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我的畢業論文初稿，在中期檢查的時候，我剛登臺說了句“以世界體系論和階級分析法來分析蟻族”，老師們就立馬開始圍攻，基本上全盤否定了我用階級分析的可行性。老師讓我推倒重來，給我定了題目叫“蟻族現象的社會學分析及其對策研究”，我很無奈，只好規規矩矩地寫成了“規范的學術文章”。現在我把被否定的初稿貼在這里。

近兩年來，“蟻族”一詞走入了公眾的視線，成為一個受人關注的群體。所謂“蟻族”，是聚居在大城市邊緣的大學畢業生們。“蟻族”概念是北京大學博士后、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副教授廉思在《蟻族：大學畢業生聚居村實錄》一書中提出的，在這本書中，作者將“蟻族”定義為“大學畢業生低收入聚居群體”，他們具有三個基本特點：

1、大學畢業。蟻族均接受過高等教育，沒有受過高等教育的青年農民工不屬于此群體的范圍之內。　　

2、低收入。大多數人從事簡單的技術類和服務類工作，以保險推銷、電子器材銷售、廣告營銷、餐飲服務為主，月均收入2000 元左右。有的甚至完全處于失業狀態，全靠家里接濟度日。　　

3、呈現出聚居的生活狀態。根據廉思的課題組研究顯示，北京的蟻族主要聚居于人均月租金377元，人均居住面積不足10平方米的城鄉結合部或近郊農村，形成了一個個聚居村。　　

在年齡上，蟻族基本上是一個80后群體，年齡主要集中在22-29 歲之間，以畢業5 年內的大學生為主，“80后”占到調查總數的95.3%。在數量上，據廉思的課題組保守估計，北京地區的蟻族至少有10萬，上海、廣州、西安、武漢等地也都大規模存在這一群體。　　

蟻族的出現有著多方面的原因。據廉思的分析，在宏觀上，有大城市的吸引力、社會就業形勢、大學生擇業觀、高等教育與社會需求不符等方面的原因，在微觀上，則有城市邊緣地帶房租低廉交通便利、大學畢業生追求群體間的認同等原因。[1]　　

但是，本文只想探討這些大學畢業生堅持留在大城市的主觀動因。具體說，就是以下幾個問題：　　

1、什么樣的思想觀念使他們做出留在大城市的選擇？他們這樣堅持的目的是什么？　　

2、這種觀念和愿望從何而來，如何形成？　　

3、他們的夢想能否實現？　　

4、這種觀念和夢想，以及夢想的實現與否，對他們有什么樣的意義和影響？　　

這四個問題，也就是本文的四個部分。　　

一 、何來蟻族？——為了一個相同的夢　　

除了受過高等教育、低收入、聚居之外，蟻族還有如下兩個顯著特點。　　

第一，蟻族雖然是一個大學畢業生群體，但其中很少有重點大學畢業生，絕大多數畢業于普通大學、民辦大學或者專科院校。這造成他們在就業市場上的劣勢地位。　　

第二，根據廉思的調查顯示，蟻族大多來自農村和縣城，家庭收入較低，他們的父母處于社會中下層。因此他們從社會人際關系網中可以獲得的社會支持很少。　　

這兩個特點，使得蟻族在遠離家鄉的大城市里的生活境遇非常拮據困難。《湘聲報》　2010年1月9日　一篇名為《長沙蟻族:在現實與夢想的夾縫之中》的報道中描述了這樣三位長沙蟻族的生活狀態。　　

“2009年6月從湖南師范大學數學系畢業的張永剛和兩個同學合租住在長沙河西漁灣市的一所民宅內，一個月房租300元，水電費都是3人平攤。20來平方米，長雙人床、一個地鋪、一個小衣柜、兩個電腦桌、一個洗手池，小屋子滿滿當當。屋外是促狹的街道、逼仄的居住空間、嘈雜骯臟的環境，小餐館、小發廊、小診所、小網吧和通常是無照經營的低檔娛樂場所。　　

 “張永剛畢業后跟一家軟件公司簽了合同，每月底薪1500元，外加200元補助。說到生活，一般都是到大學城的食堂去吃，也還便宜。但是目前也只能養活自己，還沒能力報答父母。　　

“像張永剛這樣工資在1500元左右的大學畢業生在長沙很普遍。如果每月房租加水電、煤氣按500元算，吃喝按400元算，交通費100元，話費50元，再加上買衣服，女生買化妝品、簡單的生活用品花費200元，算下來就是1250元，基本上是一個畢業不久的大學生生活在這個城市的成本。而其他花費，比如說看個病，吃個飯什么的都沒計算在內。顯然，這樣的收入在長沙這個城市生存甚是艱難。　　

“張永剛有些無奈地感慨:‘上下班最痛苦的就是擠公交，經常擠得公交車門都關不上。經常免費加班，不愿意干就走人，很多人爭著干，公司根本不愁招不到人。’而略有起色的工作又讓他們充滿了期待，‘慢慢混吧，情況稍好點我們就去市內租個居室房。’　　

 “‘大學城附近的房子租金少，房子越往城中村深處的越便宜。’住在大學城王家灣附近的師范類歷史學畢業生王林就選擇了這種地方，一人住著一間10多平方米的小單間，180 元房租，吃飯都是自己打點。王林是2009年應屆畢業生，來自湘潭一個小鄉村，現在的工作是在一個傳媒公司廣告部做數據統計，跟她所學的歷史專業基本沾不上邊。她每個月工資只有1600元左右，每天早出晚歸，忙得不可開交，甚至戀愛的時間都沒有。‘在無法安身立命的年代里，談愛情是奢侈。’王林的QQ簽名這樣寫著。但她和她的同學們始終都相信一點，只要留在城市里，就會有更多的機會。‘你今年是蟻族，也許明年就不是了。’　　

“‘這是我揮灑青春和夢想的地方，若干年后我也許能成為像柴靜一樣牛逼的記者。’23歲的新聞傳播系畢業生蔡雯面對著湖南廣電大樓說。在廣電附近的馬欄山小區，她和三個女孩一起租住了一個二室一廳的房子，月租800元。每天一早，女孩子們起床上班的那一刻，上廁所和洗漱，4個人擁擠在這間房里就顯得異常逼仄。其實這個小區的房子是供不應求的，一批批像她這樣懷著新聞理想的畢業生都會選擇來附近這棟廣電大樓里實習或者工作，在這里形成聚居點。蔡雯告訴記者，她在某個頻道實習已經將近一年，工作的事情還沒有眉目。”　　

可見，這些來自遙遠的城鎮和鄉村的蟻族們，既沒有家庭和人際網絡的支持，也沒有足夠耀眼的文憑，在城市中的生活是異常辛苦和困難的，但是他們令人難以置信地堅持留在城市。那么，他們為什么寧愿忍受這樣的辛苦也不愿回到自己家鄉，或者去西部和基層這樣就業并不那么困難的地方？人的行為是受思想意識支配的，那么，是什么樣的觀念，支撐著他們的堅持？從上面所引報道中人物的話里，我們似乎可以大概看出一點端倪。“你今年是蟻族，也許明年就不是了。”“這是我揮灑青春和夢想的地方，若干年后我也許能成為像柴靜一樣牛逼的記者。”他們對生活有著非常強烈的渴望，一種深入內心的希望，在支撐著他們，推動著他們留在大城市“奮斗”。　　

根據對各種有關蟻族的報道和調查研究的閱讀，和對自己生活中的蟻族以及類似群體的切身感受，我認為使蟻族堅持留在城市的主觀動因大概有以下幾點：　　

第一、對他們心目中那種大城市生活的向往。人是需要夢的，在生活困難的時候尤其如此，蟻族們之所以能夠在非常困難的生活條件中毅然堅持，正是因為他們有著非常強烈的夢想。夢讓他們堅強，讓現實中的所有困苦都變得可以忍受。蟻族大都來自農村或者小城鎮，多數人從小就對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充滿向往，讀書、上大學也往往被他們當作走出家鄉、進入大城市的途徑。所以在大學畢業后，蟻族們最大的期望就是通過個人奮斗在城市中站住腳，融入城市，成為城市的主人。《工人日報》　2010年　1月3日　　第002版一篇名為《蟻族：相信“努力改變人生”》的文章中，一位名叫“小白”的蟻族這樣解釋自己留在北京的原因：“我不想平平庸庸地開一家小店守著幾十年，未來打算在中關村開家電腦公司，希望未來幾年能在北京安家，娶個媳婦兒。”城市夢，是蟻族們忍受低劣的生活條件，堅持留在大城市的最主要動因。　　

必須要指出的是，蟻族的夢想雖然可以稱為“城市夢”，但這個夢的內涵，并不僅僅是希望實現從農村或城鎮向大城市的地域流動。蟻族心中夢想的大城市生活，不會是大城市中工人的生活，而是大城市中那種精致、體面、有“情調”的中產階級生活，甚至是精英生活。因此，這個夢除了對地域流動的期望以外，還包括對向上的階層流動的期望。而且從本質上說，蟻族之所以向往大城市，其實還是因為向往那里的中產階級生活。所以，蟻族的城市夢的背后，是中產夢，或者精英夢。　　

第二，父母的期望。蟻族大多出身于社會中下層的家庭中，在教育成本日漸增高的今天，并不富裕的父母供他們讀大學，正是為了能夠求得教育投資的回報。這些“蟻族”大學畢業生很多都是懂事明理的孩子，他們認為父母砸鍋賣鐵供他們上學，所以他們希望畢業后能夠拿自己的勞動所得回報辛勤勞作的父母。家庭的困難和父母的期望，讓蟻族更加義無反顧地在大城市堅持“奮斗”。　　

第三，“面子”的壓力。在農村和小城鎮中，考上大學是件有面子的事情。家鄉的親戚好友聚在一起時總喜歡數著哪家的孩子又去哪個城市讀大學了。在這樣的輿論環境下，考上大學讀完再回去，是臉上無光的。另一方面，同學、同齡人之間也有個攀比的問題，別人留在城里“奮斗”，而你回去了，會被大家認為是弱者。　　

自己心中根深蒂固的城市夢和中產夢，是蟻族在城市苦苦堅持的內在動力；父母的期望、親戚好友的輿論、同學的攀比，是蟻族面對的來自外部的心理壓力。內外交結，相互促進增強，形成了一張無形而又強大的觀念之網，被困在這張網中的蟻族們就只剩下拼命堅持和“奮斗”了。自己的夢和社會的期待，共同說明一個事實：蟻族自身，以及蟻族所生活的社會環境中的其他人，都被一個價值觀念所控制。這種觀念以物質生活水平的提高為最高價值，并且認為在當前的社會中，以個人奮斗求得這一價值是可能的。這種價值觀念的直接表現，就是城市夢和中產夢。不光蟻族有個城市夢和中產夢，他們所來自的那個社會階層，都有這樣一個夢。所不同的是，蟻族的中產夢是對自己的要求，他們的父母和親戚好友的中產夢則是對蟻族們的期待。　　

正是這個城市夢和中產夢，使得大量來自農村和小城鎮中下層家庭的青年大學生們在畢業后忍受著低劣的生活水平留在城市里，形成了蟻族這個群體。那么，蟻族心中的這個夢想及其背后的價值觀，是從何而來，如何形成的呢？　　

二、顆粒化的人生觀——誰讓我們的青年活得如此卑微？　　

蟻族都是走出校園的大學生；現在還在大學校園里的學生中，也會有相當一部分在未來成為蟻族。大學生的思想狀況，特別是他們的價值觀和愿望，很大程度上決定著他們在走出校園的那一刻會做出怎樣的選擇。近年來關于“大學生思想狀況”的研究論文數不勝數，這也反映著當下這個問題的嚴峻性和復雜性。絕大多數的研究者都認為，價值主體的個體化和價值追求的功利化是當代大學生價值觀的兩個最大的特點。　　

1、價值主體的個體化。當代大學生自我意識增強，大多數學生生活目標明確。但這種目標多建立在個人的功利基礎上。相當一部分學生的視野局限于個人的努力、拼搏上，他們追求“自我實現”，崇尚個人奮斗，信奉“主觀為自己，客觀為他人”，凡事從“我”出發，以“我”為中心。歷史、社會、世界，在他們的視野中都幾乎不存在。　　

2、價值追求功利化、世俗化。許多學生行為的出發點更多看重實際功效和利益：在學習方面，對與實際經濟效益緊密聯系的知識和技能如金融、管理、工程等有著濃厚的興趣，而對理論學科、人文學科視之如無物；人際關系庸俗化，很多大學生在人際交往中抱著相互利用的心態，一些師生之間也因為考試成績和畢業分配等現實問題而蒙上了功利色彩；就連要求入黨的同學中，也有不少人把入黨動機歸結為非常功利的“為畢業后好找工作”等。在大學生中，“理想主義者”甚至已經成為一個普遍受嘲弄的詞。　　

這兩個特點，用最通俗的語言表述，就是把錢作為終極目標，或者至少是最重要的目標。因為聯系現實細細深究，就不難得出結論，所謂價值追求“功利化”、“世俗化”，真正的含義就是貨幣化。　　

蟻族的城市夢和中產夢，可以看做是當代大學生中這種庸俗物質主義人生觀在走入社會后的繼續。在蟻族的精神世界里，客觀的物質逐漸堆積、充滿，而“人”、“心”這些東西漸漸地隱藏了。物質生活水平的提高成為根深蒂固的終極追求，占有物質的多少（表現為占有貨幣的多少）成為判定自己人生成功與否的最重要的標準。這樣一種物質主義的人生觀，我稱之為“顆粒化”人生觀。因為被虛幻的物質欲望充盈靈魂后，他們便只見物，不見人。并且沒有人的物，是粗糙的，只是一堆由原子堆積起來的供人消耗的“質料”，是以稱之為“顆粒化”。至于其形成的原因，我將從四個方面來分析。　　

1、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拜金主義泛濫的思想氛圍　　

人的所有思想觀念，其來源都是現實的社會生活。蟻族，甚至整個當代青年這種顆粒化的人生觀，從根本上說是社會大環境影響的結果，并且首要地是社會經濟生活的反映。上世紀80年代實行“改革開放”以后，我國的基本經濟制度開始轉變，市場經濟逐漸建立起來。私有制和商品經濟，成為了拜金主義和享樂主義產生的客觀經濟基礎。這樣說并不是否定改革開放的正確性，在我國現階段，發展市場經濟是必要的，但是同時應該對市場經濟帶來的負面影響有充分的警惕和限制。而現實是，國家并沒有足夠充分地意識到國民精神健康的重要性，沒有對這些自發產生的錯誤思想進行批判和引導從而將其限制在一定的范圍之內。因此，自發產生的拜金主義思想如洪水般泛濫，隨著商品經濟的蔓延占領了每個人的頭腦。今天的蟻族們的物質主義人生觀，從一定意義上講，正是產生于上世紀80年代并逐漸泛濫的拜金主義在特定年代和特定人群中的一種體現。因此，市場經濟體制，以及“全社會向錢看”的思想氛圍，是蟻族的物質主義人生觀和城市夢形成的社會大背景。　　

2、急功近利的教育　　

當代中國的教育正面臨著一場嚴重的人文精神危機。教育屈從于經濟增長，教育的目標是培養市場所需的各種類型的工具、成批地生產打工者，而不是塑造完整的人。這樣日益功利化的學校教育從整體上失去了精神陶冶和塑造靈魂的意義，其結果是，教育最大限度地滿足了社會經濟增長的要求，但是卻導致了人的嚴重片面發展、畸形發展和精神危機。只見物不見人的教育，培養的學生，自然也只見物不見人。　　

3、西方國家的“和平演變”政策　　

文化滲透向來是帝國主義實施其全球戰略的重要手段，中國這樣一個極其重要的國家，更是帝國主義實施“和平演變”的重點。太過露骨的政治宣傳產生的效果是有很大局限性的，所以通過電影、音像制品、書籍、藝術品等，傳播西方價值觀，便成為西方文化滲透的主要方式。他們宣揚拜金主義、享樂主義和個人主義來影響我國的大學生，使大學生失去理想，失去凝聚力和向心力，以達到不戰而屈人之兵的目的。　　

4、蟻族們特殊的家庭背景和社會處境　　

蟻族的城市夢和中產夢，不僅僅是上述三個因素所導致的功利主義思想的結果，它還有著實實在在的現實原因。一方面，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社會出現階級分化，貧富差距不斷拉大。另一方面，蟻族又多出身于社會的中下層。在鮮明的貧富差異的心理刺激下，在家庭生活重擔的壓力下，在媒體反復展示的“中產階級生活”的誘惑下，義無反顧地選擇通過個人奮斗改變自己和家庭的命運，似乎是除了自甘沉淪之外唯一的選擇。看到這點，我們就實在難以忍心指責他們太現實、太功利，盡管事實確實如此。　　

功利的社會環境、浮躁的教育、西方的文化滲透，造成了當代青年普遍的功利主義人生觀；而蟻族們特殊的家庭出身和社會貧富差距拉大的現實，則讓他們從小就在心里埋下了一個城市夢和中產夢。　　

我不禁為蟻族和包括我自己在內的當代青年的處境感慨：沒有理想的年代，物質生活水平的提高成為唯一的“理想”，人生變得如此狹窄。　　

三、蟻族的中產夢——一個注定破滅的夢幻泡沫　　

當今的世界，是一個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下的世界，也是一個經歷著資本主義全球化的世界。世界體系理論認為，自從世界進入資本主義時代，任何一個國家、區域的問題，都不能單獨地考察和看待，而必須要將其放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空間背景和資本主義發展過程的歷史背景中來看待。對于蟻族的中產夢，也只有在這樣的視野中才能獲得一個完整清晰的理解。　　

中產階級的研究者都喜歡強調中產階級的“白領”屬性，這實際是以職業來界定中產階級，而我們知道階級并不能用職業來劃分，同一職業中的從業者在經濟活動中并不都具有同樣的地位。如果不能從生產關系的角度真正理清中產階級在當代社會經濟活動中的位置，那么對中產階級的研究就永遠只能停留在特征的描述和列舉的層面上。　　

西方社會學界所稱的“中產階級”一般包括“老中產階級”和“新中產階級”，前者指資本主義社會前期的自由競爭階段出現的小商人、小企業主、小土地所有者等，而后者指在壟斷資本主義階段出現的白領雇員。從這樣的劃分中我們就可以看出這種社會學思想的形式主義和膚淺：其所謂的“老中產階級”實際上就是小私有者，即擁有一定生產資料，但又不雇傭剝削或極少剝削的小資產階級，而“新中產階級”都是不擁有生產資料的雇傭勞動者。將這樣兩種階級屬性根本不同的群體統稱為“中產階級”，僅僅是因為他們在各自所處的社會中處于階級結構的中間位置：自由資本主義階段的小資產階級處于資本家和工人之間，而在壟斷階段，小私有者逐漸破產，雇傭勞動者中的白領便成為了處于資產階級和藍領工人之間的中間階層。不從實際的經濟活動中去發現各階級的真正分野，而是用形式上的上中下來劃分階級，這就是這種社會學的膚淺之處。　　

所謂“老中產階級”就是自由資本主義階段的小資產階級，這沒有什么問題。需要我們加以研究的是現代社會中的“新中產階級”：他們如何產生？他們究竟屬于什么階級？如果說他們是雇傭勞動者，屬于無產階級，那么為什么他們一點也不像無產階級：他們是被雇傭，可是有房有車、生活寬裕，這也能叫無產階級?這一切，都要放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視野下來得到解答。　　

已經有中國學者意識到：現代西方社會里中產階級的產生，不是自發的市場經濟活動的結果，而是壟斷力量和資本主義國家對經濟進行調節、對國民收入進行二次分配的產物。現代歐美資本主義，已經不是個人私有制基礎上的自由競爭階段的資本主義，而是國家充分參與和掌控經濟活動的“混合經濟”。而國家調控市場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彌補市場經濟自發造成的兩極分化，避免大量產生傳統意義上那種絕對貧困的無產階級而導致社會斷裂、動蕩。[2]　實現這一目的的主要手段則是通過社會福利等方式進行國民收入的二次分配。歐美國家社會福利制度在中產階級的產生中的作用，已為很多研究者所證實。[3]　　

因此，按照馬克思以生產資料占有情況為劃分階級的唯一標準的理論看，中產階級，從本質上來說，屬于無產階級，但又不同于西方國家歷史上、發展中國家今天的典型無產階級。其不同之處不在生產資料所有權，而在分配方式，在于西方國家用福利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他們的被剝削。　　

問題是，資本積累的來源是占有被雇傭者生產的剩余價值，當代的發達資本主義如何在不影響資本積累的同時，用社會福利彌補他們的雇員而使之成為中產階級呢？如果他們把剩余價值中的相當一部分通過社會福利返還給了雇員，那么他們的資本積累從何而來？并且研究表明，到2001年，發達國家的中產階級人數一般都超過了50%，美國更是達到近60%。這意味著對本國勞動者中的大部分，資產階級都不能占有或完全占有其剩余價值，那么，這些國家的資產階級靠什么來進行資本積累？誰為他們創造剩余價值？按照世界體系理論，答案就是：發展中國家的勞動者。　　

16世紀, 資本主義經濟開始在歐洲產生, 之后，歐洲的資本主義便開始了自己征服和統治世界的過程。在資本積累的動力驅使下，不但全世界的人被分成了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而且全世界的地域也被分成了核心區域、半邊緣區域和邊緣區域。經濟剝削不僅存在于階級之間，也存在于地域之間，在不平等的國際勞動分工基礎上，剩余價值實現由邊緣區域向核心區域的轉移。核心區域的資產階級通過這樣的體系坐在自己的國家剝削著全世界的勞動者，控制世界市場上的產品交換和剩余分配, 不斷擴大自身的資本積累。正由于剩余價值的這種地域轉移，在核心區域和邊緣區域也形成了各自不同的社會階級結構：邊緣區域無產階級數量龐大，資產階級較少，貧富差距明顯；核心區域資產階級數量相對較多，并可以利用從全世界轉移來的剩余價值培養出一個龐大的中產階級以緩和社會矛盾。因此，剩余價值由邊緣向核心的轉移過程，同時也是階級矛盾由核心向邊緣的轉移過程。這就是在世界體系理論視野下現代世界的基本圖景。　　

因此，中產階級不是所有國家都能產生的，中產階級只是核心國家的資產階級為了自身的安穩而向邊緣國家轉移社會兩極分化和階級矛盾的產物。西方發達國家之所以貧困減少、社會形成“紡錘狀”或“橄欖狀”的階級結構，是以邊緣國家貧富懸殊、社會形成“倒丁字”或“金字塔型”的階級結構為代價的。換言之，西方國家的大量雇傭勞動者之所以擺脫了傳統無產階級那種赤貧的生活而成為中產階級，是因為本國資產階級的主要剝削對象已經不是他們，而是邊緣國家的廣大勞動者。　　

對于中國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的位置，對此進行過研究的劉相平和田軍都認為，中國雖然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但是仍屬于邊緣區域。[4]　大量的事實和研究都可以證實這一論斷。經濟學家韓德強認為：中國企業淪落為了跨國公司的配套廠商，成為了低附加值、低利潤的血汗工廠。西方投資流向全球，全球利潤流向西方。在全球化的名義下，跨國公司實現了對世界各國經濟的控制，實現了在世界范圍內獲取最大利潤的夢想，損害了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自主成長、發展的前景，使越來越多的發展中國家勞動者陷入到“探底競爭”中，使十九世紀的血汗工廠日益成為二十一世紀的現實，而中國就面臨著這樣的危險——外資企業不斷擴張、內資企業日益成為外資企業的附屬物，資源和利潤流向國外。[5]　社會學家李強也認為，如果中國作為出口初級產品的邊緣國家，那么，中國因被大大壓低了價格的初級產品而造成的廣泛的低收入者階層就不可避免, 其結果只會是支撐著發達國家的龐大的中產階級, 而不會在本國產生龐大的中間階層。[6]　　

在這樣的全球視野下，蟻族的經濟地位就清晰了：他們就是全世界邊緣區域的無產者和勞動者中的一個群體，是全球資本主義經濟鏈底端的剩余價值生產者中的一部分。對于這點我們舉例來說明。　　

我國是全世界最大的VCD/DVD制造國，但VCD/DVD產品的核心部件——解碼器主要是來自國外公司。在一臺VCD/DVD機的成本中，解碼器就占了40%左右, 再加上其他進口的關鍵零部件，國內企業的利潤空間相當微薄。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生產企業賺取的加工費甚至還不到商品價格的10%。同樣的情形還出現在彩電、電腦、手機、激光打印機等其他電子信息產品上。[7]　在這樣的情況下，中國的企業經營者與其說是資本家，不如說是西方跨國企業的裝配車間主任。假如一個蟻族在一家這樣的企業里干活，不論他具體做的是銷售、管理、廣告還是會計，實質都是西方跨國公司的一個超低薪的勞力，拿走他的剩余價值的人，與其說是他的老板，不如說是核心國家的資本家。正是以“品牌價值”、“知識產權”等名義，通過貌似公正的國際貿易體系，中國勞動者的剩余價值流入了核心國家的資本家手里，而中國的企業，只是這個過程中的一個中轉站。　　

另一方面，中國擺脫當前邊緣地位的辦法，不可能是按照現有的資本主義世界體系走向核心位置。因為“在資本主義世界經濟中,資本的積累必然導致剩余價值分配出現兩極分化。這個體系要正常運作,世界人口中處于上層的比例從來不可能超過15%。中國在今后25年即使只有一半人口達到日本或西歐的生活水平,留下來進行分配的剩余價值就不會存在了。這種情況不可能發生。”[8]唯一的辦法是建立一個新的體系來代替現有體系，這個體系只能是社會主義，而這與蟻族們完全認同現存體系的“中產夢”背道而馳。　　

在這樣的經濟體系下，蟻族的中產夢顯得蒼白、縹緲。他們當中的極個別人，也許可能通過偶然的機遇進入中國的精英階層，但是作為一個群體，他們的夢想注定是一個夢幻泡沫。　　

四、蟻族的宗教　　

上面說到蟻族是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邊緣國家的廣大無產者和勞動者中的一部分，那么，蟻族區別于其他無產者和勞動者——例如農民工——的特點是什么？我認為，在無產者這個一般的階級屬性之上，蟻族的特殊性正是他們的“城市夢”和“中產夢”。　　

與其他無產者不同的是，蟻族對現有體系具有高度的認同、對爬上現存體系中的“上流社會”具有強烈憧憬。城市夢和中產夢，就是這種認同和憧憬的表現。蟻族雖然在經濟地位上屬于無產者，與工農相近，但在思想上卻對這一階層并無認同感，唯恐成為這個階層的一員，極力要擺脫這個階層。他們在思想上與剝削著自己的資產階級相近，他們唯一的理想是通過個人奮斗改變自己與自己家庭的命運。大學畢業踏入社會之后，面對微薄的工資、高揚的房價，無論自己生活多么艱難，對那些社會上的“成功人士”，仍然投去羨慕和崇拜的目光，幻想著通過自己的個人奮斗，總有一天能擺脫今天的命運，能接近資產階級或者成為資產階級的一員。　　

從這個角度看，城市夢和中產夢對蟻族來說，是一種意識形態、一種宗教；蟻族，就是被資產階級意識形態“洗腦”，進而被剝奪了自身階級意識的無產者——通俗地說，他們是自認貴族的貧民。　　

馬克思說，宗教是人民的鴉片[9]。很多人將這一論斷庸俗地理解為對宗教的簡單否定，卻無法領會其中復雜深刻的含義。鴉片有好處也有壞處。好處是，用麻痹神經的方式，讓人忘記現實的煩惱，給人以快樂和安慰。壞處是，它不直面真實的痛苦和煩惱；它給人快樂的方法，不是在現實中消除這些痛苦和煩惱，而是通過麻痹人的神經，讓人忘記現實。因此，它反而阻礙著人們去面對現實、改造現實，從而有助于現實中的痛苦和煩惱繼續存在。對于階級社會中受壓迫人民來說，宗教也具有這樣的雙重意義；城市夢和中產夢，就是蟻族的宗教。　　

宗教用精神上虛幻的慰藉，來補償受壓迫人民在現實中的苦難，讓飽受殘酷現實凌虐的心靈稍感安慰。同樣，蟻族的虛幻夢想，讓他們沉浸在對“中產階級生活”的憧憬和“為夢想奮斗”的自我滿足感中，從而沖淡了他們對現實中的殘酷與痛苦的感知，但同時也阻礙著蟻族睜眼看清他們自己真正的社會處境。《民主與法制時報》　2009年10月19日　的一篇報道《探訪大學畢業生“蟻族部落”》中，一名蟻族說：“什么是蟻族的共同點?蟻族都是強者，都是在戰斗中還未倒下的英雄。很多人來到北京，其中很多人來了又走了，他們受不了北京的這種氣氛、這種環境，但只要你能留在北京，能夠去努力工作，就不是弱者。”分明是忍受著經濟的不平等和生活的窘迫，他們卻喜歡稱之為“奮斗的充實”；分明是在社會中處于極端弱勢地位，他們卻安慰自己是“強者”。這充分體現了這種意識形態的虛幻性和自我欺騙性。　　

正是城市夢和中產夢，造成了蟻族階級意識與客觀階級地位的分離，使蟻族在主觀意識中產生了一個“虛幻的自我”。這個虛幻的自我，是一個用“奮斗”追逐“理想”、在“拼搏”中“煥發人生光彩”的自我，是一個在未來一定會過上富足體面有情調的“中產階級生活”甚至“精英生活”的自我。這個虛幻的自我，掩蓋了一個真實的蟻族：生活窘迫、掙扎在資本的巨大力量之下的無產者。　　

夢幻泡沫（包括成為“精英”的夢想、“精神貴族”的自我定位）終究要破滅。生活在虛幻想象中的人總要被現實撞得頭破血流，但即使遍體鱗傷，也不意味著他們能走出虛幻，認清現實。因為社會從小給予他們的夢，太根深蒂固了。糾纏在虛幻夢想和殘酷現實之間的蟻族，陪伴他們的，也許只能是無盡的精神痛苦，與此相比，他們那在我們看來簡陋無比的物質生活環境，都不算什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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