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面提到的《轉基因食品的安全性: 僅僅是科學問題嗎?》(http://alei6969.blogbus.com/logs/26314968.html)資料中,有一段話值得一讀:
20 世紀初期,在生物統計學家與孟德爾主義者之間發生了一場有關人類遺傳與進化問題的爭論。這對我們分析轉基因食品安全性的爭論是有很大啟示意義的。人們在找不到爭論雙方在科學背景和技術理由上的任何分歧后,只能轉向更寬廣的社會環境和利益關系方面來考慮。人們發現,生物統計學家之所以堅持遺傳和進化是可以預知的和可以控制的連續差異,是出于他們所代表的中產階級的利益要求,這一階級主張通過有計劃地改變社會中不同人群的相對出生率來改善種族。而孟德爾主義者之所以強調進化的不連續性與不可預知,是因為他們的階級和職業利益依賴于傳統的社會秩序,依賴于土地、圣經、農村的權威,而不是工業制造、城市和科學的權威。這啟示了我們,科學技術不是中性的,它從來就是一種社會產品,受到政治、經濟、軍事、社會、倫理、道德等等因素的影響,轉基因食品也不例外。盡管從科學技術的角度講,轉基因食品安全性的確存在著不確定因素、非預期效果和未知的長期效應,但在這場涉及方方面面的爭執中,科學技術常常只是一個堂皇的借口。
在應對“不明真相”群眾對“轉基因主糧”安全性的質疑中,那些力主“轉基因主糧”的院士、教授、專家們含糊回答的僅僅是“轉基因主糧”本身對人體的安全問題,他們應該回答的還有“轉基因主糧”對中國農業發展的安全,也就是國家的“糧食安全”問題。
關于這個問題,爭論也是非常激烈的。一年前,國際環保組織綠色和平和第三世界網絡聯合就提出過一份調查時間逾半年的報告《誰是中國轉基因水稻的真正主人》,把轉基因“專利陷阱”問題說得很嚴重。該份報告明確指出:中國目前主要的8種轉基因水稻品種都涉及多項國外專利,如果這些品種通過商業化審批,持有這些專利的國外生物公司可能對我國的糧食主權和農民生計產生極大影響。提出了“轉基因水稻究竟是外資生物公司為控制中國市場設下的專利陷阱,還是人口眾多的中國的戰略選擇”等問題。“至今還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批準轉基因水稻的商業化種植。”綠色和平組織食品與農業項目主任方立鋒說,一旦商業化種植,其中涉及的專利問題,將給中國帶來不必要的國際爭訟,甚至成為外資巨頭扼住中國糧食主權喉嚨的無形之手。
比較起來,力主“轉基因主糧”的院士、教授、專家們的回答顯得有些軟綿綿的。比較典型的如復旦大學生物多樣性科學研究所副所長盧寶榮對《財經》記者強調,每項專利都有明確的專利范圍,實際上這也在某種程度上防止了專利壟斷和濫用;另一方面,專利也都有時間限制,有些轉基因技術的專利保護期限可能只有五年左右。因此,他表示,這種問題仍然在可控的范圍之中,對于“轉基因水稻遭遇國外專利陷阱”的觀點不能認同。中國農業科學院黃大昉研究員則表示,即使國外擁有大量轉基因技術專利的大公司也不可能擁有所有專利,這些公司之間也會有授權、購買之類的商業行為。
即使作為旁觀者也可以看到爭論雙方給人留下的的印象是,一方提出的問題實在讓人擔心,另一方的回答并不能讓人放心,“專利陷阱”問題是客觀存在的。專利專利,重在一個利字,無利可圖,孟山都等國際種子巨頭搶注那么多專利干什么?有“專利陷阱”,就有利益爭斗;有利益爭斗,就有戰略布局。現在的情況是,人家布局在先,中國如果一定要走“轉基因主糧”的道,可能就只能在別人布好的陷阱局里找一條安全的路了。
這樣的局面實在讓人不放心。說實話,在內心里還有一點很不放心的是,我們有幾個急于推動“轉基因主糧”商業化種植,又與孟山都等國際種子巨頭水乳難分的的轉基因院士、教授、專家們,究竟是在想辦法把中國的糧食帶出這些陷阱?還是在想方設法把中國的糧食引入這些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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