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乞丐”  一個命運

庫爽生　　

“正義之劍”網友在《洛陽周王城廣場發生的令我最感動的一幕》一文中，寫到在洛陽周王城廣場上開展建造毛主席雕像捐助活動時，發生的一件小事：　　

“下午四點多的時候，一個衣衫襤褸、渾身泥垢的中年男人從懷里掏出來十元錢往箱子里放。他拄著拐杖，手顫抖著，明顯看得出來，他患有嚴重的疾病。我們的義務工作人員看到他這樣困難的情況，就勸解他不用捐，把錢還給他。可是他執意不肯，當工作人員一再拒絕他時，他竟然悲痛地哭了起來，渾濁的淚水從滿是灰塵泥土的臉上流了下來，由于患有重病，他的嘴唇也顫抖著。我們只好把他的錢接了過來，幾個人的眼里都含著眼淚。”　　

這個“衣衫襤褸、渾身泥垢的中年男人”，會是什么人呢？無疑，在一般人心目中，他是一個“有礙觀瞻”、避之唯恐不及的乞丐，甚或被認為是神經失常的瘋子。而出現在洛陽周王城廣場的這個“乞丐”、“瘋子”，通過這一個感人的舉動，表達了在他內心世界里，懷著對偉大的人民領袖深深的感恩之情。他會是什么人呢？是進城務工、流落街頭的農民？是身患重病、孤苦無依的單身漢？還是……　　

我的眼前，浮現了朋友熊先生向我講述的一幕：　　

“那是前幾年一個寒冬的日子，我在本市夷陵廣場看到一乞丐背著一個包，在垃圾桶里翻找食物，遠遠看去背影有點熟悉，走近一看竟是我曾經的同事姜躍。姜躍蓬頭垢面，長長的頭發一瓣一瓣結了痂，衣服就像剃頭匠的磨刀布，看上去有些浮腫。此時他興許也看到了我，忙轉過頭去背對馬路，彎腰在垃圾桶里扒拉著。我震驚得頭皮發麻，顫顫地趕緊走過垃圾桶。待我回頭看時，他也朝與我相反的反向離開了垃圾桶。不對，他怎么會成乞丐呢？我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我得看到底是不是他。我壯著膽子回頭追上去喊了一聲“姜躍”，他站住回頭呆呆地看著我，一聲不吭，我問：“你這是在干什么？” “檢渣貨”他答道。我接著問：“你住哪？”他沒有回答，朝我擺擺手。我趕緊掏出錢包把里面的大票（30元）全給了他，他滿是污垢的手抖動著，接過錢忙往懷里塞，說：“我以后還給你”。轉身走了。我站在那里頭皮還是發麻，不寒而栗！后來我又在夷陵路、西陵一路看到他幾次，見了我，他就裝著沒看見，埋著頭走開。現在，姜躍大約50歲，屈原故里湖北秭歸人，原湖北省航運公司枝城辦事處工人。1970年代末期頂其父的職進入湖北省航運公司，先任駁船水手，后在枝城辦事處任船舶理貨工作，為人老實厚道，人很勤快，長得很胖，喜歡喝酒。由于單位工資低，工作20多年沒有住房，長期與老婆兩地分居。1990年代末期航運公司效益不好，實施減員增效、下崗分流，2000年單位給他4000多元買斷了他的工齡。他失業了，由于沒有文化，體力也不行了，找不到活兒干。老婆與他離了婚，有一女兒跟他老婆生活。他從此成了真正一無所有的無產者，沒有家庭，沒有住房，沒有職業，只能流落街頭當乞丐。同年我也買斷了工齡，從此我們就分別了。”　　

我情不自禁地把出現在洛陽周王城廣場的“乞丐”與出現在湖北宜昌市夷陵廣場的“乞丐”聯系在一起了。兩個“乞丐”，一個命運。可以說，他倆是一根藤上的兩個苦瓜。因此，我想，出現在洛陽周王城廣場的那個“乞丐”，很可能也是一位從國企下崗失業而淪落的前工人，曾經的工人階級的一員。扳著指頭數，在“改革開放新時代”的各個群體中，只有受到公有企業私有化浪潮殘酷沖擊的傳統工人階級，遭遇最慘，生活最窮，命最苦。“他們真苦、真窮、真可憐”，這是底層社會人們常說的話題，盡人皆知。自然，也會有“鳳毛麟角”者“人生豪邁，大不了從頭再來”，創業小有成就或實現“再就業”，然而，在數以千萬計的浩浩蕩蕩的失業大軍中，絕大部分人被打入社會底層的“十八層地獄”，是不爭的事實。可以說，這兩個“乞丐”，是廣大下崗失業人員悲慘命運的一種極端的寫照。　　

洛陽周王城廣場的那位“乞丐”，在窮困之極的境況下，卻哭著要為建造毛主席塑像捐款。他的舉動是有典型意義的，似乎也說明他曾經是工人階級的一員。廣大下崗失業人員面臨實際生活水平大幅度倒退、在社會上受侮辱受欺凌的困境，撫今追昔，又怎能不感恩為人民謀幸福的毛主席、共產黨呢？又怎能不無比懷念勞動人民當家作主、生活蒸蒸日上的毛澤東時代呢？在當今社會底層，生活水平出現歷史性大倒退的群體，只有在公有企業改制中下崗失業的弱勢群體。且不說那些先富起來甚至暴富起來的富豪們，連一向被公認為生活最艱難的、處于社會底層的農民和農民工，生活水平都有一定程度的提升。　　

當然，淪落成乞丐的下崗失業者畢竟是極少數，但殘酷的現實告訴人們，多少下崗失業的4050人員，因條件所限根本就無法“從頭再來”，根本就無法“再就業”，每日凄惶奔波，靠賣苦力蹭幾天零工的，卻是大有人在。試看街頭擦皮鞋、掃馬路、守公廁、搞綠化、賣小菜的人，甚至為了一家人的生計而含淚走進夜總會的為數不少的下崗女工等等，被社會視為“賤民”、受盡欺凌嘲笑的人，很多很多不都是曾經在國企或集體企業無私奉獻、在企業改制中付出生命中不堪承受之重代價的職工嗎？　　

當今，仍有不少知識分子因為個人在文革中受了“委屈”，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地對文革口誅筆伐。對比廣大下崗失業人員在私有化大潮中的悲慘遭遇，知識分子在文革中的“委屈”算得了什么呢？一個僅有中學學歷的下崗女工，曾簡潔地“總結”了文革與改革：文革是知識分子的“改革”，改革是工人階級的“文革”。她是通過自身體驗，對比知識分子和工人階級在“兩革”中的遭遇而做出的判斷，確實有一定的道理。文革中，知識分子的社會地位的確不高；改革時期，工人的地位每況愈下也是事實。　　

我所尊敬的天津著名作家馮驥才先生，是一個頗有良知的優秀作家，曾經采寫了《一百個人的十年》，講述了一些在文革中受到沖擊的人的坎坷命運。我希望馮先生用自己的良心，再寫一部《一百個人的三十年》，社會底層的素材豐富極了，采寫一萬個人也非常容易。說實在話，受到私有化浪潮沖擊而改變命運、陷入貧困泥潭的下崗失業人員，數不勝數，何止千萬。遺憾的是，我們還沒有看到真實表現全國性的公有企業私有化改制浪潮中工人階級之悲慘命運的作品問世，文人們是被主流媒體蒙上了雙眼，還是被歌舞升平、燈紅酒綠的虛假盛世弄丟了良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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