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確的認識為何難以轉化為正確的實踐　　

摘  要：實踐是一個不斷探索的過程，探索是一個不斷與錯誤作斗爭的過程，正確的認識要轉化為正確的實踐，需要的是不斷的探索，需要的是全體實踐參與者都能運用自己的智慧，都能表達自己的認識。

關鍵詞：實踐   認識   正確   轉化 

可以很肯定地說，只要關心和關注我國的改革開放，了解我國建國以來歷史和政治發展歷程的人，都會注意到這樣兩種現象，那就是：一、我們改革開放的許多措施和提法，改革開放之前幾乎都提到過，甚至是實踐過，特別是文革之前尤其是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初期；二、多數人在談到這個問題的時候，都表示十分遺憾，遺憾這些正確的認識沒有能夠轉化成正確的政策予以實施。　　

     舉一個很多人都談論過的私營經濟發展的問題，據《劉少奇論新中國經濟建設》一書記載[1]，劉少奇認為“我們國家有百分之九十幾的社會主義，有百分之幾的資本主義，我看也不怕，他是社會主義經濟的一個補充嘛！”。這個認識對于很多人來說，可能只記得是1987年黨的十三大報告的“新”成果，根本不知道30年前我們黨早就有了這一認識。劉少奇接著還說“有這么一點資本主義，一條是它可以作為社會主義經濟的補充，另一條是它可以在某些方面同社會主義經濟比較。”同社會主義經濟比較的意義何在呢？個人猜測劉少奇只是想要通過兩者的對比突出“社會主義經濟”形式的優越性。我們當然相信當時的劉少奇不可能已經認識到了“初級階段”的不可超越性，也不可能認識到了私營經濟是“必要的有益的補充”，因為那樣太令人難以置信。　　

其實，在當時把資本主義經濟形式作為補充，并非只有劉少奇認識到了，實際上可以說這一點是黨內的共識。據史料記載[2]，毛澤東在1956年12月曾三次找工商界代表談話，就提到過“可以消滅了資本主義，又搞資本主義。當然要看條件，只要有原料、有銷路，就可以搞。現在國營、合營企業不能滿足社會需要。如果有原料，國家投資有困難，社會有需要，私人可以開廠。”到了1957年4月，周恩來在國務院全體會議上討論1957年國民經濟計劃草案講話時還在說：“大概工農商學兵除了兵以外，每一行都可以來點自由，搞一些私營的。文化也可以搞一點，這樣才好百家爭鳴嘛！在社會主義建設中，搞一點私營的，活一點有好處。” [3] 可見當時高層普遍把私營經濟看作是搞活經濟、滿足社會需求的一種有益的“補充”。　　

  但是，問題正在于：這些正確的認識、思想為什么沒有能夠演變成正確的國家政策付諸實踐？　　

  或者說，這些認識、思想誰最有資格來判定它們是正確的？　　

事實正是：今天的我們在說它們是正確的。　　

也許，我們只是事后諸葛亮而已；也許，這些認識在當時根本不是主流；或者，不僅不是主流，甚至僅僅是領導人一時的感想和心得而已。　　

縱觀歷史，我們可以發現，我們對諸多事件的評價，尤其是社會歷史事件，幾乎都是事后諸葛亮。社會歷史事件因其特定歷史條件和特定歷史人物，決定了它的特定歷史形態。那些在后來人看來無比正確的判斷，其實可能僅僅是當事人針對某一特定時期的某種特定對象，在某個特定場合的認識或評價。比如前述劉少奇、毛澤東、周恩來的話，都是特定場合下的發言，可謂有的放矢，但是都是點滴思維火花，其后并沒有形成系統的理論，也沒有在實踐中進行充分的試驗總結（或者沒有機會進行試驗總結）。如果我們今天指責并要求這一“正確認識”必須在更大范圍推廣，那只能被稱為“幼稚”。　　

不難想象，當某個人，特別是當這個人有著很高的威權，比如國家領導人，要做出一個影響全局的決策時，當他們全盤考慮這一類（不僅僅是他曾經有了“正確認識”的那一個）問題并將之置于整個國家或者世界范圍甚至整個歷史階段中進行考量時，哪怕是對歷史的一點點誤解、對現實的一點點迷茫、對未來的一點點不確定，都有可能隨時推翻一時在一事上的被后來人認為是十分正確的認識。以為一時的正確結論可以演化成為長期的、全局性的政策、制度、法律，只是一種盲目的樂觀而已。　　

從另一個角度看，我們完全可以說這種樂觀是有害的。改革開放后，我們有同志覺得以前錯失了很多機會，很多正確的認識沒有能夠轉化為行動指南，于是走向了另一個極端，例證就是我們有很多的政績工程，這些工程多數正是領導者拍腦袋的結果。這就是把自己一時一事的正確認識當作了全局性的、長期性的正確認識，把針對一時一事的正確決策演變為全局性決策。當然，這種現象不只是我們有，全世界都有。若干年前華爾街的次級貸還是無比華麗的金融創新，是全世界投資者追捧的寵兒，今天當它成了金融危機的導火索，成了全球性金融危機和經濟衰退的始作俑者時，我們才意識到它金玉其外敗絮其中的本質所帶來的危害。　　

    那么，怎樣才能夠鑒別出正確的認識，進行正確的實踐呢？　　

    毛澤東有一篇廣為人知的文章，《人的正確思想從哪里來的？》[4]，此文曾經入選過語文課本。相信很多人都學過，印象估計都很深刻。因為文章太好，道理講得太透徹，所以全文引用以饗讀者：人的正確思想是從哪里來的？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嗎？不是。是自己頭腦里固有的嗎？不是。人的正確思想，只能從社會實踐中來，只能從生產斗爭、階級斗爭和科學實驗這三項實踐中來。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思想。而代表先進階級的正確思想，一旦被群眾掌握，就會變成改造社會、改造世界的物質力量。人們在社會實踐中從事各項斗爭，有了豐富的經驗，有成功的，有失敗的。無數客觀外界的現象通過人的眼、耳、鼻、身這五個官能反映到自己的頭腦中來，開始是感性認識。這種感性認識的材料積累多了，就會產生一個飛躍，變成了理性認識，這就是思想。這是一個認識過程。這是整個認識過程的第一個階段，即由客觀物質到主觀精神的階段，由存在到思想的階段。這時候的精神、思想（包括理論、政策、計劃、辦法）是否正確地反映了客觀外界的規律，還是沒有證明的，還不能確定是否正確，然后又有認識過程的第二個階段，即由精神到物質的階段，又思想到存在的階段，這就是把第一個階段得到的認識放到社會實踐中去，看這些理論、政策、計劃、辦法等等是否能得到預期的成功。一般的說來，成功了就是正確的，失敗了就是錯誤的，特別是人類對自然界的斗爭是如此。在社會斗爭中，代表先進階級的勢力，有時候有些失敗，并不是因為思想不正確，而是因為在斗爭力量的對比上，先進勢力這一方，暫時還不如反動勢力那一方，所以暫時失敗了，但是以后總有一天會要成功的。人們的認識經過實踐的考驗，又會產生一個飛躍。這次飛躍，比起前一次飛躍來，意義更加偉大。因為只有這一次飛躍，才能證明認識的第一次飛躍，即從客觀外界的反映過程中得到的思想、理論、政策、計劃、辦法等等，究竟是正確的還是錯誤的，此外再無別的檢驗真理的辦法。而無產階級認識世界的目的，只是為了改造世界，此外再無別的目的。一個正確的認識，往往需要經過由物質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質，即由實踐到認識，由認識到實踐這樣多次的反復，才能夠完成。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就是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現在我們的同志中，有很多人還不懂得這個認識論的道理。問他的思想、意見、政策、方法、計劃、結論、滔滔不絕的演說、大塊的文章，是從哪里來的，他覺得是個怪問題，回答不出來。對于物質可以變成精神，精神可以變成物質這樣日常生活中常見的飛躍現象，也覺得不可理解。因此，對我們的同志，應當進行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的教育，以便端正思想，善于調查研究，總結經驗，克服困難，少犯錯誤，做好工作，努力奮斗，建設一個社會主義的偉大強國，并且幫助世界被壓迫被剝削的廣大人民，完成我們應當擔負的國際主義的偉大義務。　　

可以說，讀完這一篇文章，我們不會懷疑正確的認識來自于實踐，正確的實踐促進我們的認識這樣一條實踐和認識的道路；我們都會認同實踐是一個不斷探索的過程，探索是一個不斷與錯誤作斗爭的過程，正確的認識要轉化為正確的實踐，需要的是不斷的探索這么一個道理。基于這樣的道理，我們同樣應該認識到我們不大可能在實踐之初就得出正確的認識，也不大可能在認識之初就進行正確的實踐，這一點由中國革命的曲折過程作了一個非常生動的注解；同時我們還可以看出，正確的認識來自于實踐，即使這一實踐后來知道是錯誤的，比如王明左傾錯誤確實葬送了紅軍的根據地，但一系列錯誤的實踐卻使我們黨得出了正確的認識：即一切要從實際出發、凡事要講實事求是；再反過來看，正確的實踐也有可能得出錯誤的認識，典型實例就是黨的八大以前的實踐，總體是正確的，但是錯誤的認識卻最終占據了主流。　　

話說到這里，問題還是沒有解決，因為我們仍然不知道怎樣才能夠確保我們的認識在一開始就是正確的，甚至我們根本不能肯定我們的認識在一開始是不是正確的；同樣，我們也沒有足夠的理由說我們進行的實踐一開始就是正確的。也許，辯證法的魅力就源于此；也許，這個問題乃是人類生而有之的一個缺陷，因為老天不愿意人類過于完美。　　

那么，我們怎么辦呢？也許，除了做好與各種錯誤的思想認識和實踐作斗爭的準備之外，我們必須在認識和實踐的過程中，讓全體實踐參與者都能平等地參與社會實踐活動，都有機會運用自己的智慧，都有渠道表達自己的認識，只有這樣我們才能讓各種意見充分交流，以避免社會歷史進程被某一種所謂主流觀點甚至是某一位領導人的個人觀點所左右。回首歷史，43年前的那一場浩劫之所以發生，主因不能不說正是由于當時全社會只有一種思想。所以，如果社會每一個成員都充分享有表達意見和批評其他意見的權利和機會，如果涉及社會群體的方針、政策、決策、制度、法律都能夠在其所影響的范圍內進行足夠的思想交流，如果所有的結論都是充分爭論、調查研究、實事求是的結果，如果所有結果都可以接受公眾的質疑，如果一切如果都不只是如果，也許我們有可能得出正確的認識，進行正確的實踐。　　

不過窺斑見豹，也許，持續的開放的交流可以保持認識和實踐的盡可能正確；也許，我們要保持隨時糾正認識和實踐錯誤的勇氣，做好隨時改正錯誤的準備；也許，實踐之初的認識難以簡單作出正確與錯誤之分，而實踐本身也難以簡單地貼上正確或錯誤的標簽；也許，正確與錯誤，不過是事后諸葛亮。　　

所以，也許，“正確的認識為何難以轉化為正確的實踐”本質上也還只是一個假命題！　　

不過，我們欣喜地看到，如今讓某些“官老爺”視為猛虎的網絡，似乎正在起到某種“匯聚思想洪流”的功能，一種聲音控制世界的現象似乎正在成為漸行漸遠的歷史，盡管現在我們還不知道它會把我們帶到哪里，盡管我們還不能斷言這是否乃是“正確的”認識和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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