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橄欖型”社會就是資本主義社會
岳喜源
現在,中國的“精蠅”分子公開提出要通過調整經濟結構和分配模式,將中國建立成一個“橄欖型”的經濟社會。并振振有詞地畫出了實現的方式和時間。
“橄欖型”社會就是美國精英分子所極力推崇的中產階級社會。由于資本主義社會貧富分化的日益加劇,工人階級和資本家的矛盾不斷惡化,資本主義經濟制度風雨飄搖,在二戰以后,西方各資本主義國家為了維護其少數人對多數人的長久的剝削和壓迫制度,資本主義經濟學者就提出了以壯大中產階級的方式來緩和階級矛盾,來延緩資本主義制度的衰落和滅亡,更好地維護富人的長久統治地位。這種壯大了的中產階級社會就是“橄欖型”社會。
中國的“精蠅”分子今天公開叫囂要建立“橄欖型”經濟社會,就是適應中美國這個大政方針需要的,以美國的經濟社會結構為藍圖,照抄照搬到中國來,妄圖建立一個長久穩固的資本主義社會,將中國在骨子里變成美國的第五十一個州,這是辦不到的,是癡心妄想的。
所謂“橄欖型”社會是完全不符合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社會主義的經濟制度是實行“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經濟制度,盡管人們之間的收入有差距,但差距不大。在中國這個憲法里還寫著社會主義制度的國家里實行“橄欖型”的經濟社會制度,不但是違憲,更是對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在中國建立的肯定,是對新生的暴富階層合法性的肯定,是對瓜分國有資產、剝削勞動人民、股市樓市投機等非法行為的肯定。是資本主義在中國全面復辟的最好證明。
西方國家熱衷于建立“橄欖型”經濟制度的目的,主要是為了鞏固資本主義制度,保持富人對大多數人的長久統治。“橄欖型”一端的富人會長期地處于剝削和統治地位,另一端則是適應叢林法要被淘汰掉的窮人,中間的中產階層會源源不斷地對窮人那一端進行補充。資產階級之所以要大力扶持中產階層,就是要分化瓦解勞動者,牢固地維護自己的統治地位。
中國的資改派在改革開放的30里,通過各種不正當的手段攫取了人民在60年里所創造的巨大財富,在他們掠奪公有財富的過程中,造成了大量的貧困階層,這些貧困階層在毛澤東思想的重新武裝下,政治覺悟不斷地提高,要求對財富的重新分配的呼聲日益高漲,甚至提出不惜流血犧牲來爭取工農階級的利益,在這樣的形勢下,資改派不得不從他的西方主子那里搬來“橄欖型”經濟社會這個資本主義的毒藥方,企圖再次引誘工人階級上當,讓工人階級再次生活到幻想中去,不過,這次恐怕是難辦到了,因為工人階級已經大部分覺醒了。
二戰以后,美國歐洲日本曾經有一個中產階層,那是因為這些帝國主義國家可以剝削全世界,聚集了大量財富。在國外社會主義中國及蘇聯的強大壓力下,為了防止國內社會主義力量的興起,西方資產階級不得不向工人讓步,從而短暫地出現了一個中產階級,可見這個中產階級是社會主義運動壓力下的產物。蘇聯解體后,新自由主義力量興起,資本家階級向工人大肆進攻,無論是美國日本還是歐洲,兩極分化都在加重,中產階級消失。
在美國,現在的“橄欖型”社會已經崩潰。目前,美國中產階級正日益分化消失,社會愈發兩極分化,上層越來越富,而下層則日益拮據。一個最明顯的例子就是,美國許多城市都有所謂中產階級社區。然而,最近幾年以來,許多賺了大錢的專業人士紛紛離開這些社區,搬到新興的富人區去,住進豪宅。而在加州和夏威夷這些物價較高的地方,由于生活費用上漲,許多下層中產階級人士不得不搬離原來居住的中產階級社區,另擇廉價居所。這樣一來,在美國許多城市,中產階級內部的分化日趨明顯,而代表美國文化主流的中產階級作為一個整體面臨名存實亡的危機。
下層中產階級的處境日益艱難,在美國已成為一個普遍現象。在以往,由于收入相對較高,這些家庭一人工作養家的情況非常普遍。近年來許多中產階級家庭為了維持生活水平,不得不夫婦雙雙出來工作。而據《今日美國報》報道,如今許多普通中產階級家庭即使夫婦雙雙工作都很難維持體面的生活。這些家庭一方面要負擔連年上漲的住房、醫療和子女教育費用,另一方面又要拿出相當一部分錢來投入養老金儲蓄計劃和償還債務。
可見,將中產階級說成是中產階層較好。因為中產階級根本就不存在,是資本主義精英分子人為杜撰出來的。
可見只要資本主義的私有制和剝削制存在,建立所謂的“橄欖型”社會是不可能實現的。
“橄欖型”社會在美國以崩潰而告結束,在已經實現了資本主義社會的中國照樣不會取得成功。美國建立橄欖型”經濟社會制度的崩潰說明了美國這個老牌的資本主義社會正在走向沒落,正在做不愿退出歷史舞臺的垂死掙扎,其整個社會的崩潰已經為時不遠了。資改派極力鼓吹在中國建立“橄欖型”經濟社會,正是其瘋狂到極點的最后的咆哮,正是其感到危機和革命來臨前所表現出來的恐懼和不安,妄圖用麻痹的方法再一次欺騙人民,為其下一步的大肆掠奪財富做掩護。上月通過的國新36條,資改派就再一次吹響了掠奪人民財富的號角,都有力地證明了其所說的建立“橄欖型”社會制度只是騙人的把戲罷了。
太行愛國力量 2010.6.21
建橄欖型社會 專家稱需30年
來源:新華網
2010年04月19日
【訪談對象】
于建嶸,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研究員、教授,社會問題研究中心主任。主要著作有《岳村政治——轉型期中國鄉村政治結構的變遷》、《中國工人階級狀況:安源實錄》及《中國當代農民的維權抗爭:湖南衡陽考察》等。
【先驅語錄】
在金字塔型的社會結構中,經濟社會資源的分配存在很大問題,貧富分化比較嚴重,階層之間的矛盾和沖突比較激烈,沒有龐大的中產階層作為緩沖帶。
橄欖型社會結構的基本特征是“兩頭小,中間大”,也就是中產階層的數量和規模比較大,精英和底層的數量相對較少,這樣的社會結構有利于社會穩定。
應向富人階層征收高額的累進稅來補貼窮人。在這個過程中,政府應該扮演重要的“劫富濟貧”角色。
社會結構的調整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這有賴于中國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以及民眾的廣泛參與;還有執政者要具備真正改革的勇氣和智慧。
【訪談動機】
早有專家指出,貧富分化造成中國社會的“斷裂”。顯然,隨著公民意識的崛起,如果繼續讓權力與資本藐視民生與民權,那么隨之而來的只能是社會更大的斷裂。
如何撫平社會斷裂的創傷?出路只能是建立橄欖型社會結構,讓大多數人過上小康且安穩的生活。但是,在社會學者于建嶸看來,在權力主導一切的中國,社會結構已然形成了等級分明的金字塔型,要扭轉這種局面,形成良性的橄欖型,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權力與資本“合力”塑造金字塔
《國際先驅導報》:您所說的金字塔型社會結構包括哪些階層?
于建嶸:三個階層。第一層就是權力壟斷和資本壟斷的精英層。第二層就是中間層,包括一些小官僚,一些企業人士,他們的生活過得還可以。最底下一層,就是缺乏社會保障的群體,也就是所謂的“民”了。
Q:當前中國這種社會結構呈現了什么樣的特征?
A:其一,較高層級社會階層的封閉性越來越強。社會分層本是一種普遍存在的社會現象,但是在當前的中國社會,處在金字塔較高層級的社會階層的封閉性越來越強,而且正在逐漸固化和模式化,并排斥較低階層的社會成員。
其二,社會垂直流動呈現單向性特征。在我看來,由于較高階層的封閉性逐漸增強且具有排斥性,所以在當前的中國社會,上下階層之間的垂直流動,逐漸呈現出“向上流動難,向下流動易”的單向性流動。也就是說,處在下層的社會成員垂直流動的障礙越來越多,能夠真正實現向上層流動的人越來越少。與此同時,中高層向下流動的卻非常容易,尤其是處在中間的社會階層,稍有不慎就可能跌入底層。
其三,社會階層之間存在隸屬關系。處在金字塔頂層的是壟斷權力和資本的權貴精英,他們通過權力和資本掌握著各種社會資源,使得中下層社會成員為了生存不得不成為權力和資本壟斷階層的附屬物。
Q:中國的社會結構金字塔型形成的原因是什么?
A:其一,權力主導是形成這種社會結構的根本原因。無論是古代還是現代,中國社會都是權力主導型的社會,掌握權力意味著掌握其他的社會資源。在古代,所謂“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在現代,權力精英和資本精英結成同盟。權力與資本結合侵入社會資源后,貧富懸殊的社會結構進一步僵化。
其二,儒家傳統文化強調尊卑有別、長幼有序的綱常倫理,為金字塔型社會結構提供了理論依據。傳統文化強調士、農、工、商等社會階層各得其所,各安其位。使得社會階層之間的流動性很低。
社會結構下沉,人心不穩
Q:金字塔型社會結構存在怎樣的危險性?為什么要向“橄欖型”社會轉型?
A:金字塔型社會結構帶來的最大危險,就是社會不穩定。眾所周知,橄欖型社會結構的基本特征是“兩頭小,中間大”,也就是中間階層的數量和規模比較大,精英和底層的數量相對較少,這樣的社會結構有利于社會穩定。中產階層是維系社會穩定的基礎性力量,他們是溝通精英和底層的橋梁和紐帶,中產階層龐大意味著社會經濟資源的分配相對比較合理,階層之間的矛盾和沖突也不會很激烈。
相比較而言,在金字塔型的社會結構中,經濟社會資源的分配存在很大問題,貧富分化比較嚴重,階層之間的矛盾和沖突比較激烈,沒有龐大的中產階層作為緩沖帶。比如當前流行的“仇富”、“仇官”等社會不滿和怨恨情緒就是明證,這也是誘發社會泄憤等大規模群體性沖突事件的“助燃劑”。
更具危險地是,中國的金字塔型社會結構的底層的人數還在不斷增加,社會結構在動態下沉,造成人心不穩。這里的下沉,并不是表示絕對貧困人口增加。而是指雖然隨著經濟的發展,整個社會底層的生活水平在往上走,但是底層的人數是在不斷增加的。這一點有些社會學家不承認。但你不能認為有電視看,有手機用,就比幾百年前的皇帝過得還牛?底層增加的判斷標準不是說他沒有生活來源了、沒有電視看了,而是他缺乏了原來作為中產階層最基本的社會保障性的東西。
Q:追問一句,“橄欖型”社會中間層往往有一個成熟而龐大的“中產階層”,如果按照您的分析,中國的“中產階層”并未像某些媒體所說的那樣已然形成?
A:什么是中產階層?擁有兩套房子就是中產階層嗎?白領就是中產階層嗎?不是。中產階層起碼要不為基本生活所累。但現實情況呢?比如現在的大學生,原來他畢業后起碼能進所謂的體制內單位,但是現在大量的大學生一畢業就直接進入社會底層。白領今天看起來似乎很風光,但明天一失業就什么都沒有了。所以,我認為中國并沒有形成中產階層。
有個律師跟我抱怨說,他在北京都當了5年律師了,但自己的戶口就是進不來。我說,這很正常,不要認為一個律師就可以超越民眾了。白領為何跟民工列為一起了呢?這里不是指他們獲取經濟利益的能力有差異,客觀說,白領比民工賺錢的能力強一點,但是從社會處境來說,或者說從政治地位上來說,他們都是一樣的。
從憲法中尋找改革的動力
Q:當前中國如何才能扭轉金字塔型社會結構,并走向“橄欖型”社會?
A: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著手:其一,通過社會政治改革,改寫不合理的社會規則,給民眾提供平等的發展機會,實現各個階層之間的良性社會流動。當前,由權力精英、資本精英和知識精英構成的排斥性體制,已經且日益固化、僵化,很多底層民眾根本沒有向上流動的平等機會。低收入者被“鎖定”在底層的現象日益嚴重,而且這種被“鎖定”狀態具有代際傳遞的特征。目前,社會上普遍存在的“窮二代”、“新生代農民工”、大學生“蟻族”等問題,就是底層被“鎖定”的現實例證。
其二,通過公共政策的調整,優化資源配置結構和利益分配機制,縮小貧富差距。根據國際上通常的做法,就是向富人階層征收高額的累進稅來補貼窮人。在這個過程中,政府應該扮演重要的“劫富濟貧”角色。
其三,通過公民教育和宣傳工作,提高民眾的參與意識和能力,培育健全的公民社會。良好的公民社會是抵制國家侵犯個人權利的重要力量。因此,要想實現社會結構的調整和轉變,需要充分發育公民社會,提高公民的社會參與水平。
Q:有人提出培養體制外的改革力量來推動,您認為可行嗎?
A:不可行,也做不到。培養體制外的對抗力量,可能會撕裂社會。我認為,最好的辦法,就是鼓勵逐漸放開社會。如果上層政治改不了,那么改縣一級如何?比如推行縣人大代表職業化。只要能撬動這一點,自然而然會讓很多人感到有前途。
要成功實現這場改革,我認為唯一的出路就是高舉憲法,從憲法中尋找改革的動力和合法性。這種改革最平穩,最保險,也最具合法性。
Q:中國要形成橄欖型社會結構,您覺得還需要多長時間?
A:中國要真正實現這個目標,需要較長的時間。社會結構的調整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這有賴于兩個方面的因素作為前提條件:其一是中國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以及民眾的廣泛參與;其二是執政者要具備真正改革的勇氣和智慧。
只要經濟社會持續發展,人民群眾積極參與各種社會政治改革,只要執政者認識到金字塔型社會結構的危害,并真正下決心改良這種社會結構。我想,再經過約三十年的時間,中國的社會結構一定能夠實現由金字塔型向橄欖型的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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