駁資改派“國有經濟和計劃經濟是官僚經濟論”
楊思基
資改派們以右反“左”，事實證明只能是越反越右，但不管已經右到哪里去，不管他們的右已經使中國變成了一個什么樣的中國，已經使億萬勞動人民處于什么地位，已經造成了多么嚴重的兩極分化，帶來了多么嚴重的階級對立和尖銳的社會矛盾，所有這些在他們眼里居然也都不算什么了。資改派們說，他們不是不承認現實的矛盾和問題，就是說這些問題都不是他們的所謂“改革”造成的，而是過去的公有、國有和計劃經濟造成的。什么公有經濟不是社會主義，國有經濟是官僚經濟，計劃經濟是最極端的官僚經濟，甚至干脆說這就是封建主義經濟，社會主義只有在私有制的土壤里才能生長出來。你看只要他們需要，他們愿意，什么奇談怪論他們不能造出來？！
但我們要問一問他們：中國現在出現的這些矛盾和問題是在私有化和市場化的“改革”之前出現和發展起來的，還是在他們所鼓吹和推行的所謂“改革”之后形成發展起來的？我們承認，“改革”前的社會主義制度固然是有需要完善的地方，為了健全和完善社會主義制度，也有必要對那些未能真正體現或實現社會主義制度客觀要求、有礙生產力發展的不合理體制進行改革，但社會主義這種性質的改革主要應是更好地實現廣大人民群眾集體當家作主，更好地實現公有制、按勞分配和整個國民經濟健康協調地發展，是要變官僚主義的計劃經濟為較科學、較民主、較能有利于供求關系平衡和經濟健康發展的計劃經濟，并且因此要適當增加點市場對經濟的調節，盡快地健全和發展社會主義的民主與科學決策機制。難道除此之外還能是別的什么東西嗎？
我認為，要解決過去原有不合理體制的主要矛盾和問題，毫無疑問應是解決權利過分集中于少數官員之手的問題，因為這才是過去不合理體制中產生一切矛盾和弊端的最根本原因。但右派精英們雖然口口聲聲反對封建主義和官僚既得利益集團，可在他們所主導和推行的“改革”中，他們又什么時候在這方面下過工夫、做過真正的改革了？不錯，他們過去雖然也曾經在權利問題上做過文章，即反反復復不斷地放權或收權，但不管他們是放權還是收權，權利還不都是仍然集中于他們官員們之手甚至只是集中于極個別、極個別的人之手嗎？為什么權利一放就亂，一收就死？歸根到底還不是因為權利不管是放或收到哪里，它們都只能是在某級別、某部門的某一、兩個長官手里，其他人都只能是干活的，聽話的？事實上，這種現象在所謂的“改革”后不僅沒有被弱化和克服，反而是在害怕群眾、丟掉群眾的情況下越來越被強化和發展了，甚至是被逐步發展到極端而成為所謂“一把手”不受任何監督制約的私有特權了。難道不正是在這種情況下，那些大大小小的“一把手”們才一個個都變成了沒有監督和制約的皇帝老子，變成了掌握一切公共資源和屬下前途命運的主子，且能夠為其所信任和重用的也不過只有他的“皇親國戚”和忠實奴才，從而使我們的公有和國有企業一個個成為官僚企業甚或封建主義性質的企業嗎？這樣的企業在市場經濟環境中，在同其他私有經濟的競爭中，能不被日益地侵蝕和弱化、不被日益私有化到極少數官僚個人手中而成為他們的私產嗎？這樣發展起來的私有制和市場經濟，能不是貧富分化最快、剝削壓迫最甚的那種最壞的私有制經濟嗎？
代表官僚買辦資產階級的精英們對他們一手制造的一切問題和矛盾都嫁禍于我們社會主義國家及其制度的締造者，嫁禍于我們的國家所有和計劃經濟，但全中國人民都非常清楚地知道，我們過去公有化和經濟計劃的程度要比現在高的多，可過去沒有這么多貪污腐敗，沒有這么嚴重的兩極分化，更沒有不允許老百姓問這問那，一點民主權利都沒有，一點生存和發展的基本保障都沒有。他們知道過去的生活雖然還不夠富裕，個別的時候甚至還吃不飽肚子，只能吃不利于提高效率的大鍋飯，并且還存在一定程度的等級身份制等問題，但在建國后前二十多年里，我們在毛主席的英明領導下，社會主義的制度仍然是在不斷地完善和發展的，工業化的進程、科技的進步、民主的進程以及經濟的發展和老百姓生活的改善也都是在不斷加快的，而且人的思想、文化、教育、道德狀況及社會風氣都是積極向上的，就是人口的增長速度和人均壽命也是都有大幅地提高，所以那時廣大人民群眾對社會主義及其美好的未來是有信心和充滿希望的。而這樣一種充滿希望的進程難道不是在這些所謂的“精英們”干擾、破壞和一再的否定中被中斷、被葬送的嗎？
請問：“精英們”這些年越來越明確、越來越公開的私有化和市場化“改革”給勞動人民帶來的是什么？是只能祖祖輩輩給極少數人打工當奴隸，是出賣血汗和肉體，有災有難無處求援，有苦有冤無處申訴。而“改革”至今，真正享有大部分社會財富富起來和成了主人的，真正隨心所欲、任意瀟灑享受別人血汗與服務、從而志得意滿的，又都是些什么人，這些人究竟在我們國家總人口中能占有多大比例？
“精英們”口口聲聲代表絕大多數人的利益，實事求是地看看他們推行的路線和政策所帶來的上述結果，難道還不明白他們究竟是代表哪些人的利益嗎？
他們說現在的矛盾和問題是因為“改革”不到位和不徹底，只有繼續深化他們的“改革”才能最終解決這些矛盾和問題。那我們還是要問一問，難道他們的“改革”搞了這么多年，所用的時間比一場改變社會性質的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都要長了，可他們自己卻還嫌不夠長？難道在國民經濟絕大部分都被私有化和市場化，甚至連人和人的權利都已經在私有和進入市場被市場化了，而這樣的私有化與市場化竟然是還不夠徹底，還需要繼續這樣不斷地化下去？難道只有一切社會財富都完全化到他們越來越少的極少數人之手才算“改革”徹底到位、最后成功嗎？如果按此邏輯推論，是不是外國資本家也可以據此認為因為現在中國的一切財富他們還沒有都拿到自己手里，因此他們也需要繼續“攻堅”并推動中國的“改革”呀？！！！
“國有經濟”究竟是不是勞動人民的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是不是官僚經濟，計劃經濟同官僚經濟究竟有沒有什么必然聯系，這樣的問題不是由資改派愛怎么說就怎么說的。事實上，國有經濟的性質取決于國家的性質，最終取決于誰是這個國家的主人。在一切剝削階級的國家里，國家財產僅僅屬于掌握國家政權的國家官僚和剝削階級私有和他們整個的剝削階級所有，而不是屬于勞動人民所有，這就決定著誰有權誰說了算，并且只有自己的私有財產及其經營個人才能完全說了算，由此決定著不同所有者及他們和貧苦的勞動人民有著尖銳的利益矛盾和沖突，決定著整個國家和社會不可能真正實現合理有效的管理與計劃。只有在勞動人民集體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國家里，其國家所有的經濟才有可能是聯合起來的勞動者公共所有的公有制經濟。計劃經濟在本質上也并不屬于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官僚國家，更不屬于奴隸制國家，而是屬于在社會化大生產條件下勞動人民集體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國家或共產主義社會。因為只有在這樣一種國家或社會，一切社會成員才在公有制基礎上有了真正的平等和自由，才真正在逐步消滅一切個人特權的基礎上形成了大家共同的利益及共同的發展需要，從而有可能在經過大家民主協商和公共決策的基礎上對整個國家或社會的發展做出大家都能接受和貫徹執行的計劃，使計劃經濟真正落到實處，而使整個社會實現有組織、有計劃的發展。我們在新中國建國后，經過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社會主義的改造，以及社會主義經濟政治制度的基本確立和逐步完善，尤其是經過“兩參一改三結合”的領導組織管理體制等一系列探索，社會主義的公有制、按勞分配、計劃管理以及勞動人民集體當家作主這些體現社會主義特質的東西都在不斷地發展和完善，并且已經發揮了巨大的社會主義優越性，其經濟社會發展的成就也是世界公認和羨慕的。正是資改派對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基本路線和基本經驗的全盤否定，使舊中國腐朽的東西又在中國死灰復燃，才使中國社會發生了許多歷史性的大倒退，并使中國面臨巨大的經濟社會矛盾與危機。「 支持烏有之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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