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他走了，不在了，離開這個世界和他親手締造的共和國30多年了；

       他沒走，他的遺體還躺在那個世界上最大廣場的紀念堂里，他的繼任者們在疏遠、回避、冷落、曲解著他，那些來自五湖四海的人流如熙的草民們卻在他的遺體旁滿懷虔誠的瞻仰著、敬拜著，甚至有人還悲痛難忍、以淚洗面、跪地飲泣，那串串淚珠和哀傷的表情仿佛訴說著沉積心底的緬懷、委屈、無奈，還有一種莫名其妙的呼喚與奢望；

       他還在，那個把革命家的理想、戰略家的韜略、理論家的先知、詩人的浪漫和對勞動人民深深的摯愛融為一爐的思想歷久彌新、愈加閃耀，猶如星星之火，在每一個有良知、有正氣、有責任感的國人心中燃燒著、升騰著、蔓延著。。。

       很久了，想寫一篇文字，窺探他那博大精深、縱橫古今的思想和胸懷。然而，就像一個不諳水性的孩童，站在茫茫海岸，面對一望無際、洶涌澎湃的時空只能望而興嘆；很久了，想點燃腦海那殘留的記憶，拾綴起遙遠而零星的往事，來謳歌、頌揚那個貧窮而不失激情、落后而不失斗志、狂熱而不失正氣、落寞而不失美好的時代。然而，就像一葉小草仰望參天大樹、一朵浪花追逐驚濤駭浪只能心存高遠、欲求不及。

       但是，任憑怎樣拙而不才，任憑怎樣搜索枯腸，我也要發出自己的聲音。因為，這是一種責任，一種義務，更是一種良心。如果，因為自己這一點點真實的吐露，能夠警醒那些麻木、迷途抑或是邪惡的靈魂，能夠洗去那些別有用心的人潑在偉人身上的哪怕是一點一滴的污穢，那對我將是一種莫大的寬慰。

                                                          （-）  一根黃瓜和父親的“遺產”

       我出生在一九六五年臘月初四。一根黃瓜是我有生以來最早的、朦朦朧朧的記憶。

       那年，我好像只有三四歲。當時父親正在蹲“牛棚”，挨整挨斗，原因可能是沒有參與一場武斗，把自己的人帶走了，避免了一次流血事件的發生。母親每天給父親送飯，到了秋天，菜院子里沒了蔬菜。一次，母親嘴里嘟噥著：“連根黃瓜都沒了，給你爸爸送啥菜呀？”我聽到了，踉踉蹌蹌的走到了菜院子里，摘下一根大黃瓜，抱著送到母親面前，還炫耀著：“這不是么？大黃瓜，大黃瓜。。。”當時惹得母親和哥哥、姐姐大笑。原來，我摘下的是一根黃瓜種。當時怎么也不明白，這黃瓜種咋就不能吃呢？

       后來，父親拖著疲憊不堪的身子回家了，還生了一場大病，差點要了性命。長大以后聽說，那些整父親的人很惡毒，給父親坐了“老虎凳”。他們調查了我們的家史，爺爺是雇農，大伯在解放煙臺的福山戰役中犧牲了，是烈士。還說，有一個爺爺是保護康生過鐵道時犧牲的。他們嚇壞了，康生是誰啊？文革顧問啊！于是，趕緊把父親放了，生怕捅了“馬蜂窩”。現在有人說康生壞，我不知道，那時候總是革命的吧？我父親一直不知道這些事，搞調查的人說出來的，也是這點事救了父親。文革后期，落實政策，給父親平反了。再后來，也就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文革翻案了，全盤否定了，又一次平反了。可是我感覺父親很不滿意，他們落實政策也搞等級制，先是那些干部，后來才是普通黨員；干部們好像每人給了2000元，到了父親手里只有500元了。當然，這不是主要的，父親從來不把錢放在眼里，他好像對社會上由此刮起來的詆毀毛主席的做法高興不起來，甚至郁悶寡歡，耿耿于懷，以至于上面點名要他去紀委工作也婉言謝絕了，后來又幾次放棄了做干部的機會。父親說：“這500元錢啥時也不能動，這是我挨打的錢。”可是，不久，他自己買了一臺黑白電視，讓全家看。我還記得，整父親的那兩個人親自到我們家里磕頭作揖、賠禮道歉時，父親還像老朋友一樣接待了他們，好像從來沒有發生過那段不愉快的事。

       按理說，父親也是文革受害者，可在我的記憶中，他從來沒有說過一句抱怨的話，有時候還聽到他對別人說：“都是下面人瞎搞的，毛主席知道啥。”他也說過，看過文革時期的紀錄片，那個被打倒的大人物當時的確很腐化，出國訪問很講排場，毛主席沒錯。80年代，社會不正之風開始流行，干部們也不像從前那樣規矩了。父親晚飯時愛喝點酒，不多喝，有時候我聽到他大罵：“連一個王爺也平反了，都成了好人了，什么事呢！”父親說的那個“王爺”是他單位里新去的書記，是個蒙族。我工作后也分配在父親的單位，見識過這位“王爺”，的確很有王氣。那時，“王爺”在我們這里很紅，把女兒、女婿都弄成了團干部，小兒子混社會，下手狠，有一小幫哥們，后來搞出了人命，進了監獄。退休后，女兒、女婿下海經商，成了詐騙犯，“王爺”不久一命嗚呼了。

       父親是貧苦家庭出身，爺爺被當地的惡霸用馬活活拖死了，他跟著奶奶從小要過飯，所以對黨和毛主席感情很深，即使在文革挨整時也沒有喪失這種最樸素的感情。那時我年輕，不懂事，一聽說有干部搞不正之風就罵黨。有一次，父親聽我罵氣的摔了酒杯，對我破口大罵：“你他媽的什么東西，共產黨怎么得罪你了！”從那以后，我再也不敢罵了。也開始明白，搞不正之風的是腐敗分子，不是黨。

       父親1987年病逝了。他寧愿做工人，不做干部，因為，他對黨風不正深惡痛絕。他為場子把大門，干部們一車車往出送板材，他氣得回家就罵又沒辦法，場子里有的工人家里板材也堆得滿滿的，可我結婚時卻空空的，自己想辦法。是的，父親沒給我留下什么，留下的只是對黨、對毛主席的一份深情，這是他留給我的唯一的遺產，讓我珍藏至今！

                                                            （二） “動亂歲月”中一段艱難創業史

       傷痕文學家們曾用沉重而憂怨的筆墨描繪了“動亂歲月”帶給人們心靈深處的感傷和恐懼，對此我沒有切身的體會，也未曾聽父母講過一句對那段日子任何敵意和仇視的話。文革史學家和某些政客們也曾用犀利而尖銳的筆觸聲嘶力竭般地叫嚷“動亂歲月”使國民經濟走向“崩潰的邊緣”，對此，我同樣也沒有真實的感受。相反，在我6歲以后也就是在1971—1976年間，卻親眼看到、親耳聽到了一段父輩們氣壯山河的艱難創業史。　　

       人類在哪里涉足，哪里就有一部慷慨激昂的壯歌；人類在哪里拓荒，哪里就有一部滄桑巨變的史詩。1971年6月10日，以白鳳明為首的一行7人，帶著國家“四五”計劃的安排來到人跡罕至的長白山深山老林，拉開了籌建白河林業局這個特殊使命的序幕。迎接他們的沒有歡迎隊伍，沒有色彩繽紛的禮炮，沒有美女林立的剪彩儀式，除了當年作為“五七”干校留下的幾棟平房，就是遍地荒草、滿眼野花和一望無際的原始深林。就是在這樣一窮二白的環境中，籌備小組迅速制訂了“最短的時間、最快的速度、最好的質量、最少的投資”的建局方針，與從各地調來的300多名工人喊出了“寧愿筋骨碎，不怕血流干，苦戰奮斗二三年，建好新局做貢獻”的豪邁誓言，接連打響了建材生產大會戰、筑路大會戰、林場建設大會戰、貯木場建設大會戰和農副業生產大會戰。在起早貪黑的大會戰人海中，你分不出干部與工人、老的與少的、男的與女的。房子不夠住搭帳篷，餓了啃幾口玉米窩窩頭，渴了就喝山泉水，工休就圍在一起學毛選，干群同心、苦干大干加巧干，譜寫了一部激動人心、催人淚下的創業歌！　　

       建局帶頭人、籌建處總指揮白鳳明身先士卒，嚴以律己，甘當公仆。當時，籌建處只有一臺吉普車，很少有人使用，領導下基層、下林場多是坐敞篷汽車，或騎自行車，就連白鳳明去省里開會，也徒步去汽車站。冬天到了，為了給工人取暖，他親自從外地請來瓦工在帳篷里砌上“火墻”，每次班子開會，他總是早早地生起爐子，把屋子打掃干干凈凈。他患有嚴重胃病，有一次，炊事員看他身體不好，就特意給他做了一碗面條，他卻把面條偷偷送給一位工人病號。平時，他也總是和工人們一起在食堂里排隊打飯。1975年9月24日，他的大兒子白俊杰在要結婚的前三天，在參加勞動時不幸被從楞上滾落下來的原木撞在頭部而失去年輕生命。然而，白風明沒在同志面前掉一滴眼淚，仍然夜以繼日地工作著。當時，無論是干部還是工人都親切地稱他為“老白大哥”。　　

       有一位老鍛工叫徐萬太，當他接到去白河局參加會戰的通知后，首先想到，大冬天一時可能找不到搭烘爐用的黃泥，就從家鄉帶來兩箱黃土，在深山老林里搭起了第一座烘爐，開始了自己的創業人生。為此，我還在建局25周年的時候為這位老人寫了一首歌詞，文工團的人給譜了曲子，匯報演出時一位男中音深情飽滿地演唱了這首歌___不知道人們是不是記得你，你的名字在兩箱黃土的故事里。告別家鄉，別離鄉親，你把深深的愛戀融進這篇肥沃的土地。搭起烘爐，點燃篝火，鍛造著美好人生的真諦。啊，小溪記著你，大河記著你，不朽的豐碑上鐫刻著你閃光的業績...不知道人們是不是忘記你，你的故事在艱苦創業的歲月里。奉獻熱血，潑灑汗水，你把滿腔赤誠獻給這段難忘的世紀。播種理想，憧憬明天，收獲著滿山遍野的生機。啊，大山記著你，森林記著你，輝煌的史冊上傳唱著你動聽的旋律。　　

       在建材大會戰中，籌建處的干部和工人們一起甩掉鞋襪，挽起褲腳踹大泥，脫磚坯。副總指揮張永默帶領工人到二三里以外扛小桿，搭坯棚子。他們頂著烈日光著膀子抬起冒尖的土筐，你追我趕，摽著勁兒干。沒有機械，就用手扣磚坯，場地不集中，房前路側遍地“開花”。深秋，他們腳踏冰茬，手凍木了，就用勁搓手，一天大干十三、四個小時是常有的事。三十多年過去了，當年的創業者回憶起來還風趣地說：那時也不知道哪來的勁，不知苦不知累的。其實，血肉之軀誰不知苦？誰不知累？我們無不清楚，正是一種艱苦奮斗、無私奉獻的精神支撐起了他們瘦弱而頑強的生命。　　

       在農副業大會戰中，他們發揚“自己動手、豐衣足食”的南泥灣精神，動員了570多名家屬，410名知識青年參加會戰。鍬挖鎬刨，人抬肩扛，砍榛棘，除頑石，哪個人手上不是血泡累累？當年開荒31.3公頃，播種糧食作物26.8公頃，產糧7000斤，為國家節省了大量資金。　　

       在貯木場大會戰中，他們適時地開展了“賽思想、賽干勁、賽生產、賽管理”的勞動競賽活動，群情振奮，干勁倍增。面對成片成片的“臥牛石”，軍人出身的勾景云擔任“炮兵司令”，采取“坐炮”方式，組織200多人放炮隊伍，分成若干小組，規定每人一次點3炮，一聲令下，千炮齊鳴、地動山搖、紅光滿天。那震撼心靈的隆隆炮聲仿佛抒發了創業者們悲壯的豪情，也喚醒了沉睡亙古的大森林。就這樣，上級規定的一個月工期他們只用了7天7夜就完成了任務，而且為國家節省了近十萬元資金。這與當前地方政府動不動就向國家伸手要錢的現象是不是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呢？　　

        創業充滿了艱辛，更凝聚著血淚悲歡。在大會戰的緊張時刻，前線指揮蘇永發高燒不下崗，身掛吊瓶指揮會戰，不知感動了多少工人兄弟？也是會戰的關口，一位婦女產后流血過多昏迷不醒，籌備處副總指揮宋魁元不容多想、毫不猶豫地獻血。當那位婦女醒來表示謝意時，宋魁元說：“當領導的獻點血是應該的。”在會戰的人海中，有一個叫云淑艷的年僅18歲的女孩，身患疾病不下崗，堅持留在后勤為會戰作貢獻。她每天把爐火燒得旺旺的，為前線燒水，默默地烘烤著工友們濕透的衣服和膠鞋。當她最后一次暈倒在崗位上時，就再也沒有醒來；青年工人王景顏在建材大會戰中，為處理啞炮發生爆炸，不幸殞命，年僅21歲；徐文貴，在清理鏈子機樹皮時被意外絞死，英年22歲；劉廣友，在鐵路大會戰中被放炮的飛石擊中頭部，當場斃命，時年30歲。。。　　

       熱血與生命化作漫山遍野的杜鵑花，沖天的干勁與豪邁換來長白林海深處的第一聲氣鳴。1974年7月1日，山風勁吹，黨旗飄揚。經過創業歲月磨礪和洗禮的第一代創業者們激情滿懷、歡呼雀躍，目送著滿載長白林海優質木材的列車徐徐啟動，駛向遠方，他們充滿了無盡的喜悅和幸福，這是長白兒女對黨的生日最隆重、最深情、最自豪的獻禮。歲月無情人有情，激情而火紅的歲月已然過去，然而，歷史卻永遠凝聚了那一份艱辛與奮斗、光榮與夢想、熱血與生命，就像聳立在人們心中的雕塑，不容撼動，不容更改！

                                                              （三） 小學生也有民主選舉權

       民主，這是當下很熱門、很敏感的話題。30年來，有人一直把毛澤東時代污蔑為封建專制時代，這真是居心叵測、顛倒黑白。我雖然經歷了毛澤東時代的一個尾聲，但是，切身感受過一個民主社會帶來的正義、公道、平等的良好氛圍。毋庸說，那時候的勞模、先進生產者都是民主評議、選舉出來的，就連小學生都有選舉權，班級里的班干部是選出來的，而不是老師“點”出來的，這是任何人也涂抹不掉的。

       我是1973年秋天入學的。當時，我們住在一個小山溝里，教室緊張，六七十個同學擠在一間教室里，而且書桌也不夠用，幾個人用一張桌子。一年級下半學期，有教室了，分成兩個班。當時，我學習成績很好，但沒有引起老師的重視，班級干部沒有我的份。到了三年級的時候，換了一個班主任，提拔我作了勞動委員。這是我最初的記憶。后來，開始選舉了，每次我都能被選上，而選上班級干部的基本都是班級里學習成績最好的。學習成績不好，就別想做班級干部，老師也說了不算。被選上的由老師指定擔任什么職務，最后征求班委的意見，然后在班級里宣布。到了年底，評選“三好學生”同樣也要舉手，按照票數的多少來通過，選上的也都是品學兼優的學生。有一次選舉時，我生病了，老師讓我回家休息，還讓我放心，說同學會選你的。回到家我不放心，又回去了，這時候已經選舉結束了。老師見了我笑了，說：“你不放心吧？你已經選上了，祝賀你啊”。上初一后，小學的班主任向我的中學班主任建議，叫我做學習委員。初三又做了班長，不是選舉的，老師任命的，怕那個干部家的女孩壓不住同學，開始我不做，不過推脫不掉。

       如果說，那時候的風氣絕對好，也不盡然。“走后門”也是常有的，不過這在當時已經是老百姓深惡痛絕的了，這和現在的腐敗恐怕是不能相提并論的，那時候好像還沒有聽到“腐敗”這個詞呢。我們班級有一個女生，是干部家的孩子，她平日寡言寡語，不喜歡幫助別人，連同學問一道難題也不愿意告訴，用現在的話說很自私。可是老師很喜歡她。我們倆個學習成績平時難分上下，但每次期末考試我總是攆不上她。其實，我心里明白，這里有老師的因素。去年同學聚會她還說：“那時你總是攆不上我，還嫉妒我。”呵呵，我告訴她：“我這個人從來不嫉妒人，老師偏向你，你不知道？”她臉紅了，還不承認。我沒好意思“揭發”她，剛上中學的時候，有一次，我去老師家里查過卷子，發現她的卷子根本就沒有我想象的那么好，而且錯了的地方老師也沒扣分，我當場指了出來，弄得老師好不高興，那位老師姓劉。還有一次，她在一次數學競賽中得了第一名，我當時好佩服她啊。可是不久，有一位對我不錯的老師借給我一本課外書，讓我學習。我竟然在這本書里看見了和競賽完全一樣的題，而且她手里就有這本書，這恐怕不是巧合吧？改革開放后，她父親做了某公司經理，家里富了起來。她老公也被提拔了，現在是林場的處級場長，牛得很，吃喝嫖賭樣樣俱全。我說這些，就是想說明，不正之風、腐敗之風哪來的？就是那些隱藏在干部隊伍里的“走資派”和那些慣于“走后門”的壞分子搞出來的，包括他們的子女在內，沒有好東西，難怪毛主席堅決反對“走后門”，要發動文革整“走資派”，原來是老人家早就洞悉了他們的心機和危害，要讓全國人民看清他們的面目，不是么？

       說到老師，我最感激小學時三年級的班主任，她姓高，一直帶到我們小學畢業。他父親當時是一位科長，口碑很好，不搞特殊化，上下班和工人們一起在指定的停車點做通勤車，而有一位科長非要通勤車在他家門前停車，影響很壞。改革開放以后，一直到退休，高老師的父親也沒有什么不好的說法，不愧是毛澤東時代的好干部。高老師雖然是干部子女，但很樸實，對我們也很負責、很嚴厲。我記得每到期末，她每天在黑板上寫的滿滿的成語，叫我們背詞義，這對我以后的寫作受益匪淺，我至今對她充滿感激。她很勤苦，親自帶領我們在學校責任田里種地、秋收。每到冬天的周日，就帶領我們男生去山上砍柴，以備取暖。那時，我家里離學校近，又是班級干部，基本每天早早到校生爐子。她有時不放心，有時候也起早到校，幫著點爐子，而那位干部家里的女孩還是班長，從來沒見過她點過一次爐子，連打掃衛生都懶得做，對此我記憶猶新。有一次，高老師對我說：“你家菜園子的大蔥長的真好啊！”我和母親說了。母親見到她，非要拔蔥給她，她說啥也不要。我經常拿這件小事跟現在的老師相比。現在的老師有啥不敢要？學生學習好壞無所謂，只要你家有錢，就讓你當班干部，讓你入團，甚至連手機費也向家長伸手。難道這就是改革開放給這些靈魂工程師帶來的優越便利？

       去年同學會上，我有意對那位干部家的女同學說：“高老師對你最好，其次是我”她卻說：“嗯，是。我們現在沒聯系。現在還是親戚呢。”接著說了高老師一堆壞話，意思是高老師作風不好。說句心理話，小時候，我對這位女同學還有那么點朦朦朧朧的感覺，可現在真是看不起她，別看她有錢，有地位，呸，什么東西。結賬時她很大方說：“我現在比你們過的好，比你們有錢，我老公很優秀。你們就別跟我爭了。”有的同學露出了鄙視的目光。好像在問：“你家錢哪來的？”我想，你有錢也不必聲張，你一個處長的太太如此大方，那么局長太太、廳長太太恐怕比你更闊綽吧？現在的官太太們都會有如此優越感吧？有人說，現在不少人仇富，呵呵，面對如此富婆，我到沒感到有什么“仇”的情緒，卻也實在不能為這位同學而驕傲，倒是感到有幾分悲哀，甚至為她捏把汗呢。

                                                                    （四） 我們就是要懷舊

       那是一個艱苦奮斗的年月，勤勞是每一個人、每一個家庭應有的本色。勤勞中洋溢著充實，奮斗中孕育著希望。

       可以說，在70年代，人們生活雖然還很清苦，但已經明顯感到了希望。有的“雙職工”（就是夫妻都有工作）的家庭已經過的很好了，特別是家里有一個孩子參加工作的，日子就相當美滿。我時常想，那個時候，每個家庭基本都是五六口之家，還有的是七八口的大家庭。單職工的每月只有六七十元的收入，不僅要養活一家人，還要承擔贍養父母的義務，是怎樣過來的呢？

       家庭是社會的細胞，家庭生活也是一個社會的縮影。那時候，我們家里六口人，父親、母親還有兩個姐姐，一個哥哥，我最小。我們家有一個鄰居，也是六口人，男人是木匠，工余時間給鄰居做點木匠活，老婆是家屬，會裁縫，白天去家屬隊干活，晚上攬點針線活，兩個大孩子已經畢業工作了，小日子過的紅紅火火。我羨慕極了。時常對母親說：“唉，什么時候能叫我天天吃煎餅就好了。”惹得母親大笑，說：“吃煎餅算啥好生活呀，等你姐姐、哥哥畢業就好了，我們家就算熬出頭了。”母親說的是真話，那時候每個家庭都是這個想法，都在艱苦生活中期待著，而且這個目標真的并不遙遠。母親在期待著，也在勤奮中煎熬著，她的勤勞令我沒齒難忘。

       母親個子不高，身體很虛弱，可在家屬隊里干活是人人公認的好手。為了多掙錢，她專門挑重活、累活干。那時的家屬隊是經濟建設的重要補充，她們種地、建磚廠、辦粉條廠、修路，為支援當地的經濟建設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這些活母親都干過，特別是磚廠，活更累、更辛苦，起早貪黑兩班倒，母親干的是婦女崗位上最累的活脫坯，手腳麻利，質量又好，舍不得歇班。到了年底，總是在家屬隊里拿最高的公分，有最多的收入。去了一些開銷，能凈剩下四五百元，大概相當于現在的一兩萬吧。我清楚的記得，在80年代中期，飯店里的鍋包肉（一種東北人喜歡的菜肴名稱）不到一元一盤，現在是近30元一盤。1985年，我拿了二百元錢，從家鄉出發，大連、青島玩了一圈，現在呢？恐怕連門都不敢出。

       那時候，鄰里關系很和睦，誰家有個大事小情都主動去幫忙。我們那棟房里有一戶寡婦領著一個孩子，生活困難，都是靠著鄰居們幫忙維持著，過年過節的這家給送米送面，那家給送肉，也支撐下來了。特別是每到年底，家家戶戶要殺豬，那才是最熱鬧的。先是請來鄰居會殺豬的，再請來好鄰居大吃一頓豬肉燉酸菜粉條，臨走還要每家分點，沒吃到的也送點，最后辛辛苦苦養的大肥豬也就能剩下一半了，冷凍起來，裝進木箱子用雪培起來，能吃到春節以后呢。那時，我們每家年底吃的蔬菜，有的是母親家屬隊里分的，不要錢；大部分是父親單位挨家挨戶送的，只收取成本。

       我們還有一戶特殊的鄰居，五六個上海的女知情，個個穿著瘦腿短褲，留著短發，很洋氣，很白凈，很漂亮，說話也好聽，鄰居都很喜歡，經常給她們送好吃的。她們和父親在一個單位。工人們也很關照她們，不讓干累活。后來陸陸續續的走了，只有一位結婚的沒走，是我們的音樂老師，不知過了多少年也回去了。

       母親是家屬委員，相當于一個小片長。我記得，我們這片有一戶老地主，好像有六十多歲，是個戴帽的“四類分子”，母親負責他的改造工作。母親經常去他家里了解他的思想情況，過年過節也去看看，慰問一下。母親積極的為他奔走、游說，最后幫他“摘帽兒”了。可是，改開后，一次我和老地主的孫子喝酒，他還提起這件事，言外之意是我母親整了他們家。我笑著說：“是我媽幫你們家摘了帽兒”他點點頭認賬了。1990年，這個老地主孫子的妹夫當了廠長，就是我和父親曾經工作過的單位。剛開始干的不錯，工人們都長了工資，很歡迎他，老地主孫子也因此抖起來了，當了鍋爐班長，很活躍，很好使，不少人都圍著他轉。再后來，聽說那個廠長抓起來了，跟大連的一家公司合作，不給定金就發貨，留下兩千多萬的大窟窿堵不上了。老地主孫子也蔫了，沒人理他了。那個廠長出來后，又去朝鮮做生意，據說也是跟大連的人干，還回來帶走了不少原單位的生產骨干，干了幾年又故伎重演，沒影了，工人們又跑回來了。看看吧，這就是精英們的嘴臉。國企咋跨的？大概人人心知肚明吧？

       我對那時候的“工作組”也有一些粗淺的印象。當時階級斗爭這根弦繃得很近，有一個林場干群關系緊張，群眾對林場的干部有反映，局里派了一個工作組下去解決問題，父親是專案小組的成員。我那時候上小學，有一年放暑假我隨著父親去過一次那里。記得，工作組的人每天都找當地的群眾了解情況，和老百姓關系搞的很好。有一個姓修的人，好像是知識分子，是被整的對象之一，父親很早就認識他。我聽父親和母親說，這個姓修的沒啥大問題，就是嘴沒有把門的，有人要整他。父親辦他的案子，就在文字上為他幫忙，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本來就沒啥問題整人干嘛？這個林場的書記是被“整”的主要對象，到底是啥問題我至今不清楚。改開后，這個書記到了組織部工作，干的風風火火，被樹為先進典型，說是工作認真，清正廉潔，大公無私等等。對此我不太清楚，不過，這個組工干部有一個虛頭吧腦的兒子我認識，進了法院工作，這恐怕也是他“公而忘私”的結果吧？我還記得，在工作組的辦公室里見過幾只半自動步槍，就立在墻角上，門也不鎖，沒人偷，我還沒事拿著玩玩，不敢裝子彈。我想，那個工作組的辦法很不錯，如果現在用在解決反腐敗的問題上，效果應該很好，因為工作組走的是群眾路線。

       這些年，我一直在思考一個問題。那個時代條件那么艱苦，全國人民不僅沒有趴下，而且人人精神抖擻，個個干勁沖天，為什么？從小的方面說，有一個人人平等的和睦的干群關系和勞資關系，沒有貧富差距，每個人都能從中看到希望，有明確的奮斗目標，而且把自己的命運與黨和國家的命運緊緊連在了一起，有較強的政治覺悟；從大的方面來講，應該說這得助于國家的高福利政策。如果沒有國家在住房、醫療、教育、就業、水電等方面的福利投入，那恐怕真的要回到賣兒賣女的舊社會了。試想，如果現在每個家庭不是獨生子女，還是過去那種大家庭，誰能扛得起住房、醫療、教育這“三座大山”的壓迫？要想維持生存，要么就得當丐幫幫主，要么就真的得組織黑社會了。所以，我敢說，現在所謂的生活水平的提高，是依靠強制性計劃生育這個國策帶來的。除去市場繁榮、商品豐富、交通發達、樓市狂飆、股市跌幅這些看得見的變化外，相對計劃經濟時代，人民生活水平是大大降低了。所謂改開30年的巨大成果，在極大程度上得益于毛澤東時代千辛萬苦建立起來的龐大、完備、堅實的工業基礎設施，得益于“兩彈一星”和強大的軍工做國防的保障，得益于毛澤東時代由“乒乓外交”打破的外交封鎖這個有利的國際環境。那么，所謂的巨大成果哪去了呢？一方面為國家積累了大量財富，使得有能力投資高速、高鐵、摩天大廈等重大拉動內需的項目，有能力購買“兩房”債券，支援友邦的房產事業；一方面是被極少數利益集團、腐敗分子分享了，而普通民眾則成了改開的巨大犧牲品。這恐怕就是目前維穩形式嚴峻的癥結所在吧？

       有人說，目前許多人有懷舊心理。是的，我們都在懷舊，因為我們無法忍受腐敗分子的瘋狂與肆虐，我們無法面對貧富懸殊的現實，我們不忍看到國有資產被無端賤賣、國有企業被任意踐踏宰割的亂象，還有那強征強拆、暴力毆民、拘押上訪民眾、豆腐渣工程等等駭人聽聞的事端更是令人目不忍睹、義憤填膺！是的，我們就是要懷舊。就是要懷毛澤東時代“民主選舉”的舊；就是要懷毛澤東時代“干群平等”這個舊；就是要懷毛澤東時代“貧富均衡”這個舊；就是要懷毛澤東時代“沒有貪官、沒有妓女、沒有黑社會”這個舊；就是要懷毛澤東時代“為人民服務”這個舊。。。一句話，就是要懷毛澤東這個舊！道理很簡單，誰和人民大眾站在一起，誰為人民大眾說話，誰為人民大眾撐腰，我們就堅決和誰在一起，就堅決用鮮血和生命捍衛他，這是天理之道，不容質疑！

                                                       （五）兩個不同時代  兩種不同勞模

       勞模，顧名思義，各行各業中的模范，在思想、道德、行為等方面為人們提供了值得學習的良好素養，尤其是在本職工作方面有著突出貢獻。新中國成立以來，黨和國家為全國人民推介了一大批政治突出、品德高尚、工作勤懇踏實的先進模范人物，如王進喜、時傳祥、倪志福、吳桂賢、雷鋒、焦裕祿、孔繁森、任長霞等等，他們的事跡不僅感動了一個時代和這個時代的人民，而且在經歷了幾多歲月滄桑和風雨剝濁后，依然在每一個有良知的中國人心中熠熠生輝。時代需要勞模，時代呼喚勞模，時代尊敬勞模！

      在我的家鄉也有一批勞模，有的名聲顯赫，有的默默無聞；有的是管理層精英，有的是普普通通工人，由于年齡和工作的局限我接觸過的不多，只能就自己所認識或所聽到的談一點表層的印象，供網友們飯后茶余品頭論足。

       曲士賢，女，現已退休。她曾經是我們這里制材廠的選材工，就是把車間里加工出來的板材按照材種、規格的不同進行分類堆放，并對不符合質量要求的板材挑選出來，以便返回車間改鋸。對于她的名字我在初中、高中念書時就很熟悉，因為父親也在這個單位工作，經常在家里提起她、夸獎她。有幸的是，我技校畢業后也分配在此單位，不僅親眼目睹了她勞動時吃苦耐勞、兢兢業業的風采，而且也聽到不少對她的評價，甚至也吃過她不少“苦頭”。由于她工作時太認真，甩出的“改鋸材”一堆一堆的，我們車間工人都挺“恨”她。隊長有時和她理論，她不說話，該怎么辦還怎么辦，氣得我們就在背后罵她“老古板”。那時挺興請客送禮，還沒發展到送錢的地步，有人出主意“請她吃一頓吧？”隊長卻說“別找挨罵了！”在我的印象中，她好像在這個崗位干了20多年，后來領導幾次要給她調一個輕快一點的工作都沒調動，她不走。最后一次她實在拗不過，去作了檢尺員，那天，她哭了，有的工人笑了，我聽說后心里有點酸。此后，曲士賢再也沒當上勞模。其實她的崗位很平凡，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冬天一身冷，況且再認真也做不出什么大貢獻。然而，這些都不重要，我想告訴網友的是，曲士賢在選材工這個崗位工作期間，她父親，—位副團級轉業干部此時正是我們林業局的副局長。對此，不知各位網友作何感想？

       王和義，男，現在家鄉以外的一家制材行業工作。我對他了解的比較多，他的勞模材料是我幫忙寫的。為此，我還接受了他給我買的一條煙，當時（好像是1989年）價值15元。不知道這算不算“受賄”？呵呵。那時，他是一個大鋸手，每天早來晚走，對機械格外愛惜，保養得也好。他的產量一直在車間名列榜首，從來沒人超過他，產品質量和出材率也屢創新高。有一段時間，其他鋸手都孤立他，他開鋸就跟著開，他停鋸就都跟著停，名曰“向勞模看齊”。1990年我離開這個單位去機關工作，對他的情況了解得就少了。再后來，頭一位廠長因為經濟問題坐了“班房”，換了一位廠長，據說是為了節省勞動成本，電氣化改成了機械化。之后，這個廠長也因為經濟問題鋃鐺入獄。又換了一位廠長，更甚，現代化磚瓦結構車間又搬遷到了四面透風的木板車間，現在已經瀕臨倒閉、破產的邊緣。而原先廠子里的生產骨干都去了個體的廠子，都是“小頭目”。聽說王和義好像在唐山，做了“高管”。

       劉興波，男，原來是我們局的局長，現離休。這個人物十分了得，做過全國勞模。我對他的口才很佩服。有一次，可能是199X年江澤民到我們這里視察一個廠子，局里召開了一個報告大會，這個局長做了報告，很精彩，我記憶猶新。那時，我們局很火，他搞了一個“飛鳥戰略”，也就是以木材生產為“鳥頭”、綜合利用與多種經營為“兩翼”的經營方針。這個“飛鳥戰略”到底“飛”沒“飛”起來我不知道，只知道他自己“飛”的挺高。從老百姓的眼光看，他在任期內，特別是1990年以后，我們局沒有什么大的變化，可能是他花錢挺謹慎，連一個像樣的商場也沒建起來，以至于本來應有的商業中心地位都被周邊的鎮子奪走了。我們局里的水泥路是他任職時修的，職工每人捐了20元，用他的話說“局里不缺這點錢，捐款是為了體現凝聚力”。政績究竟有多少老百姓實在說不清楚，也看不到，不過風流韻事倒格外精彩。有傳說，他的“生殖器”被一個女人用刀割過，而自己不承認。為了辟謠，聽說他在班子會上要脫給大家看，弄得滿城風雨，呵呵，也不知道是真是假，反正我們這的老百姓都知道這件事。

       杜洪顏，男，劉興波的繼任者，離休后做了我們這里最大一家企業的董事長，看來錢挺沖。這個人很有傳奇色彩，據說當年李德生到我們這里來看中了他，想帶他去北京，真假不詳。他在任副局長時，家里挺不幸的，先后遭了兩次賊。第一次被盜28萬多元，還有一只手槍。第二次被搶走8萬多元，更慘的是他愛人、兒子、侄女都被害了。當時，我在機關里對同辦公室人員的言論頗為不解。當著公安局長愛人的面，一個個都表示極大“憤慨”和譴責，背后又一個個高興的要死，還說“活該”。呵呵，真是什么“鳥”都有！以后，他做了局長，總算在局中心蓋了三四棟大樓，這是本局建筑史上最大的“亮點”。為甚這么說呢？因為這幾棟樓一方面總算填補了本局沒有商業中心的空白，一方面此局長后辦的愛人就在這個中心區域大樓的二樓開了一家1000多平米的“維持溫飽”的大酒店，取名“悅宮大酒店”。每到夜晚霓虹閃爍，高級轎車排列整齊，為長白山腳下這個小城增添了一道亮麗的風景線！不僅如此，這個局長好像很講親情，他的兩個兄弟、一個妹妹也先后升遷，都在比較重要的部門任職，老百姓都說他搞“杜氏家族”。有一次在電視上看到，他胸配大紅花、神采奕奕的被一幫人簇擁著、歡送著，去參加省勞模大會，我真不知道是該為他喝彩、還是為他悲哀？更有戲劇性的是，在他即將離休的時候還做了一次“擒賊”英雄。有兩三個流竄作案的歹徒，不知怎地“竄”到了他的家里，用槍頂著他的腦門要“借”點錢，恰巧他的司機也到了，就發生了一個“局長生擒歹徒”的好戲，在我們這里被當成街頭巷市的“美談”。呵呵，這個勞模局長有戲吧？

       好了，以上不知深淺地談了我所認識的4位勞模的“事跡”，都是我親眼看到或是親耳聽到的，而且這4個人我都曾面對面的見識過，不知給各位網友增添了幾分雅興沒？殷切地期待著你們把自己所知道的身邊“故事”講出來，以供大家分享。

                                                           （六）  有一種情結叫熱愛

       有一種情結，任憑時光的砥礪、風雨的剝濁依然癡心不改，它叫熱愛；

       有一種情緒，任憑奸人的詆毀、叛逆的誹謗依然毫不動搖，它叫捍衛！

       歷史是由人來書寫的，而人絕不是木頭，也不是機械。那些史學家們是有血、有肉、有七情六欲的高級生靈。有良心、有責任感的史學家是敢于面對歷史、敢于還原歷史本來面目的。相反，也有一些人把自己偽裝、標榜成實事求是的旗手，利用黨內存在的歷史問題，蒙昧良心、歪曲歷史，充當政治斗爭的急先鋒，其結果卻是在廣大人民群眾面前撞得頭破血流，成為喪家之犬！　　

       毛澤東是人，不是神。我本人對有人拿著放大鏡看毛的錯誤的做法深惡痛絕。縱觀毛澤東的一生，一些人不過是對大躍進、反右、文革幾個方面頗有說詞而已，本人沒有親身經歷過那個時代，也只能參照一些資料和老人們的議論以及自己的分析談點看法和認識。先說說大躍進。鄧小平文選中提到過，大躍進不是毛主席一個人的錯誤，這個說法是中肯的。當時，劉少奇、周恩來、陳云等是主要抓經濟的，當時腦子也是熱的，要承擔很大的責任，薄一波在回憶錄中講過，“兩本賬”是他提出來的，而“土鍋爐”是陳云提出來的。況且，在中央七千人大會上，毛澤東主動承擔了這個責任并作自我批評，僅僅這樣的舉動和胸懷就是難能可貴的，也是沒人敢比的。想想現在，腐敗現象已經到了何種程度，至今沒人站出來承擔責任，沒人敢說一句自責的話，更證明毛的偉大。至于文革，誰都不能否認，毛的初衷是為了防止資本主義復辟，并不是針對劉少奇的。那么到底有沒有“走資派”？根據現在的情況看，應該是有的，而且還不少。我相信，毛是偉人，高瞻遠矚，有超前的洞察力和預見性，他是對的。至于說文革被壞人利用了，也是事實。這不足為怪，即使現在不搞運動，壞人更多，也不少整人，更狠。再說反右，那些人主要是抓住“廬山會議”大做文章。我看過一本叫《國防部長浮沉錄》的書，看第一遍的時候，對毛的形象有點動搖，看兩遍、三遍的時候，就徹底看清了作者的面目和用心。他們是帶有很明顯的立場和傾向性的，與其說是“紀實”不如說是工具，是為政治服務的，也是為去毛化服務的。作者采取斷章取義、避重就輕、避實就虛的寫法，任意夸大毛的責任，而對彭所起的負面作用只字不提，其用意就是把廬山會議的責任完全歸咎于毛，從而起到誤導讀者的作用，已達到丑化、污蔑、歪曲和否定的目的。況且為本書寫序的那個人就是毛的一個兼職秘書、某部副部長、廬山會議受到沖擊的李銳。他在序中言辭激烈而偏激，完全喪失了對領袖的最基本的感情，充分暴露了他耿耿與懷、懷恨在心、發泄私憤的個人情緒。聽說他還寫了一本《廬山會議實錄》，我沒看過，也不想看，我相信他狗嘴吐不出象牙來。關于彭毛沖突，我在一本寫賀龍的書中看過比較詳細的描寫，沒有作者的傾向和議論，客觀而公正。事實上，廬山會議的主要議題是要糾左的，但彭在會上抓住大躍進的失誤不放，逢會就放炮，直呼毛澤東其名，完全是要追究個人的責任(也就是追究毛、劉等人的責任。王光美做過這樣的回憶）彭是軍隊的干部，對經濟工作過多的干預和指責是不妥的，盡管他是副總理。根據彭的個性，我看他是過多地受了別人的唆使，被人利用了，做了人家的炮灰。這樣，由于彭的魯莽，就打破了中央糾左的部署，進而引發了彭毛沖突。彭在毛反擊他時大罵：“在延安你操了我40天娘，我操你20天娘不行啊？”這一“操”使沖突升級，引起與會者激烈的批判，其中劉少奇、周恩來、劉伯承、賀龍都做了定性發言，指責彭的分裂行為。其實，對于彭毛沖突，我個人以為，這是一個歷史悲劇，是每一個善良的中國人心中永遠的痛，是兩個對新中國的建立都立過大功的人之間的沖突，那些所謂的歷史學家對此大肆渲染，惡意歪曲是不道德的，更是居心叵測。我由衷地祝愿兩位偉人在另一個世界能夠握手言好。　　

       也許有人會說，你一個草根來評價偉人是不是有些自不量力？那我倒可以告訴你，只有我們這些經歷了兩個不同時代的貧民百姓才能對我們所生活的社會做出客觀而公正的評價，也只有我們這些對社會有切深感受的草根才能無情地撕去你們這些流氓政客、所謂的史學家的畫皮，從而讓更多的人看清你們一張張邪惡、卑劣、貪婪的丑惡嘴臉！毛澤東是一個有爭議的人物，愛他的人多數是老百姓，這就足以說明他的治國策是深入民心的，還有一部分是生活在上流社會中的那些有良心、有正義感、敢于說真話的人。他們對黨史有基本的了解，是誠心誠意擁護黨、擁護社會主義制度的。在對正確評價毛澤東的問題上，有一位共和國大將叫黃克誠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在一次中央會議上他義正言辭的說，毛澤東的名字是與共產黨和人民軍隊的歷史緊密聯系在一起的，全盤否定毛澤東就是全盤否定共產黨。他對林彪做了也做了很客觀的評價，他說，林彪是整過我的，但我還是要說實話的。有人說林彪不會打仗，是不符合歷史的，他是精通軍事的，在戰爭年代是有很大貢獻的。將軍的講話擲地有聲、針針見血、一語中的，在當時的條件下反響強烈，對肯定毛澤東的歷史地位起了很關鍵的作用。還有王震將軍，在反毛化很兇的時候，對軍隊的干部說，你們都不說話，告訴你們沒有毛澤東就沒有我王震，也沒有你們這些將軍！這充分反映了將軍心底無私、襟懷坦蕩、光明磊落的道德情操。其實，無論是黃克誠，還是王震，他們代表的不僅僅是個人，而是相當大一部分高級干部的心聲，這對于那些企圖利用毛澤東同志晚年的失誤而全盤否定毛澤東歷史地位的人無疑是一個最有力的重創。那么，反毛的人到底是一伙什么樣的貨色呢？他們可能是地富反壞右的后代至今懷恨在心，也可能是文革中受過沖擊耿耿于懷，更可能是那些見利忘義、見風使舵、以權謀私、中飽私囊的貪官污吏及其紈绔子弟們。因為，他們想要的東西在毛時代得不到，故而污言穢語、信口雌黃，惡毒攻擊。那么，他們到底想要什么呢？他們想要的是金錢、美女、別墅、汽車，是花天酒地、醉生夢死、為所欲為，是永遠騎在勞動人民的頭上做威做福、橫行霸道。現在，這些他們都得到了，卻又惶惶不可終日，懼怕人民的覺醒，懼怕等待他們的嚴厲的審判。于是，就盡其陰險狡辯之能事，別有用心地攻擊人民的領袖，攻擊共產黨，攻擊社會主義制度。其實，他們的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念念不忘的全盤西化。這樣，就可以從制度上根本清除“人民當家做主”的心患，徹底結束他們那種提心吊膽、擔驚受怕的強盜般的生活，從而使他們來路不明的巨額財產合法化，并保住充滿銅臭味的如同僵尸一樣的滿門狗命。然而，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歷史的真正動力，30多年的歷史一再證明，那些反毛極右勢力非但陰謀不能得逞，卻落得個搬起石頭砸痛自己腳的笑柄，那一張張陰險、狡詐、丑惡的畫皮也必將永遠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遺臭萬年！

       如果說文革時期人們對毛澤東的崇拜是盲目和被動的，那么現在出現的走近毛澤東、研究毛澤東、推崇毛澤東的現象絕對是一種理性的回歸。老百姓通過對建國前后30年的對比以及對當前出現的表現在教育、醫療、就業、房產等方面高投入的負重累累的現實 ，當然，更有那愈演愈烈的腐敗現象 ，已經充分認識到毛澤東時代才是真正的老百姓的時代。在那個夜不閉戶、路不拾遺的時代，雖然人們生活清苦，物資貧乏，但精神世界是充實的。因為，在那個時代沒有貧富不均，沒有貪官污吏，沒有黑社會，沒有妓女，也沒有住房、就業、教育、醫療等方面的后顧之憂。人們一心一意地為建設自己的國家而艱苦奮斗。人與人之間和睦相處，互幫互助，真的就像一個大家庭，那樣的溫馨與幸福。我們緬懷，不是需要貧窮，而是追求一種樸實與和諧；我們堅持，不是需要爭斗，而是追求一種公理與正義；我們捍衛，不是需要固步自封，而是追求一種更為理性、健康、科學、真正符合中國國情的改革開放；我們贊美與歌頌，不是盲目崇拜，而是一種發自肺腑的真情實感，因為，他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思想，這個思想讓我們擺脫了三座大山的壓迫，讓一個偉大的民族威嚴屹立于世界的東方，在世界政治的大舞臺上唱響了華夏子孫的最強音！

                                                                               尾  聲

       記憶，是一種沉淀，是一種懷想，是一種感悟。

       記憶，如血殘陽，絢麗而悲愴！

       是誰，惜秦皇漢武略輸文采、唐宗宋祖稍遜風騷？

       是誰，孩兒立志出鄉關，學不成名誓不還？

       是誰，自信人生二百年， 會當水擊三千里？

       是誰，秋收時節暮云愁，霹靂一聲暴動？

       是誰，六月天兵征腐惡，萬丈長纓要把鯤鵬縛？

       是誰，壁上紅旗飄落照，西風漫卷孤城？

       是誰，五嶺逶迤騰細浪，烏蒙磅礴走泥丸？

       是誰，鐘山風雨起蒼黃，百萬雄師過大江？

       是誰，宜將剩勇追窮寇，絕不沽名學霸王？

       是誰，一唱雄雞天下白，萬方樂奏有于闐？

       是誰，不管風吹浪打，勝似閑庭信步？

       是誰，天連五嶺銀鋤落，地動三河鐵臂搖？

       是誰，可上九天攬月，可下五洋捉鱉，談笑凱歌還？

       。。。。。。

       是他，毛澤東。

       千古偉人，江河萬古，日月同輝！

       他，是中國人民的救星，是全世界勞動人民的導師。

       這是我們每一個有良知的中國人共同的聲音，任何人也無法扼殺我們的喉嚨！

       面對李銳、袁騰飛們，我們有一個響亮的回答 ——

       四海翻騰云水怒，五洲震蕩風雷激。

       不需放屁，試看天地翻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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