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持者說，這是尊重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表現，是向傳統文化的回歸。
反對者則認為，孔子是封建社會的代表人物，并不代表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精華。
這里就引出了一個問題：“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究竟是什么？
簡單地說，“文化”就是人們的生活方式和對它的藝術化表現。
而在生活方式當中，最具有影響力的因素就是生產資料所有制。
生產資料所有制必然會體現在文化之中，雖然這種體現很多時候是非常隱晦的。
中華民族數千年的傳統生活方式就是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它對應的是小私有制。
從形式上看，這種私有制算是一種“溫情脈脈”的私有制，不像資本主義那樣直白。
由于它的持續時間長達千年，已經深深地埋入了“傳統文化”之中。
中華民族傳統文化有精華也有糟粕，區分精華與糟粕的依據是什么？
如果我們打算搞公有制，那么，小私有制反映在傳統文化中的那些東西就是糟粕。
反之，如果打算搞私有制，那么那些東西就不是糟粕了，而是可以利用的精華。
這種“傳統文化”當然不僅存在于中國，其他國家也有，它的影響力在各國都是深遠的。
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回應資產階級的指責時說：“但是，不管階級對立具有什么樣的形式，社會上一部分人對另一部分人的剝削卻是過去各個世紀所共有的事實。因此，毫不奇怪，各個世紀的社會意識，盡管形形色色、千差萬別，總是在某些共同的形式中運動的，這些形式，這些意識形式，只有當階級對立完全消失的時候才會完全消失。
共產主義革命就是同傳統的所有制關系實行最徹底的決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發展進程中要同傳統的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
在這里，馬克思提到了“共產主義革命就是同傳統的所有制關系實行最徹底的決裂”，其實已經隱含了共產主義革命必須對“傳統文化”也進行變革的思想，不過他并沒有直接指出這一點。
第一個明確指出這一點的人是列寧，他在去世前的“晚年沉思”期間明確地指出了這一點，并提出了實施的具體設想。
列寧指出：要建立共產主義社會，首先當然要通過武裝革命推翻資產階級政權，然后運用政權將生產資料私有制改變為公有制，并建立與之相適應的政治制度。
但是，僅僅建立了公有制的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不足以使公有制真正在社會上扎下根來。
由于“傳統文化”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礎上的，與公有制是不相適應的，它將幫助私有制進行反撲和復辟。
因此，列寧提出：無產階級在經濟和政治上革命之后，還要進行一場“文化革命”，徹底消除私有制的文化基礎——“傳統文化”，同時建立公有制自己的文化基礎。
一旦私有制的文化基礎被基本上挖掉，公有制的文化基礎得到確立，公有制就真正在社會上扎下了根，私有制即使一時反撲復辟成功，也會很快失敗。
列寧預測，“文化革命”將持續相當長的時間，至少需要幾百年才會完成。
那么，第一個將列寧提出的“文化革命”付諸實施的人是誰呢？就是毛澤東。
據南方周末2009年文章《“黃炎培周期率難題”執筆人姚維鈞百年祭》介紹：
“1945年7月，黃炎培與傅斯年、章伯鈞、左舜生等6位國民參政員訪問延安（出發時，先母姚維鈞攜我的兩位姐姐前去機場送行），與陪都紙醉金迷的烏煙瘴氣相反，黃炎培目睹了革命根據地的一派欣欣向榮。從延安歸來后，他十分興奮。友朋紛紛來探問延安的情況，先父應答不暇，遂閉門謝客，口述延安經歷，由先母執筆整理，一連數日，合作完成《延安歸來》。
“我生六十多年，耳聞的不說，所親眼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不少單位都沒有能跳出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時聚精會神，沒有一事不用心，沒有一人不賣力，也許那時艱難困苦，只有從萬死中覓取一生。既而環境漸漸好轉了，精神也就漸漸放下了。有的因為歷時長久，自然地惰性發作，由少數演為多數，到風氣養成，雖有大力，無法扭轉，并且無法補救。也有為了區域一步步擴大了，它的擴大，有的出于自然發展，有的為功業欲所驅使，強求發展，到干部人才漸見竭蹶、艱于應付的時候，環境倒越加復雜起來了，控制力不免趨于薄弱了。一部歷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榮取辱’的也有。總之沒有能跳出這周期率。”
53歲的毛澤東相答：“我們已經找到了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起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這341字的精彩問答，出于黃炎培、毛澤東之口，見于姚維鈞之筆。”
需要注意的是，毛澤東在這里提出的解決方案——“民主”，并不是現在通行的間接民主制，而是直接民主制。
間接民主制，又稱“代議制”，是人民先通過投票選舉出一批代表來，賦予這些代表們以權力，然后由這些代表們對國家大事做出各種決策和對政府進行監督。
直接民主制，則是“人人起來負責”，并不是選出一批代表來代行權力。
當然，直接民主制的實施過程當中，也需要投票。
例如，以前的國營企業，廠長經理的任免就需要全廠職工大會來討論和表決通過，這種表決通常也是以投票形式作出的，看起來似乎與代議制民主沒有區別。
但是，這樣投票選舉出來的廠長經理，其權力是非常有限的，只限于日常事務，更改經營決策、變更內部規章制度這樣的重大事務是沒有決策權的。
如果要處理這些重大事務，廠長經理在草擬出方案之后，必須交給全廠職工大會進行討論和表決通過。
很顯然，這就不是代議制了，而是“人人起來負責”。
不過，在“文革”之前，“人人起來負責”只是在企業和經濟組織里實行，并沒有在政治和國家管理上實施。
直到毛澤東發動“文革”，使得普通百姓也能夠直接參與政府的決策，通過“大字報”這種形式直接對政府進行監督，“人人起來負責”才在政治和國家管理層面上得到實施。
從這個意義來看，毛澤東在1945年7月對黃炎培許下的“民主”諾言，實際上直到“文革”才真正兌現。
毛澤東發動“文革”，目的可以說是“一石兩鳥”：既兌現了“人人起來負責”的民主承諾，又通過發動人民群眾來清除“中華民族傳統文化”基于小私有制的大部分糟粕。
當然，毛澤東也知道，列寧說得沒錯，這種“文化革命”不可能在短期內就徹底完成，因此，他又提出，“文化革命”要“七年八年來一次”。
按照現在的通行提法，他期望每次都能獲得一些“階段性成果”，如此漸進持續下去，最終清除掉數千年的小私有制文化基礎，建立公有制自己的文化基礎。
當然，毛澤東沒有能夠實現這個愿望，小私有制文化太深厚了，隨時都會復活，著名的代表人物就是那連續十五年每年畝產不到30斤的村莊。
小私有制的經濟基礎雖然很快就又消失了，但它的文化卻能與其他的私有制實現“無縫對接”。
毛澤東已經去世了，“俱往矣，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怎么辦？只能靠自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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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he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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