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黃春秋》和李銳吹捧的是資本主義的“文化”　　

《炎黃春秋》2010年第6期第一篇文章，“當今文化焦慮問題——對文化問題的幾點非學術思考”。作者是曾在1985年7月至1987年初，擔任過中央宣傳部長的朱厚澤。同時，第四篇文章還刊登了《炎黃春秋》顧問、反毛急先鋒李銳的文章：“深深懷念朱厚澤同志”。在吹捧朱的同時不忘吹噓自己。　　

讓我們看看這兩篇文章給我們透露出了一些什么樣的信息吧！關于朱厚澤的文章，《炎黃春秋》的副社長、責任編輯楊繼繩在文章“編者按”中給作者戴了許多耀眼的光環：“推進中國民主、科學事業的中堅英才”、“中國民主思想的重鎮”等等。可是這篇文章我看過兩遍之后，深深感到作者一點也不像是一個當過中國共產黨中央宣傳部長的人；而出現在眼前的倒像一個資產階級紳士、自由資本主義傳教士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在喋喋不休的形象。我這樣說是有以下根據的。　　

首先，他背離階級斗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學說，他不是馬克思主義者。朱厚澤這篇文章（以下簡稱朱文）通篇文章近萬言，從地域上講，涉及全球；從時空上講上下千年；從講文化到講文明，從講高端文明講到文化磨擦、利益碰撞；還有“全球化、知識化、民主化” 沖擊世界的“三大潮流”啦；“傳統農業經濟、現代工業經濟、當代知識經濟” 三大“經濟結構轉型”呀；“農耕文明、工業文明” 兩大“文明轉型”呀！就是不觸及階級、階級矛盾、階級斗爭這一實質和要害問題；只字不講剝削階級如何用文化和精神的欺騙為其剝削、壓迫服務；只字不講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用文化侵略、精神腐蝕為其奴役、壓迫、剝奪服務；就是不講意識形態等上層建筑為經濟基礎服務這一客觀規律。　　

其次，他反對社會主義改造，為私有制的滅亡嗚冤叫屈。新中國建國后，經過國民經濟恢復時期，進入了建設社會主義時期，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極大地解放了生產力，我國的經濟建設出現了躍進的形勢（用現在的話就是跨越式發展）。實現了我國歷史上由新民主主義社會向社會主義社會的偉大轉變；由落后的農業國向現代化工業國的轉變。而朱文是怎樣描述這兩個偉大轉變的呢？朱文說：“我國在面臨外來強勢文明進入的時候”，“在器物層面接受外來文明時，采取了國家主義的形勢：用國家壟斷資源，政府直接委派官員操辦；以國有制為形式，搞國家工業化。對民間力量限制、削弱、甚至企圖把它消滅。” 為私有制的滅亡嗚冤！　　

第三，他為帝國主義侵略張目，是十足的洋奴。現在鼓吹全球化的實質，就是全球資本主義化，這是資產階級侵略、壓迫、剝削、掠奪的策略。這是地球人都知道的常識。而朱文卻胡說什么有人說全球化就是“美國化”，我不能不問：為什么18、19世紀主要表現為“英國化”呢？還要問一問你中國不是在“八、九、十世紀” 也搞“中國化”、“或者叫‘漢化’、‘唐化’嗎！”請看朱厚澤的嘴臉，他是在為誰說話？他是不是在為資本主義、為國際壟斷帝國主義張目，他說鼓吹的文化、文明不正是剝削、壓迫、侵略和掠奪的真實內涵嗎！　　

第四，他主張北歐的民主社會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改良主義者。朱文回憶了中國的“現代文化焦慮”過程，從1840年西方“現代文化敲擊中國的大門開始”，“一直焦慮到五·四運動”，“最后走上了蘇聯道路”。朱文總結了20世紀出現的所謂“四大思潮及其實踐”：即法西斯主義，它給人類帶來了災難，被人們唾棄；前蘇聯為代表的社會主義，由于政治壟斷、經濟壟斷、思想壟斷，內部危機而解體；北歐的民社會主義，不僅“平穩漸進”而且還實現了歐盟；資本主義自身的完善，美國借助新的技術革命逐步上升，進入了持續的發展。朱厚澤是主張走美、歐的資本主義道路的。這說明他己經背叛了馬克思主義和共產黨，這是毫無異議的。　　

第五，他反對暴力革命，反對人民民主專政（即無產階級專政）。朱文說：“我思考，實際上是六大思潮”，“另外兩大思潮是指民族獨立運動中的兩條路線選擇：暴力革命的路子與和平漸進的路子”，朱厚澤是主張走那一條路呢？他說：“通過武裝斗爭把殖民者趕走的同時，還清除了殖民地帶來的文化。因此這些地方出現了文化的斷層”，“把它帶來的文化也消滅了，就是連洗澡水帶娃娃一起潑掉了”。朱厚澤是主張反對暴力革命路線的，主張和平過渡，主張“三寬”，即對待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剝削階級也要“寬容”、“寬厚”、“寬松”。他不僅否定了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而且否定了中國的民主革命、抗日民族戰爭、人民解放戰爭。清清楚楚地表明：他是在說我們把帝國主義、殖民主義文化都給消滅了，罪過啊罪過！現在特別需要他這樣的“中堅英才”、“思想重鎮”出來做救世主了？只可惜這一“英才”早逝、“重鎮”淪陷了！　　

現如今，《走向共和》、《色戒》等賣國汗奸文化受到了吹捧；戲說歷史、謊誕不經，低級庸俗不堪、宣揚資產階級的超階級人性論、人權、博愛、民主、自由、極端個人主義、享樂主義、自由主義的反動墮落文化受到寬容；戲謔莊嚴、貶損崇高、褒揚庸俗、膨脹自我、惡搞正義、榮辱顛倒、信仰喪失、是非混淆、價值扭曲、玩世不恭、虛無主義、思想墮落的黃色惡搞文化叢生；貪官污吏、索賄受賄、買官賣官、收紅包拿回扣不認為是大恥大辱，反認為是有能力、有辦法；“被查處受苦一陣子，享受一輩子” 的損公肥私貪腐文化成風。在私有化和反動腐朽思想影響下，從影視到各種文藝形式，對黑社會勢力的表演、報道、宣示越來越多而廣的黑惡勢力文化蔓延滋長。這些都不是朱厚澤的焦慮！他是那一家的“中堅英才”、“思想重鎮”，這還不清楚嗎！　　

現在再來說說李銳的文章。要說我對朱厚澤也好，對李銳也罷，都未曾有什么接觸，也并無個人恩冤，我只是根據他們的文章，就事論事罷了。李銳對朱厚澤的“三寬”，倍加稱贊。事情總是有其兩面性。我看過朱文和李銳的文章，我認為如果就人民內部而言，“三寬”、“四寬”都無何不可。但是，對于死不改悔的階級敵人、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者決不可，“一寬”也要不得。朱厚澤在1985年7月擔任中宣部長后，那時在否定繼續革命的理論、否定文化大革命、制造出毛澤東晚年錯誤、傷痕文學盛行、右傾翻案之風猖狂、資本主義自由化思潮泛濫時，還責怪不夠寬容、不夠寬厚、不夠寬松，還嫌自由化的太慢；還嫌演變的步子太小；還埋怨復辟的膽子不大。結果走向了反面，被當作“替罪羊”，同其后臺一起被罷了官。　　

《炎黃春秋》和李銳之所以吹捧朱厚澤，主要是為了推銷民主社會主義。他們是反毛、反共、反社會主義志同道合的“同志”！他們是修正馬列主義的民主社會主義者；是共產黨的叛徒！　　

李銳在鼓吹朱厚澤時，一時一刻也沒有忘記吹噓他自己。在這篇一千多字的短文中，李銳吹自己的地方就有7處之多。例如：　　

一是李銳“在厚澤入醫院時曾多次和老伴去看望”，“一起照相”，還一起表白“無愧于人民和國家，也無愧于這個黨”（他竟能說得出口！）朱去世的第二天送去了“懷念絕句”，并掛在他的遺像旁邊。多么親密，多么夠交情！　　

二是李銳說：（任電力工業部部長助理時，）“1956年《人民日報》約我寫社論”，當時許多負責人都是文化低的老干部。唯有我李某人文化高，且為人民日報寫社論，可不是一般寫稿子啊！　　

三是李銳說（任青年干部局長時）：“1982年下半年，我曾請耀幫同志到這個班（朱所在的中央黨校青年干部班）講過兩次話”，胡耀邦是何許人，我說請即能請到，而且還不是一次呀！　　

四是李銳說：“我是一直關心宣傳工作的。胡喬木和鄧立群長期掌管意識形態，影響改革開放，很是不安的。于是向耀邦推薦厚澤擔任中宣部長”，“1985年7月厚澤到中宣部上任”。厚澤是我李某人認識并推薦的。胡耀邦是聽信我的。這完全是一種黨和國家領導人的口氣，那像一個副部級干部！　　

     五是李銳說：“耀邦被迫辭職，在中宣部只工作一年半的厚澤也隨著下臺。后來我給江澤民寫過一封信，請他重視朱厚澤的才能，繼續任職”。看！我同江澤民也有聯系，你們知道嗎？　　

     六是李銳說：“都不在位了（指李銳和朱厚澤），我們的來往、交談就更多了，‘關懷莫過朝中事’，尤其關心何時憲政大開張”。似乎他是關心國家憲政大事的。這是一種自我吹噓，李銳關心、鼓吹、推銷的是民主社會主義，實質上的資本主義，他什么時候關心過工人下崗、農民失地、道德敗壞，男盜女娼；他只會把改后出現的貧富懸殊、兩極分化、官員腐敗……都推到改革不徹底、不到位這些似是而非的原因；或者是攻擊和污蔑毛主席、共產黨、社會主義！　　

     七是李銳說：“1997年老中青三代朋友幾十人為我祝八十壽辰時，大家都講話，厚澤講的尤具理論意義……” 其中還盜用了魯迅的話，“救救孩子”，其實魯迅是反對對敵人寬容、寬厚、寬松的。誰不知道魯迅是主張痛打“落水狗”的！李銳說朱講完后，全場熱烈鼓掌，似乎李銳也受到了稱贊、感到了光彩。　　

     朱厚澤的“文化焦慮”只能是腐朽資本主義的衰敗、沒落的哀鳴；李銳的吹噓也只是這種衰敗、沒落的共鳴。沉船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唯獨共產主義的思想體系和科學社會主義的社會制度，將以排山倒海之勢，雷霆萬鈞之力，磅礴于全世界，而永葆其美妙之青春！                      岳求珍  2010.6.8. 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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