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價值標準下坐而論道是理論工作者的共同責任　　

田忠國　　

在價值標準下坐而論道是理論工作者和政治家的共同責任。但是，政治家與理論工作者的責任又有很大的區別，因為，政治家是根據黨和國家性質，從理論上解決的是價值標準的界定，系統戰略方向，并采取有效措施解決現實中的政治經濟問題和系統戰略的落實問題，而理論工作者，往往只有理論思考權，沒有政策決策權，所以，理論工作者提出的問題或解決方案，只能由政治家或者國家工作人員去解決。如果一個政治家只是坐而論道，但不解決實際問題，或者，解決問題的方法策略背離黨和國家性質，問題不旦得不到解決，而且還會朝相反的方向發展。或者，所論之道不僅不是維護黨章憲法，或者相反，是對黨章憲法、立國原則的破壞，這個國家就出現嚴重問題了。同樣，如果一個國家的理論工作者，以理論創新的名義為別國肢解中國出謀劃策，問題同樣十分嚴重。　　

今天讀了汪暉先生以“為何中國不會崩潰”為題的文章，其中，汪先生認為，改革開放30年期間，中國最大的危機是1989年危機，而最深刻的和持續性的危機則是政治領域和國家機器日益為市場關系所滲透。正如今天的金融危機一樣，1989年的危機同樣是國際政治與社會危機的一部分，可以視為蘇東危機的前奏。由此汪先生判斷，中國并沒有崩潰。對于汪先生的這個判斷我們是反對的，因為，在階級社會，政權因性質而存在。　　

政權性質的改變，意味著政權的崩潰或者消亡。　　

當然，汪先生的判斷源自于他對政權存在的事實，而未做政權性質分析。但是很顯然，一個理論工作者不對政權性質分析是錯誤的，因為，這意味著階級價值標準的喪失。階級價值標準的喪失，從本質上說，意味著階級政權的變質。階級政權的變質，則意味著政權性質的消亡。所以，我們認為，理論工作者必須堅持黨和國家性質形成的價值標準衡量社會發展過程中的得失或正確與錯誤。我們之所以這樣說的原因，在于，一旦理論工作者失去了黨和國家性質形成的價值標準，黨的先進性就會蕩然無存。　　

因為，黨的先進性說白了就是捍衛多數人利益還是少數人利益的問題。捍衛多數人利益，必然是對生產力的大解放、大發展，因為，決定一個國家發展能力的，一是激活全國人民共同創造的創造潛力，二是激活科學工作者的創新精神，三是全國人民真正的消費能力，而不是數字上的消費能力，四是共同創新的系統制度平臺，特別是經濟制度保障，五是以基礎科學帶動工程科學，引領世界科學發展方向。毛主席很久以前就說，中國將來會為世界帶來更大貢獻。按我個人理解，中國為世界帶來更大貢獻之處，一是社會主義文化，二是社會主義制度文化，即，大眾設程序、定標準、立制度的制度文化，三是科學文化。中國主流“精英”認為，科學是科學，文化是文化，最多科學成果也只是個文化符號。其實，科學發展是文化積累的產物，因為，基礎科學往往源于人類對已有文化的重新認識。　　

所以，我們認為，在價值標準下坐而論道是理論工作者的共同責任。　　

因為，社會科學理論源于階級的實踐，不同階級有不同的社會實踐。不同階級也有不同之道，因為，剝削階級以剝削成果最大化為目標，勞動大眾以創造效率最大化和最公平合理的分享方式為標準，所以，標準不同，道亦不同。由此可知，剝削階級以最佳剝削方式和利益最大化為“道”，而勞動大眾則相反。所以，我們認為，理論工作者搞清楚價值標準方可論道。　　

2010-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