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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族五千年未有之困局
劉忠良
一、人口決定命運
人類社會由人組成，人是人類社會的細胞。作為人的集合名詞，就是人口，它是包涵人的數量、質量與結構的集合。人類社會的一切活動都由人來完成，人是人類社會活動的主體，人是人類社會所有競爭活動的承擔者，人是人類社會所有實力的最終承載者，人是人類社會一切的創造者和所有者，人是一個民族和國家所有力量的最終源泉，因而人口實力是民族與國家實力的核心，是一切民族與國家力量的源泉和實力的載體。
一個民族與國家的實力，尋根究源可歸結為人口力量的實力與物質力量的實力。與此對應，人類社會的再生產從本質上來說就分為人口再生產與物質再生產。所以，一個民族與國家實力發展的實質就是人口再生產能力的發展與物質再生產能力的發展。而人口再生產，不僅創造出人口再生產的生產者還創造出物質再生產的生產者。因此，人口再生產的發展變化不僅決定人口再生產能力自身的發展變化，還要決定物質再生產能力的發展變化。因而人口再生產能力的發展變化決定一個民族與國家實力的長期發展變化，并最終決定一個民族與國家命運的長期轉變——人口決定民族與國家的命運！
人是經濟社會活動主體，人口是經濟社會的有機生命體，是社會經濟的生命承載者，因而人口變化對經濟社會的發展變化具有決定性的作用。對人類社會來說，人口再生產不僅創造出人口再生產的生產者，而且還創作出物質再生產的勞動者和需求者，因而人口再生產是人類社會的基礎性再生產。在當今時代，人口再生產不僅創作出物質再生產活動主體——勞動者的再生產，而且還是人力資本的再生產與知識技術創新者的再生產，因而人口再生產是推動物質再生產持續發展和社會持續發展進步的根本性再生產，是經濟社會存在與發展的基礎，人口最終決定經濟社會的長期發展變化——人口決定經濟和社會的命運。
人口變化最終決定民族與國家的命運轉折，人口變化最終主導經濟社會狀況的轉變。每一個人都是民族與國家的一個細胞，每一個人都生活在一定的經濟社會之中，每一個都無法逃脫人口變化對自己工作、生活、甚至對自己命運的影響。人口就是人類社會的生命體，生命體的變化必然引起人類文明命運和我們每個人生活、工作、養老等無處不在的變化——人口的變化，必然會影響到人類文明的命運和我們每個人的命運！
二、人類文明的人口困惑
困惑之一：人口再生產“公共產品私人供給的悲劇”
政府收了所得稅，卻不去創造未來的勞動者（一切所得稅均源于勞動者的創造）；收了流轉稅（如增值稅、消費稅，最終由消費者買單），卻不去創造未來的消費者；收了財產稅，卻不去創造未來財富的創造者和續存者；收了現在勞動者的養老保險費去支付現在老人的養老金，卻不去創造未來養老力量的實際供給者；發行了國債，把負擔轉給了未來人，但不創造未來承擔債務的勞動者（現在孩子越少未來人均勞動者國債負擔越重）。企業也一樣，購買了勞動力，卻不去創造未來的勞動者；銷售了產品，卻不去創造未來的消費者；投資或獲得了投資收益，卻不去創造未來經濟的延續者。個人也可以像政府與企業一樣，去投資或獲取投資收益卻可以不生產未來的勞動者和消費者；在社會這個人口平臺上干一番事業卻可以不生產組成這個社會的未來人口；通過儲蓄、投資、房產等不生孩子的方式養老卻可以不去創造保證未來投資收益和使未來貨幣兌換成真正商品與服務的勞動人口。拿財產來說，比如股票、房產，若未來沒有相應消費者，它的價值將將為零，你的股票或房產在未來將一文不值。如俄羅斯遠東的一些城鎮，人沒了，城空了，那些房產就不再具有任何價值。同樣，企業未來的消費者沒有了，股票也一文不值。更重要的是，現在不生孩子，未來的勞動者沒了，所有貨幣都無法兌換商品和勞務，都變成了一堆廢紙——現在孩子越少，貨幣在未來就貶值的越厲害，沒有孩子則貨幣價值降為零，別人還愿意生孩子就是我們每個人的福氣和幸運。
人類文明存在、發展和延續的根本——人口再生產，在實際上卻成了“公共產品”：人人都可以從他人的人口再生產貢獻上獲得人口再生產收益，而且人口再生產者根本無法阻止別人“搭便車”！ 大家都可以去投資，但投資的未來收益必須以未來有相應的勞動者和消費者做保證，這個保證就是充足的人口再生產。你可以不生孩子，若保證未來投資有收益，必須有別人多生孩子。同樣，你可以在一個國家奮斗你的事業，你可以在一個社會干你的一番作為，只要有別人生孩子，國家與社會能夠健康延續，這一切不是問題。只要別人繼續生孩子，只要人口健康的存在，你的生活、你的工作、你的奮斗、你的事業、你的財富都可以繼續自由的存在，自己不生孩子也可以享受養老。也即是說，大家都可以享受人口再生產的收益，大家都可以“搭”別人人口再生產的“便車”。這樣，物質再生產活動的收益是個人的，但維持物質再生產收益的成本——人口再生產的費用、時間精力消耗和機會成本代價卻是個人的。人人都可以使用他人的人口再生產所帶來的社會收益，而不必支付任何費用，這就是人口再生產的公共產品性質。物質再生產的產權明確，是私人產品，每個人都有生產它的積極性。但人口再生產的收益卻是公共產品，而成本卻像私人產品一樣由個人支付。于是，就產生了“公共產品私人供給的悲劇”：人人都想搭人口再生產的“便車”而不想支付人口再生產的成本，人口再生產的供給遠遠小于未來社會的需求，人類的低生育率就不可避免了。
整個社會的物質再生產和財產價值再生產，都是由人口再生產創造的。人口再生產創造了勞動者，也就創造了持續的物質再生產。人口再生產創造了消費者和財產需求者，投資得以收益，財產得以保值升值。一個社會所有的產品服務再生產、財富再創造和價值保值升值，都是人口再生產的貢獻。人口再生產是一切價值創造和財富價值存在的創造者，人口再生產的總收益就是整個社會的價值創造量和財富價值量。但作為人口再生產者的個人，其人口再生產直接收益相比于巨大的社會收益來說卻是九牛一毛。人口再生產創造或維系了整個社會的一切，但人口再生產者卻從自己子女身上僅得到一小筆可憐的“投資所得”。對于人口再生產這個公共收益卻私人支付成本的“公共產品”，現代人怎么可能有“生產”或“投資”的積極性呢？
中國卻很奇怪，作為具有很大公共產品性質的人口再生產，不僅不支付公共費用，反而又懲罰人口再生產者。人口再生產具有巨大的正外部性，其絕大部分收益都以正外部性的方式流向了社會，就像基礎知識生產一樣。就其人口再生產巨大的總收益來說，平均父母所獲的直接個人收益至多也不會超過10%，實際可能連1%都不到。按照“誰受益誰支付成本”的原則，那社會至少應向父母支付90%以上的人口再生產費用和機會成本損失，否則就是對父母的不公平，而現在中國所謂的“社會撫養費”毫無科學依據。如果要征收的話，應該向超過一定年齡不生或只生一個孩子的人征收，然后向生孩子的父母支付。中國“社會撫養費”的邏輯就是：中國孩子不是祖國的花朵、不是民族的未來、不是國家的希望，而是人民排放的“污染物”，誰多“污染”就罰誰！若孩子與貪官相比，誰是中國的“污染”？如果中國拿抓計劃生育勁頭去嚴抓反腐敗，不知人民、國家與民族的現在與未來要比抓計劃生育好多少倍。
困惑之二：養孩子能力隨發展而降低
社會有兩種類型的生產部門，人力型部門與物力型部門。物力型部門隨著知識技術進步，勞動生產率較快的提高，因而工資也較快的提高，如工業生產部門。人力型部門，勞動生產率基本不變，或提高很慢，或者隨著發展反而降低。如小學教育，由于追求質量，不斷向小班制發展，勞動生產率反而隨發展降低了。但是，雖然人力型部門的勞動生產率基本不變，但要求和物力型部門一樣要求同樣的工資增長率。由于養孩子成本主要由人力型部門構成，隨著發展，必然導致養孩子成本增長速度快于人均實際收入增長速度。結果，隨著經濟發展，養孩子的能力不可避免的降低了！比如在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養孩子人均成本增長的速度遠高于多數國民人均收入增長的速度，導致中國人越來越養不起孩子，連養一個孩子的“白領”階層現在都成了“孩奴”。
與養孩子類似，養老成本增長的速度也高于平均收入增長的速度。特別是，隨著經濟社會與醫療科技的發展，人口預期壽命越來越長，而醫療與照顧成本又隨壽命而快速遞增（越老費用越高）。所以，隨著經濟發展，養老能力降低，發達國家養老越來越難和城市養老比落后農村養老難的現實就是最好的證明。
隨著發展，隨著老人壽命持續延長和老年人口比重持續升高，人類社會面臨養孩子成本與養老成本的雙邊快速提高。對于老人，社會、國家或子女不能養。而孩子不能罷工，不能游行示威，沒有選票，不能對政府說“養孩子優先”；胎兒不能說“讓我生下來活下來吧”；精子和卵子不能說“讓我們自由結合吧”。這就意味著老人將越來越多的占用更多社會資源，養孩子或鼓勵生育的資源將被養老擠占。又由于養孩子成本的快速提高，年輕人養孩子或國家鼓勵生育的實際能力將更快速的下滑。結果，人類越發展越養不起孩子，人類文明越走越支付不起人口再生產費用。而長期低生育率又意味著大衰落或滅亡，難道人類的發展使人類步入了死亡之路？
困惑之三：人口再生產邊緣化
隨著發展，人類的活動范圍越來越廣，每個人越來越多的投入到社會的物質再生產體系之中，人口再生產的直接物質再生產機會成本越來越高，人口再生產被邊緣化了。你要工作，你要生存，你要奮斗，你要成就你的理想，你要成就一番事業，生孩子養孩子也許就被你認為是負擔是累贅了。尤其是女性，隨著受教育水平提高，隨著越來越多的投入到物質再生產之中，生孩子養孩子的機會成本越來越高。
隨著教育的延長，隨著城市化工業化的推進，人們成家立業越來越被往后推移。尤其是女性，教育的延長，生活工作的壓力，結婚尤其是生子越被后推，人口再生產在快速顛簸高競爭高壓力的現在社會中不知被丟到哪里去了。
困惑之四：思想與偏好的改變
“多子多福”、“養兒（女）防老”、“不孝有三，無后為大”、“傳香火”等等，對多生多育的思想偏好在現在社會和思想的沖擊下幾乎滅絕了。隨著“思想解放”，自由享樂主（尤其是性自由享樂主義，影響了通過性對人口再生產的偏好）、無孩子無負擔主義等思想的泛濫，人類其他民族文明也面臨相似的問題，對生孩子養孩子的偏好越來越低，各民族的傳統生育文化受到不同程度的沖擊。偏好影響或決定需求，對生孩子養孩子的偏好嚴重弱化或失去，必然導致對“孩子產品”需求的減少或失去。現在人生育意愿不斷降低，丁克主義的蔓延，重要原因就是這種思想與偏好改變的結果。
生孩子延續人類文明，生育是一個民族與國家實力增長的第一生產力。當生育愿望不斷降低的時候，人類文明就難以避免低生育率的危機，民族與國家的實力發展必將失去后續動力。而中國，在現在社會經濟機制和思潮之下，在幾十年來鋪天蓋地、全方位的計劃生育宣傳和“只生一個好”的教育之下，中華傳統生育文化幾乎已經完全損毀，生育愿望在世界倒數就不難理解了。
困惑之五：經濟發展導致生存成本與壓力升高
隨著經濟發展，醫療、教育、住房、結婚、生子等成本不斷升高，人的立世起點成本越來越高，復雜而又高速運轉的社會體系更讓人難以進入并輕松生活在其中，但世界卻未給每個人相同的能力、機遇、家庭資本和更好適應這個體系的能力與保障體系，高度的競爭與膨脹的物質主義、成就需求和面子需求又加劇壓力，結果人們尤其是中低收入人群（特別是年輕人）的生存壓力反而隨發展而提高，（相同人均GDP）在貧富差距大、社會保障與民主發展水平低、宗教信仰低和生育率低的國家更加如此。古人建房子的能力沒有現在人高，古人的醫療科技水平也沒有現在人高，但現在人的住房、醫療壓力更大。與一千年前相比，與一百年前相比，與三十年前相比，我們更發達了，但我們的生活壓力卻越來越高了，更多的人耐不住這個壓力而自殺。
隨著經濟發展進程，年輕人既面臨養孩子和養老人成本的升高，又面臨養自己與體面生活成本的提高。隨著發展所導致的低生育率、老齡化的到來和人口結構惡化下經濟社會狀況的變差，年輕人的壓力似乎朝著更高方向發展。難道人類越發展，人們就越難以生存了？生存壓迫著年輕人，也就壓迫著人口再生產，而這個壓迫卻是由人類自身經濟發展所導致的。難道人類要面臨發展與延續的兩難選擇？
困惑之六：避孕與墮胎技術
對性自由和孩子負擔思想之下，避孕和墮胎技術被認為是對人類的解放。本來，若沒有避孕與墮胎技術，導致人類文明人口再生產危機的上述困惑可以因對性愛的需求而避免。但有了這些技術，人類再生產危機的社會經濟機制就順利的進行了。不知這項技術，到底是解放了人類還是自由自絕的滅亡了人類。當然，更根本的問題是現在社會的社會經濟機制。
在缺乏避孕與墮胎技術的過去，即使一個民族的生育文化不夠強勁，這個民族一般也會因自然的兩性結合而自動延續下來。如果碰上好的生存環境，在安寧的狀態下，沒有避孕與墮胎技術的過去還可以使民族幸運的興旺繁衍開來。由于那時猛獸、自然災害、暴政、戰爭和瘟疫的存在，缺乏醫療條件，兒童死亡率高，還經常出現人口暴減。由于缺乏避孕和墮胎技術，人類保持了較高的生育率。在高死亡率之下，由于高出生率做保證，人類或民族才得以延續下來。其實在過去，至少有一部分婦女也并不想一性愛就要面對生孩子，只不過是沒有選擇技術可供選擇罷了。如果有這種選擇的自由，可能人類已經滅亡了。有人埋怨毛澤東沒有更早的開展計劃生育（如馬寅初），那是因為缺乏避孕技術。還有人認為毛澤東鼓勵生育導致了新中國建國初期的高生育率，這種認為是錯誤的，在缺乏避孕與墮胎技術的條件下鼓勵與不鼓勵生育是一樣的，鼓勵生育并不能再讓婦女多生孩子。
困惑之七：生育的微觀基礎遭破壞
家庭是社會的細胞，是人口再生產的微觀基礎。在現在思想和社會經濟機制之下，離婚率越來越高，晚婚或不婚越來越多，第三者也更普遍，結婚成本與條件越來越高，家庭不是組合難度加大就是更易被破壞，人口再生產的微觀基礎越來越差。離婚、不婚、晚婚和婚姻愛情家庭的不穩固，都在降低生育率。
困惑之八：生育能力降低
2009年11月9日《北京晚報》第15版發布該報調查結果顯示中國80后不育不孕率竟然高達20%，也就是說每5個中國80后就有一個患有不孕不育癥，這意味著我們民族的繁衍能力已經大為下降。由于現在生活生產方式，由于各種污染和食品的不安全或有意無意的“污染”添加，導致人類的生育能力呈不斷下滑的趨勢，甚至有人預言50年后人類失去自然生育能力。
不僅人類的生育能力在“自然”的降低，還有“種族陰謀分子”企圖以輸出含反生育基因的轉基因食品或轉基因種子來破壞其他民族的生育能力，以達到消滅“低等人種”、降低它國人口實力和陰謀其資源或生存空間的目的。
中國在缺乏對轉基因食品安全論證的情況下，2009年就成了全世界第一個也是唯一一個批準種植轉基因主糧的國家（目前轉基因技術主要被歐美掌握，但轉基因食品在歐美卻遭到強烈抵制）。美國的孟山都公司從2001年至今在廣西廣大農民不知情的情況下已經推廣了上千萬畝轉基因玉米，在多數中國人還不知道轉基因有何可能危害的情況下許多中國人食用的就是美國轉基因種子產的轉基因大豆油。恩道爾在他的《糧食危機》中說美國孟山都公司銷往發展中國家的轉基因玉米種子是含有反生育基因的。據新華網2008年11月13日報道說奧地利研究人員發現長期食用美國孟山都公司轉基因玉米的實驗鼠生育能力下降，而且后代重量輕、體質弱。
困惑之九：低生育率會陷入惡性循環而難以自拔
現在人類社會存在和發展的模式是：人口再生產創造出物質再生產的勞動者和消費者→物質再生產，也即經濟得以存在和健康循環→然后以物質再生產成果支持人的生存發展和人口再生產的持續進行→人口再生產再次促進經濟社會的發展→經濟社會再次影響人口再生產。人類社會總是處于這樣一個循環之中。如果這個循環是良好的，人類社會就能夠健康的可持續存在和發展。如果這個循環是惡性的，人類社會將處于衰亡的危機之中。
消費創造需求，需求創造就業，就業獲得收入，收入支持人口再生產。也即是人類消費與收入的健康循環維持了人口再生產的健康持續發展。在任何一個國家，總是孩子與年輕人口超前消費而中老年人口滯后消費，低生育率、老齡化的必然結果就是消費需求長期不振。一切投資需求皆源于最終消費，而一切最終消費都源于人的需求，低生育率、孩子與年輕人口減少、人口萎縮的必然結果就是投資需求長期不振。人口再生產作為經濟社會的基礎，低生育率必然最終導致經濟社會問題嚴重惡化。由人口經濟社會規律的總和所決定，任何一個經濟體，長期的生育率低下最終會導致長期的“失業魔鬼”、青年失業問題和青年壓力沉重。一個社會，誰來生孩子？年輕人生孩子，但低生育率的惡性循環首先危害和危害最大的就是年輕人。
由人口再生產對經濟社會的基礎性作用和人口經濟社會規律所決定，低生育最終會形成這樣一個惡性循環：由于生育率低，新生消費人口與消費旺盛的年輕人口不足或整體消費人口衰減，造成消費不足，導致產能過剩、投資不足和財富相對或絕對的大幅縮水，繼而加重經濟低迷和民生壓力大，促使生育率繼續低下；由于生育率低，老齡化嚴重，政府與社會養老負擔重，用于發展的資源少，發展成本上升，發展能力下降，導致政府與社會壓力的增大和生育率的繼續低下；由于生育率低，人力資本的供應力下降，企業競爭力下降，導致國內經濟不景氣和人才外流，又進一步加劇企業競爭力下降，繼續經濟不景氣和生育率低下；由于生育率低，造成人口老化，收入提高的能力下降，加之經濟不景氣，個人消費與投資信心不足，反而又導致收入、消費、投資三者相對或絕對下滑和生育率低下；由于生育率低，造成經濟不景氣和國內企業競爭力不足，導致就業壓力增大，尤其是年輕人的就業壓力更大，促使生育率持續走低；由于生育率低，最終導致政府收支嚴重惡化，造成政府減緩社會壓力與鼓勵生育的能力大為降低，生育率依舊走低。由于上述惡性循環和及其導致的生育率持續低下，使人口與社會陷入持續萎縮的陷阱和衰落的螺旋，使人口、經濟、民族、國家陷入惡性循環而難以自拔。
中國很奇怪，自己人為的逼迫自己提前并加速要走上這個惡性循環。強制計劃生育和一胎政策和社會經濟思想文化機制一起讓中國生育率十分低下，導致經濟社會的有機體——人口結構不斷惡化。人口是經濟社會的生命體，生命體的惡化必然帶來經濟社會發展基礎的惡化，最終再次傷害人口再生產并走向惡性循環。現在計劃生育強制和提倡少生孩子，必然減少未成年人消費減少并提高勞動參與率，惡化內需、減少就業崗位并加劇就業競爭壓力。而未來，由于老齡化迅速發展、消費旺盛的年輕人口快速減少和勞動力的高速下滑，最終導致中國年輕人壓力沉重，嚴重抑制中國的人口再生產，加速并大大加重中國走向這個惡性循環。
困惑之十：政府也失靈
由于人口再生產屬于公共產品，在它的供給方面，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一定會失靈，導致供給嚴重不足。所以應該由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去彌補市場失靈，由政府為大家或社會提供“人口再生產”這個公共產品。但政府在人口再生產方面也失靈了。現在的政府，即可以無償的從現在勞動者和消費者身上獲得稅收，也可以無償的通過政府負債來從未來人口身上透支財政收入。也即是說，本屆政府可以無償的使用人口再生產的收益，還可以不去支付任何人口再生產費用，甚至還可以通過透支人口再生產來獲取短期收益；本屆政府有獲得過去人口再生產收益的權利，卻沒有為未來造人的義務；人口再生產是未來政治家的公共產品，但沒有現在的政治家樂意毫無補償的去支付私人成本。鼓勵人口再生產，在政治上同樣也是公共產品，所以必然面臨政治上的嚴重供給不足。
只有持續造人，才能持續造物。只有人口的可持續發展才能有未來經濟、社會、民族、國家的可持續發展。現在鼓勵生孩子，可以為未來經濟社會發展注入強勁的人力資源和人力資本動力（最根本的動力），可以為民族和國家的長期發展注入最核心最持久最強大的能量。由于人力資本邊際收益遞增，物力資本邊際收益遞減，人力資本收益率高于物力資本，所以鼓勵生育就是最佳的發展選擇——不僅可以挽救發展危機，為未來注入強勁發展動力，更是一種高收益的投資。可現在出生的孩子，15年后才能變成勞動人口，一般也只有20年后才能變成真正的勞動供給和帶動房產、汽車、電子電器等產業消費潮的到來。政治人物一般連任兩屆，最多在位8到10年，但人口再生產的長周期性決定即使他能連任三屆四屆，鼓勵生育的未來經濟社會發展成果也不會在他任內顯現。同樣，要化解未來重老齡化的經濟、社會、民主與政治壓力，要根本解決低生育率下的國家發展危機和民族發展危機，最根本的措施還是現在大力鼓勵生育，但這些“重大貢獻”的成果依舊不會在政治家任期內顯現。有人說：“政客關心的是下一次選舉，政治家關心的是下一代。”但真正把未來放在首要位置的真正政治家有幾個？哪一個國家的制度能夠保證政治家更關心未來？可悲的是，基本都是選擇短期行為。對政治家來說，鼓勵生育是私人成本，收益卻是公共產品。盡管鼓勵生育利人民利國家利民族未來，但由于“公共產品私人供給的悲劇”，政治家對鼓勵生育總是動力不足，很難有愛國的政治家真正大力鼓勵生育，更難有十分愛國的政治家為拯救民族和國家的低生育率危機而把人口問題放在首要位置。“公共產品私人供給的悲劇”決定人類的低生育率危機將不可避免的到來，而且還沒有制度保證人類能夠戰勝這場危機。
在中國，很奇怪，盡管中國已經處于危險的超低生育率，政府不僅不鼓勵生育，還要用計劃生育抑制中國的人口再生產。由于人口再生產的長期性，孩子總要先被撫養，而不能立即變成勞動者去創造GDP，所以在短期內計劃生育總是有利于提高人口紅利和人均GDP，可以提高政治家的業績，還可以讓政府和各級官員有一筆“計劃生育收入”。這對政治家和各級官員來說，尤其是對計劃生育部門來說，計劃生育總可以獲得當期個人收益，而未來卻由全體中國人去支付計劃生育成本。現在的年輕人減少、民工荒、老齡化飛速發展、養老危機苗頭和低生育率導致的就業壓力大，都是計劃生育成本的顯現，人民不得不承受它，而真正的低生育率大危機還在后頭。所以，計劃生育是“私人產品社會供給”，是人民支付成本，而政府尤其是計劃生育部門獲得收益。如果改變人口政策轉而鼓勵生育，現在政府和政治家不僅失去原有收益，還要支付轉變成本，而轉變人口政策和鼓勵生育的未來收益卻是人民的、大家的和未來政府與政治家的。因而，轉變人口政策也存在“公共產品私人供給的悲劇”。 盡管中國總和生育率在1991年就顯著低于了世代更替水平，未來人口減少已成定勢，只不過是現在多數中國人還未活到預期壽命，總人口數量因人們晚死而虛增（由于在未來必定會死，由晚死增加的人口必然會倒過來再減少）。2000年人口普查顯示中國總和生育率已經低到超危險的1.22，2005年1%人口抽查顯示中國總和生育率也僅有危險的1.33。這樣的超低危險生育率，意味著未來經濟、社會、民族、國家的大危機，無論如何都應該立即停止計劃生育轉而鼓勵生育。但由于計劃生育在政治上是“私人產品公共供給（權力受益人民支付成本）”，轉變人口政策和鼓勵生育是“公共產品私人供給”，所以中國人口政策轉變之難就不難理解了。
對權力所有者來說，計劃生育的收益是個人的，成本是人民的。這就像一個只有靠向社會大量排污才能生產少數人使用產品的企業，利益動機決定權力總是更喜歡繼續計劃生育，盡管這對人民、對國家、對民族未來來說代價是十分沉重的。對于生孩子，生多少本來是人民自己的事，但政府以國家的名義拿走了這項權利，并從這項權利中獲取“私人利潤”。生孩子是公共產品性質很大的公共產品，本應該由社會或國家支付主要成本。但有了計劃生育，國家不僅不支付這項成本，權力所有者還拿它獲利。于是在“公共產品私人供給的悲劇”基礎之上又產生了“人民權利政府尋租的悲劇”，中國的計劃生育亂象和超低生育率就可想而知了。
無論是經濟制度，還是政治制度，還是思想文化力量，現在社會都越來越鼓勵“造物不造人”、“用人不造人”。人類的文明，似乎已經走上了自絕的道路。任何一個文明，只要人口再生產被輕視被邊緣化，只要生育率持續低于世代更替水平（維持人口不增也不減的生育率水平），大衰落是必然，滅亡也只是時間問題，現在人口再多也不例外。
根據《世界人口狀況報告》，現在已經有7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總和生育率（平均每位婦女一生的生育數量，以下所稱生育率皆指總和生育率）低于2.1，而且人類的生育率已經處于長期下滑的趨勢。根據聯合國人口基金會2009年的數據，現在全球平均每個婦女生2.6個孩子，發達國家為1.7個，欠發達國家為2.7個，最不發達國家為4.6個。現在全球平均總和生育率高于世代更替水平主要是落后國家多生孩子的貢獻。隨著發展中國家經濟社會的不斷發展，人口再生產的“公共產品私人供給的悲劇”將不斷顯現，現在經濟社會文化政治機制最終將使全球總和生育率將低于世代更替水平，人類文明不久就會面臨空前的低生育率危機。
三、中華千年危機
在這場人類文明的困惑面前，在這場危機面前，不同的民族因生育文化等方面的差異而有不同的反應：有的民族生育文化較能承受現在社會的沖擊，生育文化依舊比較強勁，生育率仍較高；有的民族生育文化經不起現在社會的沖擊，生育文化變得十分脆弱，生育率十分低下。
任何一個民族的生育文化，都有三部分構成：1）生育的微觀基礎保護，如阻止性自由泛濫的文化或宗教規定，許多民族傳統文化與宗教對新娘貞潔的要求和反對婚外性行為，都是要保護生育能力、保護婚姻家庭。2）生育的物質激勵，如養孩子防老，這是原先漢族生育文化的支撐。3）生育的精神激勵，包括對孩子的喜愛、神靈的要求或自己和先人靈魂對孩子的需求等，如伊斯蘭教先知穆罕默德說：“你們生育，你們繁殖，未來我要以你們與其他各民族競賽”。民族生育文化的這三個部分，對本民族生育起著保護和促進作用，從而使自己民族興旺延續發展強大起來，是支撐一個民族發展延續的核心。各民族的先賢，或宗教創始人，由于認識到人口和生育對民族或宗教生存發展強大的意義，有意或無意的創造了支持自己民族生育繁衍的文化。但現在中國人的大智慧，至少在人口與文化觀念方面還不如兩三千年前的中華先人。
漢族生育文化由“養兒（女）防老”、“傳香火”、“不孝有三，無后為大”、“萬惡淫為首，百善孝為先”、“早生貴子”、“多子多福”等思想元素構成的。“萬惡淫為首”，反對淫亂，可以保護生育能力，保護愛情婚姻家庭，從而保護本民族生育的微觀基礎。古羅馬、古巴比倫文明，都曾經因為長期淫亂，導致生育能力降低，最后滅亡。“養兒（女）防老”、“百善孝為先”，前者引導多生孩子，后者保證養孩子的投資收益，從而促使族人多生孩子。“傳香火”強調祖宗神靈和自己靈魂對生孩子的要求，“不孝有三，無后為大”在道德上懲罰不育后代的人，“多子多福”就直接認為孩子多了就是好，這些在精神上激勵族人多生多育。“早生貴子”提倡早婚早育，尤其對女孩，這樣可以充分利用女性的最佳生育期，有利于多生并優生。這些生育文化，確保漢族成功延續幾千年，并最終成為世界上最大的民族。
但是，我們中華民族的這些生育文化太不耐現在社會沖擊了。作為中華民族生育文化的最大支撐，“養兒防老”在現在養老方式和生孩子收益公共化的沖擊之下迅速倒下。“傳香火”被認為是迷信，在無神論泛濫的情況下老祖宗立馬就不靈了。“不孝有三，無后為大”，孝文化在快速流失，更別提用生孩子傳香火孝順父母和祖宗了。“萬惡淫為首”，現在黃色和性交易泛濫，性自由主義思潮幾乎襲向所有的年輕人，幾乎快成了“萬善淫為首”了。在性泛濫之下，性病毒廣泛傳播，不健康性活動大幅增加，生育能力受到性泛濫的嚴重侵蝕。性過分自由，又嚴重損害了愛情婚姻家庭，性問題矛盾成了愛情婚姻家庭問題的最大禍水，人口再生產的微觀基礎被嚴重破壞。漢族缺乏宗教信仰支撐，祖宗的一句“萬惡淫為首”早就被忘光了。“百善孝為先”，在自由化和對傳統的叛逆之下，在年輕人的經濟壓力之下，孝文化被嚴重淡化。“早生貴子”被教育的延長、生存立世成本的提高和人口再生產的邊緣化等遺棄，“晚婚晚育”的宣傳更是徹底摧毀這種文化。“多子多福”，在孝文化淡化、人口再生產收益公共化和養孩子成本不斷提高的今天，變成了“多子多負擔”。等等，漢族的生育文化在現在社會之下不堪一擊，迅速被沖垮。在思想大解放、社會道德墮落、計生宣稱鋪天蓋地、現在經濟社會運轉機制和社會養老的作用下，漢族的這些傳統民族生育文化元素已經流失殆盡，而新的民族生育文化又沒有形成，必然導致漢族生育率處于危險的超低水平。漢族人喜歡生孩子，早已成為過去的歷史和現在的天大謊言！
綜觀全球各國各地區，華人總是生育率最低的群體。現在中國生育率已經降到1.3左右，而聯合國人口基金會2009年的《世界人口狀況報告》數據顯示：2009年全球平均每個婦女生2.6個孩子，發達國家為1.7個，欠發達國家為2.7個，最不發達國家為4.6個，而扣除中國后的欠發達國家為3.1個。在大力鼓勵生育的情況下，2009年臺灣澳門總和生育率僅為1.0，香港也僅為1.1，連排世界倒數前三名。縱覽世界現實，豈能說中國人或漢人喜歡生孩子？現在漢族生育率僅1.2左右，這意味著漢族人每過一代人口大約減少45%，7代之后（約200年）人口減少為原來的1.5%（大約1800萬人），10代之后（約300年）人口減少為原來的0.25%（大約300萬人），況且還是老齡人口比例巨大，新生兒比例極低。中國人口在公元前3000年－公元前2000年左右的堯舜禹時期以及公元前1000年左右的西周時期大約是1000萬，占世界同期人口的1/3。由于那時人口壽命低，兒童比重很高，所以持續1.2的生育率使漢族在200年后的新生兒數量還不如5000年前的水平！盡管現在漢族人口很多，但漢族在一二百年里就可以完全淪落為一個又老又小而且是人口繼續急劇減少的“瀕危小民族”，中華文明五六千年來建立起來的民族人口基業可以在一二百年里完全毀掉——中華民族五千年未有之變局——千年一毀！
2000年人口普查顯示中國總和生育率降到1.22,2005年人口抽查顯示也僅為1.33。現在中國孩子出生時的母親年齡眾數是26歲，也即可以認為中國一代人的時間是26年。按1.2的生育率計算，新生兒童每過一代減少45%，26年后中國新生兒童萎縮將近一半，52年后減少70%，104年后減少91%。按照1.3的生育率計算，中國新生兒童數量26年后減少40%，52年后減少64%，104年后減少87%。實際上，由于中國兒童性別比嚴重失衡，1.3左右的生育率就會使中國26年后的人口再生產能力降低50%以上，這相當于把中華民族人口再生產能力攔腰折斷！
事實上，中華文化特征損毀的速度和對中華民族認同淡化的速度可能比這還要快。由于生育文化的差異和計劃生育政策的差異（漢族城市一胎，農村頭胎是女孩可生二胎；少數民族兩三胎，計劃生育執行寬松，實際可以更高），少數民族生育率顯著比漢族高，如2000年哈薩克族生育率為3.20，維吾爾族生育率為3.16，而此時漢族生育率僅略高于1.1。《2005年全國1%人口抽樣調查主要數據公報》顯示，從2000年11月1日到2005年11月1日，全國共增加4045萬人口，其中漢族人口增加了2355萬人，5年僅增長了2.03%；各少數民族人口增加了1690萬人，增長了15.88% 。就是說這五年總增加人口中少數民族占42%。從2000年到2005年這五年共死亡4150萬人口，以8.925%的少數民族比例來計算，死亡人口中少數民族占370萬。也就是說這五年全國共出生8195萬人口，其中少數民族2060萬，占全國出生人口的25.14%。除了少數民族生育率較漢族高外，還因為漢族與少數民族結婚后為享受政策優惠而把孩子登記為少數民族。在中國整體人口增長速度不斷降低且很低的情況下，少數民族人口卻呈加快增長的趨勢，如1953到1982年少數民族人口年增長率為2.24%，1982到2000年少數民族人口年增長率升到2.52%，2000到2005年少數民族人口年增長率竟加速到2.99%，而此時漢族人口年增長率已經僅為0.40%（而且很快面臨人口負增長）。按照這樣的趨勢推算，顯然現在漢族每年新生人口數量已經不足中國的70%，由于漢族生育率超低且新生兒童性別比失衡嚴重，這個70%很快就降到60%乃至50%以下，百年之內中國最有活力的人口將多數是少數民族。比如在新疆，雖然目前漢族仍然占新疆總人口的39.7%，但是漢族每年新出生孩子不到新疆總出生孩子的18%，而且還在快速下滑，不久后漢族青年在新疆的比例將不足10%。
當然，我并不是反對少數民族人口增加。多數少數民族實際上與漢族同根同源，漢族與少數民族融合、交往和共同生活了幾千年，漢族與少數民族都是中國人，都應該增加。無論漢族還是少數民族人口實力增長，都是中國人口實力的增長，都是好事。而筆者反對的是：中國在超低生育率之下不應該繼續計劃生育，不應該對漢族執行強制計劃生育和一胎政策，讓漢族孩子快速減少；同屬于中國人不應該因民族不同而人為制造待遇差別，讓漢人不想讓自己孩子當漢人了。事實上，現在的人口與民族政策也同樣不利于少數民族。少數民族的人口實力和人口再生產能力也受到計劃生育的削弱，只不過是沒有漢族嚴重罷了。漢族生的孩子少了，母嬰兒童消費消費減少，加重中國內需不足。再加上計劃生育提高勞動參與率，讓少數民族青年的就業更能。由于民族優惠政策，慣養了一些少數民族青年，使企業更不敢招收少數民族員工，反而使少數尤其是少數民族青年就業壓力更大。未來漢族人口比重快速降低的過程，也是中國老齡化迅速推進和發展能力急劇下滑的過程，同樣也是中國向心力、凝聚力與和諧團結局面惡化的過程。失去了漢族的主體地位，事實上中國也因老齡化、人口衰減而失去大國尊嚴和保證團結和諧的向心力，這對少數民族來說也不是好事。漢族生的孩子太少，未來中國老齡化嚴重，發展衰微，少數民族亦因此損失很大。隨著少數民族向現在經濟社會的邁進，少數民族也會出現生育率的下滑，如果漢人生孩子太少就會造成中國老齡化過重，政府對包括對少數民族在內的所有中國人的鼓勵生育獎勵補助能力將大幅降低，同樣不利于少數民族未來的發展延續。這樣的人口與民族政策，對少數民族無論是現在還是未來都不是好事，更是降低了中國人對中華民族的認同感和中華文明的發展延續能力。
第五次人口普查顯示，1998-2000年平均每年出生女孩593萬；2003年1‰調查顯示，此近5年每年平均只出生女孩579萬。而隨著經濟的發展，社會的轉型，房價和養孩子成本的攀升及性別比失衡的持續發展，2001-2010這十年每年新出生女孩只會比2000年及以前進一步的減少。扣除死亡、不育、單身、丁克等因素，近十幾年來每年新生可以為中國生育孩子的女孩只有500萬。而1990年及以前每年出生女孩1200萬左右。也就是說今后每年實際加入生育隊伍的育齡婦女將從2005年及以前的1200萬左右快速下降到2015年左右的500萬。中國20-29歲生育旺盛期婦女將從2010年的1.1億然后快速下滑到2017年的0.9億，到2023年只有0.65億了。現在在大力鼓勵生育的情況下，香港每個婦女只生育1.1個孩子，臺灣澳門只生育1.0個孩子，韓國只生育1.2個孩子。考慮到中國大陸的生育文化破壞遠比港澳臺和韓國嚴重，中國又處在急速的經濟社會轉型時期和高房價高醫療高教育成本的時代，生活工作壓力極大，年輕人的生育意愿和養育能力只會更低。即便是大力鼓勵生育，中國大陸的生育率依舊會非常低，港澳臺和日本韓國等國家現實就是最好的證明。如果現在不立即調整人口政策并大力鼓勵，那我們很快就會錯失時機。在每年進入生育階段的育齡婦女是1200萬左右的時候，每年新生兒童數量還不到世界的10%。如果再遲疑下去，到時候每年進入生育階段的育齡婦女只有500萬，那時候我們每年新出生兒童數量會達到世界的4%嗎？一個一直占人類人口1/3左右的偉大民族將快速的衰落，我們中華民族還何以立于世界強族之林？80后是中國的最后一次嬰兒潮，如果錯過了，中華民族也許真的要萬劫不復了。
任何一個民族，只要他的人口與生育文化雄立不倒，哪怕她被打倒一萬次，她還能站起來繼續跟你打；如果他的人口和生育文化萎縮倒下了，你打他一次，他就完了。眾多人口與強勁生育文化，才是一個民族最持久的生命力。留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留著人口在，不怕沒機會（翻身、發達）；留著孩子在，不怕沒希望（翻身、發達）。青山不再，柴火必盡；人口不再，族火必衰；孩子不再，希望必失。五千年來，我們中華民族，尤其是主體漢族，歷經入侵，歷經戰亂，歷經災難，多次亡國，多次瀕臨亡族，多次損失慘重。但我們卻敗而不亡（亡國），亡（亡國）而不死（民族仍延續），損而不折，依舊頑強的生存延續著，難道不是因為我們人口眾多、生育文化強勁嗎？眾多人口讓我們經得起戰亂，經得起損耗，經得起折騰；強勁的生育文化讓我們在戰亂之后、巨損之后、折騰之后隨即補充眾多的年輕人口，讓我們依舊有力量依舊頑強的生存著。這就是我們敗而不亡，亡而不死，損而不折，五千年來強勁延續下來并最終成為勝利者的秘密所在。但是，讓我們民族尤其是讓漢族倔強延續的強勁民族生育文化卻已經離我們遠去了！
中華民族不僅面臨千年未有的人口數量上的發展延續危機，還面臨五千年來空前絕后的光棍危機。中國新生兒男女性別比失衡在1978試行一胎政策和更強制的計劃生育后不斷升高，1990年達到112：100，2000年是118：100，2007年和2008年又分別達到120.22：100和120.56：100。《2006年全國人口和計劃生育抽樣調查主要數據公報》顯示1996-2005年出生嬰兒的性別比竟然高達127：100。由于人口政策與公民要男孩的愿望相矛盾，導致許多父母被迫進行胎兒性別鑒定。若想要男孩又不想接受計劃生育懲罰，或懲罰確定又想保證要男孩，不進行性別比鑒定的要男孩失敗風險高達50%。特別是“超生”代價高的人群和多胎“超生”代價沉重的人，更可能被迫選擇性別鑒定。結果必然造成：兒童性別比失衡程度隨胎數次序快速遞增，且“超生”代價沉重的人群所生孩子性別比失衡更嚴重。比如，海南省在第五次普查中發現，“生產、運輸設備操作及有關人員”的出生嬰兒性別比是132.1（以女孩為100），其中一孩、二孩、三孩的性別比分別是118.3、119.4、233.3；“農林牧漁水利人員”的出生嬰兒性別比是134.9，其中一孩、二孩、三孩的性別比分別是101.9、164.6、190.4；“辦事人員及有關人員”的嬰兒出生性別比是170，“專業技術人員”的嬰兒出生性別比是221.7， “國家機關、企事業單位、黨群組織負責人”的嬰兒出生性別比是250！也許有人還認為存在瞞報女孩，所以認為性別比失衡沒有數據顯示的那么嚴重。事實上，如果瞞報，更可能是瞞報男孩，因為瞞報的基本是“超生”孩子，即“二胎”或“三胎”，而“二胎”或“三胎”相比于“一胎”性別比失衡極其嚴重。并且，一些地方政府和計劃生育部門存在修改兒童性別比的利益傾向。所以，中國兒童性別比失衡程度更可能比數據顯示的還要嚴重。根據2000年人口普查數據推算，到2020年前后，中國將有11276萬25～35歲的男青年，對應的適益婚配的20～30歲的女青年只有7206萬，男比女高出4000多萬。現在人口政策每晚改革一年，就要增加150萬條光棍，每四五個男性就有一個找不到老婆。失調的性別比將大大加劇買賣婚姻、拐賣婦女、賣淫嫖娼、強奸等違法犯罪行為和其他難以預知的行為，將極大地影響社會的和諧與穩定。以前我們說“越窮越革命”，這是很有道理的，因為窮人不僅生活壓力大，而且“革命”的機會成本很低，所以易“革命”。實際上，“光棍更革命”：光棍的心理問題更嚴重；光棍“革命”的機會成本更低；光棍沒老婆沒孩子，無家庭之憂更不講未來，鬧起事來更不講代價。“更革命”的光棍大規模出現無疑要增加中國的犯罪和不穩定。
人口是一個民族最大的財富，生育文化就是民族的“龍脈”。當中華民族民族生育文化損毀后，當中華民族孩子不斷減少時，失去的不僅是人口，還有經濟、科技、政治、文化、軍事等各方面的實力與競爭力。人口是民族與國家的生命體，物質財富是人生產的，科技是人研發的，軍事是人裝備的，政治與文化的影響力是由人執行的，人口是一個民族與國家實力與競爭力的力量源泉。在經濟貿易全球化、物質資源相互流動和知識技術、制度、教育等各方面不斷相互學習跟進的今天，在制度、教育、人口素質和人均人力資本鴻溝差異不斷縮小的今天，決定一個民族與國家競爭力的，決定一個民族與國家實力的，決定一個民族與國家發展未來的，其根本就是不斷發展變化的人口實力（包括數量、質量和結構），而GDP或其它物質指標和人文指標只不過是人口因素的社會表現。當我們中華民族處于超低生育率和孩子不斷減少的時候，危機不僅是我們中華民族何以復興，連我們民族的生存延續都是問題！
19世紀末，面對西方列強的侵奪，李鴻章感嘆中國碰上了“數千年來未有之變局”。但那時中國生育文化還很強勁，生育率還很高，經得起打擊，把列強趕出去之后還是頑強延續的中華民族。而當中華民族生育文化損毀和超低生育率到來的時候，才真正是中華民族五千年之未有的空前大危機！
四、中華如何面對未來
隨著低生育率的持續，隨著計劃生育惡果的顯現，每一個中國人都將面對工作、生活、養老等各方面的人口危機。只要你是中國人，只要你生活在中國，你都不能逃脫它的影響。我們中華民族，如何面對并擺脫這場生死危機？
拯救之一：促使人口政策和中國人口思想立即大轉變
人口決定命運，改變中國、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未來命運必須立即改變人口政策。人口政策不進行180度的大轉彎，中華民族持續快速衰落的命運就不可避免。改變的越晚，改變的越慢，改變的力度越小，中華民族的損失就越大。超低的生育率猶如中華民族的主動脈大破裂，若不立即挽救，中華民族的機體將迅速衰敗。希望黨中央國務院拿出當年拿下“四人幫”立即停止“文革”的魄力，力挽狂瀾，扶中華民族大廈之傾倒！
思想決定政策，改變中華民族的命運必須首先改變中國人口思想，尤其領導決策層、人大代表和媒體工作者們的思想。在這場中華民族的生死危機面前，希望所有已經發現中華民族人口危機的每一位炎黃子孫，希望所有的中國愛國者，希望我們的廣大媒體，請積極宣傳新的人口思想。由于過去幾十年全方位的反生育宣傳教育，中國人口思想還處于“黑暗的中世紀”和“愚昧的封建時代”，所以在中國的人口思想面前，需要一場“文藝復興”和“新文化運動”。人口是經濟社會民族國家發展的基礎，人口是發展的主體和發展成果的載體，人口觀決定發展觀，人口觀是決定經濟社會民族國家命運的世界觀。改變命運，請愛國者們從改變我們每一位同胞的思想開始。
拯救之二：人口再生產成本社會化、收益內部化
政府的所有稅收，公民的所有個人所得，無不包含著人口再生產的貢獻。人口再生產創造或維系了整個社會的一切，沒有人口再生產，整個社會的一切都會失去。由于人口再生產是公共產品性質很強的活動，必須由國家支付其直接成本和機會成本，否則就會因“公共產品私人供給的悲劇”導致人口再生產供給嚴重不足，整個民族、國家、經濟、社會的未來都會陷入危機。為此，人口再生產要成本社會化，收益要內部化。
無論是所得稅、流轉稅還是財產稅，均取自人口再生產的社會收益，所以政府要從稅收中抽出一定比例，用于反哺人口再生產。由于人口再生產絕大部分收益不可避免的社會化了，所以社會要支付人口再生產費用和機會成本的絕大部分。政府作為社會的代表，應該支付大部分人口再生產費用，并補償人口再生產的機會成本損失。也即是，國家出錢，人民出人；國家發工資，人民出力，共同支撐人口再生產。比如國家免費提供母嬰醫護或等額補助，發生孩子獎金，每年按孩子數量發放未成年人養育補貼，國家支付孩子的醫療教育費用，免費校餐，給生孩子而耽誤工作的媽媽或親人發工資，所得稅設計要照顧生孩子家庭和支持員工生孩子的企業，等等。另外，由于人口再生產屬于公共產品，不生孩子或少生孩子的人都可以“搭便車”，既然免費“搭”了“便車”，可以收取一定“人力資源投資費”或直接包含在個人所得稅中（由于一般收入越高，“搭”的“便車”就越多，所以可以規定所得稅中的一部分就是“人力資源投資費），對生一個孩子的減半，對生兩個及以上的免收（相當于對個人所得稅部分減免）。
一般來說，女性受教育越高，生孩子的機會成本就越高，所以學歷越高的女性生的孩子越少。但同時，學歷越高的女性，其智商一般越高。對男性來說，其道理也是一樣的。另外，一般學歷與智商越高的人越容易獲得更高的收入和獲取更高的職位，也更容易進入更高生活成本的地區（如一線大城市），他們養孩子的費用因其收入、所在階層、所在區位、精養孩子、攀比等因素而更高。結果，智商高的群體由于生孩子的費用和機會成本太高，他們生的孩子更少，尤其是對女性來說更是如此。這樣一來，民族的人口質量和人口實力就不可避免的相對降低。為此，對生孩子的獎勵與補助要體現實際公平原則：對養孩子費用和機會成本損失更高的人群進行更高的獎勵與補助，這樣才能保障民族人口質量和人口實力雙雙較快增長。同時，對一方或雙方是獨生子女的夫妻要進行更高一些的生育補助和獎勵，因為國家過去的人口政策給他們的父母和他們帶來了很大養老壓力與政策傷害，多補助多獎勵一些算是國家對公民傷害/損失的補償，以體現歷史縱向公平，也是撫平對國家過去政策的怨言。
雖然人口再生產成本可以部分社會化，但至少一些（其實是大部分）機會成本損失就根本無法社會化，所以還難防“搭便車”。 拿養老來說，只有生孩子才能真正供給養老力量，其他養老方式只不過是對人口再生產“搭便車”。如儲蓄養老，包括社會養老保險、商業養老保險和投資養老在內的一切養老方式所得的貨幣，只有未來的勞動者才能將老人手中的貨幣兌現成實際購買力，否則只能是一堆廢紙。由于持續的超低生育率，未來勞動力嚴重匱乏不可避免，加上低生育率重老齡化之下政府必然大力刺激經濟發展（低利息率加通貨膨脹），未來勞動力價格和勞務價格必然大幅虛漲，中國老人手中的貨幣必然大幅縮水。如“以房養老”，如果沒有人生孩子，你的房子在未來一文不值。由于獨生子女政策，2020年后的中國房價必然大跌，到時候不是房子養你而是你白白養房子幾十年。再如投資養老或養老保險金投資，如果沒有人生孩子，那些投資將全部打水漂，連那堆廢紙也得不到。由于中國年輕人口的持續快速下滑和未來勞動力及總人口的持續快速減少，無論是生產創造的勞動供給還是消費力量必然大幅下滑，企業既缺乏勞動力又產能嚴重過剩，投資養老必將大幅縮水或投資損失巨大，很可能還不如最笨的儲蓄養老。除自己養孩子養老外，其他一切養老方式都是“搭”養孩子養老的“便車”，所謂的現代養老方式都只不過是吃人口再生產的“大鍋飯”。這時，就需要對人口再生產收益進行內部化，也即是改變養老政策等。
現收現付的養老方式，純粹是無償占有過去和現在人口再生產的收益，必然嚴重打擊人口再生產的積極性。基金式的養老方式，相當于儲蓄養老與投資養老的混合物，還是無償占有別人的人口再生產收益，亦傷害人口再生產。而中國社會統籌加個人賬戶的養老方式，是前兩種養老方式的混合物，還是對人口再生產“搭便車”。這樣的養老方式，無論從公平性上講還是從人類的或民族與國家的可持續發展上來講，都是個錯誤！社會統籌，也即是中國現在養老方式中的現收現付部分，就是國家無償拿走現在勞動者的勞動成果或公民的人口再生產收益，然后發給現在的老人，以解決政府的養老金缺口和現在養老金支付的資金來源。個人賬戶，也即個人養老基金部分，低生育率不僅造成它必然大幅縮水（現在生育率越低，未來縮水就越厲害），也同樣是無償占有公民人口再生產的未來收益。若沒有人生孩子，個人賬戶在未來只是廢紙一堆，還不如現在花了算了。未來它之所以沒有完全變成廢紙，是因為別人的人口再生產收益流失到這些老人手中的貨幣身上了。人口再生產收益是人民的勞動成果，人民的勞動成果神圣不可侵犯，社會或政府沒有資格把它拿來讓大家一起分了。這種養老方式，即是不公平的也是錯誤的選擇。它不僅侵犯人口再生產者的勞動收益，更是因“公共產品社會供給的悲劇”讓未來經濟、社會、民族、國家陷入持久的低生育率大危機之中，必然導致未來經濟、社會、民族與國家的大衰落，甚至導致民族滅亡！“養兒（女）防老”是中華民族生育文化的核心，養孩子養老是中華民族延續的最根本激勵機制，社會化的養老方式就是抽掉/拿走中華民族的“龍脈”，必然導致中華民族的大衰落甚至面臨亡族危險！選擇了這樣的養老方式，即使不說是致中華民族于死地，也必然導致中華民族的人口根基大崩潰！同胞們，如果大家都想著沒有孩子或少孩子的輕松和社會養老的無后顧之憂，不僅我們中華民族復興是在空想，連我們自己后半輩子的“無后顧之憂”都是在做白日夢！我勸同胞們還是提早趕快醒醒吧！一個沒有養孩子負擔的民族，注定是一個要滅亡的民族；一個沒有養孩子負擔的國家，注定是一個沒有希望的國家。若同胞們再想沒有養孩子負擔而社會給養老，不但中華民族復興要打個問號，連自己后半輩子的養老也都成問題！
現在的養老模式，必須改變，必須將人口再生產的收益進行內部化，否則不僅這種養老方式很可能崩潰，連我們的未來發展和民族生存都要陷入大危機。首先，社會統籌部分取消，因為社會統籌也即現收現付無償占有他人勞動收益，是不公平的，是錯誤的，也是不可持續發展的。其次，個人賬戶改革，個人賬戶部分用于支付勞動者父母（也可以包括父母的父母）的養老金（養孩子收益內部化），部分用于支付勞動者未來的養老金（用于激勵繳納積極性）。再從個人所得稅中抽出一部分，根據老人的子女數量（也可以包括孫子女）和子女對社會的貢獻（可以參考子女所得稅納稅額等）支付給老人，子女越多貢獻越大就支付越多。這樣，養老金支付模式就變成個人賬戶加子女賬戶（也可以包括孫子女）并和子女所納個人所得稅（根據子女對社會貢獻的不同再調整一下）與子女數量掛鉤。而對沒有生育孩子也沒有領養孩子的老人，納入社會救濟范圍，再從財產稅中抽取一部分并根據過去貢獻對其進行數量不同的補助（有利于調動他們現在的物質再生產積極性）。當然，所有公民還可以進行儲蓄養老、投資養老、商業養老保險養老和以房養老等。如果生育率提高，這些養老方式的收益率也會提高或損失降低。如此以來，既不沖擊民族生育文化，又體現了在人口再生產上收益獲得上的公平性：既調動了人口再生產的積極性，又促進了物質再生產的持續發展；既有利于提高生育率，又有利于父母教育培養好自己的孩子（和孫子女）；既有利于提高未來老人的實際養老金所得和其他養老收益（如孩子照顧、天倫之樂），又降低了未來國家、社會、老人和子女的壓力，并從根本上促進了未來經濟、社會、民族和國家的持續發展，是最符合科學發展觀的最好最優的養老模式。從支付形式上看，其實這跟“個人賬戶加社會統籌”的模式沒有多大差別，改變的的只是激勵機制，也即“換藥不換湯”。趁現在中國老齡化還不是非常嚴重，在老年人大規模抗議之前，養老制度要盡快改革，否則以后就不會有這樣的“好機會”了。
也許認為老人為社會做出了貢獻，社會應該無償給他們養老（也即現收現付的養老模式）。“社會”是誰？也就是別人以前生的孩子所變成的現在勞動者。若沒有人口再生產，物質再生產貢獻不具有任何延續性，根本無法向后使用。如貨幣，沒有孩子就會變成廢紙；如工廠，沒有孩子就會變成廢墟！在當今社會下，物質再生產的貢獻已經被自己以個人可支配收入的直接形式和向國家納稅從而享受國家所提供公共產品與服務的間接方式消費掉了，沒有剩余。所以，無償的社會養老，也即現收現付模式，沒有存在的科學理由。上文也已經分析，現收現付的養老模式既是不公平的也是不可持續發展的，所以沒有必要做任何保留。
拯救之三：挽救民族生育文化
如果人口再生產的經濟、社會機制改變了，變得有利于人口再生產，中國的人口危機可以得到一定解決。但是，中華危機還是無法解決。在相同或同一個社會之內，民族生育文化的不同決定民族之間生育率的差別，從而決定民族命運變化的差別。由于中華生育文化或者說漢人生育文化已經在現在社會下幾乎已經流失殆盡，十分脆弱，必然會造成漢人在中國的人口比例和華人在世界的人口比例持續下滑。這種長期持續下滑的結果，還是中華文明或中華民族的大衰落（雖然是速度慢了一些）。所以，民族文化不挽救，中華“龍脈”不修復，中華依舊擺脫不了千年危機！
讓筆者和許多關心民族人口未來的愛國者最困惑的就是這個，修復文化太難了，說起來做起來都不容易，怎樣修復？筆者不才，只能提供一些建議。
首先，民族傳統生育文化中能繼續使用的要挖掘出來發揚光大。“養兒防老”要理解為“養兒女養老”，因為在現在社會男孩女孩都可以養老，況且女孩一般更孝順，和父母心里距離更短，關系也更融洽，且女婿與岳父岳母的關系一般又比婆媳關系好，因而可以宣傳養兒養女都養老。無神論和“傳香火”有的沖突，失去了“鬼神”、失去了“來世”，也就失去了祖宗之靈的監督和對“傳香火”的需求，也就更不講未來了，所以建議不要過度宣傳無神論。“傳香火”應該變為男孩女孩都是傳后人或“民族香火”。由于現在社會流動性較強，建議漢族或使用漢族姓氏的人都人人持一本“傳世家譜”，記載著家族的傳續和先人與自己對后代的期待，讓自己的后代一代接一代的傳下去，形成一種多生孩子多傳后人的文化。也可以女隨母姓、兒隨父姓，或多生幾個隨父隨母姓的都有，這樣生男生女都可以“傳香火”。“萬惡淫為首”一定要重新強化起來，要嚴厲打擊黃色泛濫和性交易（對光棍建議使用充氣娃娃等），阻止不良性自由宣傳或思想傳播，對傳播性病和直接或間接破壞她/他人生育能力的行為應該進行法律制裁，對破壞愛情婚姻的婚外性和尋花問柳的愛情騙子應該有懲罰措施（比如引進鞭笞），對女孩和未婚女性貞潔要系統保護并制定相應措施懲罰故意破壞者。愛情是偉大的，所以性應該忠于愛情，背叛偉大愛情之性就是渺小的。家庭是養育人類的地方，美好愛情婚姻家庭是人的溫暖之家和幸福港灣，背叛愛情、破壞婚姻、分裂家庭就是犯罪。她/他人身心純潔是她/他幸福婚姻的基礎，把性愛降低到自由性交的性泛濫思想就是把人變成畜生禽獸的思想毒瘤，不真愛她/他或并非想與她/他建立美滿婚姻家庭而破壞她/他人純潔就是一種犯罪。如果一種保守有利于發展與社會和諧，保守即是先進。如果一種自由會導致不幸和民族衰落，自由就是自絕！道德和法律務必要促進發展并打擊自絕的思想、文化、行為。“百善孝為先”要繼續發揚，應該和家庭民主與講道理結合起來，讓“孝”文化成為代際間和諧的典范，也同時保證人口再生產的父母收益，保證“多子（女）”就是“多福”。“不孝有三，無后為大”要升級，不僅是對父母不孝，也是對祖宗不孝，更是對中華民族不忠不孝！若大家都不愿多生孩子，民族必衰；若不生孩子，民族必亡，還有什么比造成民族衰亡而更不忠不孝的行為呢？不生孩子或不愿多生孩子，就是中華民族的不孝子孫。讓祖宗子孫繁盛，讓民族“香火/薪火永傳”，就是大忠大孝。“早生貴子”要繼續，尤其是要提倡女性早婚早育，這樣可以充分利于女性的最佳生育期，有利于多生優生。“多子多福”要變成多子女多福，要在全社會宣傳多生孩子的好處和多生孩子對民族、國家與社會未來的重要性，宣傳生育的偉大與奉獻精神，宣傳孩子的可愛和養孩子的樂趣，要從娃娃抓起、從小學到大學、從戀愛到結婚、從家庭到社區、無處不在的在全社會形成喜歡多生孩子的思想。
其次，要進行有意識的新文化再造，形成更全面更深刻更有利于生育的文化體系。比如面子文化會給自己生活造成壓力，從而壓迫人口再生產。勤勞文化容易造成過度勞累和人口再生產邊緣化，過于勤勞很不利于生孩子養孩子，建議中國人要放松一些，尤其是要切實保障休息與節假日的權利，嚴禁工作時間過長并縮短工作或加班時間。中國物質主義全球第一，精神信仰缺乏，容易造成壓力，不利于多生孩子。白種人有基督教（廣義）和伊斯蘭教，東亞黃種人僅有不生不育的佛教，中華文化圈缺乏有利于生育的宗教信仰。無神論或缺乏堅實宗教信仰的東亞黃種人/中國人缺乏精神信仰約束和面對現在思想沖擊的精神信仰支持，難以保持有利于生育的民族傳統文化，所以中華生育文化十分不耐現在社會的打擊；缺乏對抗物質主義、面子文化、社會生活壓力的精神信仰和宗教活動，所以生育容易邊緣化；缺乏祈城宗教信仰對胎兒生命權的尊重，所以對墮胎的看法比較隨便，導致生育能力和生育率因過多人工流產而較大下滑，中國到處看見的無痛人流廣告和每年1300萬次記錄在案的女性流產（還不知道有多少未記錄在案的。僅記錄在案的就占世界1/4）就是對幼小生命權不尊重的文化反應。因而，中華文化圈的低生育率就可想而知了。占黃種人57%的中國又進行計劃生育破壞自己的生育文化——“龍脈”，黃種人的大衰落趨勢就不可避免了。這種狀況，必須改變。中國至少應該嚴格限制人工流產并禁止流產廣告，保護胎兒生命權，形成反墮胎的文化，對兩個月以上胎兒應該禁止或更嚴格限制流產（這樣的流產最容易造成性別比失衡），否則中國女人的生育能力和中華民族的未來都被流產掉了。現在一些宗教在中國較快的發展，也許是好事，可以提供精神信仰支持并發揮道德教化作用，也可以補充中華文化因缺乏宗教信仰支持而生育文化在現在社會下較弱的缺點。但同時要合理引導，改變其中一些教義或規定或，宗教的發展盡可能的不能弱化對中華民族（尤其是漢人對漢族的認同）、中華先祖、中華血緣、中華歷史、中華先賢、中華思想和中華文化的認同，不能損害敬祖宗和連結民族的思想文化儀式，不能危害中華思想文化特征，不得排擠或敵視其它宗教、非宗教人士和非本宗教的思想文化。中國傳統的佛教、道教，建議改變其不生不育宗教特征，至少把其俗家弟子發展成多生多育的文化。中國人無論是有宗教信仰還是沒有宗教信仰，盡可能都變成多生多育的文化。建議愛國者、黨員和國家機關及企事業單位人員要帶頭多生孩子，發揮民族人口再生產的先鋒模范作用。
其實，多生孩子就是多數人可以做到的“大愛國”和大奉獻。能影響民族與國家實力長期轉變和命運變化的愛國才叫“大愛國”，創造先進思想制度文化、抵御外敵入侵或對本民族的傷害、生孩子與培養孩子，是事關民族與國家命運轉變的最根本三大貢獻，是影響力最持久的三大愛族愛國方式。但對多數人來說，生孩子養孩子最可能最現實，所以生孩子養孩子才是我們絕大多數人對民族對國家最根本性的貢獻和最大的愛族愛國行為。對多數人來說，生孩子養孩子是可以做到的“大愛國”，而其它多數只不過是影響短暫的“小愛國”。同樣，對多數人來說，多生孩子才是真偉大，因為多生孩子的成果主要奉獻給了民族、國家和社會，而其它多數貢獻一般都獲得了相應個人收益，不能稱之為偉大的無私奉獻。連做了好人好事，社會還夸獎你，可誰夸獎了多生孩子的父母呢？試想想，世界上還有多少比“做母親”或“做父母”更是對民族、對國家、對社會的無私奉獻呢？所以，如果你真的很愛國，如果你真的有奉獻精神，請您多生孩子。在低生育率的今天，多生愛國，“超生”救國！
拯救之四：降低人口再生產成本
由于養孩子成本構成決定，養孩子成本不可避免的較快速的提高，但中國的養孩子成本也太高了，必須系統的降低成本，決不能讓中國年輕人養不起孩子。比如對母嬰用品、母嬰醫護、少年兒童需求進行招標采購，然后再平價或低價銷售，一些可以完全由政府直接免費提供。對這些需求的生產企業或單位，盡可能的促使其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并保證質量。從幼兒園到大學，提供更多低價或免費教育，盡可能多的由政府支付成本。由于年輕人收入低或經濟實力不足，對買房、婚慶等盡可能的幫助其降低成本或提供支持。
在降低直接成本的同時，也必須降低人口再生產的機會成本損失，尤其是女性的人口再生產機會成本損失，或給予人口再生產機會成本損失較為充分的補償。如果機會成本損失較大，即便是直接成本降低了，一些人還是不愿多生孩子。在稅收和財政支出上盡可能的補貼其人口再生產機會成本損失的同時，要禁止企事業單位的一些規定或潛規則抑制員工進行人口再生產，并盡可能的在法律規定、社會規則與潛規則的形成上降低人口再生產的機會成本損失。
華人生育率之所以低，除直接相關的生育文化外，還和生孩子的高成本相關。奮斗文化提高了華人尤其華人女性生孩子的機會成本，精養孩子提高了華人養孩子的直接成本。這樣的文化，華人在短期內成功了，但在長期內民族卻失敗了，這是民族自絕式的成功。在國內，也是類似的。我們是不是應該反思呢？應該在海內外華人中提倡單個孩子的適度投入，不要過于精養（其實過于精養反而是有害的）。包括國內，在講男性華人個人奮斗的同時，更應該形成為民族發展而多生孩子的文化氛圍，甚至應該停止向華人女孩灌輸個人事業奮斗的思想，或至少應該大力培養華人女孩為民族多生孩子的民族發展奮斗精神。
我們的社會，能不能別對女性提出過高事業要求或灌輸那么多個人事業奮斗的思想？或至少從小培養女孩認為生孩子比個人奮斗對民族對國家對社會和對個人未來更重要的觀念。讓女性為個人事業奮斗或過多參與物質再生產的文化，看似在短期內發掘了女性“半邊天”的物質生產創造潛能，卻永久的削弱了民族、國家、社會未來的發展潛力和實力。造物不造人，提高女性人口再生產的機會成本，把女性過多用于物質再生產，是不可持續的也是自絕式的發展方式。我們的大學教育，尤其是研究生教育，建議適度偏向于錄取男性，從而不讓女性的人口再生產機會成本提高過多（如果文化改變，若女性收入提高愿意多生孩子的話可采取相反政策）。女性不進行物質再生產還可以進行人口再生產，也即生孩子養孩子，但男性不進行物質再生產還能生小孩嗎？要優化男女在人類社會兩大再生產上的合理配置，不要既浪費男性的物質再生產功能又浪費女性的人口再生產功能，否則最后受損的必然是整個社會——低生育率、老齡化、民生壓力大、（物質與精神）老無所依（尤其是更長壽的女性）和發展能力嚴重下滑。所以要在全社會、整個教育體系、從娃娃抓起強化男性應該養老婆孩子和女性更注重生孩子的和諧兩性分工思想。國家應該給付出機會成本的生孩子的女性發工資，或同時建議丈夫給在家生小孩養小孩的妻子發工資，或把丈夫的個人所得稅部分返還給生小孩養小孩的妻子。男女平等應該是相當的而不是絕對的，性別差異造成的應有分工差異是合理的。難道“把女人當男人用”的社會就公平嗎？從思想教育和提高機會成本來剝奪女性做媽媽的權利就叫公平？走向民族與社會衰落的思想才叫平等？男人造物，女性造人；男人再生產物質世界，女性再生產人類社會；男人創造世界物質外殼，女性創造世界精神內核（溫暖家庭）。看似男人創造很多，但女性創造男人并再造人類，母親才是人類大廈和人類文明發展延續的根基，生孩子的女人才是世界真正的幕后締造者。恢復男性主導物質再生產和女性主導人口再生產的和諧天然分工，是人類社會健康發展延續的根本，這才是真正的大公平。
拯救之五：人口再生產中心化
人口再生產是人類社會最基礎的再生產，是人類社會持續發展的核心。所以整個社會，從媒體、教育到經濟、文化和政治，必須將人口再生產放在最重要的位置，或者至少與經濟社會發展并列首位。比如對女性角色貢獻的認同，不要把女人當男人用，要把人口再生產放在比物質再生產更重要的位置，要使中國人尤其是女性認識到生育的偉大意義和自己生孩子的重要性。建議中國從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改為“以鼓勵生育和經濟社會發展為雙中心”，否則經濟建設也即物質再生產一條腿走路遲早要跌倒，連中華民族復興的根基都會失去。只有鼓勵生育和經濟社會發展的雙中心模式，才能協調人口再生產與物質再生產，才能使人口與經濟社會都獲得可持續健康強勁的發展，否則會雙雙走向滅亡的道路。“以鼓勵生育和經濟社會發展為雙中心”，才是真正的科學發展觀，才是世界上最具發展活力最具發展后勁最可持續的最強發展觀。中國只有選擇這樣的發展觀，中國才能成功崛起。中華民族只有依靠這樣的發展觀，才能實現民族的偉大復興！
拯救之六：民主促民生
有人疑問：為什么比我們富的美國人和比我們窮的印度人都養得起孩子而唯獨我們中國卻養不起？有網友回答說：“美國和印度的官員、議員都是人民直選的，因而他們的官員和議員都爭著巴結人民討好人民，所以把人民的生活成本和養孩子成本大大降低了。”說的太對了，中國民生缺的不是錢，而是民主或直選。只有人民直接選出的官員，才會爭著討好人民爭著為人民服務，人民公仆“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才能水到渠成。只有人民直接選出的議員/代表，才會想方設法體現出人民的需求和人民的利益，所以人民的利益、人民的需求、人民的聲音才能被議員/代表更深更全面的反映出來并更真實的代表人民行使權力。只有直選，什么“千人給市長下跪”、“人大代表故意撞人”、“鎮黨委副書記用杯子砸暈農民的‘杯具’”等等，這些中國式官僚主義亂相才會消失。所以，要從根本上改變民生、改變官僚主義、改變“人民權利政府/官員尋租的悲劇”，就必須進行直選。只有直選，中國民主才能真實有效的快速發展起來，中國政治和中國社會才更具有發展活力與生命力，社會主義的優越性才能從長期壓抑中釋放出來。只有直選，“人民權利神圣不可侵犯”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才能得到更切實的保障。只有這樣，用民主促進中國民生的長期根本改觀，中國人才能養得起孩子，才有精神勁頭生孩子。
推進中國民主進程，首先，強化人大功能，從鄉鎮人大代表到全國人大代表全部直選，代表按人口分選區選舉，人大代表尤其是全國人大代表和省、市、縣人大代表要職業化，并禁止黨政領導兼任(建議任期3年，無限連任）。這樣的人大代表，才能更反映民生民意，才能更專職專注的代表人民利益，才能把權力代表與權力執行分開并防止一些兼職代表把“權力從左手轉到右手”。同時，人大也不能變成官員的養老院，有本事他們自己參加直選競選來獲取人民代表資格。其次，從鎮長到省長全部直選，這樣才能讓官員在人民的制約下為人民服務。再次，改革政協，提升并擴充政協職能，在政協發揮統一戰線和民主協商功能的基礎上，再發揮對人大“查漏補缺”的作用。也即政協委員按人群類別、職業階層和利益群體來反映民意，這樣各黨派、各宗教、各民族、各人民團體和企業家、工人、農民、醫生、教師等等各類型人群都有自己的代表委員。人大是橫，政協是縱，縱橫交錯不留遺漏；人大是每一位公民都有相同的政治權力，政協是每類人都有自己的代表，既權力平等又民意反映完整。如果這樣，即便是中國民主不能稱之為最優的，但也是最好的類型之一。
政治與經濟相輔相成，上層建筑與經濟基礎相互制約，生產關系一定要時時適應生產力，只有經濟改革一條腿走路必然無法健康走遠。中國現在一系列經濟社會問題和官僚主義現象的根本，中國民生問題的最大根源，就是政治民主發展太滯后。權力決定權利，權利反映利益，不把權力直接放在人民手中（直選）就無法充分保障人民利益，民主/直選加法制才能保證人民利益至上，民生的持久發展必須有民主法制的持續發展做制度保障。
從民主不充分向民主社會轉變，如果在經濟社會狀況比較好的時候完成這個轉變，一般比較平穩順利。如果等到經濟社會狀況不好的時候，人民必然強烈要求政治變革，心情也不會平和，這時候再進行政治改革就沒有那么平穩順利了。隨著新中國第一代嬰兒潮馬上開始步入退休年齡，中國老齡化即將開始加速也是超速發展，老齡化壓力將急劇攀升。隨著1990年代總和生育率的高速下滑和新生兒童的急劇減少，中國最有生產創造活力的年輕勞動人口正在步入快速下滑軌道。從2013年開始，中國勞動力就要加速度的減少。隨著1978年一胎政策的試點與實施，中國兒童性別比持續攀升，在1990年后更加嚴重，中國大規模的光顧潮即將到來。中國的經濟社會狀況即將開始面臨快速的下滑。如果不提前趁這些危機還沒有大規模的顯現，到時候后悔也來不及了。所以，中國要平穩的發展，必須加快直選進程，越往后就越沒有這么好的經濟社會基礎了。
拯救之七：設立中華民族振興委員會
其實，無論在民主社會還是在不民主或民主不充分的社會，都存在市場和政府雙失靈的現象。尤其在不民主或民主不充分的社會，由于政治利益的短期性特點，政客或政府在缺乏民主機制壓力下更容易不保護或侵犯人民利益。由于在市場機制和政治機制中存在雙“公共產品私人供給的悲劇”或雙失靈的現象，特別是在人類的低生育率危機面前，人類似乎需要一個仁慈、智慧的上帝來彌補這個“悲劇”或失靈。這個上帝缺位了，我們就必須自己創造一個。
要解決中國的低生育率危機，要挽救中華民族，要彌補市場機制與政治機制的雙失靈，必須有制度保證存在一個超越市場與政治的且專注于人民長期利益、國家整體利益和民族長遠利益的機構存在，這個機構就是“中華民族振興委員會”——專職保證和促進人民長期利益、國家整體利益和民族長遠利益，以人口、思想、制度、文化等決定民族與國家命運的長期因素和核心因素為關注方向，以是否有利于人民幸福、國家富強和民族興旺為根本標準，以促進社會全面發展、國家持久進步和民族興旺發展為根本目的，以促進中華民族健康持久的興旺發展為最高原則！由它作為政府的道德領袖和評判者，由全國人大代表全國人民和全世界中華兒女聘請，任何高級黨政領導或退休者均不得兼職（但優秀者可以當“準委員”提出意見），獨立行使權力，有超越人大、政府和執政黨的最高監督與批評建議權，對人大、政府、政黨和重要政治人物做年審報告（包括審核工作、批評和建議），其通報由各大媒體無條件完整轉載。
直選加上設立中華民族振興委員會，中國的政治制度就比較完備且充滿健康活力了，這樣才能在政治制度上保證中華民族可以實現偉大復興。當然這不是全部，還有經濟社會制度和思想文化保證，只有形成思想、制度、文化三位一體的完整保障體系，才可以切實保障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
拯救之八：改善民生與分配
中國民生壓力大，多數根源或起源于制度因素，國家占有過多社會資源導致“國富民窮”；民主發展不充分導致分配向少數人傾斜；缺乏直選導致民眾不能主動通過民主政治途徑來解決自己生活壓力，只能等到壓力十分巨大而變成社會問題后才引起媒體與中央關注。從直觀上看，民生壓力大，直接表現就是各方面的“高成本與低收入”。所以，除了以民主促民生的政治改革外，也可以用相應經濟政策加以治理或減輕。
首先是提高普通民眾收入，縮小分配差距。一般發達國家工資占GDP的60%左右，世界平均40%，連印度也達到50%左右，而中國2009年工資僅占GDP的8%，世界倒數第一。在低工資的同時，收入分配又嚴重不均，國有壟斷企業以8%的職工占有全國55%的工資收入，0.4%的家庭占有全社會70%的財富，壟斷與腐敗成為貧富差距的最重要因素。低工資制度應該徹底修改，企業制度環境成本要降低，銀行貸款要向民企和中小傾斜，不利于工資提高各類規則制度要改變。國有企業是全國人民的企業，應該人民受益均等而不是僅由少數人獲利，建議國有企業接受全民監督并向全民分紅。政府和官員應該得到更多的人民監督，不能讓權力淪為少數人的牟利工具，建議通過加強人民言論與媒體輿論自由和直選制約權力。
其次要降低物價。經濟學家左曉蕾女士在春節去泰國時發現：中國一般消費品價格，與人均GDP超過中國37%的泰國相比，平均高出30%~40%。經濟學家時寒冰說：“到美國后才發現，美國除人工服務之外，絕大部分商品的價格（絕對價格）是低于中國的，有些商品的價差之大，有點瞠目結舌。”在生活成本最高的亞洲城市中，前十名中國城市占了半壁江山。“工資向非洲看齊，生活成本向歐美看起”。為何？中國的制度成本太高，政府耗費社會資源巨大，腐敗與權力尋租加重經濟運行成本；政府和國有企業掌握過多資源，效率低下，使得大量國民財富在經濟循環中被損耗；地價、房價太高，拉高整個城市的生產生活成本；國有壟斷削弱競爭，導致質次價高，經濟運行和民生成本被壟斷提高而“剩余價值”卻被壟斷取走；低工資、貧富差距等導致許多消費不能普遍化，因而這些消費品人均分攤的沉沒成本過高，貧富差距所導致的財富向少數人過度集中又拉高普通居民的住房等消費品價格；計劃生育、低工資、貧富差距等導致內需不足，過于依賴出口，在商品外運的同時，外匯增加導致本幣被動發行過多，“物少錢多”使中國人手中的貨幣購買力不斷縮水；出口退稅等于補貼國外居民消費，而退稅成本必然由國內居民承擔，導致物價“外低內高”；增值稅等于向居民普遍征收消費稅，各種收費也要轉嫁到消費者身上；物流體制、基礎設施、路橋收費、腐敗等因素導致中國物流成本高；農業投入不足，生產分散，計劃生育等導致年輕有活力的農民太少，因而農業生產效率提高慢，供應不足，尤其是蔬菜價格具有長期上漲的趨勢（因為蔬菜生產是勞動密集型）；面子主義，使商家更好定高價，也更易過度包裝。改變這些，中國需要系統的化改革。
第三，要降低房價。高房價一次性的剝奪民眾幾十年的儲蓄，對民生傷害極大。中國高房價，根本在城市土地國有制度和被“土地財政”利用的耕地保護。據報道，北京農民集體土地提高的小產權房，其價格只有市場的1/3左右。筆者認識的一位高校老師反映，老師集資房價格夜只有周圍市場價格的1/3。這說明高達2/3的房價是由土地制度造成的。城市土地國有化政策拉高了整個城市的地價與房價，讓我們生活在這片昂貴的地產之上，必然帶來高生活成本，城市土地國有化政策就相當于對公民生活征稅。若農村住宅按住房與非住房占地面積比1：3計算，城市按樓層15-30層計算，則農村住宅占用耕地是城市的60-120倍，這就意味著每保護一畝城郊耕地就要浪費59畝到119畝非城郊耕地。這種偽耕地保護不僅不能保護耕地，還導致高房價損害民生，這種虛假保護當停止。我不反對保護耕地，但反對以保護耕地為借口保護“土地財政”而最終傷害人民。
第四，要降低城市生活成本。城市化發展不可避免，未來絕大多數年輕人將生活在城市中，所以必須降低城市居民生活成本從而讓年輕人能養得起孩子，否則城市化就會導致不可避免的人口大萎縮。由于大城市中心區域生活成本高昂，必須避免年輕人向大城市中心區域扎堆。所以，要大力發展衛星城鎮、城市群和中小城市，努力改善非大城市中心區域的生產生活設施（尤其城市群內），分散那些過密的中心區域人口，遏制攤大餅式的城市發展方式（如北京）。要建立便捷的公共交通系統，多建地鐵、輕軌和城市群高鐵，降低大城市中心區域吸引力。避免因人口過度集中而推高生活成本。建議擴大大城市的管轄范圍或按城市群劃分行政區域，滿足一些人要生活在大城市的心理需求，比如一個城市群公用一個城市名。一個城市可持續發展的根本標準是看是否有利于提高居民收入并盡可能的降低居民生活成本（尤其是住房），從而降低居民壓力、提高居民生活水平，繼而讓居民有能力有精力生孩子養孩子，否則導致持續的人口自然萎縮/負增長就是自絕式的發展。
在醫療、教育等方面，政府應該增加投入，改變制度。如在醫療方面，要建立全面醫療保險體系，在提高對醫院的財政支持的同時，可以招標采購藥品和醫療服務再向民眾平價供應。
拯救之九：改變民族宗教政策
上文已經分析，我們的民族宗教政策需要改變。除了上面所說的宗教政策改變外，民族政策也必須進行改變。漢族是中華民族的主創民族，中華稱謂最先從漢族開啟，漢民族是中華民族文化構成和人口構成的核心與主體，對中國和中華民族最有認同感最有向心力和最有凝聚力的還是漢族，所以中國的任何法律政策都不能傷害或削弱漢族的主體性地位，否則就會傷害中國和中華民族的向心力凝聚力和民族特征。同是中國人，不應有任何因民族而帶來的國民待遇差別。無論是從中華民族長遠利益考慮還是從公平的角度考慮，現在的民族政策都需要進行改革了。
拯救之十：保護生育能力
首先要反對性濫自由化。性自由泛濫會導致性病快速傳播和生育能力的嚴重下降，是最自絕的文化，這就是為什么中華先賢認為“萬惡淫為首”和各大宗教均反對淫亂的根本原因，在這方面務必要提倡婚外性保守主義，這樣才能更健康更和諧更可持續發展。所以要從小學高年級就開始進行生理、愛情觀念與性保守思想教育，同時要嚴厲打擊黃色泛濫和性交易，形成婚外性保守的文化。
其次要減少人工流產和剖腹產等直接傷害生育能力的行為。現在的無痛人流廣告太多，實際上是在鼓勵流產，應該禁止人工流產做廣告。由于人工流產對生育能力傷害較大，要提早做好生理教育，加強對胎兒的生命權認可意識，形成反墮胎的文化。
第三，要改變危害生育的不良生活生產方式。要在全社會、從學校、從結婚開始宣傳教育如何保護生育能力，提高保護生育意識。對企業生產，要嚴格保護職工健康，對損害生育的更要格外重視。要切實保護休息權力，防止過度勞累傷害身體也傷害生育能力。
第四，要保證食品健康。對各類添加劑要嚴格審查，對食品進行要更高檢疫，防止或盡量減少各種有害物質沉積國人體內。特別是對轉基因食品，由于其安全性還不確定，還很可能被外國陰謀，要格外重視。轉基因技術在歐美，他們民眾都很抵制，為什么我們中華民族首先做人類轉基因的試驗品？美國轉基因大豆油在中國大量銷售，中國民眾對轉基因的可能危害有多少認識？
拯救之十一：保護婚姻家庭
婚姻家庭是人口再生產的微觀基礎，要形成保護婚姻的體系。從娃娃開始，在學校和全社會宣傳健康的愛情婚姻家庭觀點，對新婚夫婦進行免費愛情婚姻家庭教育。由于婚外性自由化和婚外性特別容易傷害愛情婚姻家庭，所以要形成婚外性保守主義，建議對故意破壞未婚女性貞潔和不忠婚外性采取一定懲罰措施。遏制破壞婚姻家庭的行為，如制定措施懲罰不良第三者。對很可能損害現實婚姻的網絡結婚或網絡游戲，要禁止或嚴格限制。提倡男女平等，反對家庭壓迫，打擊家庭暴力，控制婚外性，努力減少導致婚姻家庭破裂因素。政府可以提供免費愛情婚姻咨詢，及時消除危害婚姻家庭和諧的不良傾向。對家庭可能分離，能挽救的則采取挽救措施。
對于人類文明和中華民族為什么會出現低生育率，筆者已經給出了系統而詳細的答案。對于如何挽救人類文明、如何挽救中華民族，筆者也給出了比較全面而系統的答案——形成促進人口再生產的經濟社會思想文化政治體系。但是，不要以為有筆者提出這些措施就可以了。思想要變成現實，還要有實施的可能性。但很不幸，在這些變革方面仍然面臨很大的“公共產品私人供給的悲劇”。因為所有促進人口再生產的人口政策變革、經濟社會政策變革、養老體制變革、民族宗教政策變革和政治制度變革等，多數成本都發生在當期，但絕大部分收益卻發生在未來。變革這些，拯救民族，說起來容易，但做起來很難，對改革的政治家來說又面臨很大的“公共產品私人供給的悲劇”。再者說來，權力階層們由于“超生”代價沉重而絕大多數只生一個，實際占據全國人大代表絕大多數的城市人也絕大多數只生一個，我們國家以往的人口政策已經給了他們很大“少生孩子好處”的承諾，對改變養老政策、少生補助等必然會引起他們的反對。所以，變革必然很難。筆者在本文中已經說明，養老模式變革基本上“換藥不換湯”，你們許多還可以再生；筆者已經建議對獨生子女生孩子多補助，等于把國家對你們和你們子女的政策傷害補償在你們子女身上，你們也可以間接獲益；改變人口政策，鼓勵生育，最終對未來所有中國人、對我們祖國、對我們中華民族都有巨大好處，希望你們放長眼光，從人民幸福、國家未來和民族大義出發敬請支持或至少不反對各項促進人口再生產的政策變革。
中華民族現在似乎只能在死亡路上等待拯救她的真正偉大政治家出現。若這個偉大政治家不出現，中華民族也許真的沒救了。如果這個偉大政治家出現晚了或登上權力舞臺太晚，中華民族將損失慘重且十分難以自救。所有的中華兒女們，所有的炎黃子孫，所有的愛國者，當您讀到此文后，讓我們一起為民族吶喊吧！(3.2萬字）
希望積極的愛國者把此文推薦給或打印送于所在地的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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