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漢成　　

“貓論”源自蒲松齡的《聊齋志異》手稿本卷三《驅怪》篇末中的“異史氏曰：黃貍黑貍，得鼠者雄！”之語。貍者，貓也。翻譯成白話就是：“不管黃貓黑貓，只要抓住老鼠就是好貓！”為了語言順口，后人將“黃貓”改變為白貓，實際上是四川地區民間的一句方言。　　

　1962年7月7日　，鄧小平在接見出席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三屆七中全會全體同志講話時說：“劉伯承同志經常講的一句四川話：‘黃貓、黑貓，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貓。’這是說的打仗。我們之所以能夠打敗蔣介石，就是不講老規矩，不按老路子打，一切看情況，打贏算數。現在要恢復農業生產，也要看情況，就是生產關系上不能完全采取一種固定不變的形式，看用哪種形式能夠調動群眾的積極性就采用哪種形式。”（鄧小平文選《怎樣恢復農業生產》第1卷第323頁）。
   上述我們可以看出，劉伯承用“黃貓、黑貓，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貓。”來比喻打仗，這種比喻是狹義的特指。在談到恢復農業生產時，鄧小平引用為比喻農業生產的形式。在當時因三年自然災害之后，農業生產受到重創的情況下，為了恢復農業生產而建議臨時采用的權宜之計。改革開放以后，有人將其引伸到發展經濟與發家致富中來，并加以發揮，誤認為不管采用哪一種生產關系，只要經濟發展就是好形式，“貓論”流傳很廣，影響很大。　　

“不管白貓黑貓，抓到老鼠就是好貓”實際上是人們對于動物的一種期望與評價，貓的生性喜好捉鼠，人們養貓的目的也是為了捉鼠，如果貓不抓老鼠或者捉不到老鼠，當然就不是什么好貓了！在中國的民間，此類的說法很多，養雞的目的就是下蛋，因此人們就會說：“不管黃雞黑雞，多下蛋就是好雞。”農民養牛是為了犁田，人們也會說：不管公牛母牛，犁田多的就是好牛！　　

狼吃羊、貓捉鼠皆為動物的本能。民間評說動物的方言很多，如：“狼行千里要吃人，狗行千里要吃屎， 沒有不吃腥的貓，偷嘴的貓子打不改”等等，意思都是說動物的本性是難以改變的！　　

改革開放以來，有人以“貓論”為依據，來評判人們從事生產或經營活動的成敗，將“貓論”予以發揮，誤導人們的思想，致使一些人認為，不管采取什么手段，只要能使生產力發展就是人才，不管采用什么手段與形式，只要能賺錢就是英雄，就是成功人士。實際上，從本質上來說，將動物的本能廣義的引用到人類的生產與生活中，是極端的不確當而又是缺乏科學的，因為人類的生產、生活與動物的本性相比較，有著本質上的千差萬別：                   　　

第一，動物發揮其本能不受任何框框條條的約束力，不受法律的限制，人類的生產、生活具有法律的約束，而人類的生產、生活具有法律的約束，必須要在國家政策規定與法律規范和許可的范圍內從事生產與經營，活動與生活，如果人們的生產與生活離開了法律的規范，這個社會就會陷入充滿犯罪的血腥社會，陷進原始的無政府主義的狀態。如果將“不管白貓、黑貓，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貓。”引伸為“不管采用什么手段，賺到錢就是能人”那么，在生產經營活動中，通過制假販假、偷稅漏稅、掠奪、訛詐，欺騙等手段獲取財富的人也要算是能人與好人了，通過走私、販毒、搶劫、詐騙、賭博、賣淫……等各種非法的手段獲取財富的人也應該算是成功人士了。　　

第二，人類的物質生產與生活具有道德的規范，人是具有思維的高級動物，不等同于動物，譬如人與人之間的交易講究公平、公正與誠信，而貓鼠之間就毫無公平與誠信可言。再如“食”與“性”既是動物的本能，也是人類的本能，但是，動物交配既可能面對人類又可能面對同類而不作任何的回避，而步入文明社會的人類就不能在大庭廣眾、眾目睽睽之下進行性行為。　　

第三，社會分工與勞動技能不同，動物只有本能，沒有分工，而社會的人總是有著自然的分工，不同的地域、領域、行業，從事不同的職業的們創造財富的方式不同，所領取的報酬也不同，也就不能以發展生產力與創造財富的多寡來衡量人們的成敗。如教師、醫生、文化工作者等等，他們的職業是教書育人、救死扶傷，從本質上來說，并不直接創造社會財富，而是間接的創造社會財富，但是，人們就能說他們不是“好貓”嗎？　　

第四、生產力的構成不同，如果將“狼吃羊”、“貓抓鼠”視為狼與貓的生產成果，那么，狼與貓本身就是生產力，“狼吃羊”“貓抓鼠”需要的只是本身的體力，而人們發展經濟、從事生產，僅僅憑個體的體力是不夠的，還需要配置勞動工具與勞動對象，人們的生產與經營則廣泛的需要財力、物力、人力、知識、市場等各種資源。　　

第五、生產關系不同，如果將“狼吃羊”、“貓抓鼠”視為貓的生產成果，那么，狼與狼之間、貓與貓之間相互不結成任何的生產關系，不存有剝削與被剝削的關系，不存在囤積居奇，狼類與貓類永遠不會產生地主與資本家，但是，人類的物質生產卻存在著不同的生產關系，動物之間不存在物質與商品的交換，人類的物質財富具有交換的屬性，因此，創造財富的人不一定擁有財富，反之，不創造財富的人則可以通過掠奪與剝削的手段攫取財富。　　

第六、人與動物的社會屬性不同，貓捉老鼠的目的僅僅是為了自身的食用，人類肩負著撫養子女，瞻養老人，回報社會等各種不同的義務。　　

第七、人與動物的可塑性不同，動物的可塑極低，而人就不同了，改革開放至今，中國已有一大批所謂功成名就的成功人士與資本家由于觸犯刑律身陷囹圄，譬如文強在事業當算一名成功人士，但其雙手卻沾滿了人民的血汗，骨子里邪惡透頂！實在不能算是一條“好貓”！　　

總之，動物與人類各方面的差距太多，不可同日而語，混合一談，長期以來，一些別有用心的人誤導了“貓論”的本質內涵，將“貓論”引伸到人類的政治經濟與生產生活中，理解為不管通過什么手段、采用什么形式，只要能把經濟搞上去，只要能賺到錢，就是好“貓”，因而在改革開放中，一些黨政領導在考察任用干部時以發展生產的指標作為人才，還將這一類的所謂“人才”拉進各級黨政領導隊伍中來，拉進各級人大隊伍中來，這就導致了黨政隊伍的魚龍混雜，影響了共產黨隊伍的純潔性。　　

所謂的“貓論”本質上沒有理論內涵，根本就不配作為一種“理論”，更不應曲解為改革開放的理論。能夠發展生產或者工作卓有成效的不一定就是好人，能夠賺到錢，富起來的人不一定就是好人。相反，那些默默無聞的不求索取，講求奉獻的人則會成為人們學習的榜樣，因于此，用“貓論”特指比喻某一件事物是可取的，但是，廣泛的應用于人類的經濟生活中，與人類的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相提并論，則是反科學與反人類的。這就將人們的生產活動與動物的本能混為一談，混淆了動物與人的界限，實在是一種理論上的謬誤，不僅不是思想上的解放，而是思想上的大倒退。　　

綜上所述，“貓論”混淆了動物與人性的界限，混淆了是非與善惡的界限，混淆了階級性，如果一味用“貓論”來判斷發展生產力的成敗，那么，西方生產力水平相對高于中國，亞洲“四小龍”的經濟發展好于中國，我們是否就可以說西方資本主義就是“好貓”呢？而中國人就統統不是“好貓”呢？在封建社會與資本主義社會，地主、資本家占有著社會的財富，我們是否就可以說這些地主、資本家就是“好貓”呢？而勞動人民與工人階級就統統不是“好貓”呢？　　

 事實上，上述的道理是十分淺顯的，在改革開放后，鄧小平從來也沒有闡述過“貓論”，并不認為發展生產力而隨便可以采用哪一種生產關系,否則,他也不會反復強調中國的改革開放必須要堅持社會主義公有制與共同富裕兩條原則,也就不可能告誡人們: “堅持社會主義，是中國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如果十億人的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對世界是個災難，是把歷史拉向后退，要倒退好多年。”（鄧小平文選《堅持社會主義，堅持和平政策》1986年4月4日，第3卷第158頁）因此，只是由一些人借題渲染、發揮，加以誤導，致使改革開放由于受“貓論”的影響而誤入歧途。因此，“貓論”是誰說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們應當認清“貓論”的實質，肅清“貓論”對于人們的思想產生的混亂的思維而產生的惡劣后果，使我們借以改革開放的指導思想與理論能夠正本清源，使改革開放的事業能夠回到正確的軌道上來！ 　　

二0一0年十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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