強調治無論是什么治都不如強調路線

一些所謂的法治和人治之爭，著眼點都在“治”這個字上，就是說，尋找一些方法，便得社會穩定，這個課題重要不重要呢？當然也重要，但并不應當作為終極目標。

意思是說，如果我們果然找到了一種治的辦法，不管是人治還是法治或者什么治，然后就這么治下去了，月復一月，年復一年，這么治啊治啊，就算是官員廉潔，就算是社會穩定，然后就是治啊治啊永遠地治，這樣就叫好么？這就是我們的最終目標么？

如果是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當然是強調治的，為什么強調治？因為他們并沒有其它目標，他們的目標就是上帝，他們就是要讓資本主義的統治千千年萬萬年，一種永恒不變的思想。

如果是用在中國的古代，那也是一種值得研究的課題，因為歷代皇帝都在考慮怎樣長期地統治，千秋萬代地統治下去，永遠地不變。例如清朝，就希望自己這個朝代能夠持續到永遠，萬萬年。

那么，在沒有帝國主義入侵的情況下，如果我國的清朝統治果然找到了一種全新的統治辦法，果然能夠做到官員廉潔，能夠萬萬年統治下去，這是理想的么？還是反動的？在我看來，它就是反動的，因為社會不前進了，凝固了，成了化石了。

尤其是，我國現在是由中國共產黨領導，而中國共產黨的黨綱中，有一個終極目標，就是要在很遠的未來，在全人類，而不是只在中國，實現共產主義社會這個遠大目標。這個目標的實現，根據毛澤東的觀點也起碼需要一萬年以上。但是，既然是有這個目標，那就必須朝著這個目標運動，哪怕運動的長度很小。

比如萬里長征，結果一個人一天只走了五十里路，看上去百分之零點五，很小不是？但是要有耐心，要一步一步地真的在走著。而不是聲稱要萬里長征，但是其實確實在原地踏步。

因此，中國共產黨有長遠目標也有短期目標，不應當將長遠目標作為短期目標，認為現在或者幾十之內實現共產主義社會，但是，也不應當目光短淺地就在實際上不朝著長遠目標前進。因此，既然是前進，當然是路線更為重要。就是說，從A點到C點要先經過B點，那么怎樣先到達B點？這要有各種技術手段。

因此，當中國共產黨率領全國人民進行新的長征的時候，就要有路線，而且在路線的實現過程中，要讓人民看到路線實現的結果，要能夠看到許多新的好看的風景。當我們是沿著路線前進的時候，有許多事物成為舊事物在我們的眼前消失，而有許多新的風景在我們的眼前出現。這樣的人生是積極的，幸福的，有趣的，因為總有新鮮玩意可看。

如果不考慮前進，不考慮前面的目標，路線，而是讓大家都坐下，都老實呆著，看不到任何新的風景，看不到任何前景，就是那么樣的被“治”住了，則人類這種生物也會感到厭煩的，無趣的。

當然，我們在前進的過程中，在實現路線的過程中，有可能需要某種暫時的，暫態的“治”，但是永遠記住它的臨時性，不要搞成永久性，應當相信所有這些都會過時的，到了共產主義社會的時候許多現在的“治”法都是消失了的。

即使是現在，隨著生產力的發展，有許多法律也都在過時和消失。因此法律就不是什么神圣的，它不過就是一種政策，一種策略。它當然是重要的，因為毛澤東說過：“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既然是生命當然重要，但是并不是說保住“命”一切萬事大吉，而是要在有“命”的條件下沿著路線前進，到達一個又一個的新目標，所有這些新目標讓全國人民看上去都要覺得有趣，有意思，而不是悲慘。例如，在十幾年前BB機流行的時候有BB臺和BB機的有關法律，這樣的法律現在已經消失，因為BB臺消失了。而現在則有有關計算機和互聯網的法律和管理，這些管理也將隨著技術的進步而修改，甚至大改。

因此，也不能夠把我們沿著路線前進叫做人治，不過就是要前進，要讓人民看到前進的效果，在前進中要想許多辦法，要有智慧，這些辦法和智慧，法律書上都是沒有的，人要想辦法，人一想辦法就成了人治？就要指責？法律至高無上？這是扯淡。共產主義遠大理想才至高無上，法律都是臨時的。

正因為如此，雖然我們有可能走過錯誤的路線，但是，要沿著路線前進，這一點是重要的，除非共產黨宣布放棄共產主義遠大理想，不叫共產黨。因此，“路線是個綱，綱舉目張”這句話是正確的。不在于這句話是不是毛澤東說的，而在于它是正確的。

因此，對干部的約束，法律是一種，但更重要的是目標，你的這一任目標是什么？而且盡量是從來沒有過的目標，是新的更好的目標，完不成目標者，就必須下臺，就必須檢討新目標的合理性，可實現性，就要設立現實的可行的目標繼續前進。目標的約束才是最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