底地自動根除，而一旦遇到合適的時機，這種陰暗意識必然就會強烈地表現出來。所以，文革中出現的那些負面東西絕不是文革本身帶來的，而是文革的爆發給人的這種陰暗意識提供了一個表現出來的機會，這就如同日本侵略中國給那些奴性意識和私有觀念強烈的中國人提供了一個絕好的當漢奸的機會一樣。文革中所表現出來的那些負面的東西，保皇派造成的很多，造反派造成的也不少。政治觀點反動不能表明人品也卑劣，政治觀點正確同樣也不能代表人品也高尚。毛主席就是由于看到了陰暗意識和私有觀念是頑固地存在于中國人思想深處里的，因此在文革中才大力提倡要在靈魂深處進行革命，才要狠斗私字一閃念。

對毛主席在文革中所一再倡導的“與天斗其樂無窮，與地斗其樂無窮，與人斗其樂無窮”，一定要在中華民族的全部歷史中，要在整個世界的范圍內去認識，去分析，去研究。而不能只站在當代的中國歷史，只在咱們中國自己的范圍內去看待，去體會。而象有些人那樣專門去庸俗地理解毛主席的這句話并把它當成是攻擊毛主席的口實，那就更不對了”。點著一支煙輕輕地吸了幾口，將煙吐凈之后，大哥將頭轉向了我，然后才慢慢地說。

“文革爆發的時侯，我國雖然在政治上，在經濟上，在法律上打倒了封建制度。但是，傳統的封建文化和人們思想中的封建意識卻并沒有被徹底打倒。尤其是傳統的封建意識還如同天條一樣，壓在中國人的頭上。例如事物本來是向前發展的，可我國的傳統教育向人們灌輸的卻是“退一步海闊天空，忍一忍風平浪靜”。 象父親那樣，被日本人欺壓了十四年，不僅從來沒有進行過反抗，甚至就連反抗的意識都未曾產生過，這就是典型的奴隸性格。但是在自己的家里，父親卻又像個專制的魔王，母親的這一生都在受他的專制。父親對日本人就不講斗爭而卻講了十四年的“和諧”，可這樣的“和諧”又給父親帶來了什么。造成向父親這種兩面性格的根本原因，就是傳統的封建意識。所以，不與這樣束縛和禁錮了中國人思想與精神的封建意識進行斗爭，不徹底打碎這樣的天條，中國人的思想不得到解放，中華民族的民族精神不得到增強，中華民族也就不能向前發展。中華民族在封建社會的歷史階段停留了兩千多年而沒有向前發展，就是因為被“三綱五常”這樣的封建天條給束縛住了。

與地斗，就是為了改造自然，就是為了發展我國的生產力，就是為了進行包括經濟建設在內的全面建設。毛主席在文革時不是一再號召要“愚公移山，改造中國”和“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嗎？愚公移山，是提倡中國人要發揚愚公那樣堅韌不拔的精神。改造中國和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就是為了發展生產力，就是為了更好地進行經濟建設。造成近代中國挨打的原因有很多，生產力落后就是其中的原因之一。而我國的生產力之所以落后，同樣也是由于人的思想不夠解放，意志不夠堅強。文革開始之后，由于人們的思想得到了解放，意志得到了增強，所以我國的生產力發展和經濟建設才會日新月異，才會出現象紅旗渠的修建那樣新的人間奇跡，才會創造從原子彈爆炸到氫彈研制成功僅用三年時間的高速度。關于這一點，三弟，因我比你年長幾歲，切身的體會也就要比你多一些。

毛主席所說的與人斗，其實是和人的各種錯誤思想斗，和一切威脅和危害中華民族的敵人斗。不能只看到文革時的斗走資派、斗叛徒、斗一切錯誤思想這樣的“窩里斗”，而也要看到文革時期的與美帝都，與蘇修斗。與美帝，與蘇修不斗能行嗎？不斗就無法維護中華民族的利益。而在民族內部開展對一切錯誤思想的斗爭，是為了凈化我們這個民族，是為了提高我們這個民族的素質，是為了增強我們這個民族的凝聚力，從而能夠在對外斗爭中獲勝，打鐵需得自身硬嘛。與肉體消滅的辦法相比，毛主席用思想改造的方法來凈化我們這個民族，來提高我們這個民族的素質，那種更人性？那種更進步？今天國家立法不許患有某些疾病的人生育，不也是為了凈化民族，提高民族的素質嗎？

在中國，只有毛主席才看得最清楚，這個世界上不只是只有我們中華民族自己，而是還有其他的許多民族。有不同就會有矛盾，有矛盾就會有斗爭。這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是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與早就提出了“海權論”和“制空論”的歐美民族不得不共處在一個世界上，中華民族不想去搶奪其他民族的生存空間，但也必須要守護住自己的生存空間。因此，毛主席才說：“八億人民，不斗行嗎？”

其樂無窮就是毛主席在教育中國人要樹立一種樂觀的人生態度，只有正確的人生態度，才能造就人的堅韌不拔的意志，培養人的百折不撓的精神。毛主席正是由于具有這種堅定不移的意志和頑強不屈的精神，因而才能領導中國人民取得革命的勝利，而董大爺也就是因為沒有這種意志和精神，所以才會遭到一點壓力便懸梁上吊。”

“那”，三哥剛要再次反駁大哥，馬上被大姐夫給制止住了。雖然表面上看起來三哥對大哥的再次反駁是被大姐夫給制止住的，其實從三哥底氣不是很足并且還拉著長音的那聲“那”中，大家也都感到三哥已經是理屈詞窮了，只是礙于面子不能不表示一下反駁而已。大姐夫一出面打圓場，三哥也就順坡下驢地中止了對大哥的反駁。

“算了，算了。”大姐夫怕三哥與大哥爭論起來耽誤他喝酒，就趕緊出來給三哥打圓場。“今天是過年，咱們只說喝酒的事，文革都過去三十多年了，不是一時半晌能說清楚的，等哪天有時間咱們專門嘮一嘮文革，今天我要和老六好好喝一喝。”

“好，咱們今天只論喝酒，不說別的。”二哥一邊應和著大姐夫，一邊站起來圍著桌子繞圈給大哥和大姐夫、二姐夫、三哥、四哥、五哥與我都斟上了酒并先干為敬地自己喝了一杯。看這情形，只有等哪天大姐夫和三哥不在場的時候，才能好好地向大哥和二哥討教一下他們在文革中所經歷的事情。

這場酒喝得很是盡興，大姐夫不顧已近七十的年齡，強邀我干了好幾杯，如果不是大嫂和大姐幾次過來阻止，那大姐恐怕就得扶著醉人歸了。回家的路上，雖然兒子把車開得很慢很穩，可我卻還是被顛得酒勁往上反。可盡管身上不是很舒服，但大腦還是很清醒，大哥和二哥所講述所有事情也都記得清清楚楚。正是由于每個人性格的不同，才會決定每個人處事方法的不同，每個人處事方法的不同，又給每個人的命運造成差距如此巨大的不同。看來老舍在文革中的自殺和季羨林能在文革結束之后寫出《牛棚雜記》，同樣也有性格不同的因素。的確，文革確實是不乏暴力，甚至是也不乏血腥，但是每個人對文革的反應，不僅有人的不同經歷的原因，而且也有人的不同性格的原因。哲學上不是說，外因只有通過內因才能發揮作用嗎？那么，是由于文革的暴力和血腥，才造成了象董大爺那樣人的死？還是由于象董大爺那樣人的死，才使人感到文革也滲入了一些暴力和血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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