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孤獨中苦斗-----解讀晚年毛澤東

心事浩茫

    毛澤東之偉大，地球人都知道，但真正理解毛澤東，尤其是真正理解晚年毛澤東的人，鮮有矣！

    正因為毛澤東之偉大，才使得愛之者切，恨之者痛，沒有比對毛澤東的評價更復雜的了，但無論是愛是恨，都無法否認毛澤東的巨大存在，毛澤東已逝三十一年了，毛澤東熱一輪熱過一輪，這在歷史上也是罕見的。由于歷史的沉淀，我們可以看清更多的東西，讓我們拂去歷史的塵埃，更好的理解毛澤東吧！

    是權力斗爭還是路線斗爭?毛澤東的一生是斗爭的一生，他最終打倒了所有的對手。令人痛惜的是，毛澤東晚年的斗爭矛頭轉向了他早年的戰友，先是“高饒”，接著彭德懷，然后劉少奇、鄧小平，然后林彪，臨終又再次打倒了重新復出的鄧小平。頻繁的黨內斗爭，客觀上嚴重塤害了黨的威信，動搖了人們的理想信念，不少人對毛澤東的人格也產生了懷疑，將毛澤東與歷史上的封建帝王等同起來，用“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這句古話來解釋復雜的歷史現象，難道真的如此嗎?高崗饒樹石不多說了,他們爭權奪利搞陰謀,實在是咎由自取,怪不得別人的。整彭德懷無疑是一次悲劇，但這件事情要與當時的環境聯系起來看，大躍進是共產黨號召全國人民的旗幟，在毛澤東看來，無論大躍進存在多少問題，都不能全盤否定，否則就是挑戰共產黨的權威。當時社會上反對大躍進的呼聲是可想而知的，這自然讓毛澤東倍感煩惱，就在毛澤東準備糾左的時候，彭德懷的“萬言書”無疑又刺激了毛澤東敏感的的神經，再聯系彭德懷“魏延式”的性格，毛澤東終于控制不住自己了。或者可以這樣看：這次斗爭是毛澤東的過敏反應，劇烈的“過敏反應”，損害的不僅僅是健康的細胞，也毀了他自己的左膀右臂。毛澤東與劉少奇鄧小平的沖突，更不能簡單的歸結為個人之間的權利之爭。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動機是什么？難道只是為了打到劉少奇？實質上以當時毛澤東的威信，要打倒劉少奇根本不用發動一場波及全國的政治運動，毛澤東完全可以在有限的范圍內用較緩和的手段來解決。關于這一點，他的老對手張國燾就看的比較準，“文革”中流落香港的張國燾在接受美國人的訪問時曾經評論說：毛澤東發動“文革”，絕不僅僅是(如外界所推測的)出于政治權力的考慮，毛澤東此舉還有著哲學上的思考。張國燾認為毛有著超凡的魅力和政治能力，他認為作為一個農民社會主義者，毛澤東有一種對“平等”的渴望，一旦他發現自己建立的政權沒有提供這些，甚至反而有走向反面的趨勢時(也就是所謂的“變修”時)，毛便想采取措施來達到目的。這是“文革”發動的一個重要原因。毛澤東和劉少奇的分歧由來已久，毛劉之間的矛盾激化有一個逐漸演化的過程。中國的社會主義究竟怎樣搞，毛澤東也有一個探索調整的過逞，象公共食堂，人民公社這樣一些“左”的形式，其實并不是毛澤東的發明，而是當時群眾的創造，暴露出來一些問題后，公共食堂很快就取消了，人民公社也從“一大二公”調整為為“三級所有、隊為基礎”，但毛澤東將要不要走集體化道路看作是一條底線，回到單干的老路是絕對不允許的。在關于社會主要矛盾的判斷上，更是毛澤東認為不能讓步的原則問題，圍繞這一根本分歧的較量，毛澤東感到被架空了，毛澤東終于憤怒了！是向“左”走還是向“右”走？會走到一條什么樣的道路上去？毛澤東的擔心是純粹多余的嗎？毛澤東與林彪之間的矛盾激化，表面上集中在“稱天才”和“要不要設國家主席”兩個問題上，問題的實質是林彪集團圍繞這兩個問題的不正常活動，毛澤東不能容忍陰謀活動，在這樣大是大非問題上，他寧愿承受和自己的接班人決裂所造成的政治災難也不愿妥協。綜觀毛澤東晚年，有權威沖突,有權利斗爭,但如果把這些斗爭僅僅簡單的歸結為個人權利之間的相互傾軋，那眼界也就太渺小了一點兒，以如此渺小的眼光，是斷難理解毛澤東這樣千古難遇的偉人的。雖然在歷次斗爭中有許多老干部被整，那也決不是毛澤東有意清除自己的功臣，而是堅信這是貫徹自己的路線所必須的。為了心中那個已犧牲無數生命的“理想”，還有什么樣的代價不可以付出？況且也并不象很多人描述的那樣全部一棍子打死，事實上大多數老干部最終都保留在了領導崗位上，不然就不會有后來的撥亂反正。對鄧小平的態度集中表現了毛澤東的矛盾心態，為了確保貫徹自己認為是正確的路線就要整一整那些保守的老戰友，又要盡可能的爭取這些老伙計“繼續革命”，結果還是事與愿違。

    是“昏庸”，還是“英明”？毛澤東晚年何以一而再再而三的犯下一連串嚴重的錯誤？對這一“復雜”人物的“復雜”行為，答案自然也是復雜的。有“個人崇拜惡果論”者、“背離實事求是論”者、“斗爭哲學濫用論”者、“國際國內環境影響論”者、“個人人格質疑論”者、“獨斷專制論”者、“老糊涂論者”等等，可謂“仁者見仁”“智者見智”，英明如“戰無不勝”的毛澤東，為什么突然“昏庸”起來？這讓人的確難以接受。無論如何，有資料顯示，單就“腦袋”而言，毛澤東從來就沒有“老糊涂”過。尼克松和基辛格在他們有關1972年同毛澤東會見的回憶錄中,曾不約而同的談到對毛澤東個人魅力的折服,尼克松說:“毛澤東談吐隨便，言簡意約，常常省去不必要的字眼，這給我以他想在頃刻之間把許多思路揉在一起的印象。”基辛格感嘆：毛澤東“神秘莫測，具有壓倒一切的魄力”。的確，毛澤東在同尼克松和基辛格的會談中，以其80歲高齡，仍表現出了驚人的智慧和幽默。在毛澤東和江青的一篇有名的通信里，還曾經有這樣一段耐人尋味的話：“事物總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準備跌得粉碎的。那也沒有什么要緊，物質不滅，不過粉碎罷了。全世界一百多個黨，大多數的黨不信馬列主義了，馬克思、列寧也被人們打得粉碎了，何況我們呢？”在這段話中,毛澤東表達了一個驚人的預言,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幸言中了！從這句話中還可以看出，毛澤東是冒著“粉身碎骨”的巨大風險發動“文化大革命”的，換句話說，毛澤東早就清醒的意識到，“文化大革命”失敗的可能性是很大的。毛澤東晚年是孤獨的，無論是他的朋友還是他的敵人，沒有幾個人能夠理解他，他的戰友們也不理解他，在第一代領導核心里，只有一個林彪積極支持他卻又最終背叛了他，周恩來曾經自我批評說自己總是跟不上毛主席的思想，那其實是在曲折的表達對毛澤東的不理解。毛澤東晚年其實已經到了“眾叛親離”的邊沿，只是由于毛澤東巨大的威望，才勉強維持著對領袖的忠誠。但另一方面，群眾對毛澤東的狂熱卻達到了極端。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毛澤東甘冒如此之大的風險呢？毛澤東晚年的悲劇，不是因為別的，其根本原因正在于毛澤東對于的“理想”的極度執著。毛澤東始終是清醒的，至死都保持著洞察一切的特殊本領，從這一點看毛澤東是“英明”的。毛澤東又是固執的，“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從這一點看毛澤東的確有一些“糊涂”了。但無論如何，毛澤東決不“昏庸”。

    是“荒誕的偶然”，還是“歷史的必然”？毛澤東對理想的執著,稍加點兒貶義，可以叫做“烏托邦情結”，已經有許多人將“社會主義”同“烏托邦”之間劃了等號。毛澤東一生“與天斗其樂無窮、與地斗其樂無窮、與人斗其樂無窮”，似乎是打遍天下無敵手，毛澤東沒有敗給任何一個具體的對手，最終卻敗給了一個無形的對象。這個“無形的對象”的確是太強大了，即便是“偉大領袖”毛主席與之挑戰，也不免有點兒唐吉可德的味道。難道這“轟轟烈烈”的一切，竟然就如此的“荒誕”？西方一位哲學家有句名言：“存在即合理”，任何一種現象都有其歷史的根源和現實的根源，將歷史歸結為一個權利者的一念之差是可笑的。毛澤東代表了一種歷史上的“意識流”，中國人天然的與“社會主義”有緣，先秦時代“百家爭鳴”時就產生了“大同社會”的理想，歷朝歷代的農民起義都追求“均貧富、等貴賤”，毛澤東致力于馬列主義中國化，就是要扎根于這種歷史和現實的深處，汲取力量。其實，毛澤東個人的功過，“文革”的產生與失敗，都有其歷史的必然性，沒有人愿意再重復“文革”那樣的歷史了，那樣的歷史也不可重復，但是，一味的鄙視和嘲笑恰恰是淺薄的表現，“歷史”是一坐知識的“金礦”，“史無前例的歷史”就更是一坐“空前未有的金礦”！歷史的流失將會證明，“失去的”自有“失去的”價值，未來會有更多的人回到“歷史”尋寶，從歷史找到通向未來的力量，這在歷史上已經重復多次了。歷史就是從那么多“無可奈何”的必然性中走出來的，從“必然王國”走向“自由王國”，還有非常非常漫長的道路可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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