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眾是沉默的大多數(shù)，從古至今都是被代表，他們需要通過別人來表達，自身沒有能力，也沒有空間來表達意志。那么，誰在代表？歷史上看來，一直都是知識分子。所以知識分子通常是民意的代表者。如果說要尊重民意，首先就要尊重知識分子。這是一個非民主社會的基本法則?！?BR>      

    讀到這段話，我悚然一驚 。倒不是因為“聞所未聞見所未見”，而是感覺其厚顏無恥至于意淫變態(tài)。文字引自自騰訊網(wǎng)“歷史學家眼中的60年中國”專題節(jié)目，“幫助”并得到該節(jié)目感謝的學者有：沈志華、朱學勤、王海光、高華、楊東平、陶文釗、葛劍雄、林蘊輝、許紀霖等。這段話是許姓學者的發(fā)言。我為了引用，同時又要把他們和他們的代表之一說的這段話，與我及與我所寫的文字區(qū)別開來，我就把它搞成灰蒙蒙的黑體字。我不能和他們比大——我肯定沒他們年長，但我想要比他們更黑。更黑的目標，大概永遠也達不到，只是我的一廂情愿而已。

             一， 知識分子可以代表農(nóng)民嗎？

    這不能一概而論。

    毛澤東進了中南海，還經(jīng)常到道路不小心有人畜糞便的落后農(nóng)村到處鉆，不時到充滿牛屎味、豬糞味、馬尿氣、羊騷味的農(nóng)家院子拉家常，往往只圖方便就一屁股坐在田埂上、土塊上、曲石上、草地上，發(fā)乎情真誠地去緊握滿身臭汗、沾有污泥油污、可能還夾雜著糞便污穢的工人農(nóng)民的手。

    故而，有人不無鄙夷地說：“毛澤東整個兒就是一個農(nóng)民！”這話算是說對了，毛澤東是一個農(nóng)民，地地道道的農(nóng)民。當時有7個億、8個億的農(nóng)民。只是我們說他是農(nóng)民的時候，那感情與別人大不相同。

    本身是農(nóng)民或當過農(nóng)民，與農(nóng)民的第二代、第三代……對農(nóng)民的感情，對農(nóng)民的理解，不可同日而語，與祖上的祖上是農(nóng)民的人更有天淵之別。

    不管是論學問，還是論立場，毛澤東都才算得上中國最大的知識分子，一等一的頭號知識分子。他，天然地可以代表農(nóng)民，而且一直代表著農(nóng)民，從而也代表著人民。

    中共“先朝”的領導人，真正刨過地種過田的人不是很多，對農(nóng)民的感情可想而知，必然與毛澤東有很大的區(qū)別。不過，他們中的許多人，補了生動的一課——親眼見過民族的苦難，直接參加了艱難困苦的血海革命，直接參加了對中國走什么路的選擇。

    主張資改的人，大多一天也沒當過農(nóng)民，甚至曾是貧雇農(nóng)的“東家”“老爺”“少爺”，興許這些詞的前邊還要加個“大”字。他們根本不知道、也不想知道農(nóng)民究竟想要什么，不知道最能發(fā)揮農(nóng)民生產(chǎn)積極性的生產(chǎn)組織方式是什么。而對這一切，毛澤東不但最清楚，而且為之計遠考慮的最透徹，那就是公有制、人民民主、人民公社、勞動生產(chǎn)隊。

    1980年代以后，溫水煮青蛙，讀書的家庭負擔日重，我的一個同學，學習成績極其優(yōu)秀的同學輟學了，后來干上了村支書。1990年代他一家四口，由于土地政策“50年不變”，他只有一個人的田地，糧食當然不夠吃，家庭依然貧困不堪。面對帶頭致富的政策要求，他說：“我一個人的田，四個人吃飯，科學家來種我的田，也解決不了吃飯問題?！薄案F山惡水路不通，單打獨斗，靠農(nóng)民個人的力量咋致富？”

    農(nóng)村之難，農(nóng)民之難，有幾個人真正了解？用知識，用資料，去分析去想當然，甚至歪著腦袋斜著屁股去想，或者干脆把農(nóng)民拋到九霄云外，你有什么資格代表農(nóng)民？許大學者倒是說了句大實話，他們只能“被代表”，被“他們”代表。

              二， 知識分子可以代表工人嗎？

    過去的文獻資料，對社會結構的組成，好像一直是說“工人、農(nóng)民、知識分子”或“工、農(nóng)、兵、學、商”，順序大有講究。就整體而言，這些群體各不相同，利益訴求迥然有異，不能混為一談。

    工人階級是國家的領導階級。曾幾何時，知識分子居然成了“工人階級的一部分”。這個定性，帶來的是歷史性的變化，不單是偷梁換柱暗中對國家性質(zhì)“改旗易幟”，而且將知識分子實際置于工人階級之上，嘩啦一下，各種什么反動說什么，人民反對什么就主張什么的牛鬼蛇神，所謂“知識精英”就尿了出來。他們說話搖頭晃腦抑揚頓挫，寫文章深文周納一扣九連環(huán)滴水不漏。工人農(nóng)民似乎缺少這耍嘴皮子搖筆桿子的功夫。

    國退民進改革改制，是專家學者鼓搗出來的吧，結果怎么樣，幾乎可以用“禍國殃民怨聲載道”來形容。如果是工人去決策，用腳拇指思考，也不會出此下策。貨幣化分房，是專家學者隆重推介的發(fā)財辦法吧，結果整個國家的經(jīng)濟肥皂泡越吹越大，勢若騎虎；不下，有摔死的危險，下來吧，有被吃掉的危險。

    貪污腐敗問題，國防失修問題，道德淪喪問題，社會悲劇問題，有教無質(zhì)問題，樁樁件件，件件樁樁，哪一個問題最初沒有專家學者的“大聲疾呼”“建言獻策”功勞。每一項都依了他們，問題百出了，于是就歸罪于改革不夠，鼓吹要學西式民主，才能一勞永逸地逐漸解決中國出現(xiàn)的根本性問題。美國高度關注的將軍某，近期，竟然也有爆炸性言論，說什么“全國財迷心竅，政治體制必改革”，預言“十年之內(nèi)，一場由威權政治向民主政治轉型的變革，不可避免要發(fā)生。”聽聽，這是什么動員講話。難怪有人大聲質(zhì)問“中國的天空究竟還有幾只鷹？”

    不是工人不要“被代表”，他們實在是“被代表”怕了，“被代表"得一無所有太凄慘了！“沒有空間來表達意志”，如果有，哪怕只要有一點點，他們就會要自己當家做主的公有制，而不要什么“產(chǎn)權明晰”的有股無份制、減員增效下崗制?！?•24”吉林通鋼等事件，不就是生動無比的例子嗎。

           三，民眾自身沒有能力需要通過別人來表達嗎？
    

        老子說：“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孔子說：“巧言令色，鮮以仁。”當然，我們并不反對：把話說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把內(nèi)容說得全面周詳準確透徹。但是，話說得越漂亮，就越有問題的現(xiàn)象，也確實存在。

     其實在更多的情況下，話明不明白，與表達能力沒有多大關系，而與關不關注、傾不傾聽有莫大的關系。

     童蒙稚子，即便他還像個蠕蟲，他的叫喊哭鬧是為什么，為什么做父母的第一時間知道，因為我們太關愛他，太在乎他，太留意他，生怕他不舒服，生怕他受苦，生怕他受委屈。因此，我們能猜想到他想表達的意思，是什么地方有問題。毛澤東難道不知道陳永貴、吳桂賢、李素文等自身參政議政能力的欠缺，但他能從他們樸實無華甚至支離破碎的語言，羞澀乃至尷尬的表情中，讀出真相真實意思來。允許“口頭報案”“口頭舉報”“口頭報告”，不就是要求認真傾聽嗎？

     多年媳婦熬成婆，久病成良醫(yī)，路走熟了，連瞎子也可來去自如。所謂學問，沒有那么寶貴，沒有那么高深。干哪行熟哪行。何況，民眾的智慧無窮，水平?jīng)]有那么低。許多人能說會道、能書善寫、能謀會斷，比人五人六的“雷鳴瓦釜”強了不知幾千萬倍，他們不過是“被民眾”而已。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文盲書記”“文盲縣長”之類人物多了去了，可是他們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說話演講的能力，卻令許多“科班出生”的人自愧不如。他們處理問題能快速切中肯綮，三言兩語能說出問題的實質(zhì)，演講滔滔不絕要害精準妙趣橫生明白曉暢，他們的能力強得很，盡管有時也鬧知識性笑話。可是，誰不鬧笑話呢。人的一生，回頭一看，蠢事、臉紅事、難堪事、尷尬事，個個一大堆。

     每個人，本質(zhì)上只能代表自己，多半的情況人人下都免不了“被代表”。“如果要尊重民意，首先就要尊重知識分子”，是自大近于無恥的狺狺狂吠。工人農(nóng)民，是不會不分青紅皂白同意這種“被民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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