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說到文人，不妨介紹一個：邋遢道人兄的爺爺楊勉齋先生

 文人既非全都像秦檜、張邦昌、周佛海、胡蘭成、張賢亮、柯云路等人一樣無行，也非全都像灑家和強國論壇的思聞、的家、自然向前、草橋關民、細雨踏歌、方天佑、瘋僧、孫友東、喜自由等知名網友一樣無行。這是必須承認的事實。邋遢道人兄的爺爺楊勉齋先生，就是一位不僅“有行”，而且非常值得人們肅然起敬的文人。
 楊勉齋先生生于1886年，卒于1912年，雖然在世只有短短27年，但他的生命卻象曇花一樣，在短暫的時光中，放出了璀璨奪目的光彩。灑家認為，就算是流星，他老人家也是一顆異常明亮、不同尋常的流星，撕破了黑暗的天幕，放射出了燦爛的光華。
 稍有文史知識的人都知道，河圖洛書的傳說乃中華文明的起點象征之一。楊勉齋先生就出生于河洛之交的那片沃土。
 5歲，勉齋先生開始接受啟蒙教育，10歲即能自學。自學時經常手不釋卷，母親心疼，曾強奪其書，令其休息。12歲曾擬因勢制宜、加強邊防、應付外寇文案。山河破碎，令他難過異常，立志學有所成，救民水火。為努力學習，他且讀且思，無暇與一般孩子游戲打鬧。有人笑他呆傻，他說，做大學問，辦大事，就要這樣。
 由于學問扎實、見識超群，勉齋先生17-19歲連年參加考試，每試皆中，三年間順利由秀才、舉人而成進士。按照當時的風俗，一旦有人得了功名，就應當設宴受賀。但勉齋先生認為，國危民貧，“前途何堪設想？乃以此區區者矜為莫大榮幸，不幾于燕巢焚幕而以為安乎？！”（戈多意譯：國家處于危機存亡之秋，人民處于饑寒交迫之中，“一想起前途，怎不讓人感到手足無措？如果以當秀才、中舉人、得進士這樣的小成功作為一種莫大的榮耀，難道不正如鳥巢著火卻仍然看不到危險嗎？”）堅決不開賀，不送報單。
 在天津，他看到租界內洋人橫行霸道、國人卑賤如犬，心如刀狡，給朋友寫信說，中國如不警醒圖強，“數年之后，將如印度之街衢云連，邸宅如鱗，居其中者，盡紫髯碧眼兒曹，而黃帝子孫或為階下囚，或為溝中瘠，已兆于今日之租界矣。”（戈多意譯：中國人如不發憤圖強，“不久之后，將很快變得像印度一樣，城市雖然規模龐大、街巷四通八達，房屋象魚鱗一樣稠密，但只有黃頭發藍眼睛的外國人能夠居住其中，中國人自己卻要么淪為階下囚，要么像溝里的泥土一樣低賤。這一切，從今天租界的的情形就已經能夠看到征兆了。”）見識如此超前，就算是今天，又有幾人呢？
 1907年，21歲的勉齋先生授法部主事職務。既然為官，他本想聯絡政界，共事改革。但為官幾個月，耳聞目睹清政府的昏庸腐敗，逐漸對官場感到絕望，于是毅然辭官返鄉，專心致力于教育、自治等社會事業。
 1910年，南方數省派代表到北京強烈要求召開國會。勉齋先生奔走呼號北方各省響應，但應者寥寥。于是，他親自率領人馬到巡撫衙門請愿。在省交涉局與某英國公司私訂賣國合約后，勉齋先生親自奔赴北京，向外務部力請廢約。為普及教育和試辦義務教育，勉齋先生與一幫同志再赴北京，但終無結果。
 種種坎坷使勉齋先生認識到，依賴清政府絕不可能救亡圖存。他悲憤地說：“官吏除升官發財以外無他思想，學生除獎勵出身以外無他言語”（戈多意譯：“當官的除了升官發財之外沒有任何別的想法，青年學生除了想考取功名、改變身分外沒有任何別的理想”），不但找不到為國家、百姓命運擔憂的人，就連學術上的探討也極為少見，“亡國人之形狀，無一不備”（戈多意譯：“導致亡國滅種的各種不祥之兆，沒有一條不曾具備”），“依賴政府之惡根性根深蒂固，牢不可破，是真亡國之絕好材料，而斷送吾人生命之惟一藥品也”（戈多意譯：國民“片面把一切希望寄托在政府身上的劣根性根深蒂固、牢不可破。對列強來說，這樣的國民，真是亡其國、滅其種的好幫手；而對國家民族來說，也是把人民推上不歸之路的一劑‘好藥材’”）。
 勉齋先生早在100年前，就發現了這樣一種現象：一些人“利國家公權以為市，或阿附行政，不敢為社會伸正義，犧牲公益而私之肥。種種學識，適以藉寇兵而赍盜糧。”譯成白話，大意就是：一些人“要么把國家的公權力當作商品出售；要么趨附權勢，不敢為社會伸張正義，犧牲大眾利益謀取私利。他們甚至會‘巧妙地’運用各種知識，借抵御外敵的機會大肆侵吞國家的錢、糧。”看，這是不是勉齋先生在那個時候就為今天的某些人描摩的畫像？這樣的畫像，如此精準，真的令人嘆為觀止。
 對國家亂象根源的產生，勉齋先生是這樣分析的：國家之所以衰弱、人民之所以窮困，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大半知識分子“為我學說盤踞腦蒂。以閉戶自潔為圣賢，以不拔一毛為明哲。與之言國事，輒鉗口結舌掩耳卻走不欲聞。犧牲團體利益以快其私之事，皆優為之”，“有金錢思想而無國家思想，有翎頂觀念而無社會觀念”，“來京求官職者如蟻如鯽，大有在坑滿坑，在谷滿谷之勢，……續來者又滔滔汩汩不止。神州大地，真成官世界矣。”久留京師，“如夜行墟墓中，任眾鬼啾啾，擾予靈臺也。”大意是：廣大知識分子之自私自利已病入膏肓。一些人把兩耳不聞窗外事當作崇高，把不損失一點個人利益當作智慧。跟他談論國家大事，要么不發一言，要么捂著耳朵逃跑不聽。更有甚者，不管是否損害大眾利益，只要能夠中飽私囊，一定先辦快辦。廣大知識分子只謀個人金錢，不謀國家強盛；只想升官發財卻不講為社會辦事，到北京求取官職的人像螞蟻那么多、像鯽魚那樣稠，他們走到坑里會把坑填滿，他們走到山谷就把山谷填滿，前赴后繼，不絕如縷，如江似河，中國大地，真正變成了官僚世界。呆在京城，就好像夜晚走在墳地，只聽大鬼小鬼嘈雜吵嚷，讓人耳根不清、頭腦發脹。
 聽著這樣的言論，當然知道勉齋先生是在為他那個時代的黑暗而痛苦絕望。但是，這些話語，如果拿到今天來用，是否同樣貼切呢？著名的腐敗鐵三角，不正是這樣嗎？！
 終于，對清政府完全絕望的勉齋先生，再也不對清政府的改革、改良抱任何希望，逐步走上了流血斗爭的武裝革命之路。
 為了培養和聚集革命力量，勉齋先生等人在開封辦起了中州公學。1908年，同盟會河南分部就設在中州公學，會員迅速達到200余人。這一時期，勉齋先生每天聞雞而起，率師生到郊野做體操和軍事訓練；借辦林場為名，在太行山潛筑山寨，招納豪俠，集資到口外購買名馬，積極準備革命武力。
 在與清政府的武裝斗爭中，勉齋先生既是參與組織者，又是聯絡官、鼓動家。特別是在豫西對決中，勉齋先生多次在深夜單騎出入山谷間。在崤西戰斗中，勉齋先生親自上陣，竭力奮戰，激戰三天三夜，先后攻克了靈寶、陜州，并繳獲了大批武器。此后，直至南北議和、清帝退位，勉齋先生一直是豫、陜等地武裝斗爭的主將之一。
 1912年，勉齋先生被選為河南省臨時議會議長。他說，“破壞雖終，建設方始，我輩一息尚存，前途茫茫，尚不得不竭盡綿力耳。”（戈多意譯：“清政府的破壞雖然暫時終結，但各方面的建設卻剛剛開始，結果怎么樣還不得而知。所以，決不能不竭盡自己的微薄力量、全身心地投入建設工作。”）他這樣動員議會同志，更身體力行，稍無歇息。1912年夏，由于日夜操勞，積勞成疾，勉齋先生于6月18日在開封病逝。病危之中，聯想到某些令人痛心的社會現實，他仍然不能放心心國家的前途命運，伏枕寫下了如此悲憤滿腔的話語：“吾儕日耽安逸，處處自戕，不早自勵，亡無日矣。”（戈多意譯：“我們中的多數人整天安心于享樂，時時處處不知自尊自強，卻自已殘害自己〔意近玩物喪志、害人害己〕。如果不及時悔悟自警自強，離滅亡的日子真的已經不遠了。”）
 勉齋先生畢生矢志不渝為國家民族命運操心勞力，創造了一般人難以企及的生命奇跡。一方面是因為他能夠腳踏實地，勇于實踐，另一方面也因為他具有九死不悔的堅定意志。他曾經這樣說道：“聞有人談及事情難辦及諸事不可為者，輒大不懌，以為吾輩定一方針，當竭畢生精力以赴之，非至能力滅盡，殘喘垂息，終無變遷。”“不為圣賢，便為禽獸，安有以圣賢之難為而甘于自儕于禽獸者哉！”（戈多意譯：“每當聽到有人有畏難情緒，說辦事太難不可能成功時，總是感到心情特別不爽快。既然我們定下了某種目標，自然應當竭盡畢生精力去爭取實現。如果不到毫無一點點能力的時候，只要一息尚存，堅定的信念就不應改變。”“為人在世，能夠成為圣賢而不努力，就跟禽獸沒有區別。人，怎么能夠不奮發向上而甘愿淪為禽獸呢？”）
 ——聯想到今天的袞袞諸公和所謂的知識精英，不禁想問一聲：你們，與勉齋先生筆下的禽獸何異？！
 勉齋先生把事業看得比天大，卻視錢財如糞土。在任中州公學監督（相當于校長）的時候，他不僅不從學校拿一分錢，反而還從自己家中拿錢接濟公學開支。有一段時間，他的家人住在離公學不遠的小巷中，窮得到了斷炊的地步，他仍然不允許從公學拿一分錢回家。
 但凡真正的革命者，既有對國家民族的憂思，也必然有大無畏的樂觀精神。對于個人安危和個人利益，他的態度十分曠達，“除死無大難，到乞不再貧”，是他廣為傳誦的名言。意思是說，人生，除了犧牲生命，哪里還有什么可以被稱為“大難”？就算是窮得當了乞丐，也不值得自艾自憐于生活的貧困。至此，禁不住想起了方志敏烈士的名言：“清貧，潔白樸素的生活，正是我們革命者能夠戰勝許多困難的地方！”是的，勉齋先生雖然不是一個共產黨員，但他的崇高品格、獻身精神，卻與那些真正的共產黨人一樣，光輝燦爛，永照千秋。
 勉齋先生永垂不朽！
 附記：本文參考《楊勉齋先生紀念文集》（河南大學出版社2006年11月版）等相關資料寫成。
 22/03/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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