捍衛毛澤東思想的完整性，是中國共產黨人的天職
關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理論，是毛澤東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毛主席生前曾說過，他一生主要干了兩件事：一件是把蔣介石趕到臺灣去，另一件就是搞了文化大革命。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實質上就是關于已經執政的中國共產黨能否在社會主義建設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后繼續保持共產黨人的本色、能否繼續以廣大人民的利益為自己的服務宗旨的思想圣經，是共產黨人取得政權后繼續革命、避免“王朝周期律”的遠航燈塔和致勝天橋。
所以鄧小平先生不僅在1972年寫給主席的信中歡呼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勝利”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揭露我和批判我是完全應該的，它對于我本人也是一個挽救” ，還對走資本主義的人表示了刻骨仇恨；而且，在他成為“第二代”領導人時依然堅持以下觀點：關于文化大革命，也應該科學地歷史地來看。毛澤東同志發動這樣一次大革命，主要是從反修防修的要求出發的。（《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149頁） 并強調：毛澤東思想過去是中國革命的旗幟，今后將永遠是中國社會主義事業和反霸權主義事業的旗幟。我們將永遠高舉毛澤東思想的旗幟前進。(《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172頁) 所以，你在鄧小平主持起草的《歷史決議》中搜索不出 “徹底否定” 、“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等詞語。
若非要說“動亂” 、“浩劫”的話——有學者指出：文革初始，有人私自向高校派工作組，不到一個月就把北京上萬人打成反革命——僅在清華大學，幾天內就把一千多個師生打成反革命，并逼著幾個學生自殺；待文革發動了，馬上又變成極“左”，提出什么“懷疑一切，打倒一切”這樣的口號（現在一般人都以為這口號是“四人幫”提出來的）——如此背著黨中央背著毛主席搞非組織活動，才叫“動亂”，因此而干擾黨中央毛主席關于文化大革命的戰略部署，才有點“浩劫”的苗頭……“文革”的這伙“始作傭者”的“杰出貢獻”卻在《歷史決議》中只字不提！……
有人會說，是鄧小平先生提出“要徹底否定文革” ，那意思分明是凡是鄧小平說的就都對，凡是鄧小平說的就都應照著辦，這豈不是又在搞新的“凡是”？依筆者的水平分析：鄧小平先生也不會有這樣的思想，決不會當面一套，背后一套，他是“中國人民的兒子”是毛澤東之后的黨的“第二代”領導人，不可能說話前后矛盾，既向毛主席表示“擁護文革”又反過來要“徹底否定” ，既說文革是為了“反修防修”又懷疑其合法性，如果把“徹底否定文革” 看成是鄧小平先生為了“設法保護好自己的子女”，那就更是把鄧先生的人格貶低了。
有人也會說，是一批老干部在文革中受過沖擊，所以他們復出后就要對文革作出“否定”。——如果真是這樣，僅以個人恩恩怨怨為標準，那共產黨人的高風亮節在哪里？比起革命先烈為國捐軀自己受點委屈 ( 如果自己本來一點問題沒有) 就非要“以牙還牙”嗎？在這里讓我們看看羅瑞卿大將以及裘法祖等大家的風范吧——羅瑞卿大將出獄的第一件事就是穿的整整齊齊，到天安門的毛主席像前，立正站好，然后敬了個標準的軍禮；——2001年獲得國家“醫德風范終身獎”的醫學泰斗裘法祖教授，他對文革中挨批斗并不怎么介意，反而當著億萬電視觀眾的面檢討自己“曾很傲氣，底下人做錯事我就罵人”(那意思頗有點被別人整一整是應該的)。他還說：尤其是作為一個醫生善待病人不夠，自己很內疚。他并感謝“文革”中有人寬容了他，甚至在他挨斗時拿凳子讓他坐下……。
黨內究竟存不存在“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答案也應該是肯定的。
為什么？黨內無派，千奇百怪。黨內兩條路線的斗爭不是誰承認不承認或故弄玄虛的問題，而是客觀存在。好比自然界里有白天就有黑夜、有作用力就有反作用力——在革命戰爭年代：有英雄主義也有投降主義；便是在長征的途中，同是共產黨人的張國燾不是還另立中央嗎？如果黨內沒有走資本主義的言行，都是一心奔社會主義的，那不等于是說：只要加入了中國共產黨，這個人就進入了紅色保險箱，就與共產黨同心同德了？！那么，改革開放后大量出現的被清查、懲辦或外逃的貪官（之前可都是當權派！）他們難道是走社會主義道路的？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共產黨人會貪贓枉法？!
所以毛澤東1976年春還說了下面這段話: “……民主革命后，工人、貧下中農沒有停止，他們要革命。而一部份黨員卻不想前進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對革命了。為什么呢？做大官了，要保護大官的利益。他們有了好房子，有汽車。薪水高，還有服務員，比資本家還利害。社會主義革命革到自己頭上了，合作化時黨內就有人反對，批資產階級法權，他們有反感。搞社會主義革命不知道資產階級在哪里，就在共產黨內，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走資派還在走。”
由于毛澤東的健康原因，由于來自黨內外極端分子的干擾，文化大革命“反修防修”的最終目的并未達到——致使不少當權者把資產階級法權、把資本主義思想、把走資本主義道路念頭帶進了“改革開放”年代，才有鄧小平一九八二年就發現的腐敗暴發惡兆：“我們自從實行對外開放和對內搞活經濟兩個方面的政策以來，不過一兩年時間，就有相當多的干部被腐蝕了。卷進經濟犯罪活動的人不是小量的，而是大量的。犯罪的嚴重情況，不是過去‘三反’、‘五反’ 那個時候能比的。”（《鄧小平文選》357頁） 對人、人類社會而言，經濟不是硬道理，發展不是硬道理，政治方向、思想觀念、道德理想的正確才是硬道理！否則——強大了就去侵略，掌權了就去謀私，有錢了就去花天酒地……只能成為社會與人類的害蟲！
有人還會說，文革中沖擊了一批“精英” （即“反動學術權威” ）、出現了武斗、停課、搞群眾運動……所以要“徹底否定” 。那么請問，不講文化大革命那樣全國性的運動，你就看看一個小小的單位乃至你自己要干一件什么事，能至始至終一點問題沒有？！難道有了問題（有的還是局部的暫時的問題）就要全盤否定？！那“改革”出現了這么多問題，是不是就要“徹底否定改革開放”？再說文革中受沖擊的“精英” ，到底有多少人死于非命？與在“改革”中被砸了“飯碗”的幾千萬老工人、失地農民相比，哪個更嚴重？與如今每年死于黑心礦主、毒品、毒藥、血汗工廠、“三座大山”、腐敗報復下的人命哪個更觸目驚心？當年毛主席發出了“要文斗不要武斗” 、“抓革命促生產” 、“復課鬧革命” 、“解放干部” 、“老九不能走”等一系列指示，很快糾正了運動中的偏激做法，這是有目共睹的歷史真實！然而——廣大工人農民在“改革”中的“犧牲”得到了什么補償？更不用說文革中從沒有過的買官賣官、見死不救等等惡性案件、事件！如果以不搞“群眾運動”就是好方法，那么“精英”的“運動群眾”與封建時代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上智下愚”“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等有何區別?——共產黨人能脫離群眾嗎？誰又害怕群眾運動呢？
如果有的人僅是“為了保護自己的子女”就對文革搞“徹底否定” ，如果有人就是為了自己遭遇的所謂不公就對文革搞“徹底否定”，如果有的人僅是為了保住自己在“改革”中獲得的非法利益、以權謀私獲得的既得利益而對文革搞“徹底否定” ，如果有的人打著擁護某某某的旗號而對文革搞“徹底否定”……筆者以為都經不起歷史與人民的考問和質疑——要知道，文化大革命的全過程都是中國共產黨中央集體作出的決定，她的每一步驟都是依法和依黨的組織原則進行決策的，毛澤東沒有搞“宮廷政變” ，也沒有搞“垂簾聽政” ；同時，文革又是全國人民共同參與的（不可否認在其中確有遭受冤枉的人，但畢竟是極少極少的一部分。后期的甄別后再平反是應該的,但不該是‘一風吹’—— 如每年都接受美國的福特等基金會大量贊助的北京天則經濟研究所所長茅于軾就說：“我不認為我需要平反”，“我認為我是準確地被打成了右派，一點也不冤枉，因為我當時確實是想走資本主義道路。”）。難道全國人民都是“群氓”？何況——在文革中的國家經濟、科技成就、外交的輝煌等等各項硬指標在《歷史決議》中早有定論！何況——在文革中沒有出現在“改革”中出現的任何弊端！何況——文革對世界的影響，對社會主義國家的影響，對共產黨保持執政地位的影響，對公民思想健康的影響都是史無前例的，搞“徹底否定”究竟是科學態度還是盲目蠻干？！
值得反思的是：我們是否正因為忽視了文化大革命的正面意義，忽視了應該站在國家、民族與廣大人民的立場上看待文化大革命——才會在后來的“改革” —“開放”中出現那么多令人痛心疾首又久治不愈的惡癥？？？才會“發展”了三十多年，老百姓仍然上不起學、看不起病、買不起房？才會“改制”了廖廖數年公有制經濟基礎就失去了半壁江山、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國企賣光、耗盡？才會“基尼系數”迅速超過國際公認的警戒線？才會不該富的富得流油不該窮的窮得精光？才會有著名經濟學家郎咸平所稱的“目前中國的社會，是處在一個以片面理解的經濟發展觀為唯一導向的、最原始的人吃人的初期資本主義階段”？……也才會有新的黨中央提出的“科學發展觀” 、讓廣大人民“共享發展成果”的英明決策！
關于文化大革命的研究不應該成為國人的雷區、禁區，因為那是一段真實的歷史! 連外國的專家都能介入其中，我們作為“自己人”為何置之度外？改革開放這么多年，“思想解放” 這么多年——難道連面對歷史真實的勇氣都不具備？！
關于文化大革命的觀點，不應該只是“徹底否定” ，而應該是歷史地、客觀地、科學的分析，因為凡事都有兩面性。何況她涉及整個國家思想價值體系，涉及最廣大的人民大眾。一切有理性的人士，都不應該把自己置于歷史的對立面和人民的對立面。
當某些自以為正確的人，以為自己開創了一個新時代的時候，卻渾然不知這個所謂新時代是毛澤東用來教育他的人民的。歷史必然要回歸毛澤東的人間正道。不管這個回歸要多長時間，要付出多大代價，它必然發生。
歷史證明，由歷史的當事人來評判歷史，是很難公正的。時間和現實才是歷史的最好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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