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拜和被崇拜與搞崇拜和反崇拜是一對對立統一的矛盾。說他是對立統一的，既是說它們同一的相對性和斗爭的絕對性。可不管是處于相對的同一狀態也好，處于絕對的斗爭狀態也罷，這對矛盾的兩個屬性的客觀存在，都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
但是，人們特別是那些強人們，卻常常想以自己的意志來轉移這對矛盾的兩個屬性的客觀存在。到了20世紀7、80年代，這對矛盾的性質和含義，就似乎“以人的意志為轉移”了。“崇拜”似乎成了人民群眾“愚昧”的代名詞；而被崇拜和搞崇拜則成了毛澤東的個人的“專利”；反崇拜呢，卻給大大小小的政治家、理論家們圖上了曠世英雄的色彩。
從那時以來，只要一提“個人崇拜”，就是針對毛澤東的，似乎，在現代中國，只有毛澤東一個領袖在搞“個人崇拜”，并且，這是他常反的一個錯誤。好象他要是不搞“個人崇拜”，就不那么英明，不那么正確，不那么偉大了，別的任何人都可以取而代之了。總之，搞“個人崇拜”是他的個人的政治錯誤，不接受也無法反駁，誰讓你去世了呢。
其實，所謂崇拜，無非就是對一個人或一個領袖敬佩到了不加懷疑、甚至盲從的程度。比如，宗教上佛教徒對釋迦牟尼的崇拜；基督徒對耶穌的崇拜；還有天主教徒對圣母瑪利亞的崇拜，等等。在我們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也出現過對毛澤東主席的崇拜。尤其是土地革命時期以來經歷了五次反圍剿和舉世聞名的兩萬五千里長征的戰略大轉移之后，一直到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時期，黨內、國內和軍內對毛澤東同志的長時期的“個人崇拜”，就是一個極其特殊的“領袖崇拜現象”。
有一種說法是，在戰爭年代形成的對毛澤東的崇拜，是客觀的，是在與國民黨反動派進行軍事和政治斗爭的需要和結果，也是毛澤東同志在這個斗爭中的作用、地位和威望自然地、客觀地形成的，因而也是正確的和無可非議的。
說的更通俗一點，就是這個時期對毛澤東的崇拜，不是毛澤東同志自己用陰謀或者陽謀自己搞的，而是因為他英明、他正確、他偉大、他有權威，因此，從一般黨員到封疆大吏，從一般士兵到高級將領，都敬佩他、信任他、崇拜他，或者喊他“萬歲、萬萬歲”，那也是自發地，不是強迫地；是民主地，不是專制地；是正確地，不是錯誤地；是政治、軍事斗爭的需要，而不是崇拜不崇拜都行的可有可無。
這樣，我們是否就可以得出這樣兩個結論，有兩種崇拜，一個是客觀的自然地形成的個人崇拜，這種崇拜與被崇拜者的所謂“崇拜欲”無關，而是與他的建樹、功績、地位、威信等行為有關，不管你愿不愿，也不管你允不允許，你都得接受崇拜，即使你被動接受了個人崇拜，崇拜你的人群也不指責你是搞“個人崇拜”。因為在崇拜與被崇拜中，兩者是兩廂情愿，各得其所，共同受益，或者說最大的受益者還是崇拜者這一方。
至于說到搞崇拜和反崇拜就不同了。所謂“搞崇拜”是脫離實際地搞陰謀，本來是不學無術的政治投機商，本來是假話連篇的政治騙子，本來是毫無建樹的政治侏儒，為了竊取黨、國家和軍隊的最高權力，卻非要將自己打扮成歷史的功臣、政治巨人和社會的燈塔，那他不大搞“個人崇拜”怎么能混得下去呢？竊黨、竊國家者的目的怎么能得逞呢？
這類搞“個人崇拜”的政治騙子，在自己搞“個人崇拜”的時候，往往有兩個高招，一種是打著反對“個人崇拜”的幌子，在反對 “個人崇拜”的英雄壯舉中，達到自己的搞“個人崇拜”的丑惡目的。這類政治騙子的代表人物，就是前蘇聯的赫魯曉夫及其徒子徒孫們；第二種是打著大樹特樹別人的旗號，搞自己的“個人崇拜”。他們在口頭上不反對“個人崇拜”，而是將客觀正確的或主觀錯誤的“個人崇拜”推向極端，他們自己從中漁利。這類人的代表人物就是林彪。正像毛澤東所尖銳地指出的那樣，明曰樹別人，其實是樹自己。這兩種采取主觀唯心主義搞個人崇拜的人其實都不會有好下場，這也是歷史的必然。
人，不管是領袖人物，還是普通公民，還是老實一點好，如果沒那么大本事，沒有那么大功績，沒有那么高的地位和權威，就別做“個人崇拜”的夢，也別用那兩種反個人崇拜的伎倆來稿自己的“個人崇拜”。假如違背客觀現實，非要一意孤行，那不僅反不到別人的“個人崇拜”，自己還會在反對別人的個人崇拜中，遺臭萬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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