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頭萬緒抓根本5——抓綱治國（續完）　　

毛澤東認為，在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走社會主義道路，都可以發展生產力，但是，走資本主義道路則是一個長期的痛苦過程，而且在資本主義已經發展到帝國主義階段上，這條路走不通。毛澤東不愿意走犧牲廣大勞動者利益發展生產這條路。（注2）兩條路線、兩條道路的實質，就在這里。　

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與“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斗。鄧小平說毛澤東把形勢看得嚴重了，不符合實際，理論上也不符合馬克思主義。但是，不是別人，正是鄧小平自己，不久也搞了反對“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斗爭。　　

鄧小平在1985年發表了《搞資產階級自由化就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講話，后來他又說，黨的兩任總書記都犯了支持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錯誤，是不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鄧小平沒有明確講，但是都被趕下了臺，我想，這個邏輯關系應當很清楚。不過，鄧小平把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問題只限定在政治領域里，指斥“認為和平演變的主要危險來自經濟領域，這就是‘左’”。關于這個問題，我曾經在1994年寫過一封信給他，指出“資產階級自由化是自由市場經濟的必然要求”。　　

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斗爭中，鄧小平只在組織處理，反對在思想理論上進行分析批判。他說：“如果在這個時候開展一個什么理論問題的探討，比如對市場、計劃等等問題的討論，提出這類問題，不但不利于穩定，還會誤事。”可以看到，在當時，對于市場經濟改革，黨內存在不同認識，只是鄧小平為了推行他的理論，不容許討論，用一個“不爭論”拒絕了，從而在資本主義道路上越走越遠，現在資產階級自由化不僅非常泛濫，而且有強大的經濟基礎，形成了一種政治勢力，動搖著共產黨的領導地位和削弱著統治力。一些人簽名公開提出“零八憲章”，要搞21世紀的“憲章運動”。　　

鄧小平后來也看到改革出了問題。他在1993年9月，與其弟鄧墾的談話中說：“十二億人口怎樣實現富裕，富裕起來以后財富怎樣分配，這都是大問題。題目已經出來了，解決這個問題比解決發展起來的問題還困難。分配的問題大得很。我們講要防止兩極分化，實際上兩極分化已然出現。要利用各種手段、各種方法、各種方案來解決這些問題。少部分人獲得了那么多財富，大多數人沒有，這樣發展下去總有一天會出問題。分配不公，會導致兩極分化，到一定時候問題就會出來。這個問題要解決。過去我們講先發展起來，現在看，發展起來以后的問題不比不發展時少。”　　

鄧小平作為一個政治家，看形勢很清醒，他為繼任者出了題：“實際上兩極分化已然出現。要利用各種手段、各種方法、各種方案來解決這些問題。”但是，第一，他說問題是“分配不公”，還是只看到現象。馬克思指出：“把所謂分配看做事物的本質并把重點放在它上面，那也是根本錯誤的。/消費資料的任何一種分配，都不過是 生產條件本身分配的結果。”因此，第二，他的繼任者在改革后的生產條件下，無法解題；黨一變成生產黨，就自然陷入事務主義，看不清前進道路。第三，既得利益者會認為這種分配就是公正分配，他們的代言人根本不同意鄧小平的認識，認為現在分配的差距還不大，說必須犧牲勞動者，一部分人才能富得起來，說企業家創造價值，他們理當占有剩余價值。為此還專門搞了個“按要素分配”的所謂“深化馬克思勞動價值理論”的討論。我們看到，在鄧小平退了之后，人們不但沒有著力解決分配不公的問題，反而加快國有企業改制步伐，加速兩極分化，導致社會不穩定。而主流精英卻認為這是過去的深層次問題，但是什么深層次問題，提了多少年都一直沒有說出來。他們還提出GDP發展對這個階段是“矛盾多發期”的說法，是什么矛盾，為什么會多發，許多年了，也始終沒有人講明白。現在一些所謂“理論家”，除了制造“深層次問題”、“矛盾多發期”之類概念外，就再也沒有什么東西。　　

群眾是真正的英雄，是歷史發展的推動力。鄧小平的談話、一些左派對改革的批評，都沒有阻止改革按原來的路線進行，首先推動反思改革的是民眾，是他們用實際行動，扭轉住房、教育、醫療改革的市場化方向，突出其社會保障性質；是他們延緩了“與國際接軌”的速度，使中國沒有太深地卷入美國掀起的這次金融風暴。　　

推動反思改革的還有美國掀起的世界金融風暴，它給了那些想按照美國模式改造中國經濟的人們最沉重一擊，也促進了誠實的專家學者的思考，中國所進行的市場經濟改革，能不產生這樣的結果嗎？　　

我們看到，此前，黨和政府還沒有真正反思改革，盡管在實際問題面前不得不停下腳步，回過頭解決改革產生的問題，但是，仍然發誓“堅持改革不動搖”，堅持“不爭論”，還是想摸著石頭過河。　　

改革肯定要進行，但是，市場經濟改革這條河中還有石頭可以摸得著嗎？要過河，還是要先解決橋和船的問題，摸著石頭過河，誰知道這塊石頭前面不是深淵？不能再“不爭論”了，不在理論上搞清楚改革的方向、路線、道路，就可能越走離“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的目標越遠。　　

我十分看重今年黨中央的決議和總書記的兩次講話，認為抓住了根本。這根本就是：黨是什么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還是僅僅做“全民”的“執政黨”、“生產黨”？中國發展生產走什么道路，是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資本主義道路。這是治國的根本，總綱。　　

黨要治國，要能治好國，首先黨要擺正自己的位置。中國有句話說：“上梁不正下梁歪，中梁不正垮下來。”立黨不正，就是亡黨，共產黨亡了，它建立的新中國焉有不亡之理。所以，以黨治國，能不能治好國，或者說會不會亡國，第一是黨立身正。　　

任何生產都是勞動力與生產資料的結合，中國生產的特點，是生產資料少，勞動力非常多。在這種狀況下，發展生產力，可以有兩種方針，兩條道路。一種是自力更生，依靠勞動者的力量，獨立自主的發展生產力的方針。另一種是出賣物質資源和勞動力，靠引資發展生產的方針，顯然這不是無產階級國家所能獨立自主的。對于作為無產階級政黨來說、前一條是社會主義發展生產的正路。后一條走的是資本主義發展生產的邪路。在市場經濟的競爭中，共產黨是以己之短，比資產階級之長，用電視劇里的毛澤東說法是“叫花子與龍王爺比寶”。我們看到，美國這些年一直在控制中國，即使在今天美國發生金融危機時。所以，共產黨要治好國，需要走路正。久走邪路必闖鬼。　　

十七屆四中全會提出建設馬克思主義學習型政黨，要求“把學習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同研讀馬列著作、毛澤東著作結合起來，同認真總結黨的歷史經驗特別是改革開放的經驗結合起來”，是正確的。現在，距離那場動亂已經過了兩個時代，國內外又發生了那么多問題，關于不搞理論探討、不爭論的話，早已失去時效了，再不進行理論探討，那才真的“不但不利于穩定，還會誤事”，錯過平穩解決問題的時機。　　

我們應該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反思歷史，允許爭論。為了既能活躍思想，又能穩定局勢，我建議，可以組織不同思想學術派別的代表的研討會，爭論出一個結果來。所謂“結果”并不是這些派別會統一認識，這很難，而是領導者在不同觀點的爭論中，作出決斷。領導者的英明，不是他比其他人高明，而在于善斷，識人。　　

【注2】：“事情不是那么簡單，人家資本主義制度發展了幾百年，比社會主義制度成熟得多，但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走不通。中國的人口多，民族多，封建社會歷史長，地區發展不平衡，近代又被帝國主義弱肉強食，搞得民不聊生，實際上四分五裂。我們這樣的條件搞資本主義，只能是別人的附庸。帝國主義在能源、資金等許多方面都有優勢。美國對西歐資本主義國既合作又排擠，怎么可能讓落后的中國獨立發展，后來居上？過去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走不通，今天走資本主義道路，我看還是走不通。要走，我們就要犧牲勞動人民的根本利益，這就違背了共產黨的宗旨。國內的階級矛盾、民族矛盾都會激化，搞不好，還會被敵人利用。”（毛澤東1958年與中共湖南省委第一書記張平化的談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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