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現實·認識論

           ——再答老鴿先生的問題

關于什么是中國的國情問題，我前一篇答復講了。說到底這是對中國歷史和現實狀況的基本估計。其次我是講了認識方法問題，也就是從實際出發，不是從任何先驗的概念出發，諸如從“普世價值”出發來考量，僅此而已。為此引起了許多網友和老鴿先生的跟帖，對這許許多多不同的意見，我盡我所能地談一點自己的認識。說實話這么大的一個問題，也不是我個人所能完全講清楚的，有錯誤的地方希望大家批評指正。也有一個希望，那就是大家一定要冷靜全面地去考察歷史的和現實的情況，不帶任何個人情緒化的反應去觀察問題。人的認識總受人的情緒和感情影響。由于情緒化的東西，在人的認知上，是屬于非理性的東西，故如果在情緒非常激越的狀態下，難免會說一些過頭話，這不利于對問題客觀和比較準確的認識，也不要用謾罵的方式去刺激討論對方的情緒。如果雙方都是處于情緒激越的狀態，那就應把討論擱置一下，待大家冷靜下來，可以心平氣和地討論問題時，再討論也不遲。這方面的教訓，我經歷過太多太多，所以我在說明自己的想法前，先對此作為討論的前提條件申明一下。我討論五九年廬山會議教訓的文章，秉承的也是這個宗旨。

先說對歷史的估計。老鴿先生提出了“祖宗之法不可變”的問題。其實這不應成為一個問題，記得毛澤東在七十年代初，便講過王安石的名言：“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他是贊揚這三句話的，王安石有這樣的勇氣，才有他的變法運動，他變法的成敗那又是一回事了。然而我們也應該實事求是地看到事物總是在運動變化中前進的。對事物的判斷上，既沒有絕對肯定，也沒有絕對否定，因為事物本身是多重的，什么徹底否定之類的話，從哲學上講，都屬于形而上學的東西。對事物的變革講，變也不是全變，有變的部分，也有不變的部分，無論變還是不變，都有它合理的因素，黑格爾講過一切存在都是合理的，一切合理的都能存在，所以在這個問題上，不能絕對化。即使要變，也有它自身的路徑依賴，有它的客觀規律，不是任何人主觀主義地隨心所欲地所能設定的。從認識思考問題的方法上講，我想這一點應該是大家都能接受的吧！

下面再說秦始皇。中國歷史上的秦始皇，多少年來，古今中外有多少人拿他來說事。我想秦始皇也是能一分為二的吧。賈誼的“過秦論”便是批評秦始皇的。有的批評也是中肯的。司馬遷在《史記·秦始皇本紀》末的《太史公曰》中便引了賈誼的《過秦論》。若其講秦二世，“壞宗廟，作阿房宮，繁刑嚴誅，吏治刻深，賞罰不當，賦斂無度，天下多事，吏弗能紀，百姓困窮而主弗收恤。”實際上這些問題，在秦始皇執政時早已存在了，其實我們只要看一下西安的驪山墓，在當時生產力水平下要多少勞動力才能完成這一偉大的工程啊！此外若修長城，筑馳道，秦始皇自己不斷地再到全國各地巡行，都是勞民傷財的事，秦始皇太急功近利了。秦始皇是通過他的官吏去逼迫民眾的，結果是官民對立，故陳勝吳廣起來反抗時，“諸郡縣苦秦吏者，皆刑其長吏，殺之以應陳涉”（《史記·陳涉世家》）這也是官兒虐民的報應。此亦所以秦亡漢興的重要原因。漢初吸取秦亡的教訓，采取與民休息的政策。這就是改變秦始皇原來的政策方針，但秦始皇還有一些他曾實施過的制度我們仍沿襲至今，沒有發生根本變化。如《史記·秦始皇本紀》講的，“分天下以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也就是郡縣制。秦始皇統一六國以后，廢除分封制，推行郡縣制，地方行政機構是中央的派出機構，一切必須聽從中央的號令。這對國家保持領土的完整和統一，避免由分裂割據而引起的軍閥戰爭有利。這在中國歷史上確實起過進步的作用。毛澤東講的“百代皆行秦政法”，就是針對這一點講的。這是從戰國時期殘酷的戰爭災難中得出的結論。秦始皇說：“天下共苦戰不休，以有侯王。賴宗廟，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而求其寧息，豈不難哉！廷尉議是。”這個廷尉就是指李斯。他反對分封制，主張郡縣制。這是從“天下共苦戰不休”的教訓出發，如秦趙長平一戰，秦將白起坑趙卒四十萬，被白起殲滅的六國軍隊，前后加起來有二百萬人左右，死難的平民百姓更要多一些，所以，那時候無休無止的戰爭是百姓最大的苦難。劉邦曾經想在郡縣制與分封制間搞一點折衷，封了一批同姓王，效果不好，到他孫子漢景帝時，鬧了一次七國之亂，是周亞夫帶兵把吳楚七國打下去的，所以盡管郡縣制與分封制在這二千多年的歷史過程中，反反復復，然而郡縣制始終占著主導的地位。現在我們的行省制度，便是元明清三代留下的遺產。元代叫行中書省。中書省是中央的行政機構，行中書省是中央派駐地方的行政機構。明代便是十三布政使，也就是十三個省，清代在全國設置十八行省。民國時仍沿襲這個制度。現在三十多個省的建制便是由此而來。因此地方行政的長官，都是由中央直接任命的，它的好處是避免地方勢力抬頭，造成地方割據和軍閥混戰的局面。對國家統一的偏好是秦始皇留給我們的一筆遺產，而今也是我們國家的核心利益。如果把這作為祖宗之法，那確實是不可變的。如果如某些人主張的搞聯邦制，那么藏獨與疆獨們會興高采烈的，海外的反華勢力也會興高采烈的，因為可以分而治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作為統一國家的建制不能變。秦始皇的另一筆遺產是“一法度衡石丈尺，車同軌，書同文”，其中重要的一條是統一國家的文字，這一點也決不能改變。盡管南北東西各地的方言千差萬別，但由于統一使用方塊漢字，它使全國有一共同的文字來互相溝通，語言也接近了。這是方塊漢字的巨大功勞。如果也用拼音字母，那么由于方言的不同，那各個地區之間的溝通便有很大的困難。還有是度量衡的劃一，這樣為物資流通時的計量有了統一的標準，“車同軌”這使東西南北的交通更方便了。這些是保持我們國家統一不可或缺的條件。這些都是秦始皇留下的遺產。一九四九年以后，大陸的統一，畢竟我們結束了過去的軍閥混戰，我們可以全國一致地昂首地面對國際風浪。國家的統一無論如何是一件好事吧！我講這些事只是為了說明對秦始皇這樣一個二千年以前的歷史人物，也還是要采取分折的態度，有消極的一面，也有積極的一面，有需要變革的一面，也有不能變革的一面。不要搞形而上學，既不能肯定一切，也不是否定一切，我講對秦始皇的認識只是一個案例。通過這個案例說明如何去估計我們的歷史和傳統，它既是我們的財富，也有一點包袱，即便是包袱，那看我們如何把消極因素轉化為積極因素，同時更重要的是如何吸收祖宗留給我們的財富，使之更加發揚光大，這可是歷史賦予我們的使命。故對我們國家的歷史和傳統，決不能妄自菲薄，決不能干那種數典忘祖的蠢事、傻事。

關于如何估計現實的問題，有一位網友介紹了美國人James Me Gragon。曾任華爾街日報駐北京的主任。他經過幾十年的觀察，總結了如何應對中國人做生意賺錢的經驗，所以在他心目中掙中國人的錢是第一位的。當然他一定要找我們身上的縫隙，然后可以設法鉆空子，以達到賺錢的目的。那么他專注的必然是我們生活中的陰暗面，這些他列舉的陰暗面，無非是我們生活中的許多潛規則。只有看透這些潛規則，他們才能在競爭中占有一席之地。我們不是經常可以看到外國那些大的跨國公司，如何想方設法賄賂中國的官員，從而進入某一個領域，大賺一把以后，又反過來揭露這方面的問題，然后把中國羞辱一番，故有些美國商人說的這一套與他們做的一套，也不必太當一回事。因為資本的本性就是逐利的。它們如蒼蠅一樣，尋找雞蛋的縫隙；另一方面，我們身上確實有不少縫隙，在生態圈上也確實有不少空子可以讓他們鉆營謀利。最后的結論是“能做的不能說，能說的不能做”。我想現在他們把認為可以做的而不能說的都說出來了。這不正是一件大好事嘛，把這些陰暗面公之于眾。在光天化日之下，讓這些潛規則沒有遁形的途徑，那就能把消極因素轉化為積極因素。讓這些東西成為過街的老鼠，人人喊打，有什么不好呢？至于能說的不能做，對于這些人我們就應該聽其言，觀其行。我們不斷揭露和審判那些腐化墮落的貪污分子，不是正在公開揭露他們過去許多丑象嗎？我相信，不是所有的中國人都是如此。對形勢的判斷仍然應該堅持兩點論，應該既看到問題，也看到事物的基本方面。如果所有的人都是如那個美國人所描述的，那么中華人民共和國決不是今天的狀況，早就應該崩塌垮臺了。我歡迎那么長的關于中國國情分析的跟帖，把它當作免疫的疫苗，原來我們還有那么多潛規則和陰暗面，讓大家見識見識。我們一起來一個大掃除，洗把臉擦個澡，把身體弄得更加干凈和健康一些。我不是悲觀消極地看這些陰暗面。而是讓大家知道，然后增強自身的抵抗力。我記得臺灣有一個柏楊，寫了一本《丑陋的中國人》，都是揭露我們身上丑惡的一面，臺灣并沒有因此而崩塌嘛。中國人也不會因此而崩塌，能把這些東西公之于眾，正是我們堅強的一面。《易經》中有一句老話：“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這才是中華民族最本質的特征。所以估計中國當前的國情，還得看到它的基本面，同時不能忽視它的消極面。揭露這些消極面，正是為使自己身體更加強壯。不知我如此認識國情的方法是否正確，我愿意傾聽大家的意見，為此我從不主張刪除我博文中與我不同意見的跟帖，有不同的意見是好事，它可以促使我認真思考，通過討論更接近事物的本相，使自己的認識更加理性，更加科學。

還有一位網友在我博文中，對我關于普世價值的論述提出不同意見。他認為“自由主義者所倡導的自由、民主、法治、人權是可以分為各個義項的，是可以落實到具體施政制度的，如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出版自由，結社自由，定期選舉，司法獨立等，當然具體制度產生前一定會有形而上的理念。”其實這是一個屬于認識論范疇的問題，它應該辯證的看。先有事實，后有理念，事實與理念又是互為影響的。民主、自由，都是先由具體到抽象，再由抽象的理念轉化為具體的實踐。就以憲政制度的民主拿英國講，也是先有事實，后有概念，而且西方各個國家的立法規定也是各不相同的。各個國家規定的憲政制度也有很大的差異。英國與美國不同，歐洲大陸上，法國與德國不同，有的行政上是總統負責制，有的是內閣總理負責制，有的是兩黨制，有的是多黨制。為什么有那么多差異，各國歷史情況不同，民主的形式也是千差萬別。憲政制度在形式上的規定與實踐上的效果也是千差萬異的。產生這些差異的原因是各國國情不同，我們不能此山望那山高，只能立足于自己的國情，來規定和實施我們自己的民主和自由的制度設計，民主和自由是國家管理的手段，不是目的。最近胡錦濤主席又重提要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我們憲法上有關民主與自由的條文，這些規定的目的是為了正確處理好人民內部的矛盾，從而促進我們國家政治，經濟，文化全面的發展和長足的進步。如何建立和實施民主與自由方面的相關制度，也是以這個目標為前提的。記得毛澤東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一文中，曾講到“要求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的人們認為民主是目的，而不承認民主是手段。民主這個東西，有時看來似乎是目的，實際上只是一種手段。”還說：“民主、自由都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都是在歷史上發生和發展的，在人民內部，民主是對集中而言，自由是對紀律而言，這些都是一個統一體的兩個矛盾的側面。它們是矛盾的，又是統一的。我們不應當片面強調某一側面而否定另一側面。在人民內部，不可以沒有自由，也不可以沒有紀律；不可以沒有民主，也不可以沒有集中。”我想這個話還是對的，現在人們已習慣于把人民改為公民了，其實這是一回事。發揚民主，讓大家議論，這就是民主，就事項來講，最終大家表決，表決的結果，不管是贊成還是反對，大家都得遵守。這便是集中。這在美國也是如此，如果眾參兩院通過的決議，經總統簽署后，大家都得遵行，不管是反對黨，還是執政黨，當然你還有批評的自由，如果只有民主，沒有集中，那么大家就寸步難行，國也就不成其國了。這應該是一個非常淺顯的道理。單獨把自由民主等這些概念命名為普世價值，那就是把它絕對化了，使之形而上學化了，丟掉了目的，只要手段，那樣的話，對社會的發展和進步反而是有害的。價值取向，本來是因時因地因人而異，怎么是“普世”的呢？當然，有的廣泛性大一些，有的狹一些，都還得具體情況具體分析，在戰時與平時不一樣，國內與國外也應有區別吧；至于國與國之間的關系，那就又是一回事了，聯合國的常任理事國還有否決權呢！怎么可能千篇一律呢？我這是從認識論的角度講這個問題。

舉例來說，這二三年來，我們國家各個地區爆發的群體性事件，一年比一年多，過去叫鬧事，現在叫群體性事件。在大量群體性事件中，農村征地的問題，城市拆遷的問題占的比例最高，怎樣看待這些鬧事呢？毛澤東《在省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講話》中講到，“對于鬧事，要分幾種情況處理，一種是鬧得對的，我們應當承認錯誤，并且改正。一種是鬧得不對的，要駁回去。鬧得有道理，是應當鬧的；鬧得無道理，是鬧不出名堂的。”所以，有時候鬧事反而對維穩有利，它有利于我們發現問題，正確地處理問題。現在許多群體性事件，往往是先在網絡上暴露，有人把錄像公布在網上，然后網上熱議，這就是發揚民主，大家亦在網上自由議論，網絡和報刊都能批評地方政府處置不當、地方官員錯誤的言論，所以，凡是鬧得對的，地方政府有錯誤的得到了及時的處理。從這個過程看網絡上的民主和自由討論是手段，誘發群體性事件的具體矛盾，通過公開透明的暴露和群眾性的議論，事情的是非清楚了，政府錯的地方得以改正，民氣也順了，社會也得以安定了，那就是民主和自由作為手段達到了目的。我們不足的地方，是在這方面還缺乏把具體的經驗上升規范為制度使之成為大家都要遵守的習慣。毛澤東還講到“對帶頭鬧事的人，要有分析，有些人敢于帶頭鬧，經過教育，可能成為有用之材。”這話有道理，這些人經過正規的學習和教育，可以成為發揚民主的積極分子。當然對極少數犯罪的人應該受到教育批評。毛澤東說：“對少數壞人，除了最嚴重犯罪的以外，也不要捉，不要關，不要開除，要留在單位，剝奪他們的政治資本，使他們孤立起來，利用他們作反面教員。”這就是經過民主達到集中解決實際問題的過程。

關于如何認識中國國情問題的討論，我只能從認識論和方法論的角度先說這些意見，供大家參考，希望大家心平氣和地提出自己的意見，我愿意傾聽大家的議論，關于國情問題的討論，已是主題以外的內容了，所以我更希望討論能集中到關于辛亥革命這一百年來歷史經驗的這個主題上來，因為明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大家通過討論弄清思想，可以更好地團結一致，不是為了什么“告別革命”，而是為了發揚革命的傳統，使我們的國家更加繁榮富強，這才是我們討論的根本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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