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下，“精英”們和無知者總愛拿毛澤東的錯誤說事，譬如說大躍進、大煉鋼鐵、公社食堂、文化大革命等等，不僅百般嘲弄，而且極盡放大、抹黑，甚至造謠說毛澤東反對計劃生育等等，好像毛澤東是個十惡不赦的混蛋，而自己就是普渡眾生的救世主。但事情果真如此嗎？于此，再較較真，比較比較。
大躍進，問題誠如“精英”們所說，工業“放衛星”，農業“放衛星”，各行各業地不切實際地冒進蠻干，特別是掀起了大煉鋼鐵運動，事后表明，僅此一項全國即損失約二百億元，并造成人力、物力、財力極大浪費，嚴重削弱了農業，沖擊了輕工業和其他事業，造成國民經濟比例失調，嚴重影響了人民生活。甚至在個別地方因忙著煉鋼鐵而無人收糧，成熟的莊稼爛在地里，引發三年嚴重困難，乃至最后餓死人了——“精英”們最后連算帶估搞出了經不起推敲，甚至是荒誕不經的“餓死三千萬”。后果的確嚴重，的確值得檢討和批判。但毛澤東為什么要搞大躍進，“精英”們卻一再回避，要么閃爍其辭，要么干脆三緘其口。然而，歷史卻清楚地記載的這一運動產生的時代背景：自1953年起，我國的經濟建設實行了第一個五年計劃，到1957年順利完成。工農業生產都有大幅度的提高，社會安定、民風良好。為了建設新中國，人們都有一股子干勁，爭先恐后地要貢獻出自己的力量。在這種大好形勢下，1958年2月份，《人民日報》發表了“鼓足干勁，力爭上游”的社論，明確地提出國民經濟要全面大躍進。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會議，通過了以盡快地改變我國經濟文化落后的狀況為目標的總路線——“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會議提出要使中國在15年或更短的時間內，在主要工業產品產量方面在十年內超過英國、十五年內趕上美國（即“超英趕美”）。1958年6月初，國家計委規劃《第二個五年計劃要點》，提出五年超過英國，十年趕上美國。這個文件得到了毛澤東的首肯，批示：“這是一個很好的文件，值得認真一讀”。6月17日，國家計委又提出“兩年超過英國”的報告，毛看后，更加興奮。綜合各方“好消息”，1958年8月17日，毛澤東主持召開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了《全黨全民為生產1070萬噸鋼而奮斗》的決議，就此掀起了轟轟烈烈的全民大煉鋼鐵運動。這樣的問題，正如后來有人評論說“大躍進對一個曾經因為落后挨打的中國人來說，本來是個美妙的字眼。中國又是個大國窮國，不躍進行嗎？國家領導人明確地認識到這一點。因此，就企圖通過幾個運動、幾場人海戰術，就可以改變中國的落后面貌，用幾年的時間，就可以超過英、美等國家。”由此看出，大躍進的產生不過是以毛澤東為首的國家領導人被勝利沖昏了頭腦，懷著讓新中國迅速崛起并“超英趕美”的熱切盼望，而違反經濟規律、超越現實條件推行的激進措施。雖然手段不可取，但目的哪里錯了？拿破侖說“不想當元帥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不想讓中國實現全面躍進、超英趕美的領導人才不是好領導人！才是誤國誤民、混天潦日、占著茅坑不拉屎的混蛋！
人民公社食堂是大躍進時期人民公社化的產物。1958年７月１日《紅旗》雜志刊出《全新的社會，全新的人》，提出“把一個合作社變成一個既有農業合作又有工業合作基層組織單位，實際上是農業和工業相結合的人民公社”，這是第一次提出“人民公社”。８月６日，毛澤東視察河南新鄉七里營人民公社時，當地領導匯報了他們對大社沒有用“共產主義公社”而用“人民公社”作名稱的緣由，毛澤東聽后說：“看來‘人民公社’是一個好名字，包括工農兵學商，管理生產，管理生活，管理政權”，同時指出，公社的特點是“一曰大，二曰公。” ８月17日至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開擴大會議，肯定了人民公社是過渡到共產主義的一種最好的組織形式，并作出了《中共中央關于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會后，全國開始了人民公社化運動。運動中，刮起“一平二調三收款”的“共產風”，各地大辦人民公社食堂，人民群眾以生產隊為單位，集體免費就餐，宣布提前進入共產主義社會。讓人民群眾連吃飯都免費，這是毛澤東不顧客觀條件，試圖在落后的生產力基礎上，依靠不斷擴大公有制，縮小商品生產，實行平均主義分配制度，來迅速建成完全的社會主義，并很快地過渡到共產主義的又一夢想。雖然實踐證明這一夢想是超現實的，并且是失敗的，但出發點——讓人民群眾迅速脫離舊社會的食不果腹、衣不蔽體，而過上衣食無憂的好日子，又有什么好指責的呢？正相反，恰是證明毛澤東與人民骨肉相連的最好明證！
文化大革命是對新中國建設影響最為嚴重的政治運動，也是“精英”們痛批毛澤東的最有力證據。這次運動，錯誤地提出“ 打倒一切，全面內戰”，不僅冤枉和迫害了一大批革命干部，而且讓整個國家的政治、經濟生活陷入嚴重混亂。對此，“精英”們稱作“十年浩劫”。然而對于這場運動的成因，精英們要么依舊回避，要么一口咬定毛澤東判斷形勢錯誤。然而，這個回避和咬定為錯誤的東西究竟是什么呢？史料記載：毛澤東認為當時的國家路線出現錯誤，一大批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已經混進黨、政府、軍隊和文化等各個領域，相當多的單位領導權已經不在馬克思主義者和人民群眾手里，這些人漠視人民群眾的利益和國家的性質，一味推行資本主義路線——私有制，有資產階級復辟和黨內形成新的資產階級，進而顛覆人民當家作主的國家性質的傾向，因而將這些人定性為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即“走資派”，并親筆撰寫《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發動人民群眾起來二次“革命”，向“走資派”奪權。毛澤東的斷言是否正確，他自己不知道，因為他活著的時候中國因為他的干預而沒有推行私有制，因此他的擔心和憂慮沒有成為現實。但他死后，中國推行私有制了，結果又怎么樣呢？看看陳希同、陳良宇、成克杰、鄧貴大、逯軍等人的所作所為，看看鄧玉嬌、劉興偉、王斌余們的悲慘命運，看看黑煤窯、黑磚窯、黑工廠、“三鹿奶粉”、“大頭娃娃”事件，看看國有、集體企業紛紛被強行關閉、賤賣、贈送，數百萬工人一夜之間大下崗淪為失業者；看看農民的土地被圈占、賤賣，地不養人，千百萬農民只好背井離鄉、四處流浪去打工……當知時下的中國，不僅資產階級已經復辟，而且黨內也形成了新的資產階級，甚至是大官僚。新舊資產階級聯合，共同構成“精英”階層，而對人民群眾肆意凌辱和宰割。由此，又怎能說當年毛澤東錯誤地發動了文化大革命？正相反，恰證明這是一位偉大的、睿智的政治家，他在社會安穩的時候即居安思危地看到了身后的嚴重憂患，并搶先一步下手，力圖防患于未然。而且，事實表明這場運動也并非真的就是“十年浩劫”，史料記載：“文革”期間，中國糧食生產保持了穩定增長，秈型雜交水稻育成和推廣；工業交通、基本建設和科學技術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一些新鐵路和南京長江大橋建成，大批技術先進的大型企業投產，氫彈試驗和人造衛星發射回收成功；珍寶島之戰取得重大勝利，中華民族揚眉吐氣到打完美帝打蘇修，敢于藐視一切強敵；外交不僅鞏固了中國在第三世界國家中的領導地位，而且趕走臺灣的國民黨政權加入了聯合國。特別是人口占絕大多數的人民群眾——工人、農民政治地位達到了五千年中華民族史上空前絕后的權力巔峰，不僅當干部當到中央委員、國務院副總理、人大副委員長的高位直接掌權，而且可以真正地監督、批評、批判各級黨委、政府，甚至直接揪斗國家各級干部。因此，對文化大革命的定性，卻不能不說“是一場由領導者前瞻發動，被各種勢力傾軋攪亂的斗爭”，是毛澤東從美好愿望出發，力保紅色政權代代傳，但最后卻控制不了局面的孤注一擲式搏殺。究其本質，還是一場精神可嘉、方法不當的錯誤。
對照毛澤東的錯誤，我們時下“精英”們的所作所為又該是什么性質呢？
瘋狂推行所謂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私有制經濟，鼓勵人們為個人利益而奮斗，把國人的思想由“國家和人民利益至上”轉變為“個人利益至上”，把國人的行動由克己自律、舍己為人轉變為自私自利、損人利己，把領導干部由焦裕祿的勤政廉政、鞠躬盡瘁、死而后已轉變成陳良宇、鄧貴大的貪污受賄、賣官鬻爵、欺男霸女，甚而把整個中華民族的傳統道德觀由“利人”——向善，逐步更改為“利己”——向惡，將五千年無數先賢圣哲、仁人志士用鮮血和生命打造的“殺身成仁”、“舍生取義”僅用三十年功夫即消滅怠盡，摧挎了中華民族的錚錚鐵骨，這是錯誤嗎？這是對民族的犯罪！
為了推行私有制，把蛀蟲們人為地吃光、挖光、揮霍光國有資產栽贓為公有制經濟制約，進而又強行關閉、破產國有、集體企業，把工人們幾代人辛辛苦苦積攢下來的百萬、千萬、億萬國有、集體資產幾萬、幾十萬、幾百萬、連賣帶送地變成少數人的私有財產，更把幾百萬工人像豬羊一般地驅向勞務市場，趕進私營業主的黑心廠、礦、窯、司，出賣苦力和剩余價值，甚至肉體和生命，既而又剝奪工人、農民的發言權、執政權，把各級人大、政協搞成“精英”沙龍，不僅摧垮了工人階級——共和國執政的政治基礎，更把維護人民執政的經濟基礎——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壓榨成僅有的南街、華西等幾個地方和石油、電力等幾個特殊行業，甚而還嫌不夠，叫囂要打破國家“壟斷”全面推向市場，讓富得大腹便便的新興資本家膨脹流油，完全顛覆了憲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是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國家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之法規。這是錯誤嗎？這是對國家的犯罪！
通過不加限制的市場經濟無序競爭，一方面生產腰纏幾億、幾十億、幾百億、買飛機、坐豪車、住豪宅、錦衣玉食的大富翁，一方面批量克隆吃不飽飯、穿不暖衣、看不起病、上不起學、住不起房，甚至生不起孩子、死不起人的窮苦人。在制造“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嚴重貧富兩極分化的同時，又任由“精英”們為富不仁到逼著鄧玉嬌、劉興偉、王斌余們去殺人，走“逼上梁山”之路，把人民群眾——人口占大多數的工人、農民由國家的主人變成任由“精英”們肆意欺凌、宰割的草根和魚肉。“精英”們竟然改變了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拋頭顱、灑熱血、前赴后繼鬧革命的初衷——消滅剝削和壓迫的社會制度，在一個以“人人平等”為本質特征的社會主義國家里制造剝削和壓迫，把中國人民一步步引向萬惡的舊社會。不僅如此，“精英”們在以0.4%的人口數量通過各種非法手段攫取了國家70%的財富后，瘋狂叫囂“依法治國”，甚而推動國家修改憲法，增加“國家依照法律規定保護公民的私有財產權和繼承權”條款，妄圖把剝削及非法攫取的財富合法化，用法律來鞏固剝削和壓迫這種不合理乃至是罪惡的社會制度。這是錯誤嗎？這是對人民的犯罪！
更為滑稽的是“精英”們一面叫嚷“建設法治社會”，一面不顧“人為財死，鳥為食亡”古訓，利用私有制膨脹國民的私欲、貪欲，讓國人貪婪到為財富而不惜偷盜、毆斗、走私、販毒、賣淫、搶劫、搶銀行、殺人和滅門，最終消滅了毛澤東執政時期的謙遜禮讓、鄰里和睦、團結互助，讓社會關系驟然緊張，人們彼此勾心斗角、爾虞我詐、爭權奪利，不僅動輒對簿公堂，而且頻發街頭暴力，黑社會真刀真槍地禍害民眾、相互火并由銀幕走入現實……“精英”們大搞法治建設，不但沒有帶來社會的和諧，反而葬送了原有的安寧，帶來了中國的高犯罪率，打掉了新中國的社會安全感，讓人們由夜不閉戶一步步發展到緊鎖家門，繼而鐵籠林立，繼而鎖門也被滅門，“法治”最終變成了“法亂”。這是錯誤嗎？這是對社會的犯罪！
自己犯罪了，只字不提，卻對別人的錯誤念念不忘，“精英”們做事竟然做到了“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的地步。但不管“精英”們怎樣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怎樣抹黑別人扮亮自己，歷史還是歷史。毛澤東的問題再怎么說，也還只是錯誤，是為了國家強盛、人民幸福而違反經濟規律、超前冒進犯下的錯誤，是好心辦了壞事，盡管這種錯誤代價高昂，甚至死了很多人。也正因為是好心辦了壞事，所以民眾——人口占大多數的工人、農民并不記恨他，甚至一如繼往地懷念他。而時下的“精英”們，卻是故意引誘黨和政府逐步地改變人民當家作主的國家性質，搗毀人民賴以當家作主的經濟基礎——社會主義公有制，逐步恢復剝削和壓迫制度，為了“精英”們的幸福而把人民推進水深火熱，這是地道的犯罪，盡管有時候他們也做了一些好事，但人民仍然唾棄他們、仇視他們，因為他們的心是黑的，是歹心辦了好事。
一個是錯誤，一個是犯罪，這是不同性質的問題，毛澤東和“精英”們怎么能相提并論呢？把“精英”們的種種“輝煌成就”說成是對毛澤東思想的繼承和發展，不僅是對毛澤東的侮辱，更是對中華民族的侮辱——中國人民還沒有弱智到如此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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