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場經濟”的“蓋子”還能蓋多久？　　

陶   冶　　

 “改開”的首要亮點是所謂的“市場經濟”。為了對應社會主義時代的計劃生產和計劃供應，有個姓吳的經濟學家聲名鵲起被人們稱為“吳市場”的，就稱其為“市場經濟”。一批風派人物一轟而上，也不顧這個新招還沒經過實踐檢驗呢，就大講其優越性，仿佛終于獲得了發展經濟的萬能鑰匙，認為“市場經濟”比“計劃經濟”（是他們給扣的帽子）優越千百倍了。我盡管不懂經濟，但是我卻認為這個所謂的“市場經濟并不是什么新招法，而是無能治國的人為了大撒手圖省事而采取的一個原始的辦法——放任自流，就是有買的你就賣，買的人多你就漲價，沒人買了你就降價。能賣出去的就趕緊生產，賣不出去就趕緊轉向生產別的。這樣的辦法不是新發明，有剩余價值以來就是這么干的。產品交換嘛，于是才出現了個流通（或交易）環節。自古以來，流通環節就是這樣的。可是流通環節之所以成立，必須有生產環節為前提，同時還要有消費環節做對應。沒有消費的需要，就沒有生產的必要；沒有生產的必要和消費的需要就不會有流通（交易）的環節。從這個程序的演進來看，生產、消費、流通，什么是起決定作用的不是明明白白的嗎？還用專家們論證嗎？我真不理解發現所謂“真理標準”的人們怎么那么神氣？前兩天央視第十套“大家”欄目還“訪談”了一位頗為老資格的“真理標準”專家（邢賁思）。他說他認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但不是“唯一標準”。他接著說（大意）：“毛澤東思想是真理，但是，卻不是檢驗真理的標準，毛澤東思想也要回到實踐中檢驗。所以說檢驗真理的標準是實踐。”在訪談中他很為能走到南方那個發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教授之前而自豪。　　

對于這個命題，我不自量力地在自己的文章中已經發表過拙見。我就是認為實踐可以檢驗理論（包括真理）的成立與否，但檢驗的標準不是實踐本身，而是實踐的結果。實踐是一個創意和主張的實施過程，它是檢驗真理的手段或途徑。在實踐的過程中能發現錯誤，可以及時糾正，在修正錯誤之后的實踐中（有時是反復多次的修正）趨于正確，得出預期的成果，這就說明這個創意和主張是正確的。之后，才能立論，證明理論的成立。對于能構成“真理”的理論也是不能例外的。如果要說檢驗真理需要有個標準（其實是不可能有個固定標尺的），那就是實踐的結果，而不能是別的。比方就說載人航天“神五”吧，檢驗它的是發射的實踐，這個實踐成不成功不是看它的發射的本身，而是看它發射的結果。回收倉平安著地、楊利偉的眼睛還在動、而且自己走出來，這才是檢驗“神五”的標準。其實，發表在《毛澤東傳》里的毛主席“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手書，我早就看見了，我不懷疑這是毛主席的親筆手書。表明實踐不僅是檢驗真理的標準，而且是唯一的標準的依據還有毛主席在《新民主主義論》說：“真理只有一個，而究竟誰發現了真理，不依靠主觀的夸張，而依靠客觀的實踐。只有千百萬人民的革命實踐，才是檢驗真理的尺度。”在《實踐論》中也說了“真理的標準只能是社會的實踐。”而且這些話竟然被引用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篇“雄文”的開頭里。我真佩服策劃“真理標準”大討論的人會用老人家的“矛”戳老人家的“盾”，好似頗有創建的提出了個“實踐是檢驗真理標準” 的命題。我崇拜毛主席，但我不迷信毛主席，我不會用毛主席的話來否定毛主席，更不會“雞蛋里挑骨頭” 對付甚至挑戰毛主席。我是絕對維護毛主席和毛澤東思想的。因此，我不是為我所需地孤立地看這個手書和這句講話。因為毛主席在論述實踐和理論的關系時還有其他詳細的表述，老人家明確地強調了實踐的結果的重要性。早在《辯證唯物論講授提綱》中第二章第十節“真理論”里就說：“……所謂絕對真理者，只能在人類認識的發展過程中一步一步地開發出來，而每一步向前的認識，都表現著真理的內容，但對于全部真理說來，它具有相對的意義，并不能一下子獲得絕對真理的全部。”毛主席還在《關于中共更加布爾什維克化十二條》說：“理論是從客觀實踐中抽出，從客觀實踐中得到證明的。這是第四條。你的客觀實踐的態度，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尺度。用什么來衡量真理？就是用實踐。所以說不在他的簽名，而在他的行動檢查一個干部、一個黨的重要標準，要看他實行的結果，有第三條無第四條是不行的。”這里強調的就是“要看他實行的結果”。如果拿這個《講義》里的話跟前面說的手書和講話聯系起來看，問題就容易理解了。

對于毛主席未能正式發表的講義、講話我們不能太苛求了。在當時外敵侵入，內戰不停的緊急情勢下，老人家在運籌帷幄中，能匆忙寫就這樣一部（含著名的《實踐論》）《講義》，我們還要求他的表述全然合乎語法，沒有語病，而且達意準確和周然嗎？所以，我認為毛主席有的批示和有的談話本是即興的表達，如果要正式發表肯定要經過審閱甚至修改的。他的《選集》就不用說了，就是他即興吟出的詩詞要正式發表，也都征求了他認為是詩友和專家的意見。其中臧克家給他改動的最多。在毛主席寫“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句話的時候是什么情境不得而知，倘若有我這樣認識的人在場給老人家提示一下，“實踐不是標準，這個表述欠妥”，老人家肯定會虛心接受的，自然會在“實踐”之后添上“的結果”倆字，否則就把后面的“標準”改成“手段”或“途徑”。　　

可惜，對“實踐標準”論最熱衷的人們在用這個“論”實現否定“凡是派”，達到了“否毛倒華”的目的后，卻搞了新的“凡是派”，叫停了“大討論”，而且不準許再爭論了。他們否定了已經被檢驗了的前30年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及其結果，卻不檢驗后30年自己提倡的市場經濟。難道市場經濟就不用檢驗了嗎？

本來不想翻騰這個已經被一些人認為是“板上釘釘”的說法了，但是，我這顆總想安分的心最近讓央視的兩期“焦點訪談”節目給攪動了。于是，就又舊病復發了，搞文學的人也妄談起時局了。　　

先說央視11月19日的“焦點訪談”欄目的“河道？街道？”節目。節目中說的是湖北省黃岡市團風縣在河道上蓋商鋪——“千米商業步行街”的事。人家這才叫“有創意”呢！在河道上搞建筑，不占地皮，不用拆遷補償費，能以最小的成本實現“利益最大化”，13億人口怎么都沒想起來呢？對于這樣的“創新”當地政府自然要“保駕護航”了。下面就看看他們是怎么樣保駕護航的？　　

私人創辦的團風縣浩天新型建材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朱校林（電話13487060999），在總路咀鎮的總路咀河上，欲建設建筑面積40000平方米的連體三層樓的商鋪250套，每套售價30萬元，可賣得7500萬元。現在還沒完工的150米的河段上就打下了55根鋼筋水泥柱子。這樣給河道封面的建筑會不會影響泄洪呢？一般搞建筑是需要規劃、國土、建設、房管等部門批準的。鎮長孫舞鶴給記者拿出了縣規劃局批給的“規劃許可證”，上面寫的用地位置是“總路咀河道旁”，用地性質是“商住用地”，用地面積是“68.96平方米”。顯然是與現在的建筑不符。   　　

《中華人民共和國河道管理條例》第16條規定：“城鎮建設和發展不得占用河道、灘地。”《中華人民共和國防洪法》第22條規定：“禁止在河道、湖泊管理范圍建設妨礙行洪的建筑物、構建物，傾倒垃圾、渣土，從事影響河勢穩定，危害河岸堤防和其他妨礙河道行洪的活動。”　　

團風縣水利局給出的“總路咀華游港洪水復核結論”是“按20年一遇計算、200年一遇復核，按現有港道進行修整，即底寬12m ,邊坡1：1，坡降1：1000計算過水深，20年一遇洪水深1.06m,200年一遇洪水深1.１０m ,斷面滿足要求。根據往年的水文資料，在確保以上復核的過水斷面的情況下，滿足過流斷面，本河段開發建設不影響洪水過泄。二００九年八月十八日”縣水利局的總工程師孫國華仍然堅持：“不妨礙排水。”　　

縣水利局黨委委員何國才對國家的《河道管理條例》和《防洪法》的規定非常熟悉，并且還把本省的相關規定也講給了記者，認為那樣的確是違法的。但是結論是這些規定不適合這個工程，“我的印象這里不是河道，而是港道。”　　

鎮長孫舞鶴也說是港道不是河道。但是記者問他們總路咀華游港和總路咀河是不是一碼事的時候，他們都承認是一回事了。　　

他們就是這樣用偷換概念的辦法規避法律規定，給違法建筑找依據。　　

對于這樣的違法建筑，團風縣是怎么看的呢？在《團風縣推進“兩型”社會建設綜合配套改革試驗鎮領導小組會議紀要》里是這樣表述的：“縣里‘關于千米商業步行街建設，總路咀鎮黨委、政府在引資和融資上花心思，搞突破，規劃、新建千米商業步行街，既是‘兩型’社會建設的新亮點，又是全縣新農村建設的突破口。”從這個表述看，足見當地政府對其評價之高啊！　　

鎮里為了表示對開發商的支持，還把一個“社會上的自然人”的私企老板朱校林弄到鎮里，變成政府的工作人員，特地成立個鄉鎮城建辦公室，讓其擔任負責人。這不僅僅是為開發商開綠燈了，也是在為自己撈政績。　　

到最后，鎮長孫舞鶴還在說：“我們這屆黨委、政府確定的以商立鎮，以商促工，以商帶農的發展思路。根據這個思路加快了發展速度。”看他的表情和狀態，他很為這個思路而自鳴得意！　　

我禁不住笑了，可是笑后覺得我不該嘲笑他這樣一個國家基層官員，他們的思路是憑空想象的嗎？自從把“市場經濟”捧上天后，整個國家不都是在以商立國，以商促工，以商帶農嗎？你看那商店、商場的稱謂已經不夠口了，不是叫購物中心，就是叫商城，叫廣場，而且到處都是，真可謂“遍地皆市場，無處不經商”（出自一個縣級市長之口）了！　　

單單看了這期“焦點訪談”我還不至于立即發表議論，啟動我心思的是26日的“違法占地、違規上馬”的“焦點訪談”節目。主持人還是敬一丹，她開頭就說：“現在水泥產能嚴重過剩，截至去年底，全國需求14億噸左右，而產能達到20多億噸。所以國家要控制水泥的生產規模，嚴格審批手續。”　　

早在2003年，寧夏瀛海建材有限公司（又是個建材有限公司）到內蒙阿拉善左旗建個年產45萬噸的立窯水泥廠。因為這個產能是屬于國家要淘汰的項目，2006年他們申報了日產1000噸的干法旋窯生產線，但是仍未超出產能線。2008年又申報了日產2500噸，年產85萬噸的干法旋窯生產線。到12月底得到內蒙古自治區經信委和自治區環保廳的批準。于是，征地（草場）400畝，投資2.69億元，于去年7月份開工了。其實內蒙區經濟和信息化委員會投資規劃處荊玉林說，他們對這個項目批準的是原地改造，異地建設的并沒有批的。可是這家公司實際上不是在原來的45萬噸的廠址上，而是在新征用地（還未批下來）開工建設了。就在他們開工兩個月后，國務院下發了38號文件，強調對鋼鐵、水泥、電解鋁、平板玻璃等產能過剩的行業，要重新報請審批。這就意味著，這個公司的大型水泥廠項目是不可能得到批準了，可是這家公司并未停工下馬。總經理楊靜寧說他們是想建成后再報批。公司總裁范中華認為當地政府是積極支持的，300畝占地就是巴潤別立鎮政府批的。有當地政府的支持，邊開工，邊建設，邊辦理手續，遲早會辦下來的。有當地政府的支持，邊開工，邊建設，邊辦理手續，遲早會辦下來的。所以，他還是頗有信心的。記者為之擔心，對這位總裁的說法表示懷疑，他卻說：“如果當地政府不支持，我們連一鍬土也動不得的。”事實上當地的主管部門（阿拉善左旗國土局和阿拉善盟國土局）也確實派人到自治區國土資源廳咨詢（實際是在爭取）了，但是無能為力了。最后，阿拉善左旗國土局楊波局長說，他們已經對其下達了停工通知書。同樣的，上面兩級行政機關又都已經“高度重視”，表示要“嚴肅查處”了。我真的不明白在“焦點訪談”節目曝光之前，他們是怎么樣作為的？所以我對他們現在的“高度重視”和“嚴肅查處”也只能看成官場上的習慣用語而已。　　

敬一丹最后說“類似這樣濫上過剩產能項目的，在全國不止是這一起，而且有的比這還嚴重。”其實她不這樣說我也都知道，現在重復建設的項目到處都是。國家不得不重視的是產能過剩的行業，決心淘汰落后產能的企業和廠家。可是，那些高級賓館、大酒店、大飯店之類第三產業的“產能”，不也是大大的過剩了嗎？對于街頭的那些一般的酒家、飯店不還是照批、照辦嗎？這個其實也并不奇怪，現在市場經濟不就是提倡競爭和自然淘汰的辦法嗎，敞開辦、大量批，自生自滅。自生自滅、有滅的有辦的，審批部門才有活力，才有存在的價值和必要。國家相關部門可以在批辦的過程中收取手續費。這不就是市場經濟的“優越性”嗎！那么，對于鋼鐵、水泥、電解鋁、平板玻璃等行業，為什么不也像對待服務行業（第三產業）那樣采取放縱的態度呢？那么產能過剩和產品過剩的現象除了工業外，在農業，尤其是在蔬菜、水果等經濟作物種類種植方面有沒有啊？有一年南方種芹菜的地方把芹菜翻扣在地里，因為賣價太低，出售收入還沒有收割芹菜的工錢多。還有一年大白菜不到1角錢，市場白菜成山，滯銷。“改開”市場經濟初年還有政府號召市民買“愛國大白菜”現象。有一年大蒜一斤不到5角錢，比大蔥還便宜，而現在的大蒜比豬肉還貴。至于水果生產方面，砍果樹的事情發生過，北京動員市民買愛國橙子的事情也有過。就是在這樣的嚴酷現實面前，我們還排斥30年前社會主義時期的計劃生產和計劃供應的所謂“計劃經濟”嗎？　　

現在中央大講“十二五”規劃，不就表明未來五年的發展還是要有計劃（規劃）的嗎？如果“市場經濟”萬能了，什么都靠市場來調動，來調節，來決定，以商可以立，可以促，可以帶那么多被立、被促、被帶的對象，就讓它充分發揮作用好了。為什么還要國務院三番五次下文件發指示加以限制呢？　　

最近國家為了穩定蔬菜價格，一個是減少中間環節，提倡產地和市場對接，避免或減少中間環節的層層加價。一個是開放綠色通道，讓公路收費部門給運送蔬菜的車輛免征過路費，以減少蔬菜的運輸成本。再就是給收入低的困難家庭和優撫人員發放補貼，以保證他們的往常生活水平。依我看這只是權宜之計，都不是治本的辦法。但是，也說明了一個問題：市場經濟已經問題疊出了。就是這幾天，我從國務院的新精神當中，聽到了要避免“囤積居奇”這個詞語了；接著又出臺了防止“哄抬物價”的規定。　　

在上期“焦點訪談”節目結束時，敬一丹說：“明明是河道，卻在上面建了房子，沒有土地成本，開發商可以賺大錢；明明是私人開發的違法項目，鎮政府卻大力扶植，納入‘兩型’社會規劃建設的項目，并被縣里看成所謂政績的新亮點。但是，這蓋在河道上的商業街，蓋住了法律的約束，也蓋住了汛期可能爆發的隱患，如果等到水患來臨時，再揭蓋子就晚了！”于是，我就想了：現在被崇尚到極點的“市場經濟”是不是也建筑在什么上面了？在它下面是不是也蓋住了什么東西？是不是也蓋了什么約束，也蓋住了什么可能爆發的隱患？于是，我就要問了：“市場經濟”的“蓋子”還能蓋多久？　　

                                            　2010年1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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