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者按：網絡文章《中國否定文革是東西方對立的根本原因》并非姚蒙所寫，而是對環球時報姚蒙文章《法國人尖銳說中國》一文的解讀。該文中有些說法顯然是不符合事實的。文革及“68年運動”是以隱性或者說曲折地方式影響著中國與世界。

東西方對立的根本原因

張宏良

按語：此前我們一直在講，20世紀六十年代爆發的文化大革命，是中華民族對人類政治文明最偉大的貢獻，是超越四大發明的最偉大的歷史發明。人類現代政治文明所有的優秀成果，特別是制度性優秀成果，無一不是20世紀六十年代以后發展形成的，只要把六十年代前后的世界政治做一個簡單比較，就會明顯看到這一點。只可惜，看到并承認這一點的是外國人，而包括一些左派在內的許多中國人，就如同目前把自己血汗創造的2萬億美元財富白白送給美國人一樣，仍然堅持把中華民族創造的這一偉大政治文明的發明權白白送給西方人。記得當初改革教發表《河殤》，鋪天蓋地宣傳中華文明是劣等文明、中華民族是劣等民族的時候，我們就曾經慨嘆：按照這個邏輯發展下去，早晚有一天，我們會跟著德國人學習《易經》，跟著法國人學習《道德經》，跟著美國人學習毛澤東。沒想到一語成偈，中國的文化大革命真的開始在美國開花結果，美國的共同訴訟制度就是成功移植中國文革的一個典型。

環顧當今世界就會發現，如同姚文所言，西方國家指責中國的所有違背現代政治文明的地方，無一不是被中國人自己認定為是文化大革命罪惡的地方。美國歷史上影響最大的國務卿基辛格就說過：毛澤東時代的中美關系，中國在人權等方面處于攻勢，美國處于守勢；后來倒了過來，中國變成了守勢，美國變成了攻勢。為什么？就是因為毛澤東時代中國在人權等問題上領先于美國。不僅領先于美國，甚至領先于世界，成為世界政治文明的中心。正是因為有了中國這個世界政治文明中心，才有了美國黑人抗暴運動，才有了法國五月風暴，才有了拉丁美洲的人民解放運動，才有了非洲的民族獨立和民族解放運動。因為當時只有中國在告訴世界：有色人種的民族獨立和民族解放同樣是完全可行的；勞動人民的當家作主已經不再屬于宗教夢想。在人類歷史上，中國文化大革命第一次對自由、民主、人權等概念進行了階級過濾和歷史還原，使這些政治概念第一次具有了文明含義。從那時起人們才知道，所謂自由，不再是少數人對多數人的剝削自由、壓迫自由，少數國家對多數國家的掠奪自由、屠殺自由；所謂民主，也不再是把廣大勞動人民排除在外的精英集團內部的分配規則，不再僅僅是政治精英、經濟精英和文化精英之間的一種丟手絹游戲；所謂人權，更不再只是極少數“人上人”的權利，而是包括每個勞動者在內的所有人民的權利。全世界所有人都看到了一個基本事實：在中國，并且只是在中國，不僅官人、富人、文化人的妻女享有基本人權保護，社會每一個勞動者的妻女都享有基本人權的保護。整個中國大地沒有一個妓女，更不會出現“鄧玉嬌案”。那時，如果有人說巴東出現了一個鄧玉嬌，恐怕比說巴東出現了一個外星人還要更加讓人難以相信。所以，當時中國的政治文明，才會成為全世界勞動人民心目中的圣地麥加。

雖然西方國家仍然有人在妖魔化文革、妖魔化毛澤東，但是仔細看一下就會發現，那些妖魔化文革、妖魔化毛澤東的西方人，所依據的歷史謊言恰恰是來自于中國的漢奸。美國前總統小布什就是典型，小布什聲稱他十分仇恨毛澤東、仇恨中國的文化大革命，并且這種仇恨基本來自于他閱讀的有關文化大革命和毛澤東的一、二本書籍，這一、二本書籍恰恰是由中國的漢奸學者撰寫的。而中國的漢奸和右派對文化大革命和毛澤東的妖魔化描述，其創作原型完全來自于他們自己的生活、他們自己的心理和他們自己的道德品質；他們自己有多么邪惡，就描述文革有多么邪惡；他們自己有多么骯臟，就描述文革有多么骯臟。再加上不斷制造大量歷史謠言，很容易產生欺騙作用。右派妖魔化文革最常引用的那個張志新案件，就偽造歷史的典型案例，根據一些同志所做調查，所謂張志新案件如同其它案件一樣，完全是有預謀有組織的偽造，目前包括偽造者在內的各個方面的證據，都已搜齊并經過了反復核實。整個偽造過程很快就會大白于天下。正是文革后政治生活中大規模的歷史造假行為，才造成了后來經濟生活中大規模的偽劣假冒現象。中國右派精英妖魔化文革采取的是掛萬漏一戰略，就是制造一百個一千個一萬個謠言，即使洗請了九千九百九十九個，其中總還會有一個能起到欺騙作用。而只要能有這一個，他們就算是達到了目的。凡是了解中國七十年代的人都知道，中國開辦的第一家大公司就是謠言公司，包括當時的中學生都知道那家謠言公司的著名商標和后臺老板。雖然謠言公司在后來摧毀政敵的斗爭中起到了巨大作用，但是，謠言和造假對中國道德資源和文化資源的破壞是毀滅性的，摧毀了絕大多數人對真善美的信仰，摧毀了絕大多數人對人的基本信任。從此，歷史事實和歷史謊言之間再也沒有了清晰界限。我經常對學生講，關于文革，不要再去分清哪是事實，哪是謊言，對于年輕人來講，那樣做完全是白費力氣。中國右派精英們在文革上的謊言，比地球本身還要厚重，任何人都沒有能力打掃干凈。要想辨別文革好壞，只需采用一個最簡單的辦法就可以：看一下那些貪官污吏，那些權貴富豪，那些流氓惡霸，那些買辦漢奸，那些陳良宇，那些鄧貴大，總之，所有那些壞人，看一下他們是贊成文革，還是反對文革？然后做一個相反的選擇，就一定能夠得出準確無誤的正確結論。

我們一直在講，21世紀人類社會最偉大的歷史事件，就是大眾時代取代精英時代。這個大眾時代的基本政治模式，就是中國的文革。有個美國教授說得好，他說，中國文革的悲劇就在于搞亂了，始終處于運動狀態，沒有制度化和法制化。現在美國所做的有些東西，就是在把中國文革的理念，加以制度化和法制化。可見，目前西方人正在由理性走向文革，中國人正在由感性走向文革。

）

附文1：

中國否定文革是東西方對立的根本原因

2008年7月22日《環球時報》發表姚蒙的署名文章，認為中國否定文革是今天東西方對立的根本原因。

姚蒙在《聽法國人尖銳說中國》的文章中說：“法國人對中國事務的分析、判斷一般都離不開人權、民主選舉、新聞自由、國家控制的嚴密與否、民族自決等西方觀念。”令人震驚的是，西方主流的這些觀點，不是出自西方，完全是出自東方的毛澤東思想，也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大民主思想！

文章說：“貝爾納是一位參加過法國1968年學生運動的老教師，他對筆者說，1968年學生運動要求社會公正、全面改革政治體制、給人們更多的自由。”這幾乎代表了現在西方主流社會意識形態的觀點，從美國總統克林頓到黑人民權領袖馬丁·路德金都一致認為，他們爭取民權平等的思想，都來自于1968年的文革思想。

文章接著說：“當時他們都學習《毛主席語錄》，認為中國是理想社會。”也就是說當中國人認為文革是動亂的時候，西方青年和主流一直都認為文革大民主所倡導的社會，是人類歷史上最理想的社會。“中國發生文化大革命后，巨大的失落感使很多人轉而嚴厲抨擊中國。”也就是說文革后，中國否定文革的態度，徹底激怒了西方主流，他們幾乎同聲譴責中國對文革的否定。

文章說：“現在的左翼黨派成員很多是‘68年運動’的主力，他們在政界和傳媒中有很大影響，所以現在主流媒體在中國問題上才會出現這么強的意識形態傾向。”這就出現了一種很有意思的現象，當中國的主流精英在痛罵文革，要對文革進行徹底清算時，西方主流社會正在為捍衛文革的理想進行總動員，他們對中國背離文革的所有行為都保持了極強的抵觸情緒。“這些法國人陷入‘單向度思維’邏輯的陷阱。頗難理解中國當代的發展和進步。”法國如此，在其他西方國家也同樣如此。西方妖魔化中國，使用的是中國本土的毛澤東的民主思想作為標準。也就是說：西方國家判斷這個國家是否符合他們的價值觀，是以毛澤東的民主思想作為基礎的。

行文至此，我們發現，毛澤東思想的宏大構想和徹底的民主精神，已經深深扎根于一切追求公平、自由、民主的全世界人民心中，指導著過去、今天、將來一切愛好和平正義的人民為爭取人權和平等，在不同膚色、不同信仰、不同國家中發揮勝利作用。

附文2：

法國人尖銳說中國：民眾存可笑誤解政客挑批評風潮

http://www.huanqiu.com 來源：環球時報 2008-07-23

　　姚  蒙

　　似乎是從去年夏天法國總統大選的那一刻開始，法國政客和媒體對中國發出的刺耳聲音多了起來，有人開始喊“抵制北京奧運”。直到離北京奧運會開幕還有半個多月的時候，對中國“不能客氣”的尖銳論調仍然在法國大有市場。筆者在法國生活、工作了二十多年，對于法國人到底如何看中國這樣的問題，竟然很難用一句話來回答。因為在法國這個老牌發達國家、文化昌明之地竟然還有那么多人對中國毫無所知，甚至歪曲。一些法國政客正把抨擊中國當作一種時髦，而更多的法國民眾深受媒體與教科書的誤導。在法國，現在泛濫的是對中國的偏見，缺少的是正視中國的戰略眼光。

　　法國初中課本只有兩頁說中國

　　近日，一位在法國大型金屬企業工作的中國朋友給筆者講了個親身經歷的事情，他說：“我們企業來了位新管理人員，他剛從法國某所培養精英的高等院校畢業。有一天，在一起吃飯的時候，他很正經地問我，現在中國還有吃人肉的嗎？我當時已是目瞪口呆，好在旁邊一位經常去中國出差的法國高級經理開玩笑說，‘當然啦，而且尤其喜歡吃白人的肉，你要小心啦’。這個腦子里有如此怪問題的年輕人才知道自己說了傻話，面紅耳赤。”

　　筆者參加過一次討論巴黎某區政府工作方案的會議，會后一位在區政府工作的法國公職人員問道：“在中國，如果你們這么發表自己的看法會不會坐牢？”一位在巴黎某超市打工的中國留學生告訴筆者，超市的部門經理曾問他：“中國沒有這樣的超市吧？你們買食品是不是還要憑配給票？”還有高等商校的法國學生問中國同學：“中國現在是不是電腦很少，還把算盤當成基本計算工具？”在中國留學生反對“藏獨”、支持奧運圣火傳遞的集會上，居然有一些法國人責問我們的留學生：“中國為什么要占領西藏這個獨立國家？”

　　不夸張地說，如果筆者問10個法國人，可能會有超過一半的人對中國的了解是錯誤的。有些法國人對中國的了解僅局限于中餐好吃、中國字難認、中國瓷器年代久遠、中國人口眾多等等。正如法國前總統希拉克的養女、越南裔的英瑤所說：“說到底，法國人就是因為不了解中國或對中國一知半解，才容易被媒體所影響。”

　　讓人遺憾的是，帶著嚴重歐洲中心論傾向的法國教科書仍在誤導著法國年輕人。歷史學家皮埃爾•米蓋爾編的初中歷史課復習手冊一共575頁，講歐洲歷史的部分可以細到中世紀人們吃什么、穿什么，但講到中國時竟然只有區區2頁。中國古代、近代歷史根本沒有，只是從二戰結束、東西方冷戰開始，中國才突然冒了出來，而且被打上了“共產黨專制國家”的標簽。就這短短2頁概括了新中國從建國直到改革開放的今天，叫人怎么理解中國？這些學生成年之后，能輕易消除對中國的偏見嗎？

　　近期，法國在報道“西藏問題”時幾乎出現了“一面倒”的情況。4月底一期的法國《快訊》雜志把“西藏的斗爭”做為封面主題，指責中國“在滅殺西藏文化，用自己的經濟發展思路改造西藏，用鐵路等方式來加速漢化”。不明真相的法國人讀了這樣的文章，不對中國有惡意才怪。“記者無疆界”組織等非政府組織也利用各種機會進行反華宣傳。這些論調自然會干擾法國總統薩科齊等政界要人。

抨擊中國漸成時髦

　　伴隨冷戰結束的是中國在國際舞臺上的崛起和經濟實力的上升，這讓中國逐漸成為西方的靶子。挑起法國政客最新一輪尖銳說中國的是在2007年法國總統大選時敗北的社會黨候選人羅亞爾。羅亞爾在競選時期就打出了“中國牌”，聲稱抵制北京奧運，指責中國的人權狀況和在達爾富爾問題上“站在種族屠殺的蘇丹政府一邊”。盡管在法國政界也有反對羅亞爾言論的人，但經她這么一嚷嚷，針對中國的批評聲就此起彼伏。

　　在尖銳議論中國的法國學者中，還有專門研究中國、特別是研究當代中國的學者，如瑪麗•奧爾茲曼、克魯德—B•勒凡松、讓—呂克•多梅納克等。他們的側重點各有不同，奧爾茲曼集中在人權問題和政治體制上，勒凡松主要在“西藏問題”上強烈反對中國政府、支持達賴，多梅納克是從整體上分析中國的走勢和危機。奧爾茲曼最近在法國《新觀察家》雜志上寫文章說，“中國的經濟發展反而強化了政權的專制性”，“中國是用發展生存權來犧牲人權”。

　　在對待中國的態度上，法國政界和傳媒界一些人具有很明顯的意識形態傾向。薩科齊7月9日決定出席北京奧運會開幕式后，歐洲議會綠黨黨團兩主席之一、出了名的左翼激進人士科恩－本迪隨即揶揄薩科齊說，祝他和中國領導人用筷子吃飯、參加開幕式時有個好胃口。科恩－本迪甚至說“出席北京奧運會開幕式的決定是羞恥的、可憐的”。法國《觀點》雜志在薩科齊拿定主意前曾妄加議論說，中國官員正處于一個殘酷的兩難境地，一方面他們不想討好下個月將會見達賴的薩科齊，另一方面他們又擔心，在奧運開幕式的這一天，如果法國總統像默克爾那樣，實施“空座”政策的話，奧運貴賓席將很有可能空無一人。而實際上，據外電報道，將出席開幕式的各國元首已經超過80位。

　　“變小的法國”害怕中國？

　　法國人對中國事務的分析、判斷一般都離不開人權、民主選舉、新聞自由、國家控制的嚴密與否、民族自決等西方觀念。貝爾納是一位參加過法國1968年學生運動的老教師，他對筆者說，1968年學生運動要求社會公正、全面改革政治體制、給人們更多的自由。當時他們都學習《毛澤東語錄》，認為中國是理想社會。中國發生文化大革命后，巨大的失落感使很多人轉而嚴厲抨擊中國。現在的左翼黨派成員很多是“68年運動”的主力，他們在政界和傳媒中有很大影響，所以現在主流媒體在中國問題上才會出現這么強的意識形態傾向。這些法國人陷入“單向度思維”邏輯的陷阱，頗難理解中國當代的發展和進步。一些有見識的法國人已經意識到了這樣的問題。法國議員梅朗雄最近在法國電視三臺的一次辯論節目中對指責中國的法國人說：“你不了解中國和西藏的真相，是你自己有偏見。這個偏見，就是西方人單向、排他性價值觀所造成的。”但遺憾的是，目前這種聲音還不是主流。

　　法國《新觀察家》雜志今年4月還以“中國為何讓人害怕”為題，列舉中國“十大威脅”，西方意識形態依然是評判的標準。今天的法國人的世界正在變小，在非殖民化后，不要說法國，連整個西歐的面積和人口都無法與中國、俄羅斯和美國相比。心理日趨保守的法國民眾，時刻關心自己的生活水準是否會下降，既得利益、社會優勢是否會喪失。正因如此，不少法國普通百姓會有這種典型的反應：過去中國落后，他們表示同情關心；今天中國發展快了，他們就擔心憂慮，因此“中國產品沖擊西歐和法國市場、中國勞動力便宜使法國企業外遷、中國不尊重知識產權”這樣的擔憂就會經常掛在嘴邊。

　　法國地域政治學家、中國問題專家比埃爾•皮卡爾對筆者表示，目前法國有把中國妖魔化的傾向。比埃爾•皮卡爾認為，“我們這些所謂的民主國家并不一定是中國照搬的榜樣”，“為建設一個多元世界，就需要占全球人口1/5的中國，不能排斥中國”。這些法國精英的看法，從戰略高度回應了那些尖銳指責中國的人，也說明“單向度思維”無法壟斷一切。正因為他們的努力，法中關系才這么多年來保持著友好的狀態。

　　中國仍需提高自身形象

　　不同文化、不同人的相互理解與否，還與生活習慣、心態、行為舉止的差異有關。筆者在接待一個高級代表團時就遇到這么一件麻煩：一位女士在載客巴士上剪手指甲，開車的司機竟然發了脾氣，說“為什么中國人就不講禮貌，要剪指甲應該回家剪，不該弄臟我的車”。諸如此類的事很多，以至于法國人伯納•圣—若弘在《十二億火星人：一個法國人眼里的中國》一書中說，所有到過中國的西方人一定都遇到過令他們無奈、可笑、緊張、煩惱或不解的場景，從而在心中對中國人產生一種矛盾甚至于激烈的情緒，如他的一位中國朋友會一邊吐痰，一邊自信地對他說：“北京比巴黎干凈”；有錢的中國人總愛顯示出他們的低級趣味；中國人不常洗澡但常洗衣服，“所以身體的污垢往往被掩飾在潔凈的衣服里面”；中國人對動物有鐵石心腸，包括對自己養的寵物也不例外等等。當然，伯納也說：“我愛中國，我喜歡中國人。”他認為，世界文明得益于中國的四大發明，直到現在，“我們應該向中國學習的地方還是很多”。

　　盡管法國人對中國缺少了解，但他們還是對中國人勤勞、刻苦、做事有方法、很有生意頭腦等特點有所認識。與尖銳說中國的法國政客和缺少客觀、公正的法國媒體相比，普通法國人其實通常是單純、善良的，他們對認為不公平的現象就要叫上幾句，也會對美國的霸權地位不服氣。法國人對中國缺少真正的了解，除了受自己心態和意識形態的局限外，也有信息交流不到位的問題。在7月初有關法中關系的論壇上，有一位法國記者呼吁：“中國其實越來越好，為何西方抨擊越來越嚴厲？中國不善于搞公關也是一個重要原因。”而這種公關顯然需要中國付出更多，更需要理解包括法國人在內的西方人的心理和文化習慣。舉個例子來說，筆者這兩年聽過多次中國駐法大使對法國人的演講，由于了解法國人的心態，每次演講后，總有法國聽眾對筆者感慨說：“我們這下子就了解中國了。你們有這樣的大使值得慶賀，而我們駐華大使經常連中文都不會說，這讓我們感到羞愧。” ▲

　　（作者是法國歐亞協會秘書長、魯昂工商會中國事務顧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