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時代才真正是人民的時代！　　

——紀念毛澤東主席逝世34周年　　

幾天前深圳的夜晚，璀璨的焰火燃掛在鵬城的天空，在這“春天的故事”的故鄉，用這種鋪張的形式來慶祝自然是最中國特色的了，但焰火再艷麗，激光再神奇，在我看來，深圳的“奇跡”只是一個美麗的童話。如果真有春天的故事，為什么珠海、廈門、汕頭、海南沒有沿續春天的故事？前幾天我看了南方都市報一篇《兩百多萬戶仍住泥磚茅草房》的文章，說2009年廣東縣域G DP僅占全省的16 .9%，財政一般預算收入為243.71億元，僅為全省的7.4%；人均純收入在全省平均水平以下的農戶達60%；在粵北和東西兩翼地區的貧困村，至2009年底仍達3409個，相對貧困和沒有穩定脫貧的貧困戶高達70多萬戶，共計316.5萬人。目前全省居住泥磚茅草房的仍達225.6萬戶(其中茅草房7萬至8萬戶)，如果按2004—2007年改造15萬戶的進度計算，至少還要50年才能全部改造完畢。如果放眼全國，改革的成果也大多在沿海少數城市，社會的不公平、地區間的不均衡顯而易見。所謂深圳奇跡并非改革的奇跡，所謂春風的故事多少只是花房里花朵的故事，在中央電視臺前幾天的幾個特區的鏡頭，有的不得不用樹林的綠色來表現。眾所周知，廈門曾因賴昌星事件多少年一蹶不振，海南不是發高燒就是打擺子，折騰的都是房地產，當年高喊今天給我一杯水明天給你一桶油的珠海現在只是以休閑而聞名，而汕頭早就沒有特區的樣了，2003年我到過汕頭，到處都貼著重金招聘年輕男公關的廣告，一看內容就知道其中的曖昧，我問一個在街上擺攤賣饅頭的人，他說現在的汕頭落后了。所謂深圳的奇跡，只不過是外來資本的奇跡，全國人民輸血的奇跡。我曾經寫過一篇《中國的吃喝風是從哪里刮起的？》，說的是當年一個副局級干部參觀完深圳在局調就此行的感言就是要解放思想，對解放思想的最大觸動就是深圳吃飯一桌上千元，而工程局一桌300元還需要黨委討論批準。深圳先行一步，對中國人影響最深遠的恐怕就是首開新中國賣地之河，這個先行一步讓政府有錢花了，讓農民大量失地，而百姓買房越來越困難，這恐怕就是被官員們一直念念不忘的奇跡之一，當然在我看來則是徹底告別了社會主義，在深圳的奇跡中，是沒有社會主義的，在深圳的奇跡中是沒有為人民服務的，深圳的奇跡就是權貴的奇跡，深圳只是權貴們的天上人間。　　

前幾天在參考消息上看到一篇文章，里面有句話值得我們深思：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上世紀70年代，中國很窮，我們卻能修造出如此多的橋梁，而今經濟騰飛，政府卻沒有錢來維修它們。這類的事件比比皆是，例如水利設施，大多數水利設施都是毛澤東時代興建的，現在則是帶病運行或者是荒廢棄用，有的地方水利官員就坦言，如果用現在的撥款速度維修，他們那里要等十年以上。事實是很難用假話屏蔽的，昨晚看鳳凰電視一個節目，是講三線建設的，當年三線建設委員會調整辦公室的主任王春才對當時修建的鐵路、公路與投資如數家珍，在17年涉及到三線建設中，修公路25萬公里，鐵路8000多公里，鐵路干線有十條，工業項目在2000個左右。當年中國雖窮，但窮得有志氣，有力量，一直將錢花在置辦家底上，沒有將錢用來穿衣戴帽，沒有用來搞政績工程，更沒有吃喝玩樂。前不久從電視中了解到，國家大劇院僅是去蓋脫脂，大劇院就省下5億多，大劇院的造價相當于一個座位一輛奔馳。真是奢侈得很，這樣只講排場不講民生的例子比比皆是。廣州市為辦亞運，一年半為解決水的問題花了480多個億，這些錢不是財政的家底，而是用出售土地、融資的方式籌的款，但有些項目效果并不明顯，今年5月水淹廣州城，明擺著是老天爺要故意出他們的丑。廣州搞的一座電視塔，最后定名為海心塔，造價高達29．5億，同樣是用出賣土地的方式揮霍，鋼材就耗費了5.1萬噸，不知可以為百姓建造多少安居房，想當年葛洲壩一共才花了30.60億元，不僅建成了一座全國最大的水電站，同時還建成了一座城市，其發電、航運、泄洪等綜合效益是現在的政績工程所遠遠不能比的。我到惠州不到二十年，親眼看見當地的區政府8年就換了兩個地方，越蓋越大，越蓋越氣派，當時國家三令五申不得建樓堂館所，他們便以科技大樓的名義建造，現在的官員誰能這樣挖空心思替百姓做事呢？現在政府衙門越蓋越豪華，越蓋距離百姓越遠，其存在越來越與百姓不相干。毛澤東時代再艱苦，但職工有房住，官員也不敢搞特殊，都還是攢家底為人民服務，反觀今日，不少地方連自來水都賣給外商經營，根本不顧人民的福利需要。百姓住不起房，他們卻大興土木，大搞穿衣戴帽的蠢事，大建百姓根本沒有利益的世界之最豪華最奢侈的建筑，為什么官員這么熱衷于工程，中國人是路人盡知的，兩個時代完全是兩種境界。　　

在毛澤東時代處處顯示社會公平，津貼與補助最多的是艱苦的地區與艱苦的崗位，現在則是政府公務員，他們有多少就花多少，不夠花就賣地賣國企。在惠州某個區，公務員的車補比廣州還高得多，甚至超過了普通職工的收入，這種補貼還能叫補貼嗎？完全是倚權霸占！這種霸權已經讓人懷疑他們的正當性。毛澤東時代，處處替百姓所想，百姓再困難，卻不會為未來的生活擔憂，不會為茍且偷生而賣淫。現在的政府，放棄的是人民的福利，熱衷的是政府與自己的收入，這樣的思想，這樣的操度才使得中國的基尼指數竄升得最快，成了一個真正的下流社會。上個月我們的區政府開一個紀律教育大會，我數了一下眼前停放的車輛，算算幾條街道，估計轎車就有200輛左右，有人說中國的公款吃喝一年要花費9000個億，有人說中國的灰色收入達5.4萬個億，可正是這些官員，對毛澤東時代恨之入骨，開口閉口都是侮蔑與漫罵，說毛澤東時代貧窮、思想僵化等，如果我們反過來想一想，如果毛澤東時代的官員都像他們這樣揮霍享樂，沒有錢賣地都要花，中國靠什么發展？僅憑科學發展觀嗎？我們只要對比一下毛澤東時代，哪個政府更重民生，只要對比其收入、投資、社會分配賬，哪個更公平，哪個更合理，哪個才是人民的時代，其答案不辨自明，毛澤東才是理想、光明的旗幟，毛澤東的道路才是成功勝利的道路。美國蘭德公司曾發表一個報告，說2020年，中國會非常窮。我想也許發展得并沒有這么快，但我從另外的角度來解讀并非不可能，當政府過慣了這種優渥舒適的生活，當國企、土地與他們掌握的資源都賣光了，他們必然會在百姓的身上打主意，歷史本來就是這樣一再重復的。越奢侈得瘋狂，墮落得越快，當年的巴比倫就是前車之鑒。 　　

有些人說毛澤東時代效率很低，這是極大的侮蔑。在毛澤東時代人們的工作熱情都是自發的，充滿著火紅。毛澤東時代的官員聯系群眾，一個縣委書記可以徒步幾十里下鄉調查研究解決問題，現在的官員做得到嗎？現在交通發達、通訊發達，辦公自動化了，但官員所占比重卻越來越高，社會問題卻越積越大，官員卻似乎越來越不了解百姓與社會。就我與當地政府打交道的經歷，許多極其簡單的事情都很難辦下來，更甭說為人民服務了。我們進政府，有保安盤問，我們進檢察院，有保安陪同，我們進法院，安檢設施如臨大敵，我們的門窗，都是鋼鐵武裝起來的。這幾天毗鄰的深圳與惠州就有《深圳市委書記掛帥海外攬才》、《黃業斌率團考察加泰羅尼亞碼頭時提出加快惠州港建設打造新興物流樞紐》的報道，早就政企分開了，高官們為什么正事不做卻熱衷于到國外做8竿子都打不著的事呢？這種狗拿耗子的事能算高效嗎？　　

前不久參考消息一則《墨開除近一成聯邦警察》文章，其聯邦警長表示3200名聯邦警察將被解除職務，照此推算墨西哥警察只有3萬2千人左右，中國的警察現在有多少呢？我不知道，據今年新京報　3月31日　報道 3月初,重慶警方從副科到正處級干部幾乎全被解任。涉及3528個崗位,重新競聘。如果照常理推，3528顯然不夠一成，2010年8月的公告，重慶市一次就遴選1000名人民警察，不算武警，重慶的警察大概就可以與墨西哥相當了，我想墨西哥的警察不可能有比文強還牛的官，也還沒有聽說過他們有裝甲車之類的裝備，不論人口數量、土地面積、人均GDP，墨西哥都比重慶大幾倍到幾十倍。一個警察龐大的國家是最沒有資格炫耀的，如果與毛澤東時代的警察數量與裝備及當時的治安水平相比，僅此一項到底是誰更高效其答案馬上就可以分曉。　　

最近又看到國務院三峽辦曝千萬元集體貪污大案，全國一年不知要暴露多少這類的事！到處都是豆腐渣工程，到處都是環境污染，人民的血汗與國家資源就是這樣被大量地浪費掉，在人民的憤怒的眼神面前，官員們沒有絲毫地收斂，如果是毛澤東時代，有哪個官員敢對百姓行拂逆之事？敢與人民對抗？　　

毛澤東時代老百姓不會做那么多的無用功，工人農民不會愁著找工作，造成交通擁擠，大學生不會因為找工作而四處奔波，更不會面對畢業即失業的現實。在中國現在的GDP里面，這就占多少呢？如今的　　

他們攻擊毛澤東時代沒有法制沒有民主，只能表明他們眼光的淺薄與無知，因為更先進的社會體制顯然不能用西方的標準進行衡量，就像一個凹癟的罐頭盒不能用來裝宇宙飛船。毛澤東時代是新社會的探索，當時并非沒有法制，而是用更先進的道德與理想來規范社會行為。領導干得好，群眾擁護你，黨員干部如果搞特殊，就違反了黨員干部以身作則的原則，必然就是罪過；你搞女人，貪圖享受，群眾可以將大字報貼到你家的大門口，立即可以將你攆下臺。政府行為失當，大字報可以上街，這種領導不是官員、不是公仆，而真正是人民勤務員的社會，這種行政有上下，政治無高低的社會難道不正是人類千百萬年來所追尋的理想嗎？與現在動輒就通緝記者、甚至商業網站都可以隨意刪斃揭露腐敗的帖子的社會相比，到底是誰沒有民主呢？毛澤東時代用先進理念來規范社會行為顯然比現在的法制更為自覺、更易為群眾所接受，更加實用、更加高效與可靠。群眾直接監督官員與政府，顯然比西方的代議制民主更加經濟、更為直接、更為可靠與有效。毛澤東時代社會治安比現在好得多，貪腐事件極為罕見，黨群關系、干群關系、社會和諧程度比現在好得多，如果說現在的法制與民主如何地好，為什么社會那么缺乏和諧呢？如果真是改革為何越改越差呢？連外國媒體都稱某位高官所謂“更加和諧”的說法是陳詞濫調，正義在如今的法制面前早就被碰得鼻青眼腫，民主早就在權力面前被戲耍得沒有模樣，不是講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嗎？哪個更有用哪個更有效早就有高下之別。法制本身并非就是一定之規，歷史證明，為大多數人的正當權益而確定的法律制度與營造的光明正大的社會環境才能形成好的定規，如果法制可以被魔鬼所利用，易為司法者所捏弄，就一定是最壞的魔鬼制度，腐敗與法制的結合，只會使光明與正義墜入萬劫不復之地。為什么在這里我更愿意用先進理念來代替當時的制度呢？因為這種理念的實踐過程就是總結經驗與教訓的過程，其中必然有其不足與缺陷而待其完善，但是這種先進的理念已經證明了其無比的優越性。　　

三十來年的道路表明，市場經濟就是活生生的資本主義，資本主義的血盆大口從來吞噬的都是弱小的百姓。今天吃不起綠豆，明天吃不起大蒜，今天專家告誡說蔬菜要泡超過30分鐘，不然會中毒，明天又有專家告訴蔬菜不能泡過20分鐘，超過會得癌。以前是三鹿，現在是金浩，癌癥村從點連成了片，富人、官員可以用金錢在另地壘起自己的安樂窩，但百姓卻不能擺脫苦難的困境。　　

在毛澤東時代，沒有白條，沒有欠薪，民工不會通過跳樓、裸身、下跪去乞討工資，工程師不會連打官司都維護不了自己工資的報酬權，更不會發生工人在耳光下屈辱地領取工資、白領在保安的監視下裸身接受檢查的事件；工人的漲薪不是靠輿論，不是靠罷工，更不會靠民工荒。毛澤東時代的結果是沒有資本家，工人有自己的尊嚴，絕不會被別人任意呼來喚去，飯碗從來都是端在自己手里，更不可能出現象李榮融這樣喜歡被別人稱呼為老板的官員。在毛澤東時代，文藝為工農兵服務，而現在的娛樂、消費、直到出行，完全是為有錢人量身訂造，不斷地擠壓百姓的空間。　　

毛澤東時代與現在相比，無疑艱苦得多，但正因為當年的艱苦奮斗才有了中國工業的基礎與素質的基礎。甚至連改革的基礎都是建立在幾十年來人民對黨高度信任之上，一旦人民徹底失去這種信任，就舉步維艱，矛盾叢生，問題不斷、社會不穩。　　

有人將現在的社會問題說成是轉型期的問題完全是在愚弄人民，你漠視與沒收了人民的權利，就是在做魔鬼的事，魔鬼從來就不是可以信奉的。有人將現在的社會問題歸結于存在利益集團同樣是在麻痹百姓，因為是權力的變質與制度的根本改變才是問題的根源。改變社會主義制度并不是真正的改革，背棄人民并不是光明正大之路，用資本主義的游戲來耍弄人民，一個百姓看不到美好未來的社會，一個言論都要受到掌控的時代，絕對不是人民的時代。有人將改革說成是多么輝煌，只要研究改革提法與解釋的變化，就知道其實有多少失敗。有人還在兜售不改革必然是死路一條的過時貨，人民早就膩了、厭了、唾棄了。堅持社會主義是正道，絕不是僵化，搞資本主義才不叫科學發展，走權貴資本主義才真正的是死路一條。　　

縱觀兩個時代，毛澤東時代與現時代當官的肚量與想法完全不同，毛澤東時代是量力而行，一心為民，從不搞花架子。毛澤東時代尊重人民，愛護人民，從毛澤東的口里，世界上第一次出現了從國家最高領導人口中喊出的“人民萬歲”的時代最強音。也許歷史會出現一頁頁霉變的斑點，也許歷史真會被打扮成小姑娘，但在毛澤東面前都永遠是徒勞無功，不論人民的敵人如何狺狺，但人民一直緬懷著這位歷史的巨人，一個從來沒有為自己及家人謀取任何私利的偉人、一個廉潔的楷模、正義的領袖，還怕專制獨裁的帽子扣在頭上嗎？歷史何曾有這樣的專制獨裁者一心一意為人民服務而終其一生的嗎？歷史何曾有這樣的十惡不赦的　暴　君會被自己的人民永遠熱愛、即使在其逝世后幾十年的今天而絲毫熱情不褪的嗎？罄竹編織的謊言永遠蒙蔽不了中國人民的眼睛，歷史的豐碑早已建筑在人民的心里，是任何污水都玷污不了的。人民懷念那個時代，是因為那是真正的人民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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