岸英烈士無須辯護，鬼域含沙必要揭穿　　

——且看右翼精英的愛與憎　　

毛岸英烈士有人潑污并不奇怪，當下的中國，黑非善惡美丑的黑白顛倒，反差強烈得很，沒有共同語言。　　

眾多網友做了深入細致的辨析與批駁，令人信服。　　

但說理對那幫含沙射人的鬼域們是沒用的，因為偏見比無知更為可怕。　　

其實，與趙東民的蒙冤一樣，毛岸英烈士是無須辯護的。　　

這是政治斗爭，不是史實考辨。判斷出自立場，而不取決于是非。　　

想起魯迅的名文《戰士和蒼蠅》，簡直就像為今天寫的：　　

《戰士》戰士戰死了的時候，蒼蠅們所首先發見的是他的缺點和傷痕，嘬著，營營地叫著，以為得意，以為比死了的戰士更英雄。但是戰士已經戰死了，不再來揮去他們。于是乎蒼蠅們即更其營營地叫，自以為倒是不朽的聲音，因為它們的完全，遠在戰士之上。　　

的確的，誰也沒有發見過蒼蠅們的缺點和創傷。　　

然而，有缺點的戰士終竟是戰士，完美的蒼蠅也終竟不過是蒼蠅。　　

去罷，蒼蠅們！……你們這些蟲豸們！　　

據先生后來的自注： “所謂戰士者，是指中山先生和民國元年前后殉國而反受奴才們譏笑糟蹋的先烈；蒼蠅則當然是指奴才們。”　　

太相像了。一個世紀快過去了，除了卑鄙之外，“蟲豸們”并無多少長進。

“雞蛋炒米飯”即使屬實，不過是烈士身上微不足道的“缺點”。　　

烈士肯定有“缺點”，若實事求是，亦無須諱言。　　

與魯迅筆下的“蒼蠅”不同，他們所借以大肆渲染炒作起哄的“缺點”，一點也經不起推敲。說好聽點，是孤證，而且與檔案及其他當事人回憶相沖突；說直率點，是向烈士潑污。 　　

一　　

識人論事著眼大局抓住本質，才能不惑。　　

毛澤東主席律己之嚴，乃中國共產黨人最為光輝的典范，他人無以過之。他不光自己不搞特殊，而且要求子女極嚴。他總是讓岸英到最艱苦最危險的地方去，在陜北時拜農民為師上“中國農村大學”，后參加土改，特別是進京赴滬到第一線參加排雷除險，是危險性極大的工作，這與在蘇聯衛國戰爭時多次請求始獲批準與坦克連戰士一起打到柏林一樣，即此可見領袖父子的高風亮節，“從軍鍍金”云云純粹是以小人之腹猜度英雄胸襟，“官二代”的角度。主動請纓參加抗美援朝，高層子女中也僅此一人。所以，“炒飯”云云顯然不合岸英的一貫為人。退一步說，即使確有其事，共產黨的最高領袖為了保家衛國獻出自己愛子的寶貴生命，稍有良心，悲痛崇敬且猶不及，何至滔滔大肆渲染于斯，更何況其后繪形繪色而又閃爍其詞的含沙射影——顯然，“戰士”犧牲否認不了，只好出此下作之舉，以達到歪曲顛覆的目的。　　

含沙伎倆，陰暗心理！　　

中國命運前途的大爭論，毛澤東是個焦點。毛澤東已經隨著他所代表的大眾一起變成“弱勢”， 丑化革命控訴“專制”一直是時尚，趨炎附勢者和買辦賣國輩，無不以妖魔化毛澤東作為他們晉身的通行證，央視對袁騰飛的青睞就是明證。　　

毛岸英的遭際，就是這樣一種生態環境的產物。　　

“去政治化”叫得越兇，他們的政治標準越是嚴峻。　　

二　　

政治人物無不是階級的代表，世界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憎，愛或憎取決于各自的階級立場。　　

偏見比無知更為可怕。　　

資無兩大階級強弱異勢，“八榮八恥”顛倒勢所必然。舍本治標，自然無濟于事。“五講四美三熱愛”也好，“以德治國”也好，“一手硬一手軟”也罷，結果無不如此。　　

30年來，右翼精英通過他們掌控的霸權媒體實現了歷史的顛倒。　　

1，毛澤東與蔣介石。　　

分別代表新中國與舊中國的兩面旗幟，對他們的愛憎，陣線愈來愈分明。端仇視毛澤東極的人，無論新右派還是老右派，慢慢都聚集到贊頌“蔣公”的旗下。　　

無論立德、立功或是立言，毛澤東千古一人。立功，他使中國人民擺脫百年苦難真正站了起來，短時間建成了獨立完整的工業體系，抗美援朝援越，挫敗了向來無敵不可一世的美國。立德，其大者，不顧眾多戰友的反對毅然發動文革，其小者，律己與子女之嚴，都不愧為中國共產黨人最光輝的典范。立言，從農村包圍城市道路到繼續革命理論，都是對發展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偉大貢獻。　　

然而，這能改變右派對他的態度嗎？　　

蔣介石當下的遭際，與《金陵春夢》時代真真是不可同日而語了。“四一二”大屠殺也罷，“十年剿共”殺人如草不聞聲也罷，東北不抵抗、華北自治也罷，四大家族沆瀣一氣魚食鯨吞把中國弄得烏煙瘴氣也罷，都改變不了舊日地主官僚買辦階級對他的擁戴，在“顛覆專制”中反水的“共黨”人物，也紛紛轉向頌蔣，為國民黨歌功頌德。近些年歪曲史實稱頌“國軍”抗戰乃成一種風氣。　　

頌蔣與毀毛，揚“國”與抑“共”，是相反相成的。　　

歷史的辯證法就是這樣嚴峻無情！　　

2，毛岸英與“官二代”。　　

美國學者曾就“姓社姓資”問題在前蘇聯做過一次調查，結果大出意外：廣大草民主張“走社”，共產黨干部主張“走資”者居多。蘇聯“民主憲政”后，億萬富翁多數還是原來的“黨官僚”。中國的“富二代”多數還是出自“官二代”，巧取豪奪，為“洋”作倀，身家億萬，窮奢極欲，比比皆是也。 “李剛兒子”就是中國時下“官二代”的縮影， “小巫”且豪橫如此，“大巫”更可想而知。　　

從“新啟蒙”起，霸權媒體全力為官二代打造崛起的環境，濃墨重彩地為許多頭面人物塑金裝涂光環，將烏鴉吹捧成成鳳凰，倉鼠包裝成麒麟——那是何等熱心與“寬容”啊！　　

相形之下，他們對毛岸英又是可等苛刻。　　

毛澤東未蓄分文私產，稿費一直歸中辦特別管理，身后由中辦從中分給李敏李訥等每人八千元，算作唯一的繼承。霸權話語對此視而不見，他們“見到”并炒作的，只是“億元稿費”式的卑鄙謠言，連正聞視聽的資料都橫加封鎖。　　

《毛岸英》搬上屏幕，他們恨得牙根癢癢，能指望他們公正客觀嗎？　　

3，史學“創新”，榮恥顛倒。　　

他們打著“撥亂反正”“創新史學”等旗號，“重新審視”古今歷史人物，無情顛倒愛憎分明得很。國史和共運史上的人物，從伯恩斯坦、考茨基、托洛斯基、布哈林、赫魯曉夫、戈爾巴喬夫，到中國的陳獨秀、張國燾，從秦檜到“老佛爺”、“李中堂”、“曾文正公”，從“蔣委員長”到汪精衛、周佛海、張愛玲、胡蘭成，他們無不或帶著高倍放大鏡尋找他們的“閃光點”，甚至徑將他們顛倒過來樹為圣賢楷模——是非善惡美丑，就這樣一步步顛倒了過來。　　

媒體充斥著大肆吹捧胡某的文章，然對胡某另一些“功德”卻避而不談。 “大開快流”開啟了“硬道理”禍端：舉世罕見苦難，黑窯奴工的血淚，煤老板的暴戾恣睢，資源環境的毀滅性破壞，只字不提。鼓吹藏獨治藏疆獨治疆，不遺余力為分裂勢力造勢張目，直接造成今日分裂勢力的猖獗，他們更是諱莫如深。　　

這一些，較之“炒飯”，孰輕孰重？　　

4， “蛋炒飯”與“推到誣蔑不實之詞”。　　

“十年浩劫”，凡群眾“四大”出來的，一律是“誣蔑不實之詞”。可他們忘了，這些“五七戰士”，無論是“組織部新來的年輕人”王蒙，還是“被準確打成資產階級右派”的茅于軾，他們不都是以反對“官僚”和“專制”起家的嗎？怎么20年后，由毛澤東發動的共產黨針對“官僚”的“自我完善”運動，群眾揭發的統統成了“誣蔑不實之詞”呢？莫非，“浩劫”前的干部一點腐敗沒有，全部是 “十佳公仆”？　　

文革之初，工作組所抓的不也是“右派”嗎？毛澤東給他們平了反，怎么老右派與“新右派”背道而馳了呢？　　

真是一個邏輯的荒誕。　　

有兩個形同實異。　　

毛澤東整“官僚主義者階級”，是從人民民主出發，堅持“走社”；茅于軾們反“官僚”，是為了“憲政”“走資”。文革面臨的主要危險是“就在共產黨內”的演變，1957年新政權面臨的主要危險是黨外“走資”的顛覆——時移世易，難于相提并論。　　

經過“十年浩劫”，黨內黨外資產階級代表人物聯手走資，結成了顛覆無產階級專政的反毛統一戰線，社會又經歷一個時移世易。于是，文革對“官僚主義”的揭發，就成了 “誣蔑不實之詞”，不問青紅皂白一律“推到”了。　　

“推到”之后，將“誣蔑不實之詞”強加到毛岸英身上，不也是順理成章嗎？　　

文革中群眾對干部的揭發，不會全部屬實，但肯定事出有因，相當或大部言之有據，即使是德高望重的領導人物中，也不乏初露苗頭令人震驚的特權腐敗。一概“推到”是反攻倒算，算賬自然要加上利息，產生如今驚世駭俗愈演愈烈不可收拾的腐敗，也就不足為怪了。　　

無中生有 “蛋炒飯”，統統推到“不實詞”，右派邏輯就是如此。　　

5，魯迅與胡適。　　

中國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兩面旗幟。

毛澤東稱魯迅是無產階級的圣人，他對魯迅的贊譽人們耳熟能詳。　　

后毛時代兩面旗幟逐漸易位，右翼巨擘李慎之的說法具有代表性:“20世紀是魯迅的,21世紀是胡適的” 。不過他們的意思并不是“各領風騷”，而是要顛覆顛倒—— “退回去……百年回首，走胡適代表的方向……這是全人類都要走的必由之路。”（《胡適還是魯迅》）　　

胡適當仁不讓地登上了圣人壇，霸權媒體一片贊揚聲。

胡適的真人、全人如何？

試看如下被右派遮蔽的部分“誣蔑不實之詞”——僅僅是胡圣人對日的部分言論。

胡適贊賞袁世凱與日本簽訂的《二十一條》，認為“吾國此次對日交涉，可謂知己知彼，能柔亦能剛，此則歷來外交史上所未見。”（《胡適全集》２８卷８９頁）　　

因此，他稱頌袁世凱為中國近現代史上“偉大的英雄”（《全集》３卷第７８２頁）。　　　

愛國學生游行抗議《二十一條》，胡適發表《致留學界公函》，罵愛國學生是“理智失常”，得了“愛國癲”。　　

全國教聯把簽訂《二十一條》的五月九日定為“國恥日”，胡適做《提議廢止國恥紀念》演講，說“這種機械的紀念，毫無意思。”（《全集》２９卷２４０頁）　　

 “九一八”后，胡適支持蔣介石“不抵抗”，極力為 “國聯調查團”提出的“東三省自治”， “國際共管”叫好：“一個代表世界公論的報告……我看不出有什么反對的理由……我主張由外國教練官協助訓練一種特別憲兵”來“管”東三省。（《全集》２１卷）鼓吹東三省問題“我們可以等候五十年”再說。１９３５年，他致信政府，主張放棄東北四省，建議“承認”偽“滿洲國”。　　

“熱河事件”后胡適仍堅持妥協，主張“華北自治”。蔣介石是事先征求胡適等人意見后，才簽訂喪權辱國的《塘沽協定》（《胡適年譜》２１２頁）。　　

“西安事變”，胡適認為張學良勾結中共“叛國禍國”，致電指責張“名為抗日，實則自壞長城……為國家民族之罪人”（《全集》２４卷３２５頁），并在《大公報》發表文章罵共產黨是“一群殘破無力的土匪”，污蔑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 “武裝叛亂失敗時的策略” （１９３６。１２。２０），該文由國民黨大量印制后派飛機向西安空投。　　

“七七”事變后胡適仍不同意全民抗戰，向蔣介石強調 “外交路線不可斷”（《全集》３２卷）。故民黨元老“程潛在最高層會議上曾指責胡適為漢奸，居正聲言應該逮捕胡適”（《胡適評傳》１８８頁）。　　

      胡適一直認為落后只有投降，如果抗戰 “我們在戰爭中將毫無所獲，剩下的只是一連串的毀滅、毀滅和再毀滅。”（《全集》２３卷）　　

周恩來總理說過：“胡適直到生命的了結”，始終是“死心塌地為帝國主義服務的”。　　

將胡適這些言論，與吳建民智囊的“韜光養晦一百年”高論對照一下，你就會豁然開朗，明白“21世紀是胡適的”真正含義，明白為什么說胡適是他們的圣人了。　　

顛覆魯迅不易，右翼主要通過“重新解讀”以歪曲抹黑。

他們借周海嬰的《魯迅與我七十年》炮制一個“魯迅如果活著”的話題，洋洋得意大肆炒作，與熱炒“蛋炒飯”極為相似。　　

因為毛澤東極力推崇魯迅，右翼炮制過這一話題，可謂一箭雙雕，同時抹黑毛澤東和魯迅。

間接孤證、死無對證等等的質證，許多學者做過令人信服的駁辯。

其實，他們不顧自相矛盾——李慎之和茅于軾的論斷，早已給反右斗爭“撥亂反正”。

毛澤東說過：“我與魯迅的心是相通的”， 毛澤東對魯迅的崇高評價有一系列的文章傳世，豈是鬼域們含沙射影所能詆毀得了的。套韓昌黎詩：“毛魯文章在，光焰萬丈長。不知群兒愚，那用故謗傷。蚍蜉撼大樹，可笑不思量。”群小懷著陰暗心理在偉人身后處心積慮造作謠言，以作謗傷，亦桀犬吠堯耳。　　

偉人是屬于社會的，不是親人私產。美國中情局在斯大林子女身上也曾下過大功夫，徒見其卑鄙耳，擋不住俄羅斯人民重評斯大林的歷史腳步。　　

毛澤東是窮人翻身解放的旗幟，遭到富豪權貴買辦漢奸赍恨實乃必然。南街村百姓，與深圳富豪不可能有同樣的愛憎。告別革命褻瀆崇高，他們已經猖獗多年了，《毛岸英》的熱播，說明中國人民在開始找回崇高。用一句杜詩回敬那些向烈士潑污的“蒼蠅”們：　　

“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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