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說：“人們的一切法律、政治、哲學、宗教等等觀念，歸根結蒂是從他們的經濟生活條件，從他們的生產方式和產品交換方式中引導出來的。”馬克思主義階級和階級斗爭理論、社會革命理論，是深刻揭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內在矛盾與發展規律、深刻揭示無產階級生活狀況和無產階級解放斗爭需要而闡釋的無產階級政治學說，當代西方政治學說有許多流派，反映了各個不同階級的生活條件，代表著不同階級的利益需要斗爭需要，那些代表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各種政治思潮，自然就與馬克思主義形成了沖突并構成對馬克思主義階級和階級斗爭理論、社會革命理論的挑戰。運用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主義學說對向馬克思主義挑戰的各種政治學說進行分析評價，指出其根本錯誤，就成為我們今天在意識形態領域堅持和捍衛馬克思主義的一項毋容置疑的政治任務。

　　一、戰后西方新自由主義政治思想的挑戰

　　自由主義是在西方流傳最廣、影響最大的資產階級政治思潮，它以個人主義和個人自由為核心，以維護資本主義私有制為目的，形成了17和18世紀以反對封建主義為目標、突出強調政治自由的自由主義，19世紀功利主義的自由主義，以及20世紀以來逐漸興起的新自由主義。20世紀初，不加限制的自由競爭導致了壟斷資本的惡性膨脹，不僅使廣大勞動群眾失去了自由，也使中小資產階級失去了自由，“個人至上”的傳統自由主義面臨嚴重危機，于是新自由主義興起。新自由主義拋棄了政府不干預私人經濟活動的自由放任主義，提出國家干預經濟，限制壟斷資本發展的主張，強調個人在追求自己的利益時，也要兼顧公共利益。20世紀70年代，新自由主義者羅爾斯等又提出建立一種合乎“正義”的社會制度，以保證資產階級在獲取高額利潤以后，能拿出一些錢來救濟窮人，使窮人在富人的收入大量增加的同時，生活也有所改善，使資本主義制度更加“和諧”。這實際上是在不改變資本主義根本制度的前提下，利用政府的干預而奉行階級調和主義，靠資產階級主導的社會改良來實現資本主義社會的階級調和與社會和諧，以實現資本主義社會的長治久安。

　　美國的布蘭代斯、杜威、羅斯福和羅爾斯是新自由主義的代表人物。路易斯•布蘭代斯（Louis•D•Brandis,1856——1941年）認為，經濟自由是政治自由的保證，沒有經濟上的自由，就沒有政治上的自由。而大壟斷資本的統治使絕大部分中小企業和雇傭勞動者失去了自己活動與謀生的自由，為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鋪平了道路。為了保證個人在經濟和政治上的自由權利，最重要的步驟就是取消大壟斷資本的統治，保護私營企業和個人在經濟上的獨立與自由，使國家成為維護自由的工具，使工會有權代表工人列席企業董事會，使公民有參加政府管理和對國家大事提出意見的自由權利，給人民以言論自由，給各個民族以民族自決的民族自由權利。

　　約翰•杜威（John•Dewey，1859——1952年），是實用主義的自由主義者，他以“積極的自由”代替“消極的自由”，以“新個人主義”代替“舊個人主義”。他認為“個人至上”的舊個人主義已經過時，已經喪失了它的存在意義，必須用“新的個人主義”來代替它。所謂“新的個人主義”，就是要根據變革了的社會生活的要求，不再依靠單個人的力量在茫茫的世界里獨自奮斗，必須用群體的力量和智慧來擺脫面臨的恐懼和不安，且只有如此，才能抵抗危害其自由的強大壓力，走上機會平等的道路。“積極的自由”就是建立在“新個人主義”基礎上的有條件的自由，而不是建立在“舊個人主義”基礎上的無條件的絕對的自由。無條件的絕對的自由是“消極的自由”，它的原則是：一個人只要不妨害他人行使同等自由的權利，個人可以為所欲為，別人不能干涉。“積極的自由”則在個人發展自己潛能并對社會福利有所貢獻的前提條件下才將自由視為是一種權利。杜威把自由放在第二位，而把人的經濟上的機會平等和所謂的“社會福利”即資產階級整個階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認為現有的資本主義民主制足以實現資本主義的逐漸改良與進步，主張用實驗探索的方法通過一點一滴的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的改良來改良資本主義，并把這種改良稱為“社會工程”計劃，反對無產階級用革命手段推翻資產階級統治。

　　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Franklin•D•Roosvelt，1882——1945年），是資產階級改良家及著名的“羅斯福新政”的實施者，他指出，沒有經濟上的安全、獨立和平等，就沒有真正的自由。他說，“自由這個詞，其本身的含義必然意味著從某種束縛之下獲得自由。1776年，我們從專制政治的暴虐之下——從擁有王室賜予特權的18世紀親英分子手中爭取自由”，而今要從壟斷資本這個新經濟王朝的專制統治之下爭取自由。為了解決壟斷資本統治下的資本主義兩極分化使絕大多數人感到不自由的問題，羅斯福大力推行國家干預經濟的“羅斯福新政”，認為美國公民只能求助于有組織的政府權力，將國家權力移交給公眾及其對人民負責的政府，依靠這樣的政府實行國家干預經濟的政策。據此，羅斯福提出了國家干預經濟的三R計劃，即Recovery（復興）、Relief（救濟）、Reform（改革），對經濟、社會進行強有力的政府干預和調節。為整頓金融，國會通過了“1933年銀行法”；為整頓農業，通過了農業調整法；為調整工業，提出了“工業復興法”，開展了以“藍鷹”為標志的工業復興運動。為解決失業問題，采取了以工代賑的辦法，由國家撥款，舉辦大規模的公共工程。為了解決勞資關系問題，通過了“全國勞工關系法”，限制雇主干預勞工組織活動，規定工人有組織工會、罷工、與資方進行集體談判的權利，并成立全國勞動關系局，負責勞工對雇主的申訴。后來又通過“工資計時法”，限制每周最高工時和規定每小時最低工資，禁止使用童工。在社會保障方面，通過了“社會保險法”，規定向失業者、老年人提供津貼和補助。在實施“羅斯福新政”獲取一定成果后，羅斯福把政治自由和經濟公平聯系起來，把機會平等和收入保障聯系起來，把自由和和平聯系起來，把個人自由和國家干涉聯系起來，把自由競爭和社會利益結合起來，提出了新的《權利法案》，以保障公民的自由權利，使自由主義獲得了新的思想含義。

　　1971年，約翰•羅爾斯（John•Rawls,1921——2002年）在過去著作的基礎上寫作出版了一本系統闡述他的自由主義政治理論著作《正義論》，把“正義”引入到自由權利的討論話題，認為“正義”是社會制度的首要價值，“正義的主要問題是社會的基本結構，或更確切地說，是社會主要制度分配基本權利和義務，決定由社會合作產生的利益之劃分的方式。所謂主要制度，我的理解是政治結構和主要的經濟和社會安排”。“合為一體的主要制度確定著人們的權利和義務，影響著他們的生活前景即他們可能希望達到的狀態和成就”，必須合乎正義的標準和價值。他認為：人們的不同生活前景受到政治體制和一般的經濟、社會條件的限制和制約，也受到人們出生伊始所具有的不平等的社會地位和自然稟賦的深刻而持久的影響，然而這種不平等卻是個人無法自我選擇的。因此這些最初的不平等就成為正義原則的最初應用對象。正義原則要通過調節主要的社會制度，來從全社會的角度處理這種出發點方面的不平等，盡量排除社會歷史和自然方面的偶然任意因素對人們生活前景的影響。而調節權利和義務，調節利益分配的正義原則，或者說，正義原則若要提供“一種在社會的基本制度中分配權利和義務的辦法，確定了社會合作的利益和負擔的適當分配”，則首先要貫徹平等自由的原則，其次是要貫徹機會公正平等與個人利益差別相結合的原則。個人和制度是不同的主體，有不同的正義原則，所謂制度的正義原則，是指社會基本結構的正義，即資本主義憲政民主基本制度對基本權利和義務的分配。制度包括公共法規定的官職、地位、權利、權力、義務允許和禁止的界限。而個人的正義原則是指個人應盡的政治義務。如果制度是正義的，一個人又自愿接受了這種制度，并從中得到了利益，作為公職人員，那就要盡這個制度所規定的義務。而對于一般普通公民來說，如果基本制度在某些方面違背了正義原則，就可以不服從這些制度所規定的義務，但這種不服從只能采取合法的手段而不能訴諸暴力。社會基本制度的正義原則應該是：“所有的社會基本善——自由和機會，收入和財富及自尊的基礎——都應被平等地分配，除非對一些或所有社會基本善的一種不平等分配有利于最不利者。”這就是說，正義原則要求所有公民都享有人人平等的、與他人所擁有的一種同樣的自由權利，某些社會的和經濟的不平等，例如財富和權力的不平等，只有當它們使每個人，特別是使最少得益的社會成員的利益得到補償能得到其最大利益時，才是正義的。這也就是所謂“機會平等和差異原則”。按照羅爾斯的說法，只要人們都接受這一原則，并根據這一原則制定各種制度，戰勝自私自利傾向，互相貢獻福祉，互相友愛，那么，一個自由平等與和諧的資本主義世界就將會出現，而且永世長存。

　　弗里德里希•奧古斯特•馮•哈耶克（Friedrich•August•Von•Hayek，1899——1992年），是出生于奧地利的英籍新古典自由主義經濟學家，政治哲學家，197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哈耶克與前述幾位新自由主義思想家有所不同，他堅持傳統的個人主義自由觀，堅持自由市場的“市場原教旨主義”，反對國家干預市場，他因此又被稱為新保守主義者。他稱自己的理論為“消費者主權理論”，認為生產者生產什么，生產多少，最終取決于消費者的意向，而這個意向只能通過市場的競爭來實現。消費者根據自己的意向在市場上選擇商品，通過市場將自己的意向傳遞給生產者，生產者根據消費者意向進行生產。這樣，只要充分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個人擁有充分的自由，在自由交易的市場，消費者和生產者雙方都能滿足自己的最大利益，社會也能實現最高經濟效益。哈耶克反對社會主義國家實行計劃經濟，認為計劃經濟消滅了私有制，使市場不能正常地發揮作用，無法正常傳遞信息，無視消費者的主權，否定了個人的私有權和利己的動機，使企業和個人缺乏首創精神和責任感，必然導致政治上的極權主義和對個人的奴役，導致經濟效益低下、失業和通貨膨脹。哈耶克認為，衡量一個國家好壞的標準有二個方面，其一是有沒有個人選擇的自由，其二是機會均等。而確保自由的前提即，維護私有制和實行法治。他認為保護私有制是實現自由的基礎，只有生產資料私有，個人才有選擇的自由，并通過自己的努力而致富。而在政治上實行法治，就是要按照自由和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來制定法律，使政府的一切活動受法律的約束，以保護個人的自由競爭與機會均等。哈耶克由此反對國家權力及其對經濟的干預，把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計劃經濟與法西斯經濟、凱恩斯主義混為一談，而抹殺它們的實質差別，反對對剝削階級剝削壓迫秩序的私有制基礎進行社會主義革命改造。他斷言私有制社會是“富人得勢的世界”，是人人都可以通過自己的努力而致富的社會，而公有制社會則是“只有得了勢才能富的世界”，是機會不均等而沒有個人自由的社會。

　　自由并不是人與生俱來的“天賦人權”，而且不只是單純的意志自由和思想與言論的自由，自由在任何時候都不能脫離人們的物質生活條件和社會歷史條件，在階級社會不能脫離人們劃分為階級的社會存在，它是在既定歷史條件下人們認識和改造世界而打破超越各種關系束縛的一種人的社會規定性、歷史過程性、本質性的存在。在人類歷史長河中，人對自由本性的追求永無止境，而且受各種主客觀條件限制的自由紛繁多樣，幾乎無所不包，在實現了的自由中又包含著新的不自由，人類要永無止境地為爭取自由而奮斗。但資產階級思想家限于其歷史局限和階級局限總是脫離具體的社會歷史條件生活條件限制抽象地談論自由，而且他們談論的大多是思想言論自由和個人意志自由，最多只是把自由理解為個人在機會平等的條件下個人選擇的自由、自由買賣和參與管理的自由。這種狹隘理解的片面有限的自由顯然是偏離了人之自由的現實存在，也缺乏豐富而真實的思想內涵。但如果絕大多數人在私有制經濟的激烈競爭中失去了其生存的基本條件，不得不靠出賣勞動力在別人役使下來生活，所謂的機會平等和自由自然也就成了有名無實的東西，成了在十分有限的條件下只能選擇被剝削被奴役的自由了。而哈耶克等自由主義思想家所要捍衛的自由，恰恰是資本剝削奴役勞動人民的自由。

　　無產階級之所以成為一無所有的無產階級，社會之所以必然發生貧富兩極分化，勞動人民之所以要遭受剝削階級的剝削奴役之苦，其根本原因在于私有制生產生活條件下人生來就有財富和生產資料占有的巨大差別，窮苦勞動人民生來就注定了要在被剝削奴役的社會環境條件下求生存，而無法依靠個人的努力改變這種命運。這種起點的不平等，決定了一切過程和結果的不平等，決定了人間一切的奴役和不自由，絕不是在不消滅私有制、不變革根本社會制度的前提條件下能夠發生根本改變的。羅爾斯說的公平和正義，就其道義標準和實際內涵而言，它們是有社會歷史規定性和階級屬性的。在資本主義世界和資產階級的歷史視野里，正是由資產階級的所有制關系和階級屬性所決定，按資分配這個對工人階級來說極為不公的分配方式和制度就是最符合資本主義所有制關系的“公平正義”分配制度，也是在最符合“機會均等”——資本自由平等競爭原則的“公平正義”分配原則。在保護資產階級私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與資產階級憲政民主法制根本政治制度不可改變的社會歷史條件下，所謂“公平正義”地分配權利和義務，充分保障每個人獲得最大收益的的自由競爭權力，并對最少收益者給以一定補償的原則，實際上就是首先滿足富人恃強凌弱的弱肉強食需要，實現資產階級的利益最大化，然后為了緩和階級矛盾，從資產階級的口袋里拿出極為有限的一部分財富來救濟喪失了生路的窮人，免得他們被逼走上革命造反的道路，以實現所謂的階級調和和“社會和諧”，以維護資本主義社會統治秩序和制度長治久安。資產階級自由主義在人類歷史上充其量只有在反對封建主義的歷史過程具有一定積極意義，而在資本主義進入到了腐朽反動即要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的歷史階段，就僅僅具有幻想通過資產階級改良來回避社會主義革命而挽救資本主義的消極歷史意義了。

　　羅斯福的自由主義是對個人至上傳統自由主義的重大修正。在個人和社會關系問題上，羅斯福認為在經濟領域內個人不能有絕對的自由，在個人自由危害到社會絕大多數人的自由和國家安全的情況下，國家就必須進行強有力地干預。他把這種主張變為國家政策用強力加以推行。但在金融寡頭操縱經濟命脈并把持左右國家政權的情況下，這種國家強有力干預實際往往是導致了反共反人民的麥卡錫主義，導致極少數人對絕大多人的法西斯暴政，如99%的人反對1%的人的美國華爾街運動，就是在這種名義下遭到了美國政府的血腥鎮壓。私有制國家和社會歷來是財富越來越集中于極少數人，而絕大多數人慘遭剝奪和奴役的社會，而經濟上占統治地位的階級和利益集團又必然是政治上的統治階級，幾千年來都沒有例外。占人口絕大多數的勞動人民之所以陷入貧困狀態，沒有客觀物質條件享受本來應該屬于他們的自由權利，并不是因為他們不努力，好吃懶做，而是因為他們處于弱肉強食食物鏈的最下端，受盡了剝削和奴役，他們的勞動所有權及私有財產權在自發而盛行叢林法則的自由市場競爭中根本無法得到保障。哈耶克等人所謂只有在私有制市場經濟條件下個人自由才能得到保障的說法，是完全站不住腳的。

　　在私有制條件下，個人生產什么，生產多少，怎樣生產，完全是個人的私事，而且有些還屬于商業機密，是無法進行科學統計并用以組織安排整個社會生產的。這樣，整個社會生產必然是處于無組織無政府的狀態，而自發的市場調節又屬于事后調節，這就難免市場調節的盲目性。哈耶克所謂自由市場的信息互通與市場均衡，顯然是毫無根據的理論假設。因為盲目的市場調節不僅必然造成勞動的巨大浪費，而且還勢必加劇市場競爭中的弱肉強食現象，所謂的個人自由也就只能是弱肉強食的自由。

　　二、戰后存在主義政治思想的挑戰

　　存在主義是當代資本主義世界最有影響的政治思潮之一，是資本主義制度深刻危機的產物。它形成于本世紀20年代的德國，爾后傳到法國。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存在主義在西歐各國風行一時，成為西歐資本主義國家，特別是西德、法國、意大利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和小資產階級廣大階層一種時髦的世界觀和處世態度。至50——60年代，存在主義在美國、日本、印度也風行起來，對東歐社會主義國家也有過較大影響；1980年代，存在主義在我國思想界和青年知識分子中間也有很大影響，而影響較大的存在主義思想家則是雅斯貝爾斯（K•Jaspers,1883——1969年）和薩特（J•P•Sartre,1905——1980年）。

　　存在主義以抽象的人的存在與本質關系分析、異化分析取代馬克思主義的生產方式生產關系分析和階級分析，以抽象的人道主義取代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以人的自由本質的復歸取代人類解放，但對消除異化而實現人的自由又持悲觀絕望態度。雅斯貝爾斯認為自由和存在是兩個相互替換的概念，它們是同一事物的兩個方面。他說，自由是思想的自由和生存的自由，是給人生的歷史社會現實以哲學的說明，“自由的證明不依靠知識，而依靠行動；也不依靠某種一次性行動，而依靠天長日久的行動，依靠個別人的生存”。個人是人真實的存在方式，集體和社會是人一種不真實的存在方式，自由意味著個人隨便怎樣思考和行動他都是自由的。人的真實存在指人作為一種主觀意識、主觀心理本能的存在；人的不真實存在則指人在現實社會中的存在。人不是生活在真空中，總是和這個和那個環境或他人發生關系，是整體中的個人，無論整體和個人都不是孤立的存在。但他認為，當人與社會發生聯系時，個人就已不是真正存在的人，而是被異化了的人，即失去了個性的、受他人和社會約束的個人，是一種被他人、集體或社會所吞沒了的人。在雅斯貝爾斯那里，人是沒有階級性和社會屬性的純粹生物體，只是由于彼此間的交往和溝通，才使人和動物區別開來而有了個人之間的社會關系。雅斯貝爾斯認為人的價值就在于個人的自由，但現代政治官僚機器使人受到限制和毀滅，使個人的一切都有被官僚機器碾的粉碎的威脅，必須以大力提倡人權和法治的新人道主義來克服這種威脅。他“一方面從自由主義的立場對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官僚國家機器進行批判，另一方面卻把主要的攻擊矛頭指向馬克思和無產階級專政。他攻擊馬克思是反人道主義的，不是依靠人道主義精神，而是企圖用物質和暴力挽救現實危機，通過破壞來實現創造，結果適得其反，導致最大的暴力和不自由”。

　　薩特認為，存在分自在的存在和自為的存在。自在的存在是沒有被意識到的實存，它亙古不變，它既不由自己創造和改造，也不受人的主觀意志所左右、所影響、所改變，也不作用于人類社會。自在的存在具有天然的給定性、自在性和自然而然性，它在我們意識里就是什么都沒有，只有當下的存在，沒有過去和未來，存在和本質是同一的。自為的存在就是人，它具有超越性、生成性和自由性，是自在的存在的純粹虛無化。人的存在先于人的本質，是在自在的人的基礎上因為有了人的主體主觀性而成為自為的人的存在，具有了區別于自在的存在的人的自由自為生成性的本質。因為只要把人當作人來看待，就必須首先以人的主觀性為出發點，“首先人存在，露面，出場，后來才說明自身，……世間并無人類本性，因為世間并無設定人類本性的上帝。人不僅是他自己所設想的人，而且還是他投入存在以后，自己所志愿變成的人。人，不外是由自己造成的東西，這就是存在主義的第一原理”。“人首先是一種把自己推向將來的存在物，并且意識到自己把自己想象成未來的存在。”在薩特看來，人的自由是絕對的，自由就是人的本質的存在，它不受任何外部的東西所決定和限制，而以“純主觀”“純虛無的存在”（即純自我意識形式）無條件無根據地、任憑其自由地、孤獨地選擇與決定人是其所是，并且自己對自己的自由而自發的選擇負有歷史責任，它自己是自己的立法者。但每個人的自由又都是相互依賴的，“我們在要求自由的時候，發現它原來完全依賴他人的自由，而他人的自由，又依賴我們的自由。……只有當我把他人的自由當作目的時，我才能把自己的自由當作目的”。而“一旦在生活生產的彼岸對所有的人都存在一種實在的自由的領域，那么馬克思主義的生命就將終結；一種自由的哲學將取而代之”。薩特這種為了個人自由而自由選擇的哲學自然使他滑向了極端個人主義、無政府主義和抽象人道主義，既促使他以此為武器揭露和批判資本主義，但同時也用來抨擊社會主義，卻同時也尋找不到任何出路的歷史虛無主義和歷史悲觀主義，充分顯露了其小資產階級的盲目性、動搖不定的不確定性及其歷史的沒落性。

　　存在主義自稱是人道主義人學，但它研究的人不是一定社會歷史條件下與一定生產方式、一定生產關系相聯系并在階級社會具有階級性的現實的個人，而是僅僅具有本能沖動和思想感情、甚至僅僅具有純粹自我意識形式空無所憑的孤零零的個人，是把他人和社會視為敵人和地獄而一概加以排斥與反對的個人，是天馬行空、獨往獨來、不受任何約束、自以為是、滿世界瞎闖的個人，是滿腦子充滿孤獨、恐懼、煩惱、寂寞和絕望的個人。存在主義把這種抽象的個人自由與異化分析絕對化，不僅勢必導致極端個人主義、無政府主義，導致抽象人道主義和歷史虛無主義、悲觀主義，而且勢必脫離人的現實生活基礎與客觀歷史實際，成為一種荒謬的謬說。而其脫離與他人、與集體和社會的聯系，幻想擺脫客觀規律性及各種歷史條件限制，空無所憑地進行所謂個人自由選擇及人的本質和價值的所謂自我實現，當然也就只能淪為空想和幻想。

　　存在和本質是不能割裂開來的，世界上既沒有無本質規定性的存在，也沒有脫離事物存在的質的規定性，薩特關于存在先于本質的斷言是毫無根據的。而關于人和人類社會的分析認識，則不能脫離人的生產方式生產關系分析。只有切合實際地針對人的特定生產方式、生產關系、社會關系、社會結構、社會制度、社會形態、意識形態、社會矛盾以及人們的思想行為方式進行具體的、歷史的分析，在階級社會還要進行切合實際地階級分析，我們才能把握人和人類社會的本質，把握社會發展的規律及歷史趨勢。而存在主義脫離背離上述科學分析原則，依靠自我意識的想象，只進行抽象的人性分析、抽象的行為方式和實踐分析、抽象的思想情感分析和人的異化分析，顯然是舍本逐末，抓住了人的自我意識的某些思想幻象而丟棄了真正現實的社會歷史分析，在理論上則勢必陷入形而上學的主觀唯心主義、歷史虛無主義和神秘主義。

　　馬克思主義的人道主義，是科學革命的現實的人道主義，是立足于現實的個人，以歷史唯物主義的生產方式生產關系分析、具體的歷史分析和階級分析為主要分析認識方法，在尊重客觀歷史規律、科學揭示歷史發展趨勢和未來、立足已有歷史條件、通過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手段改造舊世界、建設新世界的基礎上爭取人類徹底解放的人道主義學說，它與人本主義的抽象人道主義學說是有本質區別的。馬克思主義認為，人類解放事業是無產階級和整個人類的事業，脫離現實的生活實際，脫離集體和社會，脫離群眾和群眾的組織，任何個人都將一事無成。

　　三、“民主社會主義”政治思想的挑戰

　　現代民主社會主義思想發端于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后的西歐，它是一種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思想體系，是社會黨國際的思想理論基礎和政治綱領，其思想淵源可以追溯到第二國際伯恩施坦的社會改良主義及更早一些的拉薩爾主義。愛德華•伯恩施坦（Edward•Bernstein，1950——1932年），是第二國際修正主義的創始人和代表性人物，被稱為“修正主義始祖”。1899年，他出版了《社會主義的前提和社會民主黨的任務》，對馬克思主義進行了全面的修正，集中論述了其民主社會主義的改良主義思想理論。在該書中，伯恩施坦對馬克思關于工業不斷集中和經濟危機不斷深化的預言以及無產階級貧困化理論提出質疑，反對暴力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提出通過不斷擴大工人階級的政治權利和經濟權利，逐步地朝著民主的方向來改造國家的改良主義策略，企圖將馬克思主義修改成為一種改良主義學說。伯恩施坦說，民主社會主義包含兩個基本點：第一，馬克思關于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理論已經過時，資本主義經濟危機不會使資本主義崩潰，更不會導致資本主義在短時間內滅亡；第二，“社會主義在前進中根本不需要危機”，而是要走漸進的、改良的、和平的和民主的道路。伯恩施坦明確反對資本主義不可克服的經濟危機必然導致資本主義社會走向滅亡、社會主義走向勝利的理論結論，明確反對以暴力革命的激烈方式進行消滅資本主義社會制度的社會主義革命變革，主張以民主的、和平的議會方式，在不觸動資本主義現實制度和國家機器的前提下進行社會改良，和平長入社會主義。考茨基（Karl•Kautsky，1854——1938年）不僅肯定和發展了伯恩施坦改良主義和議會道路的觀點，而且他攻擊俄國的十月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違反了民主原則。

　　二戰后期，英國工黨積極倡導重建社會黨的國際組織，召開了一系列的準備會議，協商共同綱領，克服和協調各種矛盾，在作了各項具體準備工作之后，于1951年6月30日在西德的法蘭克福召開了社會黨國際第一次代表大會。出席這次會議的有34個政黨的106名代表，代表著970萬黨員和4353萬選民。大會通過了社會黨國際的基本綱領——《民主社會主義的目標和任務》，正式宣布社會黨國際成立，并把民主社會主義作為社會黨國際的意識形態和奮斗目標。

　　社會黨人一貫認為，資本主義可以通過資本主義民主政治制度和現行的民主道路和平演變成社會主義，社會黨可以通過議會選舉在議會中獲得多數席位，利用議會以及現有的國家體制來實現社會和經濟改革計劃。他們指責馬克思主義關于階級斗爭、暴力革命、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是完全不符合現實情況的帶有破壞性的過時理論，攻擊用暴力手段奪取國家政權，不僅不能徹底從根本上摧毀舊制度，相反，是一條“急速的、粗暴的、甚至是流血的道路”，“在道德上應該受到譴責。”因為現行的資本主義民主制度已高度程序化、合理化、法律化，是一種成熟的政治制度，其本身就是社會主義民主內容的一部分，這種民主的共同屬性，使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的演變成為可能。

　　社會黨人還提出，在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演變的過程中，工人階級和其他勞動階層不應該直接登上政治舞臺，群眾運動和革命的斗爭形式因為對已有社會秩序有破壞作用已不再適用，而應由社會黨的領袖們在平等的條件下和其他黨派競爭，以贏得大多數人的支持而上臺執政。此后，便可運用國家政權實施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各項改良措施，或者利用自己的在野黨地位向執政黨施加壓力，使黨的各項改良措施得以貫徹。這樣，既不會給社會帶來破壞性的動亂，使資本主義社會那些合理的東西得以保留，同時又能按照民主社會主義的綱領進行社會改良，進而就可保障社會平穩而有序地過渡到人類共同理想的美好社會。而社會黨人所追求的凝聚著人類共同理想的所謂美好社會，也就是經濟上實行“混合經濟”，政治上實現各階級階層合作，建立超階級的民主國家體制，思想上堅持指導思想多元化的“多元化民主化社會”。社會民主黨領袖們斷言，“非意識形態化”能夠保證社會民主黨創造性的探索自由，能夠保證用其他學說的原理來充實它們的思想內容。在“非意識形態化”的口號下，社會黨人拋棄了馬克思主義的指導思想地位，而吸收了基督教人道主義、批判的純理性主義、存在主義、康德倫理學、黑格爾歷史哲學、伯恩施坦理論、社會現象學、社會批判理論等等。根據吸收來的這些理論，他們強調說，民主社會主義=“社會主義-無產階級專政+基督教”。社會主義不是科學的真理，必然的規律，它是淵源于新康德主義的倫理社會主義。根據倫理社會主義的質的規定性，社會主義的目標成為宗教和道德方面的要求，而不是歷史發展的必然，剝削制度造成的階級差別，已經成為“社會伙伴關系”。總之，在非意識形態口號下，社會主義從科學換成了倫理學，馬克思主義換成了基督教，新康德主義和實用主義。這樣，社會主義就被社會黨人篡改成為一種基督教倫理的精神約束和規范了。

　　馬克思主義認為，資本主義經濟危機是根源于資本主義的社會制度與社會基本矛盾的危機，只要不消滅以資產階級私有制為基礎的資本主義社會制度，生產社會化與資本主義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這一資本主義社會基本矛盾就不可能消除，而是會不斷發展與激化。因為資產階級私有制條件下的生產是剩余價值生產，是為了追逐剩余價值或利潤而進行的生產，一旦失去了利潤，一切生產都會停止。而建立在機器大生產基礎上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一方面是生產日益社會化，一方面又是生產資料和剩余價值都歸資產階級私人占有，整個社會生產處于無組織無政府狀態，占人口絕大多數的雇傭工人出賣勞動力進入生產過程所得到的僅僅是勉強維持生存和勞動力生產再生產的勞動收入，這就勢必造成生產和消費的嚴重脫節，而最終導致資本主義生產相對過剩的經濟危機。周而復始的資本主義經濟危機不僅對現有的生產力帶來極大破壞（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實質是靠破壞現有生產力來為資本主義再生產和新的發展開辟道路），而且會加劇資本主義社會的兩極分化、階級分化，加劇資本主義社會的階級矛盾和社會矛盾，從而使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社會矛盾進一步加劇，為資本主義積累與準備新的更大的經濟社會危機。資本主義必然滅亡、必然為社會主義社會所取代，就是這樣而得出的科學理論結論，因為只有社會主義社會制度取代資本主義社會制度才能克服和避免資本主義經濟社會危機。

　　但資本主義經濟社會危機只是資本主義滅亡和社會主義革命的必要條件，而不是充要條件。資本主義的滅亡是一個過程，且需要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作為前提。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條件不夠成熟，不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甚至反對社會主義革命，在不觸動資本主義基礎的條件下進行緩解資本主義各種固有矛盾的各種改良，當然也就會延緩資本主義的滅亡過程，而導致資本主義矛盾與經濟社會危機周期性地發展和發生。

　　和平改造資本主義，使之過渡向社會主義社會，顯然要以無產階級組織成為階級掌握國家政權或掌握強大的武裝力量、以生產資料所有制關系的社會主義革命改造為前提。沒有剝奪資產階級剝削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工人階級勞動者階級不掌握強大的暴力工具，就試圖通過議會選舉與和平改良而過渡向社會主義，這在現實中既沒有可能，也沒有任何先例。

　　在階級統治的政治國家和私有制社會，國家從來都是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的暴力工具，是富人依靠對生產資料與社會財富的壟斷而剝削壓榨窮人的國家，沒有超階級的國家。資產階級的議會選舉實質不過是金錢資本的選擇，是以金錢資本賄選政府議員和政府領導人，普通人即便被選上政府的議員和政府領導人，他也不能擺脫金錢資本的左右和制約。在資產階級掌握著絕大部分生產資料壟斷著社會財富的國家和社會，資產階級完全可以憑借對資源與財富的壟斷而左右支配一切，哪里會有什么“保障公民人人自由平等的人民政府”？

　　沒有民主自由，誠然就沒有社會主義，但民主自由是有階級性和社會歷史規定性的。社會主義民主和自由是無產階級勞動人民的民主和自由，必須以無產階級勞動者階級聯合為階級為階級基礎，還要以生產資料公有制和按勞分配為經濟基礎，沒有上述這樣的基礎就只能淪為資產階級剝削階級所左右和支配的民主自由，淪為金錢資本所左右支配的民主和自由，或者淪為狹隘個人主義的、無政府主義的民主和自由。沒有工人階級勞動人民的廣泛聯合和組織，沒有生產資料所有制關系的社會主義革命改造，僅僅依靠分散而孤立的個人所行使的所謂民主自由權力、選舉權力及言論自由權力對資本主義進行倫理的、道義的譴責和批判，進行管理者、剝削者的選擇和批判，是不能觸及資本主義的社會基礎，不能改變資本主義的根本而和平長入社會主義的。這樣的民主和自由當然也不可能是社會主義的民主和自由。

　　資本主義生產生活過程的階級合作關系，是在工人階級為生活所迫條件下而形成的合作關系，資本主義社會的福利制度及救濟是經過工人階級不妥協的斗爭所爭取的，而且它們對于工人階級而言不過是靠資產階級及其政府的施舍來存活的可憐制度與舉措，何況這種可憐的救濟舉措，還要以不影響資本主義再生產與經濟發展為前提，還要受赤字財政、通貨膨脹及沉重的債務經濟的多重制約，從根本上說，是緩解資本主義矛盾、延緩資本主義滅亡過程、維護資產階級統治及社會安定的必要舉措。資產階級在這些方面所進行的改良及資本主義條件下所形成的階級合作關系，絕不是取消無產階級反剝削反壓迫斗爭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的理由，更不可能與消滅一切剝削壓迫制度、消滅一切階級差別而實現的真正的人與人互助合作關系同日而語。民主社會主義鼓吹階級合作與社會改良來實現社會主義的論調是站不住腳的。

　　民主社會主義所鼓吹的“第三條道路”，不觸動剝削階級私有制，在經濟上搞什么“民有、民營、民享的多元化混合經濟”；政治上搞階級合作，多黨制，三權分立，精英治國，建構多元化的“自由和獨立的”組織和政黨妥協政治架構，建構“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思想上搞指導思想多元化；實際上他們建構的不是社會主義民主，而是要建構一個資產階級剝削階級各個利益集團互相妥協并誘導被剝削被壓迫階級向剝削階級統治階級投降妥協的“四不像社會”。

　　四、西方馬克思主義政治思想的挑戰

　　西方馬克思主義是20世紀20年代以來興起于歐洲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并逐漸影響到全世界的一股思潮，也是一度頗有影響的政治思潮。作為一股哲學思潮，它體現了將現代西方哲學與馬克思主義相結合的意向，呈現出以現代西方哲學來重新理解并補充發展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傾向；作為一股政治思潮，它力圖在補充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的口號下，分析總結歐洲工人運動失敗的原因和教訓，對當代資本主義作出新的分析和估價，對革命的目標和道路作出新的設計和構想，試圖通過“總體革命”實現“總體性的社會主義”，形成了各種各樣的所謂馬克思主義流派，如法蘭克福學派，存在主義的馬克思主義，結構主義的馬克思主義和新實證主義的馬克思主義等。

　　西方馬克思主義的主要政治觀點有：

　　第一，反對“對馬克思概念的歪曲”和“教條式理解”，要求從根本上重新解釋馬克思主義，并用新的理論“充實”馬克思主義。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奠基人盧卡奇（György•Lukacs，1885——1971年），1923年發表《歷史和階級意識》，堅決反對第二國際的“經濟自發論”，認為中歐、西歐革命的失敗，其原因在于“無產階級階級意識”的危機。第二國際的領袖們歪曲馬克思主義，把革命的成敗僅僅歸結為經濟條件，以為只要坐等經濟條件的成熟，革命的勝利就會自動到來，忽視了教育與覺醒無產階級階級意識的任務，于是才導致了革命的失敗。盧卡奇認為，恢復被第二國際“科學主義”所排除和拋棄的“總體性方法”，是重新解釋馬克思主義的關鍵。因為總體性是把一切現象同整體聯系起來，是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支撐者”，只有從馬克思主義總的體系和總的脈絡來把握馬克思主義各種觀點，并將其運用于總體的革命實踐，才能正確解釋和實踐馬克思主義。第二國際的改良主義總是企圖從現有的事實中尋找革命的答案，理解革命的意義，只圖眼前的經濟利益，而沒有從革命的總目標出發，去把握和理解階級斗爭。

　　第二，反對極權主義，主張建立一個人道主義的“總體性社會主義”社會。1956年，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上的“秘密報告”，在共產黨內并在國際上掀起了一場反對斯大林主義的浪潮。反對斯大林主義成為西方馬克思主義重新解釋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的新的根據和內容。西方馬克思主義諸多思想家把以蘇聯為首的東方社會主義同極權主義混為一談，對“傳統的東方社會主義”橫加批判，主張“人道主義的社會主義”。被人稱為“當代費爾巴哈”的法蘭克福學派代表人物弗洛姆（Erich•Fromm,1900——1980年），從人本主義出發對馬克思主義進行重新解釋，認為馬克思的異化和物化理論，是馬克思主義的核心，人是馬克思主義的出發點；馬克思的目標是使人在精神上得到解放，使人擺脫經濟決定論的枷鎖，恢復人的和諧關系和完整性，建立一個兄弟般友愛的社會。法蘭克福學派認為，既然人是馬克思主義的出發點和最終目的，那么，社會主義社會就是消除異化的人道主義社會，就是實現了“總體人”的社會，就是消除了官僚主義和極權主義的社會。他們認為，俄國革命僅僅是一場經濟變革，而單單經濟或政治的變革并不是一場深刻的社會革命，并沒有使人獲得真正的解放。要使人得到真正解放，必須進行深層的文化革命或心理結構的革命。于是法蘭克福學派主張要吸收存在主義、弗洛伊德主義的思想成果對資本主義進行思想文化意識形態的批判，大眾文化批判，科學技術批判，通過技術理性、工具理性文化及心理結構的批判來改造社會。西方馬克思主義認為，“總體性社會主義”，是一個人性得到真正實現的自由社會，是“總體的人”即“自由集體”中個性得到充分發展的個人民主選舉最高權力機關自己管理自己的社會，是消除了人的自我異化，人們的物質需要得到基本滿足、而個人尤其是人的本能得到全面解放的社會。它不僅是一個有高度物質文明的社會，而且是一個高度發達的精神文明的社會，在“總體性社會主義社會”里，這種精神文明就集中表現為人們對物質的需要和文化的需要的徹底變革，亦即意識和心理結構的徹底變革。

　　第三，通過“總體革命”的路徑來實現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根本改造。西方馬克思主義認為，資本主義社會不僅通過資本邏輯的統治，而且利用現代科學技術，通過知識理性、技術理性、工具理性、價值理性及大眾傳媒的統治和操縱實現了對人和人性的全面奴役，使人變成了畸形病態的完全被異化的“單面人”，是整個社會變成了畸形病態的社會，要徹底改造資本主義，不能只是進行經濟或政治的變革，還“必須無條件地通過總體革命來徹底改變現狀”，通過“反資本主義的結構改革”，從政治、經濟、意識形態等各個方面對資本主義進行全面的、總體的改造。而這首先就是爭取文化的領導權，進行文化革命，喚醒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的階級意識和革命意識，把受舊思想約束的人“自我改造”為新型的人；其次就是對資本主義采取全面否定的“大拒絕”斗爭形式；最后就是把“日常生活批判”作為“總體革命”的開端，通過“日常生活批判”揭開資產階級意識形態所遮蔽和掩蓋的世界真相，對資本主義進行全面的社會批判和改造。

　　但西方馬克思主義認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工人階級狀況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當代發達資本主義社會具有著“民主同化”或“一體化”趨勢。因為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科學技術和生產力已達到了很高的水平，在富裕的社會里，群眾已分享了社會的利益，資本主義國家的統治具有了廣泛的民主性和“合理性”，并依靠現代國家法治社會的治理具有了“體制化的合法化”，社會對抗被有效地和民主地控制了。由于生產機械化自動化程度提高，原來革命的主體無產階級已經被資本主義所分化和同化，“白領工人”逐步取代“藍領工人”，“非生產性工人”人數不斷增加，工人階級現在是在人道主義的條件下受資本家剝削，而且資本主義剝削又往往在經營合理化的掩護下來進行，使工人階級絕大多數喪失了革命的意志，不再成為否定資本主義社會的有生力量，而是關心如何參加資本主義制度的管理，如何使社會保持穩定有序發展。在這種條件下要進行“總體革命”，就必須由新的革命主體來實現。西方馬克思主義認為新的革命主體，首先是第三世界的被壓迫者和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賤民”，包括流氓無產者和“少數民族”，其次是以技術人員和管理人員為主體的“新工人階級”，最后是造反的學生和對資本主義不滿的知識精英。

　　西方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政治思潮，它的出現自有其歷史的根據。20世紀以來，世界形勢發生了深刻變化，馬克思設想的革命并未在歐洲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爆發，反而卻在落后的俄國首先取得勝利。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在科技進步、勞動生產率提高及為緩解資本主義矛盾而進行的社會改良基礎上，使勞動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明顯提高，勞資矛盾也得到緩和，傳統意義上的工人階級及其階級意識也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在這種情況下，社會主義和人類的前途命運如何，如何對待原來傳統的馬克思主義已有的理論結論，自然就成為知識理論界所關注的核心問題，西方馬克思主義就是在這種社會歷史背景下而產生的一種哲學和政治思潮。

　　西方馬克思主義在已經變化了的歷史條件下提出反對教條主義、反對理性至上的絕對理性主義、反對極權主義、反對庸俗的經濟決定論和機械歷史決定論，強調革命的主體能動性和“總體性”，從實際出發吸收優秀思想成果補充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探討適合西方的革命道路，這沒有錯。但他們吸收與馬克思主義異質的資產階級學說來嫁接和改造馬克思主義，由此而走向思辨唯心主義主觀主義的人本主義、非理性主義、自由主義的無政府主義，走向不觸動資本主義現實基礎的“自我意識批判”、單純的文化和意識形態批判及心理結構的改造，走向抽象人性論和抽象人道主義的異化理論批判和“本能革命”，走向反理性主義、反本質主義、反基礎主義和非歷史決定論，否定和丟棄了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否定丟棄了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生產方式生產關系分析、社會基本矛盾分析、社會結構和社會形態的分析、階級分析等科學的歷史分析方法，反對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斗爭學說、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學說，主張否定一切的“大拒絕”，這就打著馬克思主義旗號而走向反馬克思主義的反面去了。

　　法蘭克福學派用存在主義和弗洛伊德主義來補充馬克思主義，總想找到一種決定人的本質和行動的永恒的因素，找到一種推動人類社會發展“固定的”永恒的動力，認為性欲與饑餓就是這樣一種永恒的動力。這樣，他們就把人完全歸結到純粹生理學的自然人和抽象的人那里去了，歸結到脫離具體的、歷史的現實生產關系和社會關系而非現實的個人那里去了。從這種抽象的人和人性出發，對資本主義異化進行各種文化的、日常生活的意識形態批判和人道主義批判，從人性的復歸和人的欲望與本能的釋放與實現角度探討人類的解放，這種脫離現實的批判，脫離人的現實基礎的解放，與啟蒙思想家的抽象理性批判和空想社會主義者對資本主義所進行的單純倫理價值的、人道道義的批判沒有任何實質的差別，與烏托邦空想毫無二致。這種說教非但不是馬克思主義的補充和發展，非但不能啟發和覺醒無產階級的階級意識，而是將馬克思主義這一無產階級科學的革命的學說拉回到之前的費爾巴哈人本主義和空想社會主義那里去了，甚至拉回到更早的啟蒙思想家那里去了。

　　知識、科學、理性與科學技術的發展和應用，是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動力與引擎，是人類社會發展與人類解放的基礎與條件，但它們在資本主義條件下被作為資本要素而被資本主義式地選擇和利用，就可以成為奴役奴化和同化工人階級的工具與武器，成為“合理化”管理工人階級并人道主義剝削工人階級的手段與條件。而要避免和克服知識、科學、理性與科學技術在資本主義條件下的這些負面作用，顯然不是靠反理性主義的抽象理性批判、科學技術批判等意識形態批判，而必須是消滅資本主義的社會制度，變科學技術和理性的資本主義式利用為社會主義式利用，防止它們被作為資本要素而被資本主義式地利用。

　　在生產高度自動化及資本主義業已獲得充分發展的現當代條件下，工人階級隊伍及其生存狀況的確發生了很大變化，整個資本主義社會的面貌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但這種變化并沒有從根本上改變資本主義的私有制和雇傭勞動生產方式，并沒有克服資本主義社會基本矛盾、階級矛盾及各種固有的社會矛盾，并沒有從根本上改變工人階級作為整個階級仍然處于受剝削受奴役的地位。盡管有工人階級的上層部分地被收買、被同化、被一體化為資產階級的幫兇，而墮落為工人階級的叛徒和敵人而走到資產階級那里去了，但從總體上看，工人階級由其所處階級地位所決定，他們仍然是要革命、要走社會主義道路的。當然，工人階級作為革命的階級也需要擺脫資產階級剝削階級的思想及其社會的影響，需要進行思想文化意識形態的革命和觀念的革新改造，需要有能動的自覺革命、自我革命和階級革命意識，但人的改造，思想文化和觀念的改造離不開革命階級對整個客觀世界的革命改造，只有人們的物質生活條件及整個社會存在都發生了革命性的變革，人的思想和觀念及整個的認識框架或心理結構才能相應地發生革命化的改造。而這一系列革命，顯然都離不開革命階級勞動者階級有組織的聯合革命、不斷革命行動，離不開馬克思主義政黨的正確領導、教育和組織，而且要有切合實際的正確的革命戰略和策略。幻想依靠小資產階級、流氓無產階級和左翼激進的知識分子、知識精英漫無方向和目標地否定一切、拒絕一切，對已有的一切都采取否定與拒絕態度，那是絕無可能實現任何革命目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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