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全球華人歡度虎年春節之際，奧巴馬在幾經推遲之后，終于宣布在2月18日、中國農歷正月初五這一天正式會見達賴。至此，美國在短短的兩個月間向中國打出了所有的牌：貿易糾紛、谷歌事件、人民幣匯率、軍售臺灣。

美國政要會見達賴不過才二十年的事情。也就是冷戰之后，不再需要中國共同對抗蘇聯。要知道此前，達賴要想拿到赴美的簽證都很難。這其中的變化自然顯示了美國的實用主義、國家利益至上的特色。雖然美國也常常聲稱捍衛自己的價值觀，認為這是美國的立本之本、核心利益，但落實到行動上，捍衛的則是具體的國家利益。正如這次對臺軍售，明明是美國的國內法用到國際事務中，是對中國主權根本利益的損害，但美國在臺協會主席薄瑞光聲稱：“美國最近批準向臺灣出售價值64億美元的武器，符合美國的利益。”當然名義上美國的利益，實質還不是財團寡頭的利益？畢竟，對臺售武、會見達賴，會減少人均四萬美元的債務嗎？會讓失業率下降嗎？會有助于盡快走出經濟危機嗎？和當今第二大經濟體中國對抗，其效應恐怕正相反。獲利的只有軍工巨頭和奧巴馬個人和它背后的民主黨（拉抬支持率）。

許多人難以理解的是，中美之間有巨大的共同利益，無論是反恐、核武器擴散、氣候保護還是經貿合作都是如此。正如奧巴馬所說：離開中美兩國的合作，國際上沒有一件事可以解決。可以說中美之間的共同利益遠遠大于臺灣和達賴。從正常的角度講，如何處理兩者的關系是顯而易見的。然而，美國的行動表明，中美共同利益雖然巨大，但未必可以導致雙方在不同利益上的讓步，在這方面雙方仍然是零和的游戲。至少，中國希望以做大共同利益的方式來解決不同利益的思路需要反思。

美國這一次選擇全球華人歡度春節之際會見達賴，再次顯示了東西方文化的不同。中國文化，即使雙方再敵對，也要回避在對方有紅白喜事的時機發難。這就是道德底線。但西方文化，正好相反，往往選在這個時候對對手進行攻擊。如2008年北京奧運會，對于百年才有的盛事，西方卻抓住不放，一再要中國難堪。這自然引發舉國上下、全球海外華人格外強烈的反彈。然而，制度可以改變，文化卻是難以改變的。這是重新復興的中國需要銘心切記的。

奧巴馬會見達賴，其說詞是達賴是一位宗教人士，和政治無關。如果這個邏輯成立，但何以美國又積極“建議”中國政府和達賴的私人代表會談？一個宗教人士的私人代表能代表“西藏流亡政府”嗎？如果能代表，他豈不是一位政治人物？豈不是更有違西方早已放棄的政教合一嗎？顯然，在會見達賴和達賴與中央政府談判兩件事上，美國搞的是雙重標準。這也是美國和西方在世界上左右逢源的原因。不打破西方的話語權和規則解釋權，中國仍然將在東西方博弈中占據下風。

最后需要一提的是，許多國際觀察家認為這一次中美關系突然惡化，與此前不久的哥本哈根氣候峰會、伊朗核武器有關。這兩件事中國都表現十分的強硬，對西方的要求不予回應和配合。然而，這種說法并站不住腳。氣候變化，發達的西方應該承擔主要的責任。這不僅僅因為它們更有能力，也不僅僅因為氣候變化對它們影響最大，更因為西方是主要的責任人。氣候變化實是西方推動的現代化的負產品。中國做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不可能承擔超越自身能力、發展階段的責任和義務。至于伊朗核開發，這本來就是根源于過去美國的扶持。“因”是美國種下的。后來美國對伊朗采取遏制和敵視政策，逼使伊朗加速發展核技術以求得本國安全，這個“果”也是西方逼出來的。西方不思已過，反而向中國施壓，豈不荒唐。更何況沒有被西方控制的伊朗事涉中國能源安全，中國也已取代歐盟成為伊朗最大貿易國，中國憑什么要自我犧牲成全西方？而且最重要的是，奧巴馬訪華期間，公開告訴中方將要會見達賴。在這種情況下，還要中國多多付出而滿足西方，豈不是強盜邏輯？然而，這就是西方文明“強權即真理”的精髓。

現在的中國，和1840年一樣，面對的依然是一個唯利是圖、不擇手段而且沒有底線、嗜好擴張的霸權主義西方。唯一不同是，東西方現在的力量對比，使得西方并不能為所欲為。但我們也必須由此清醒的認識到，中國和西方恐怕是不可調和的矛盾，要么是東方壓倒西方，要么是西方壓倒東方。我們不妨看看西方是如何最終接納昔日的挑戰者日本和德國（徹底打垮、軍事占領、完全西方化改造），又是如何對待曾經全盤西化的俄羅斯（打敗而沒有打垮，于是繼續遏制）。

顯然，這一次，奧巴馬春節會見達賴，打破了所有中國人（最好也包括自由派）對美國殘存的任何一點幻想，而事實上，對處于轉型期間的中國也確實起到了凝聚共識的作用。如果說要拉抬民意支持率，中美雙方都做到了。對西方有清醒的認識，喚起全民的共識，這對未來的中國崛起之路委實未必不是一件好事。中美世紀大博弈，誰是贏家誰是輸家，還真需要從大歷史的角度尋找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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