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是自由市場經濟轉向“混合經濟”　　

上文《“國10條”命題的漏洞》我說：“如果相持久了，如果房價逆風上漲的二線城市多起來，事情就會發生變化。”發生什么變化呢？無非一是，國發〔2010〕10號文件象以往的關于房地產問題的文件一樣成為一紙空文，房地產商和投機者再一次歡呼他們勝利了，房價報復性上漲；但是這樣一來，本屆政府在房地產問題上，就完全失敗了。作為政府總理的溫家寶，既然當眾宣告“我有決心，本屆政府任期內能把這件事情管好，使房地產市場健康發展，使房價能夠保持在一個合理的價位。”雖然“合理的價位”是一個模糊概念，但是他決不會讓本屆政府在這個問題是成為失敗的政府，抱憾交班；而且政府有能力不讓這種情況出現。那末事情的第二種就可能是，象我在《不是任志強說的“只是個開始”》文總講的：“這次國發【2010】10號文件，雖然不是“市場經濟向計劃經濟倒退的開始”，但也不會止于‘遏制部分城市房價過快上漲’。我認為，它將是繼醫改、教改之后的房改的前奏。”中國特色自由市場經濟改革將結束，轉向中國特色混合經濟，類似我在《暫時作個小結》中的第三條所述的情況，政府直接進行對房地產業的領導。　　

這不是我個人的設想，也不只是馬克思的理論，而且是市場經濟本身發展的自然規律。許多資本主義國家已經不同程度地進入了混合經濟這個階段，中國特色市場經濟也必然要進入這個階段，事實上，由于中國是由計劃經濟轉入市場經濟，所以，盡管趙紫陽以及推行市場經濟改革的主流理論家是自由主義者，盡管溫家寶說他是“是自由貿易的堅定支持者”，但是客觀發展常常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中國市場經濟一開始就沒有完全擺脫政府控制。金融危機也迫使美國——這個中國許多經濟學家所推崇的市場經濟的國家——也不得不承擔起對經濟的控制，這給了中國自由市場經濟的改革家以沉重打擊，所以，雖然在去年中國政府為免受世界金融危機影響，實行了“國進”政策，受到私人資本和一些經濟學家的反對，但是負有社會穩定責任的政府，只能不理睬他們。國家領導層不能不從整個社會和自身的穩定來考慮問題，如果中國一旦出現經濟危機，整個社會就會發生動蕩，很可能轉變為政治危機。　　

現在中國政府的情況，就象毛澤東在《關于農業合作化問題》的報告中講的：“大家已經看到，在最近幾年中間，農村中的資本主義自發勢力一天一天地在發展，新富農已經到處出現，許多富裕中農力求把自己變為富農。許多貧農，則因為生產資料不足，仍然處于貧困地位，有些人欠了債，一些人出賣土地，或者出租土地。這種情況如果讓其發展下去，農村中向兩極分化的現象必然一天一天地嚴重起來。失去土地的農民和繼續處于貧困地位的農民將要埋怨我們，他們將說我們見死不救，不去幫助他們解決困難。向資本主義方向發展的那些富裕中農也將對我們不滿，因為如果我們不走資本主義道路的話，就永遠不能滿足這些農民的要求。”中國搞了30多年的改革，兩極分化的問題十分嚴重，已經不斷爆發沖突，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都不滿意，黨和政府也感到了這一點。無產階級說，中國還是代表無產階級的共產黨在領導嗎？資產階級說，為什么中國還要共產黨一黨治國呢？為什么不在經濟改革之后，進行政治改革呢？這些所謂新階層希望政治上徹底改革，但是它最關注的，還是經濟制度，最反對、也是最害怕的是“國進”，“國進”一寸，私有化發展空間就縮小一尺。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闡明：“國家決不是從外部強加于社會的一種力量。國家也不是象黑格爾上眼斷言的是‘道德觀念的現實’，‘理性的形象的現實’。國家是社會在一定發展階段上的產物；國家是表示：這個社會陷入了不可解決的自我矛盾，分裂為不可調和的對立面而又無力擺脫這些對立面。而為了使這些對立面，這些經濟利益互相沖突的階級，不致在無謂的斗爭在把自己和社會消滅，就需要有一種表面上駕于社會之上的力量，這種力量應該緩和沖突，把沖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圍內。這種從社會中產生但又自居于社會之上并且日益同社會脫離的力量，就是國家。”現在，中國共產黨要做執政黨，就不會象馬克思和恩格斯講的，要砸粹國家，而是要使國家成為駕于社會之上的力量，去緩和沖突，把沖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圍內。這些年，政府做的就是這種事。現在中國政府還比較富裕，象在新的醫改、教改上，可以用錢來安撫勞動者，而不傷害資本家的根本利益。但是，在房地產業上，問題可能要麻煩些。

醫療、教育，本身是社會事業，為它服務的行業才是產業，事實上，現在的醫改教改，只涉及醫療、教育本身，并不涉及為它服務的產業。就這樣阻力已經不小。房地產業和醫療、教育不同，它本身就或多或少具有產業性質，在今天住房商品化的情況下，它就是產業，而且是國民經濟的支柱產業，它的興衰嚴重影響其他產業。所以，一些人擔心刺破了房地產泡沫，會不會象日本和美國那樣，造成經濟蕭條或二次探底。CCTV2這幾天都在研究日本的經驗。

我曾經說過，中國的情況與日本不同，也不同于美國，既不存在供大于求的問題，也不存在資金鏈斷裂的問題。在這里，我還要補充一個不同，就是這次國發【2010】10號文件堅決遏制房價過快上漲，是政府在房價泡沫未破裂前，主動對市場進行干預，會產生一種日美危機前所沒有的情況，就是中國政府為了防止危機而與資本的博弈。這種博弈潛在著一種危險，就是任志強所說的“市場不好了，發展商就不會去投資了。”如果政府沒有做好準備，一旦開發商采取“退出”的對抗策略，就會對經濟產生嚴重影響，資本可以全球流動，而中國經濟就只是中國的。

中國經濟學家們，基本上是用貨幣和稅收政策調控市場這兩招，現在開征物業稅的呼聲很高，這個主意會受各級政府歡迎，可以增加財政收入，但是也普遍增加了人們住房的經濟負擔，提高了住房的使用價格；如果說，他們也講制度，那也是主張私有制和市場經濟，總之，就是資本主義的一套。在這方面，他們不如任志強。任志強早提出不是用市場手段、而是從制度上解決居民的保障性住房問題。現在人們仍然沒有正確對待他，頂多說他講真話，沒有認真注意他提出的“雙軌制”，也沒有注意他關于香港對預售有大量的制度監管，如根據市場的供求情況調整竣工日期、由律師、銀行與專業測量師對個貸的監管和質量進度的監管，等等。說任志強“炮轟”“國十條”的不對的，我認為他在真心善意幫助政府，就看政府會不會聽逆耳的話。

現在，經濟學家與輿論界的注意力集中在房價上，而很少注意制度建設，不注意保障房建設問題，很少談政府的責任，落后于國發【2010】10號文件了。10號文件要求統一思想，提高——我認為，應當講是端正——認識，強調落實各地區、各有關部門的責任，堅決遏制部分城市房價過快上漲，切實解決城鎮居民住房問題。　　

任志強說得對，不要將住房問題中的商品房與非商品房的混為一談。應該進行分工：將改善性住房，交由市場去解決，而政府應當承擔保障居民的基本住房權利的職責。但是任志強做得不對，因為他作為共產黨員，作為國家企業的負責人，就有這個職責，而他卻不承擔這個職責。事實上，世界上許多國家已經或多或少地承擔著保障人民居住權的職責，保障房不進入流通領域。我認為，本屆政府要完全解決住房問題是不可能的，但是它可以開始一條解決問題的道路，這就要對國發【2010】10號文件做兩處修改：一是標題應當改為《國務院關于切實解決住房難的通知》，二是，在第一條末尾處，在“促進民生改善和經濟發展”之后，加上“承擔建設保障房解決住房難職責。”為此，應當把有計劃地保證供給，擺在遏制投機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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