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封建文化”，那個背時的孔夫子從五四時期起，它在天上或是地下都沒有一天安身日子過。陳獨秀痛斥他，吳虞打倒他，魯迅挖苦他-----。不過，近兩年大有“否極泰來”之象，先先后后，國內國外以發揚中華文化之精神，初步落實老先生政策，學術上重新定位，有海外學者創造和發展了老先生的學說，而且國家還建立孔子學院，從此儒學不光可教化國人，也可教化洋人。

   究竟什么是儒家、儒學、儒教？歷史上，儒，開始于孔子；發展于孟子；光大于董仲舒；注釋集大成于朱熹。孔子說自己是“述而不著”，最有名的《論語》，也是由弟子編纂而成，可以說，孔子沒有什么作品。 孔子是一位“儒”，是“儒家”創建人。劉歆說：儒家“游文于六經之中，留意于仁義之際”。孔子的主要貢獻就是收集整理了六經就是《易》、《詩》、《書》、《禮》、《樂》(今佚)、《春秋》(魯國編年史，起自公元前722年，訖于公元前479年即孔子卒年)。這些經的性質由書名就可以知道，唯有《易》是例外。《易》被后來儒家的人解釋成形而上學著作，其實本來是一部卜筮之書；孔子的最大貢獻應該是辦私學。孔子以后的幾位集大成者其最大的成就就是對他的幾部著作注釋，同時，加進自己的私貨。　　

   中國的統治者歷來把儒家抬到一個嚇人的高度，“儒教是真正的中國宗教信仰文化，它融道教與佛教于一體”，果真如此嗎？帶著這個問題，就翻書、就學習。林語堂先生說：“孔子學說，干脆些說，不是宗教，它是一種對待人生與宇宙的思想，接近宗教而本身不是宗教。”魯迅先生也說：“誠然，每一縣固然都有圣廟即文廟，可是一副寂寞冷落的樣子。一般的庶民，是決不去參拜的，要去，則是佛寺，或是神廟。”　　

   正如魯迅先生所說：“總而言之，孔夫子之在中國，是權勢者們捧起來的，是那些權勢者或想做權勢者們的圣人，和一般的民眾并沒有什么關系。其實，在我們的歷史上，從祖先的原始崇拜的時代到定孔子與一尊的西漢董仲舒的年代，前后一千多年。之前的五百年是商周宗教文明時期，之后五百年是春秋戰國的百家爭鳴時期。諸子百家的文化局面與春秋戰國時期在政治上的局面是一致的，是一個沒有秩序，沒有權威的時代，也是這個時代的象征。他前后持續了五百年，直到秦始皇重新統一中國。秦代是中國文化的第二個關節點。近五百年的戰亂結束后，文化上的混亂局面也已“焚書坑儒”而告結束。

要知道，從董仲舒到程朱理學也不過一千年歷史，期間戰亂不斷，文化變遷更是此起彼伏：魏晉玄學，隋唐佛教，禪學各領風騷一代。老實說，孔二先生在這一千年里究竟安身過了多久？儒學在其中發揮了多大作用？早期穩定的五百年宗教影響尚未成什么精神，稀稀拉拉的儒教影響反倒融化在血液中了，豈非咄咄怪事。

   中國落后的根源在哪里？國民的劣根性在哪里？十九世紀以來，由“中體西用”到“全盤西化”，由“批判繼承”到“創造性轉化”，出于對民族命運和國家前途的關心，幾代人上下求索，提出了許許多多發人深省的問題。但是，文化問題卻不斷地困擾我們。

   秦王朝在中國歷史上的存在是短暫的，但影響卻是深遠的。他所建立的專制政治的操作方法成為中國歷代統治者的范本，成為中國政治的時代不變的準則。“廢秦苛法”，只不過是“話一句爾”。秦始皇以文字的統一，邁出了他的思想文化政策的第一步；緊接著，他又以粗暴的方式禁止了除農桑之外的一切思想文化活動，但終因操之過急，秦始皇所推行的專制文化政策歸于失敗。與之不同的是漢武帝采納董仲舒的建議，實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思想文化政策，以樹立思想偶像，創立“天人感應”的神學理論來達到“更化”，控制思想的目的。他巧妙地把專制的政治思想與儒學學說結合在一起，將儒學推演為漢代的官方的哲學，成功地解決了專制政治的思想控制問題。

   表面上看，“獨尊儒術”定孔子思想為尊，以儒家文化為根本。實際上，孔儒之學已是名存實亡，它自身所存在的豐富發展的可能性也在這一思想文化政策下被扼殺了。儒學的社會功能，在被統治者們抬到嚇人的高度后成為封建專制政治的敲門磚（魯迅語）。儒學最終被演變為統治者文化的法寶，專制政治的武器。對此，董仲舒說得十分明白“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務使并進，邪僻之說滅息，然后統記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以矣”（《漢書.董仲舒“傳”》）。假儒家之名，行控制思想之實，民之所以，專制可行。這便是“獨尊儒術”的實質與專制文化的目的。

   這種思想文化政策下的儒學究竟如何呢？且看秦漢之后，所謂“政治—文化一體化”的儒家文化；一曰通經致用，學隨術變，成為種種統治術的思想基礎。二曰注經釋典，繁瑣考據，成為專制政治的文化幌子。這種僵化、教條的經院學說，其意義不過是維持儒學在形式上的虛假存在，掩蓋其文化僵尸的實質。至此，專制之種種惡行無不假儒學之名而行。兩千年的封建統治，有多少朝代就有多少內容各異儒學，然而依據經典、唯上唯書的特征始終不變。當孔儒之說被定于一尊時，其學說自身發展的可能性也就宣告終結，剩下的只是那副至尊至上的軀殼了。

   何謂儒學的本意？就是孔子本人，也沒有認為自己就是圣人，認為儒學是神學。在他的學說中，：“天”這個概念也是商周宗教神學體系里的東西。“總而言之，孔夫子在中國，是權勢者們捧起來的”。在商周神學體系那里，儒學最多只是衛道士，連支派的資格也沒有。孔老二的“克己復禮”，其目的是“天下歸仁焉”。仁者，“親也。從人，從二”。（許慎《說文》）。董仲舒看重的還是那個“親”字最重要，擺不脫的還是那個“一脈相承”；萬法歸宗，歸到那個祖宗崇拜的身上。

   何謂儒教？“有多少部哲學史就可以有多少位孔子”。就李厚澤先生的這句話，孔子就不算是宗師，儒教也就不成其為宗教。所謂“孔學名高實秕糠”，道出了儒教的真實—中國文化的一張皮而已。舊中國，在我們這個絕大多數是文盲的國家里，一個以宗法制，家長制為中心的社會里，各家、各個宗族的祠堂里供奉的祖先崇拜才是我們的共同信仰。而儒教則是士大夫階層的信仰，是過去讀書人、長衫黨們的的宗教。把儒教成為中華文化的主流，稱之為中華文化的根本，統統是不顧事實的歪曲，犯了以局部概括整體的邏輯錯誤。儒教，至多是中國社會的一張“皮”，這張皮緊緊包裹下的“文化”才是中華文化的真實：目不識丁，但知羞恥，吃熟食，會勞作，有姓氏-------。正是因為廣大人民并不讀孔老二的書，規范人們的行為是商周神學體系所規定的宗法體系。可見，儒教并非宗教，更不是什么稱之為中國民族性和文化心理結構主要部分的東西。儒學或是儒教，是依附在祖先崇拜身上的商周神學體系的一些殘留物，其中包含優良的東西，也包含很壞的東西，正因為它是文化心理的存在侵入意識的深層，這不是想仍就扔掉，想保存就可保存的身外之物。

   可以看出，為什么知識分子無獨立性，依附某個階級身上的歷史緣由，儒學或是儒教不過是別人的，它只不過是依附而已。

   何謂儒教的形式。從等級森嚴、僵化的祭孔，可以看出的儒家說理體系是多么的僵化與等級森嚴。舊中國，從朝廷到州縣，每一級官府所在的城池都有一座孔廟，每年春秋兩季，均在此舉行祭孔之禮。祭孔儀式上，所有的紀念牌位與孔子的牌位均嚴格按照等級加以排列的，有的圣賢的牌位并排朝南放在主殿的祭壇上，而大多數圣賢的牌位則被安置在東西兩廂的配殿中。偶像的供奉形式，無論是嚴格的等級排列，還是廟宇及其祭祀典禮，其真實含義不過是封建等級制度的復制罷了。這種模式的象征方式，以視覺和環境氣氛的烘托，無時無刻地提示人們：你們的行為應以此為據。“紀念牌位均嚴格按照等級加以排列的”與“他們供職的官僚機構等級森嚴是一致的”。這種模式化的方式，其外在的形式就是中國社會士大夫階層的社會組織形式。于是，我們這個大一統的文化始終是名實各異的，似是而非的說理體系。按原始本能辦事，照孔孟之道解釋，說一套，做一套。政治生活如此，社會生活也如此，就連實則是男歡女愛只要在說法上與“孝”“等級”相通，于是養二奶也好，養漢也罷，都可堂而皇之地暢行于天下。這也是現代的中國社會官方尊孔的理論根據！

   何謂儒家學說或是儒教的思想控制。中國社會思想文化領域歷來由少數士大夫階層所獨斷，深刻地影響社會政治機器的運轉，卻與民眾少有直接的干系。中國民眾自古以降素來赤貧，生活多為生命的延續和種族的繁衍而掙扎，其精神的寄托往往局限在生存的狹小范圍，以個人生存利益為根本，已封閉的村落和市鎮為單元，形成一個可以自圓其說的，游離不定的，相互之間常常發生尖銳沖突的社會體系。正如魯迅先生在《狂人日記》中說：“四千年來時時吃人的地方，今天才明白，我也在其中混了多年；大哥正在管家務，恰恰妹妹死了，他未必不和在飯菜里，暗暗給我們吃”。這就是在所謂孔孟之道下，被抬到一個下人高度的儒家或者是儒教，中國國民性的特征。因之可以說，典型人物阿Q是中國社會底層在重重重壓下心里解脫的唯一選擇，是游蕩在自我解釋中唯一可以找到的最后一塊圣地。看看現實社會的農民工和底層的人們，就更應該感謝魯迅先生。

   何謂儒教或是儒學教育下的人物。儒教或是儒學，實在是中國士大夫階層讀書人的宗教，讀書是做官的必經之道，所謂君臣之禮，綱常明教，在他們那里真可謂刻骨銘心，侵入肌膚，而對中國老百姓來說，并無實際的利益而言。在這種制度下，按照孔孟之道培養出來的人，不能說都是壞人。但是，衣冠禽獸何其多也。《桃花扇》的作者孔尚任（這個孔家的后代），在非常講究氣節的封建社會，氣節不如妓女李香君；在明末的崇禎在朝堂上對大臣們說：“我非亡國之君，爾等皆是亡國之臣”，這些知識分子的精英們面對即將亡國之時，束手無策，百無用處，在崇禎吊死煤山時，只有一個忠實的太監王承恩陪伴他，士大夫們忠誠不如一個太監；在滿人進關建立清朝，是知識分子的精英給滿人獻計“留頭不留發，留發不留頭”的惡毒詭計，又是飽讀圣賢書的士大夫們第一個積極響應“留頭不留發，留發不留頭”的摧殘中華文化的政策；像范進、孔乙己之流真是數不勝數。

   凡是儒學盛行的時代，迷信、風水、算命等等也隨之昌盛。

   凡是儒學盛行的時代，各種腐敗，違反社會倫理道德的最猖獗。

   凡是儒學盛行的時代，也是讀書人（現代人叫知識分子）鮮廉寡恥的時代。

   儒學的興盛并不是我們這個民族的興事，它使我們有了五四的新文化運動之后，依然難以擺脫愚昧的文化困境，這將是嚴重制約中國發展的重大問題，不得不引起人們的注視，如何改造我們的文化，既是一個現實問題，更是一個戰略問題。

參考資料

1、李澤厚《中國現代思想史論》

2、《魯迅全集》

3、成大學報

4、林語堂《吾國與吾民》

5、《比較宗教學》

6、《中國通史》

7、《中國宗教史》

8、漢書

9、后漢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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