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儒學勝觀

三十年河東，四十年河西。“破舊立新”的時代遠去了，棄新復舊的時代到來了。雖然這時代航船的甲板和船樓與時俱進地堂皇著，但其龍骨，不過是用幾條半新的硬木換下了有點銹斑的鋼材；其動力，不過是以風帆替下了效能未佳的汽輪機。而今，船上的一些高人尚嫌現有的動力系統(tǒng)不夠古樸、不夠典雅、不夠神圣，似乎暗地里要用千年大龜來拉纖了。

這只大龜就是儒學。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中國大陸出現了一股新儒學思潮（為區(qū)別于梁溯溟、馬一浮、熊十力、張君勵、馮友蘭等人的新儒學，后文稱作大陸新儒學）。2005年，大陸新儒學的領袖人物蔣慶提出，要“通過儒者的學術活動與政治實踐，將‘堯舜孔孟之道’作為國家的立國之本即國家的憲法原則寫進憲法，上升為國家意識形態(tài)；也就是說，恢復儒教古代‘王官學’的地位，把儒教的義理價值尊奉為中國占主導地位的統(tǒng)治思想”。另一位大陸新儒學代表人物康曉光也明確提出“儒化共產黨”的主張，并且斷言：“今后二十年到五十年內，儒家必將與西化派（按：他們把馬列主義也歸于其中）在政治和文化領域內進行決戰(zhàn)。這是一場殊死的決戰(zhàn)，因為它關系到中華民族的未來。”

為實現儒家的“仁政”和“王道政治”， 大陸新儒家推出了“儒士共同體專政”。蔣慶提出了“王道政治三重合法性”理論。他批評民主政治是“民意合法性一重獨大”，會造成政治權威產生過程中無道德和民主政治運作過程中無理想的情況，有極端世俗化、平庸化、人欲化的缺點。他要求的三重合法性除了“民意合法性”之外，還包括建立在天命論基礎上的“天道合法性”和為歷代帝王將相、儒家圣賢傳宗接代的“歷史文化合法性”。他設計了“通儒院”、“庶民院”、“國體院”三院制來取代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以分別體現上述三重合法性。“通儒院”議長由儒教公推之大儒擔任，終身任職制，可不到位，委派代表主持院事：“國體院”議長由孔府衍圣公世襲，議員則由衍圣公指定中國歷代圣賢后裔、　歷代　君主后裔、歷代歷史文化名人后裔、社會賢達以及道教界、佛教界、回教界、喇嘛教界、基督教界人士產生。

康曉光對他的“仁政”作了這樣的描述：“在仁政里，由誰來執(zhí)掌政權呢？儒家主張賢人治國。那么，誰是賢人呢？賢與不賢的標準是什么呢？賢人就是信仰并踐行儒家理念的人。賢與不賢的標準就是是否信仰并踐行儒家理念。這是因為，仁政是最好的政治，而儒士是實踐仁政的人。說白了，仁政就是儒士共同體專政。”他說“仁政”也是一種專政。是有賢德的“仁者”、“儒士”專“儒士共同體之外的人”的政。他說：“在現實中，儒家認為人和人是不平等的，人和人之間有賢與不賢之分。儒家認為，大德應該統(tǒng)治小德，大賢應該統(tǒng)治小賢。也就是說，只有賢人才配有統(tǒng)治權。孟子說‘惟仁者直在高位’。儒士就是有仁德的賢者，所以統(tǒng)治者只能由儒士共同體推舉，而無需全體國民選舉。”

新儒們的氣焰何其盛也！ 　　

“永不離婚”。

2008年北京奧運會開幕式，孔圣人“三千弟子”吟誦起《論語》名句，就連《歌唱祖國》都唱的那么溫良恭儉讓。南宋韜光養(yǎng)晦的涵養(yǎng)，大清門戶開放的成就，當世振興古風的壯志，盡在其中矣！

2009年9月28日——孔子2560年誕辰日。山東曲阜祭孔大典的隆重又登上了新的高度——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陳昌智、代表省委、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協(xié)的山東各大班子的要員在孔廟大成殿向先師孔子敬獻花籃。山東省政協(xié)主席孫淑義主持祭孔大典，省委副書記、省長姜大明恭讀祭文。

省委副書記、省長姜大明恭讀祭文

2011年1月11日，一座總高為9.5米、重17噸的孔子青銅雕像在國家博物館北廣場落成。從此，孔圣人終于可以“九五之尊”掃視神圣的天安門廣場了。今文公羊學把孔子看作無王者之位，有王者之尊的“素王”。難道9.5米的總高，17噸的重量表示中國共產黨17大對孔子“九五之尊”的默然加封么？看到這個趨勢，人們不禁要問，到18大以后，莫非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首腦人物也要像民國大總統(tǒng)袁世凱一樣親自主持一次現代的祭孔大典么？

國家歷史博物館門前的孔子塑像

2010年中秋節(jié)，中華孔子學會與國際教育基金會聯(lián)合舉辦“家庭倫理與人格教育講習會暨一百八十對真愛夫妻祝福慶典活動。一百八十對新婚夫婦身著潔白婚紗、手持紅色玫瑰，款款走上北京中苑飯店大廳的紅地毯，面對孔子圣像宣讀《夫妻真愛宣言》。有記者問道：“假使你們在未來的生活中出現了婚姻危機，離不離婚？”幾對宣誓夫妻回答：“永不離婚”。

某知名大學所開的“乾元國學教室”中國哲學專修班，學制兩年，區(qū)區(qū)288個課時，收費卻高達60000元。

北京　師范大學　教授、影視傳媒系主任、中央電視臺新聞頻道、科教頻道總顧問于丹在中央電視臺百家講壇開起了講座，雖然把《論語》講得義理支離、字句釋義錯謬百出，仍然受到大眾的追捧。截至2008年11月底，她的《〈論語〉心得》一書的發(fā)行量居然高達500萬冊，而它的姊妹篇《于丹〈論語〉感悟》發(fā)行量也突破了100萬冊！

儒學的人氣何其壯也！

于丹的《論語心得》把《論語》歸結為一鍋“心靈的雞湯”。她說“《論語》的真諦，就是告訴大家，怎么樣才能過上我們心靈所需要的那種快樂的生活。說白了，《論語》就是教給我們如何在現代社會中獲取心靈快樂，適應日常秩序，找到個人坐標。它就是這樣一本語錄。”且不論孔圣人得了天眼通，根據2500多年后的現代生活的特點，向人們專門提供社會心理學指導的可能性，她把《論語》的真諦，僅歸結為“內圣”、“修齊”的一個小側面，顯然是以偏概全了。《大學》提出了“三綱領”和“八條目”，對于儒家而言，“三綱領”、“八條目”是一個不可分隔的整體。一些宿學指斥她閹割《論語》，這真是雙重意義上的準確。

如果一定要推究一下《論語》的真諦，“外王”的“治平”才是儒家的最高理想。《大學》主張“修齊”等前面幾個條目的目的是為了親民，為了治國平天下。正如孟子所言：“得志，澤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見于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新儒家們的政治美夢，倒是未離政治這個儒家的根本。

然而，儒家的學說對于中華民族的文明和社會的進化起到了什么作用，它對民族性格產生了什么影響，《論語》有多大的政治學和倫理學價值，儒家的“修齊治平”是什么貨色，儒學真的適用于現代社會么？且待后文陳述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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